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附录一 研究概况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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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研究概况评介

序跋评点释要 《三国演义》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 　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方式的概括。高儒认为，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提供的资料为基本的创作素材，广泛地从“小说家言”中提炼故事情节，对采自陈志裴注的史料，采自小说家言的传说，都不是简单搬用，而是极力铺陈，点染成趣，不仅适应了不同阶层人不同的鉴赏水平，而且反映了不同阶层人共同的心理情绪。高儒之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本面貌。现存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嘉靖本的庸愚子序就指出： “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大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修订坚持了罗贯中“据正史”的做法：删去许多与历史违背的地方，增入许多史有而演义无的东西。章学诚曾云： 《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丙辰扎记》) “三分虚构”，主要指《三国志通俗演义》广采“小说”提炼情节。既然“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方式和基本面貌，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评价必须充分注意这种创作方式和基本面貌。似章学诚样仅注意其“据正史”或似胡适样一点也不注意其“据正史”，都可能导致以偏概全，或用史著标准，或用一般小说标准裁度《三国志通俗演义》，难得公允之评。当然， “据正史”应达怎样的程度，在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怎样的方式，是另一个问题。 《三国》实叙，真而可考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基本认识。毛宗岗，字序始，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毛宗岗的父亲毛纶是《三国志演义》的热心读者，曾为其作过笺注。毛宗岗便将《三国志演义》原本进行修订，并加评点，题曰《第一才子书》出版，成为至今流传的一百二十回本。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历史上说和一般小说比起来，在真实性的要求上有什么不同？历史小说是否容许虚构？在多大程度上容许虚构？这是争论迄今的问题，中国小说批评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有两派见解： 一派认为历史小说 “据史演义”， 合该坚持史家实录精神；一派认为历史小说也是 “小说”， 理应符合小说艺术规范。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基本认识， 立足于 “坚持史家实录精神”派的立场。在 《读三国志法》中， 毛宗岗拿 “依史演义”的 《三国演义》和游戏之作 《西游记》作比较， 来突出 《三国演义》 的 “实叙”特色： “读 《三国》胜读 《西游记》 。 《西游记》捏造妖魔之事， 诞而不经， 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实， 真而可考也”。在托名金圣叹的 《三国志演义序》 中， 毛宗岗进一步肯定了 “实叙”的价值：正由于 《三国演义》 坚持 “据事指陈， 非属臆造”的 “实叙”精神， 才使得《三国演义》获得了 “堪与经史相表里”的巨大声誉。 毛宗岗 “《三国》 实叙， 真而可考”的基本认识， 沿袭前人者多， 个人发明者少。 中国长篇小说，发端于 “依史演义”。最初的动机， 无非 “补史之阙”。 这个因缘， 无形中铸成了一种对历史小说的习惯认识： 历史小说无非是用小说通俗的形式装裹史家实录精神。 《三国演义》的成功， 使得多数小说家、 小说理论家不可思索地接受这种观念， 以这种观念作为小说的标范。 对《三国演义》 的评论， 从一开始就恪守着这种观念。 毛宗岗对 《三国演义》的基本认识， 符合 《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 《三国演义》 向称 “七分实事， 三分虚构”。 毛宗岗的失误在于他对 “实叙”作价值判断时流露出的混淆历史小说和历史著作的倾向。 《三国演义》是造物自然之文 　毛宗岗对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认识。 毛宗岗在 《读三国志(演义)法》中提出， “造物者”是美的创造者， 艺术美有 “造物自然”和 “人为臆造”两种形态， “造物自然之文”在品格上远高于 “人为臆造之文。”《三国演义》 厌饫人心， 妙契自然， 是 “造物自然之文”： “《三国》一书， 有巧收幻结之妙”。 三国纷争， “天既不祚汉， 又不予魏”， “此造物者之幻也”； “不假手于吴”， “而特假手于晋以一之”， “是造物者之巧也。 幻既出人意外， 巧复在人意中， 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 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 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 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毛宗岗把妙契 “自然”作为最高形态的美， 本无可非议。 但造化中的 “天工自然”和艺术上的“模写自然”并不是一回事。造化无为， 纯乎自然， 本无所谓美， 无所谓丑，无所谓奇， 无所谓幻。 艺由人为， 皆是天工、人巧的凑合。正由于皆有人巧，才有师法造化， 摸写自然和师法心源， 笔补造化的分别。 毛宗岗不审其间的区别， 把 “妙契自然”等同于 “造化自然”， 忽视了艺术创造中作家的能动性。 《三国》写出三个奇人， 故人喜读 《三国》胜于诸史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成就的认识。 毛宗岗认为， 《三国演义》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塑造了众多的人物， 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古史甚多， 而人独贪看 《三国志 (演义) 》者， 以古今人才之聚， 未有盛于《三国》者也。 ……吾以为《三国》有三奇， 可称三绝： 诸葛孔明， 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有此三绝，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演义)》者也”。(《读三国志(演义)法》)毛宗岗指出， “三奇”奇就奇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同一类型人物的全部美德或恶行。毛宗岗论及《三国演义》人物塑造成就时的“三奇”之说，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 《三国演义》确实精心刻化诸葛亮之智、关羽之勇、曹操之奸。但“三奇”能否称得上人物性格塑造的“三绝”，值得一议。诸葛亮、关羽、曹操形象塑造得确实很醒目，不少情节设计得也较精采，如写关羽勇冠三军时设计的“温酒斩华雄”；写诸葛亮足智多谋时设计的“舌战群儒”、 “草船借箭”；写曹操机智有权数时设计的“借头”、 “借发”等。但塑造“三奇”的美则无往不美，恶则无往不恶的古今第一塑造方式，在多数场合难奏奇效，这种方式很容易诱导作家把人物从现实生活领域送入观念领域，把活生生的复杂丰满的人物简单化，纯粹化为观念的符号，使人物形象不仅失去现实感，而且失去真实性。 “三奇”之中，曹操形象相对说来比较丰满，就在于塑造曹操时绝对化色彩较淡，不仅写他“奸”的一面，也写他“雄”的一面。诸葛亮形象相对说来最单薄，就在于一味渲染其智，以至于拔高到“天人”的地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至于(《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置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说准了《三国演义》人物塑造上的失误。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是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击中了《三国演义》人物塑造上失误的要害。 《三国演义》写人妙善于无处写 　毛家岗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经验的总结。小说艺术的核心是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多种多样，最常用的有两种：或直接描写欲写人物的言谈心理，所作所为，正面刻化，毛宗岗把它唤作“于有处为”；或间接描写与欲写人物相关的环境、人物、事件、侧面点染，毛宗岗把它唤作“于无处写”。毛宗岗认为， 《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尤其在塑造正面人物时，不仅精于正面刻化、 “于有处为”，而且善于侧面点染，“于无处写”。《三国演义》写人“善于从无处写”的经验，在诸葛亮、关羽的形象塑造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于无处写”在艺术上是避难就易、因巧致胜的手法。抒情短诗、绘画、小品可以纯以虚写取胜，叙事长诗、绘画长卷虚写难以见功，以写人为目标、以叙事为手段的小说更是如此。小说人物性格主要靠正面刻化，“于无处写”仅仅是“于有处为”的补充手段。诸葛亮的过人之识，读者是从“隆中对”中获取的，诸葛亮用兵之神，读者是从“火烧博望波”中领略的。有了三顾的渲染，读者接受起诸葛亮过人之智，用兵之神毫不勉强；但假如“隆中对策” “火烧博望”写得不似现在这样有声有色、倍加精采，侧面点染可能产生的效果会化为乌有，甚至会走向反面，使读者横生受到愚弄的反感。毛宗岗 “写妙人者不于有处为， 正于无处写”，严格说来是有片面性的。 《三国演义》写人善于用衬 　毛宗岗对 《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经验的总结。 “用衬”即通过性格对照使对照双方的性格更加鲜明、 突出。对 “善于用衬”的认识建立在对人物个性理解的基础之上。 毛宗岗认为， 同一类型的人物， 却各有一样性格。不同的人物性格， 在 “用衬”即性格对照中最容易得到表现。 毛宗岗把性格对照方式分作两类： 以对立的性格特点互相对照为内容的 “反衬”和以相似的性格特点互相对照为内容的 “正衬”。 并认为， “反衬”容易突出双方的性格差异， “正衬”却能够强化双方的性格， “正衬”的效果较 “反衬”更强烈：“文有正衬、 反衬。 写鲁肃老实， 以衬孔明乖巧， 是反衬也。 写周瑜乖巧， 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 是正衬也。 譬如写国色者， 以丑女形之而美， 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 写虎将者， 以懦夫形之而勇， 不若以勇士形之而觉其更勇。读此， 可悟文章相衬之法。 ” (第四十五回首评) 　《三国》叙事五色纷披各成异采 　毛宗岗对 《三国演义》叙事技巧的总结。在 《三国演义》 评点中， 毛宗岗指出《三国演义》叙事有五 “善”十二 “妙”： “善于用避”、 “善于用犯”、善于用逆”、 “善于用衬”、 “善于用虚”；“有同树异枝、 同枝异叶、 同叶异花、 同花异果之妙”、 “有星换斗转， 雨覆风翻之妙”、 “有隔年下种、 先时伏着之妙”、 “有横云断岭、 横桥锁溪之妙”、 “有将雪见霰、 将雨闻雷之妙”、 “有浪后波纹， 雨后霢霖之妙”、 “有寒冰破热， 凉风扫尘之妙”、“有笙箫夹鼓， 琴瑟间钟之妙”、 “有添丝补锦， 移针匀绣之妙”、 “有奇峰对插， 锦屏对峙之妙”、 “有近山浓沫， 远树轻描之妙”、 “有以宾衬主之妙”。 “五善”中的“用衬”、 “用虚”， “十二妙”中的“奇峰对插， 锦屏对峙之妙”， 主要讨论人物塑造。其余三“善”、 十一“妙”， 全面涉及小说叙事中情节的设计、 波澜的起伏、 文势的断续、节奏的掌握、布局的均衡、 主次的安排、 描写的详略等问题。 这“五善”、 “十二妙”， 独看难免显得琐细小巧， 就事论事， 统观则能发现其中蕴含着比较深刻新警的思想。 首先， 毛宗岗多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谈论叙事方法。在 《读三国志 (演义) 法》 中， 毛宗岗指出， 《三国演义》是素材本身的 “天然波澜”、 “天然层折”、 天然 “参差错落”、 天然 “变化无方”助成的 “绝世妙文”。在九十二回评语中， 毛宗岗进一步指出： 《三国演义》作者的 “结构之法”， 是从 “观天地自然之文”中悟解出来的。 现实生活本身曲折多变， 三国纷争更是曲折多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大奇局”。 纷争的局势， 使各派力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其次， 毛宗岗多从接受效果出发谈论叙事方法。 毛宗岗指出。 “天下奇局”还靠 “最妙文章传”。检验文章妙否的尺度，是接受效果，即能否“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 (《三国志(演义)读法》)决定接受效果强弱大小的，是能否厌饫读者的心理，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例如，小说情节设计应该曲折新颖， 《三国演义》“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情节曲折新颖，固然是“造物者之巧，之妙”的反映，同时也为适应读者的心理特点。因为， “奇”以“险”为基础， “妙”以“曲”为前题， “惊”是“喜”的条件， “快”是“疑”的结果。最后，毛宗岗多从辩证角度谈论叙事方法。毛宗岗指出，三国纷争本身“变化无方”反映三国纷争的小说也应变化多姿。不容有“印板文章”，应该“相理制宜”即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变化多姿的叙事方法。毛宗岗对《三国演义》叙事技巧的具体总结是琐细的，但其间蕴含着活的思想，仍有其堪值借鉴的价值。 《水浒全传》 施耐庵之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 　金圣叹对《水浒传》创作方式的描述 语出其著《水浒传序一》。在《水浒传序一》中，金圣叹谓作文有“难”、 “易”两条途径： “文成于易”：“迅速挥扫，神气扬扬”； “文成于难” “心绝气尽，面犹死人”。文章有“圣”、 “神”、 “化”三种境界： “心之所至，手亦至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所谓“文章三境”，实际上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规律之间三种不同的组合状态。以“心至手至”为特征的“圣境”，艺术规律对作家的创造力说来，还是一种巨大的束缚力量，作家只能循规蹈矩地进行构思和表现；以“心不至而手至”为特征的“神境”，艺术创造力获得了部分自由，但艺术形式对作家说来仍是一重难以忘怀的负担，作家刻意求工而斧凿之痕处处可见； “心手两不至”的“化境”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进入“化境”的作家，艺术规律对他全然失去了约束力，已成为他创造力的血肉相联的一部分，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不踰矩”。金圣叹认为，施耐庵通过艰“难”途径，进入了“化境”境界。进入“化境”的标志，是作家从创作冲动中解放出来，从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金圣叹用“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来描述《水浒传》的创作方式，仍有其堪值注意之处：首先，创造力充分自由发挥的“化境”的达到，必须经过“循规蹈矩”的“圣境”、“部分解放”的“神境”的阶梯。其次，金圣叹把“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的彻底解放视作作家进入“化境”的重要标志之一，强调了“冷静”在小说创造中的作用。冲动是艺术创作不可少的诱因，但冲动还不足以创造出艺术作品。进入创作过程的作家，必须从创作冲动中解放出来，以冷静之心思，写热烈之情感， 才能尽态逼真、传神写照、 入情入理、 维妙维肖。 最后， 金圣叹把能否创造出令人感到似乎是“无局无思无句无字”的作品视作作家进入“化境”的重要标志之二， 对小说的艺术形式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艺术形式美是艺术美的一部分。 艺术的内容 (感情、 形象) 可能潜藏在一切人心中， 能否把内容纳入艺术形式， 才把艺术家和一般人最终区别开来。 然而， 艺术形式过分突出，又会损伤艺术内容的表现。所以， 最美的艺术形式， 应该使人完全沉醉于它所表现的内容而丝毫想不到去赞美它本身的艺术形式。 艺术形式美的实现过程，是艺术形式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 否定得愈彻底， 实现得愈充分。 这就要求作家驾驭形式， 超脱形式； “心绝气尽， 面犹死人”， 把心思完全集中在内容的表现上， 而不去计较形式的高雅还是通俗， 华丽还是素朴， “左笔”“右笔”，“正墨” “反墨”， 总如人意。 金圣叹的描述， 与其说概括《水浒传》 的创作方式， 不如说是为小说创作悬示的艺术理想。 施耐庵做《水浒》一传， 直以 “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 　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塑造经验的总结，语见其 《水浒传》第五十五回首总评。金圣叹认为，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达到了高度的典型化： “写一豪杰， 即居然豪杰”， “写一奸雄， 即又居然奸雄”， “写一淫妇， 即居然淫妇”， “写一偷儿， 即又居然偷儿”。 (第五十五回首总评)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水浒传序三》) 《水浒传》能取得如此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在认识生活的时候， 采取了“因缘生法”的基本认识；作者在反映生活的时候， 坚持了“忠恕为门”的正确方法。把握住了不同人物的具体“因缘”，作家就达到了“物格”——透彻认识生活——之境，就能“尽人之性”：依据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因缘”， 塑造出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各异的典型人物来， “赞化音， 参天地”，创造出 “第二自然”。这是 “一心所运， 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可以是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之人， 进入创作过程中的作家，必须是狠鸷深刻的善于控制情感的人， 惟其善于控制情感(“恕”)，才能够避免对正面人物肆意拔高，对反面人物随意贬抑，才能使“其文字随因缘而起”，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金圣叹“《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道出了《水浒传》人物塑造成功的秘诀。金圣叹又称“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 (《水浒传序三》)通过对《水浒传》人物塑造经验的总结， 为中国小说建立起了“十年格物”、 “因缘生法”的扎实的艺术创造认识论， 为中国小说指出了严格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道路。 《水浒传》胜似《史记》， 《史记》是以文运事， 《水浒》是因文生事 　金圣叹对《水浒传》拥有大量读者、具有强烈感染力原因的解释，语见其著《读第五才子书法》。明清对《水浒传》、感兴趣的人，都喜欢拿《水浒传》和史学名著《史记》作比较。在金圣叹看来， 《水浒》和《史记》虽有一脉相承之处：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但《水浒》和《史记》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方式： “《史记》是以文运事， 《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个不同，使得《水浒传》不仅“《史记》妙处” “件件有”，而且“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1) “因文生事”的方式为作家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天地。在金圣叹看来，历史编纂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优秀史著的字里行间逼透着“文人之权”即史家的主动性。但史家的主动性在历史的编纂中并非漫无节制，而是被史学性质严格地限制在“以文运事”即史料取舍及判断的范围之内。 (2) “因文生事”的方式为作家深刻、形象、生动、逼真反映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 “《史记》以文运事”，即便司马迁“为文计，不为事计”即在驾驭史料上超越了束缚、获得了自由，他也无法克服史料本身的缺陷，从而不得不在再现历史中留下几页空白，在披露历史因果性中留下某些缺憾。 “以文运事”的《史记》，重心在“事”——史料的取舍与判断上：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刘知几《史通》) “因文生事”的《水浒》， 重心在“文”——人物的性格本色、情感历程上。小说的特点要求小说家设身处地、入情入理、巧构形似，立体地再现生活画卷。深入细致、尽态逼真的描写是小说功能发挥的基本途径，没有尽态逼真的描写，就没有具体的艺术形象，因而也就没有小说。金圣叹用“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为史著和小说划疆分界，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质，澄清了明清盛行一时小说为“正史之余”的糊涂认识，高扬了小说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单位。 《水浒传》的背面铺粉、正犯、略犯等文法，非他书所曾有 　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塑造的总结，语见其著《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认为，对小说家说来， 《三国》、 《西游》皆是出力难讨好的题目： 《三国》太实，头绪繁纷， “笔下拖不动，踅不转； 《西游》太虚， 线索单调，“只是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 《水浒》是个“好题目”：“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以人物为线索，便可“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 (《读第五才子书法》)然而，从另一角度看， “好题目”又是个大难关。因为，一百八人虽“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三教九流、猎户渔人、屠儿刽手”之分， “精灵、粗卤、村朴、风流”之别，但“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一百八人有很大的类型性。金圣叹认为，施耐庵克服了这个难关。施耐庵克服艺术难关的可贵经验之一，是他成功地创造并熟练地运用了“背面铺粉”、“正犯”“略犯”等“文法”。金圣叹所谓的“背面铺粉”、“正犯”、 “略犯”等“文法”实际上是对人物塑造中性格对照方式的素朴概括。金圣叹总结出的《水浒传》性格对照方式，基本有三种： (1)性格内容差距很大的不同人物间的性格对照，金圣叹名之曰“背面铺粉法”：把性格内容差距很大的两个人物“相形对写”。(2)性格内容接近的不同人物间的性格对照， 金圣叹名之曰“正犯法”、 “略犯法”。 “正犯法”多是不同人物的相同行为的对照， “略犯法”多是不同人物的不同行为和相同情境的对照。(3) 同一个人物性格内部对立因素间的对照， 金圣叹没有对这种性格对照方式的特征进行概括， 评点中却常有涉及。 例如， 宋江的“奸雄之才”和 “豪杰之气” (具体阐释中多有歪曲) , 鲁达的“粗”和“细” ，林冲的“忍”和“狠”，武松的 “爱”和 “恨”， 李逵的 “残忍” (战场上) 和 “善良” (放李鬼) 、“贪酒” (平日习惯) 和 “涓滴不饮” (特殊情况) 、 “直率”和 “奸滑”等等， 金圣叹在评点中无不随文点出， 并作出相应的评析。金圣叹之前， 容与堂本 《水浒传》 评点人已经注意到 《水浒传》塑造人物时的性格对照手法。 金圣叹对性格对照手法挖掘得更细致， 更系统。 然而， 和容与堂本评点人一样， 金圣叹注重的也是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方式， 对 《水浒传》 中更高级的性格对照方式， 塑造宋江形象时运用的性格内部对立因素的对照方式， 多有错误与误解。 施耐庵之笔， 真是独有千古 　金圣叹对 《水浒传》语言艺术和描写技巧的誉扬， 语见其 《水浒传》第十五回回首总评。 《水浒传》 问世之后， 就以它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娴熟的描写技巧赢得了历代知识界的关注， 金圣叹 “独有千古”之誉即是对前人认识的总结和发展。 金圣叹认为， 《水浒传》在语言艺术和描写技巧上的下述成就， 奠定了 《水浒传》 “独有千古”的历史地位： (1) 《水浒传》 的语言是口语化的自然语言。 金圣叹指出， 《水浒传》在许多地方得 《史记》之妙， 妙处之一，即 《水浒传》用口语化的自然语言叙事写人。 (2) 《水浒传》 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艺术语言。 金圣叹在评点中一再指出， 《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 一个人说的话， 他人定说不出。 这是因为， 《水浒传》 中人物的语言， 渗透着人物各自的情性。 (3) 《水浒传》 的语言是多变化的丰富语言。 金圣叹在评点中盛赞《水浒》 语言 “诡谲变幻”的特色： “笔有左右”，墨有 “正反”， “左笔不安用右笔”， “正墨不成换反墨”。 “一手而画数面”， “一口而吹数声”。“写英雄失意， 使人如坐冬夜”； “写英雄得意， 使人忽上春台”。 壮美处，“山摇地撼”； 优美处， “柳丝花朵”。 “如是手笔， 史惟史迁有之。 而 《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 《水浒传序一》 、《水浒传序三》、第十一回、第八回回首总评) (4) 《水浒传》 的描写能大处落墨。 第十二回回首总评中， 金圣叹称赞道： “古语有之： ‘画咸阳宫殿易， 画楚人一烛难； 画舻舳千里易， 画八月潮势难’。今观 《水浒》 至东郭争功， 其安得不谓之画火潮第一绝笔也？”“绝”就绝在这段描写， 不在细微处滞留， 而于大处落墨， 把读者目光引向既定的目标。 (5) 《水浒传》的描写能细处传神。在评点中， 金圣叹十分留心《水浒传》的细节设计， 不仅细致玩味细节设计的刻苦用心， 而且充分肯定细节描写的传神效果。 《水浒传》的细节描写为人物活动创造出一个具体可感的环境， 一个特定的生活气氛。 (6) 《水浒传》的描写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程度。在金圣叹看来， 《水浒传》 “假事说来却以逼真”的效果，得益于《水浒传》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描写方法。金圣叹认为，上述六点，使《水浒传》 “独有千古”，与《庄子》、 《离骚》、《史记》、杜律并肩媲美，各领风骚。不过，金圣叹这个认识，几百年后才觅得真正知音。钱玄同以“描写真切”推《水浒传》为“中国近五百年来”三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之一”。 (《儒林外史新叙》)胡适称： “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水浒传考证》) 《西游记》 《西游记》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不可没也 　语见陈元之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为《鼎锲京本全象西游记》所写之序。元之，南京人，他皆未详。陈元之此说，是在论战中形成的。 《西游记》问世之后，许多人以“子”、 “史”的标准为尺度，对《西游记》的价值横加贬抑： “此东野野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真实可靠)，以为子则非伦(有条有理)，以言道(宇宙规律)则近诬(撒谎欺骗)”。陈元之即对此而发。陈元之认为， “史”应该“信”， “子”应该“伦”，但空有其名的“子”、 “史”同样是撒谎欺骗： “子(论战对方)以为子之史皆信耶？子之子皆伦邪？……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有意撒谎的“子”、 “史”，一无价值； “有意撒谎”的小说，价值固在。因为， “史”记的是事之“已然”，以信取人； “子”论的是事之“必然”，以理服人，“非信非论”，价值全失。而小说写的是事之“可然”，以趣移人。小说虚构想象的性质，可能使人产生小说有意撒谎的误解，却给小说家“强化”或“淡化”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使小说产生出诱人的趣味，无形中给人以教益。 　陈元之划清小说和“子”、 “史”的界限，扬弃了从实用角度衡量文学作品的旧传统，把小说当作小说，寻绎《西游记》的价值。在当时的小说批评中，这是较新颖的批评意识。 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 　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对《西游记》艺术特色的概括。谢肇浙认为，小说之所以能在文苑史林中占一席之地，和文、史并立，在于小说具有一般文字都具有的作用之外，还具有文、史难以具备的通俗的形式(俚)、诱人的趣味(味)。通俗易求，隽味难得。“《西游记》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谢肇浙的“至理”之说，从小说艺术特征出发，断《西游记》旨归人“驯伏心猿”的理想，虽也有比附孟子“养气”(“求放心”)之嫌，然毕竟仅道二者冥契暗合，未存有意图解之想，识见较浪猜真诠，苦求寓意者高明得多。故独蒙鲁迅拔赏： “……这本书(指《西游记》)的宗旨……议论纷纷。……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 　明人睡乡居士(姓名里居不详)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论及小说创作得失时顺便对《西游记》的艺术成就作出的评介。 “幻”，指小说家虚构想象的题材处理方式； “真”，小说艺术的灵魂； “传神阿堵”，神采、特征所在。典出《世说新语·巧艺》： “顾长康(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睡乡居士认为，小说“幻易而真难”。小说创作的一个通病在于“失真”。 “失真之病，起于好奇”。 “好奇”在题材追求怪诞和描写落入浮泛上集中表现出来。 《西游记》取材怪诞，却脱群超俗，处处逼透出“真”的气息。睡乡居士所谓的“真”，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生活实有或经传所载，而是指作家的逼真的艺术描写，以及由此而在读者心灵中激起的似真的心理效果。 　逼真的艺术描写和似真的艺术效应。常常从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化程度上体现出来。睡乡居士之评，虽是廖廖数语，顺便提及，却也要言不烦，切切实实地道出了《西游记》艺术之长。 《西游》一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谑笑谈处，显露心法 　清人刘一明对《西游记》原旨的概括。刘一明，甘肃兰州金天观道士，自号素朴散人、悟元子。因嫌诸家《西游》评点“不能尽彰” “当年原旨”，故“再三推敲，细微解释”，成《西游原旨》一书。初刊于甘肃兰州(嘉庆十五年，1810)，再刊于湖南常德(嘉庆二十四年，1819)。上述断语，即出自《西游原旨序》。 “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性命双修”，在儒教指“穷理尽性”，在道指“烧丹炼鼎”，在释指“渐修顿悟”； “天机”、 “心法”，指儒家的“存心养性”、道教的“修心炼性”、佛教的“明心见性”。刘一明这几句话，括尽了视《西游》为证道之书评点人的全部手眼。把《西游记》奉为证道之书的“证道”说，横行有清一代，说法五花八门。明吴从先《小窗自纪·杂著》： “《西游记》，一部定性书……勘透方有分晓”之说，已开“《西游》证道”之滥觞。首揭“证道”说的，是清初的汪澹漪(象旭)。汪澹漪诡称得《西游》古本，虚指作者乃道教北宗七祖之一的元朝道士邱处机，并逐回笺评，明标《西游记》为《西游证道书》。汪澹漪的笺评，立论庄严，趣味低劣， “每多戏谑之语，狂妄之词”。 (刘一明《西游原旨序》)影响不大。一本正经对《西游记》进行穿凿附会，助成“证道”之说的是陈士斌。士斌号悟一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有《西游真诠》。据尤侗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 1696) 《西游真诠序》 : 陈士斌的 “真诠”， “钩 《参同》之机， 抉 《悟真》之奥 ( 《参同契》， 旧题汉魏伯阳作， 讲炼丹的。 《悟真篇》， 宋张伯瑞撰， 讲采补的。 道流奉二书为秘笈) , 收六通 (佛教谓神境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往通、 漏尽通为六神通)于三宝(道教谓精、 气、 神为内三宝， 耳、 目、 口为外三宝) , 运十度(佛教渐修顿悟的十个阶级)于五行(相生相克的金木水火土， 道教使神弄鬼的依据) 。 ……”知“真诠”乃是为调和 《西游记》情节是西天取经而作者(被虚指误认的)是神仙宗伯之间的矛盾， 助成 “证道”之说， 用佛、 道种种名目对 《西游记》进行任意的附会穿凿。 《真诠》书出， “证道”说盛。 自此之后， 一直操纵着读书界。张书绅 《新说西游记》否定 《西游记》 “证仙佛之道”， 却断 《西游记》“证圣贤儒者之道”。 张含章 《通易西游正旨》 虽未言 “证道”， 却明标 “通易” ( 《周易》 ), 把 《西游记》认作六十四卦全体大用的演释。 皆无出 “证道”樊篱。 至若宁夏将军苏宁阿指 《西游记》 “寓金丹之旨” ( 《悟元子西游原旨序》 ) , 民初学人黄摩西谓 《西游记》 “演房中之术” ( 《小说小话》)，更是吠声吠影， 走火入魔。不惟附庸风雅的武夫、 不识文心的村儒吠影伏声，即是识见卓越的大家， 受近代思潮影响的学者， 论及《西游》， 也暗袭 “证道”。 梁启超谓 《西游记》是 “哲理小说” ( 《告小说家》 ), 侠人谓 《西游记》是 “暗证医理”的 “科学小说” ( 《小说丛话》), 不啻三年病虐， 一鬼难除。 “证道”说一呼百应， 却也事出有因。 “载道” “言志”， 中国素有从实用角度裁度文学的旧传统； 神思独运， 《西游》开创了文学新 “视界”， 以“旧”衡“新”， 必然郢书燕说。 从主观方面说， 持 “证道”说的评点人， 根本不把《西游记》 当作小说看， 难免疑神疑鬼， 浪猜妄求， 认朱作碧； 从客观方面说， 《西游》作者， 玩世不恭， 驱三教于笔下， 释迦、 老君， 真性、 元神、 五行、 三界、 魔性、人主， 无所不有， 为评点人随宜附会， 指鹿为马提供了方便。 驾虚游刃， 何境不通 　明人袁于令对 《西游记》价值的估价。袁于令， 又名韫玉、晋， 字令昭，号白宾、幔亭、箨庵，别署幔亭过客、吉衣主人， 工曲、亦作小说，是通俗文艺的热心人。 “驾虚游刃”概括着小说家的工作方式， “何境不通”表彰着《西游记》的艺术魅力， “何境不通”的艺术魅力导源于“驾虚游刃”的工作方式。袁于令认为， “正史” (史著)和“逸史” (小说)有截然不同的题材兴趣， “正史”和“逸史” (小说)的作者有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 “真”(纪事传信)是历史家共遵的规矩， 是史学价值的标志； “幻” (驾虚游刃)是小说家独享的特权，是小说趣味(奇)的源泉。对 《西游记“何境不通”的价值估价，就建立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由于 《西游记》 “驾虚游刃”，极尽小说 “贵幻”之能事， 所以， “更新”着日常生活， 产生出无穷趣味， 满足了好奇心理， 使读者“日见闻之， 厌饫不起”。 由于《西游记》幻中有真，曲尽人情世故之态，所以，逼透着诙谐滑稽，缩短了奇幻世界和现实生活间的距离，调动起读者再创造的积极性，随文所遇，各有会心，使读者“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产生出“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洽”的魅力和效果。 “驾虚游刃，何境不通”的价值估价，逗露出艺术鉴赏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本文在艺术鉴赏中的作用及读者的主动性在艺术鉴赏中的地位。由于袁于令对《西游记》的价值作出“何境不通，何通不洽”的通达估价，所以，他坚决反对强令读者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领悟《西游记》妙旨的做法。 《金瓶梅》 《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明人袁宏道对《金瓶梅》的价值估价之一，语见其《与董思白书》。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明代文坛上公安派的领袖。 “枚生”，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 《七发》是其代表作。 《七发》假借楚太子和吴客的对话，阐发了戒人纵欲耽乐的人生哲学。袁宏道把《金瓶梅》和《七发》这两部相去一千六七百年、文体截然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是着眼于文学作品的社会教育价值。认为《金瓶梅》形象地再现了西门庆纵欲亡身、耽色败家的过程，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比铺陈形似的《七发》具有更强烈的警世益人的社会教育价值。 《金瓶梅》的流传，轰动了当时的知识界，被目为一大“奇书”。对《金瓶梅》的价值，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 《金瓶梅》展示了正统诗文中根本见不到的市井生活，有箴贬讽戒作用，极力怂恿公开刊行；另一派认为，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不道德行为的描写，只能“坏人心术”，坚决反对扩大流传。袁宏道倾向于前一派。袁宏道此说，动机是良好的，能够使《金瓶梅》易于刊行，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立论是可疑的。 《金瓶梅》到底能给人多少道德教训？这些教训又有多少正面意义？后果是危险的。它把小说的价值完全依附于道德，固然为《金瓶梅》流行广开方便之门，同时也为葬送《金瓶梅》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旦有人认定《金瓶梅》无益“劝戒”就完全有理由禁毁它。 《金瓶梅》，饮徒之逸典，不熟此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明人袁宏道对《金瓶梅》的价值估价之一，语出其著《觞政》。 《觞政》是专讲饮酒艺术的书。袁宏道认为，欲作一个趣味高雅的饮酒人，必须熟读四种书：作为“酒经”的六经、 《语》 (《论语》)、 《孟》 (《孟子》)、作为“内典”的“诸饮流所著记传赋颂等”；作为“外典”的“庄” (《庄子》)、“骚”(《离骚》)、 “史”(《史记》)、“汉”(《汉书》)等子史名著，“陶”(渊明)、“李” (李白) 、 “杜” (杜甫) 、 “白” (白居易) 等文学大家； 作为“逸典”的词、 曲、 戏文， 《水浒传》 、 《金瓶梅》 等通俗小说。 不熟读这四种书， 尤其是不熟读 “逸典”， 饮酒时必然会流露出边民一般的粗俗面目， 没有高雅文士的优雅丰度， 只是个 “保面瓮肠”——酒囊饭袋。 袁宏道把《金瓶梅》和六经、 《语》 、 《孟》相提并论。作法相当大胆， 态度却显得油滑。 《金瓶梅》的全部价值， 对袁宏道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来说， 仅在于能为他们展示文人雅士的旷逸个性、 脱俗情趣提供了一种借助。 这种估价和袁宏道“箴戒讽劝”之说， 乍看矛盾， 实则统一。在袁宏道思想上， 小说的价值和评判小说的标准都是双重的：对下层百姓来说， 小说是不可缺少的教科书， 从下层百姓的教化出发， 强调《金瓶梅》的“箴戒”作用。 高雅文士有更高级的精神食粮， 小说对高雅文士个人说来， 仅是日常生活的点缀。明代大多数通俗小说的热心提倡人， 对小说皆作如是观。 《金瓶梅》寄意时俗， 盖有谓也 　明清人对《金瓶梅》创作动机的认识之一。语见明欣欣子 《金瓶梅词话序》。 首发此论者是明谢肇浙。谢肇浙既不相信 《金瓶梅》 旨归 “影射”， 也不相信 《金瓶梅》意在 “诲淫”， 而认为 《金瓶梅》是对丑恶世情世态的大暴露。明清从文学上推崇 《金瓶梅》者， 都不约而同地集注于这一点。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 《金瓶梅跋》、东吴弄珠客 《金瓶梅序》谓 《金瓶梅》 “曲尽人间丑态”、 “处处埋伏因果”， “寄意于时俗”，是“为世戒”的有益著作。 “《金瓶梅》寄意时俗， 盖有谓也”的认识， 被 《金瓶梅》的现代研究者普遍接受和发挥。 《金瓶梅》是一篇市井的文字 　清人张竹坡对 《金瓶梅》美学风貌的概括。 语见其著 《金瓶梅读法》：“倘他当日发心不作此一篇市井的文字， 他必能另出韵笔， 作花娇月媚如《西厢》 等文字也”。张竹坡， 康熙时人， 其名道深， 其字竹坡， 其籍徐州府。 评点过 《金瓶梅》 , 撰写过 《金瓶梅寓意说》 、 《冷热金针》 、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 《苦孝说》 、 《金瓶梅读法》、 《竹坡闲话》、 《金瓶梅杂录》 、《金瓶梅趣谈》 等指导 《金瓶梅》 阅读的文章。 是一个替书坊办理文墨的贫困潦倒又有点愤世嫉俗的读书人。 张竹坡认为， 《金瓶梅》用和既往的小说、 戏曲如 《西厢记》 等截然不同的笔墨描写着在《西厢记》 等中见不到的市井生活， 因而呈现出和 《西厢记》 等截然不同的“市井”美学风貌。 《金瓶梅》独特的美学风貌主要表现在： 不再如 《西厢记》 等那样， 以才子佳人、 英雄义士. 贤相名将作为主要人物， 《金瓶梅》 以市井的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作为描写对象。 不再如 《西厢记》 等那样， 把日常生活诗化， 以歌颂美为职事， 《金瓶梅》把文学世俗生活化， 以暴露丑为目标。《金瓶梅》再现了毫无诗意的市井生活，促使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丑。认识生活中的丑，否定生活中的丑，反映出我国小说从古典向近代转变的趋势。张竹坡用“市井的文学”把《金瓶梅》和《西厢记》等从美学风貌上区别开来，准确地把握住了《金瓶梅》的美学特征，显示出我国小说美学从古典向近代转变的趋势。 《金瓶梅》：第一奇书非淫书 　张竹坡对《金瓶梅》价值的概括。语见其著《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此论是针对当时的“褒儒俗士”以《金瓶梅》中有淫秽的描写，遂轻诬《金瓶梅》为“诲淫之作”，一概抹煞《金瓶梅》的价值的看法而发的。张竹坡认为，《金瓶梅》里淫秽的描写掩盖不住《金瓶梅》的价值， 《金瓶梅》是“第一奇书”而非“淫书”。张竹坡对《金瓶梅》价值的认识独具慧眼，对《金瓶梅》淫秽描写的回护强辞夺理。作者的描写动机并不如张竹坡认为的那样严肃高尚。这些描写不仅与人物塑造、情节展开多无关系，而且不厌其详，千篇一律，足以显示作者趣味的低下。 读《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错了 　张竹坡对《金瓶梅》阅读方法的要求，语见《金瓶梅读法》。张竹坡所谓的“呆看”，指《金瓶梅》阅读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的“知人论世”，舍“本文”的玩味，信附会之传闻，对《金瓶梅》肆意割裂，妄加穿凿。一种是丝毫不“知人论世”，止看西门庆如何如何，浑不理“作者之志”，辜负了作者的“千秋苦心”。欲不“呆看”，首先要对“本文”进行认真的深察“细玩”。对于最能见作者倾向性的“大照应处”、 “大间架处”、 “真假冷热”处、 “曲笔逆笔”处，固应处处留意；对于“最没正经没紧要”的人物、 “一笑谈，一小曲”的设置，也不能“混混看过”，也应该探其立意、察其用心、会其妙旨。其次要把“本文”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结构。既要从整体上把握： “放开眼(将一百回)作一回读”， “不可零星看”；又要拆卸起来玩味： “字字想来”，不可止看其事。这样，才能通其志、察其意、会其心，悟其旨而赏其妙。 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 　张竹坡对《金瓶梅》人物形象塑造经验的总结。张竹坡指出， 《金瓶梅》用“追魂摄影之笔”， “为众脚色摹神”。笔下人物，各人有“各人的身份”，各人有“各人的谈吐”，其“始终聚散，言语举动”， “各各一款， 绝不相同”，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而之所以能达此高度，重要原因之一是《金瓶梅》坚持了“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的塑造人物方式。所谓“情理”，指人情之理，即决定某一人物言语行动，情感态度的内在逻辑。张竹坡此说，强调了《金瓶梅》在人物塑造方式上的突破。以前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喜从某种观念(例如，忠、奸、善、恶)出发，有意无意把人物类型化，使人物成为观念的化身。《金瓶梅》 一反此道开始，面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坚持‘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 ，致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人物自身的“情理”出发， 来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生。 张竹坡此说， 反映出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艺术实践和理论认识上的深化。 《金瓶梅》， 全凭人力补天工， 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 　张竹坡对 《金瓶梅》艺术经验的总结，语见其著 《金瓶梅读法》 。张竹坡反对“把 《金瓶梅》 当事实看，”要求读者 “必须把他当文章看”， “方不被他瞒过”。 因为， 小说虽然 ‘必依山点石， 借海扬波’ , 以现实生活为依据， 但是， 欲使现实生活成为 “曲曲折折以娱我”的“妙文”， “全凭人力补天工”，自出心裁， 对现实生活进行 “假捏幻造”的 “更新”处理： “夺”得 “化工之巧”， 寄寓于作者之意。 ( 《金瓶梅寓意说》、《金瓶梅读法》 ) 现实生活是“天工” (自然而然) , “文章”是“全凭人力”再造出的第二自然， 或补“天工”之未备， 或彰“天工”之未显， 不能等量齐观。 张竹坡此说虽是诗学中“笔补造化”观念(李贺 《高轩过》 )在小说批评中的延伸， 张竹坡所理解的《金瓶梅》 “凭人力补天工”的方式却和既往“笔补造化”略有不同。 既往的“笔补造化”是 《西厢记》 式的： 以浪漫激情挖掘和集中生活中美的东西来歌颂，用 “韵笔”把生活诗化为“花娇月媚文字”，以它的美引起读者的爱慕和追求。 《金瓶梅》 “补天工”的方式是： 用冷静的态度搜寻和集中生活中丑恶病态的东西来暴露， 不惜用“一派地狱文字”来彰显生活中的“幽惨恶毒”， 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震动， 促使人认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获得良心上的猛省。 《金瓶梅》 , 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 　张竹坡对《金瓶梅》艺术经验的总结，语见其 《金瓶梅回评》 。 “白描”本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 指不着颜色， 纯用墨线勾描， 用简洁的绘画语言再现表现对象。 金圣叹把“白描”引入小说批评， 来赞叹 《水浒传》第九回状景如画的出色描写。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 时， 大量使用 “白描” 术语， 总结《金瓶梅》的艺术经验。 张竹坡认为，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之一在于善于用“白描”： “读 《金瓶》 , 当看其白描处。 子弟能看其白描处， 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 (《金瓶梅读法》)所谓 “白描”， 指的是用极节省的笔墨， 勾画出人物的动态和神韵， 引发和规定读者的想象和联想， 使读者在联想想象中， 把握人物的全貌和生命， 认同作者的情感倾向。 在 《金瓶梅》 中，白描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 把倾向性融化进不露声色的艺术描写中， 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把自己的性格凸现出来。 按张竹坡的说法， 这叫做 “现身说法，白描入化”， 另一种是， 精选最能表现人物生命和性格的语言、 动作、 神态等， 进行逼真描写， 引导读者通过可见可闻的言行窥测到人物不可见不可闻的内心世界， 通过局部联想人物的全貌。 按张竹坡的话说， 这叫做 “毛发皆动，白描入骨”， “白描”是中国尚“简”、尚“淡”，留有余地， 以少总多， 言简意丰艺术传统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是中国古典小说重要的美学特征。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 　张竹坡对小说家应具素质的概括，语见其《金瓶梅读法》。张竹坡探讨了《金瓶梅》能达此艺术奇境的原因：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 “善才”姓曹，唐贞元中著名的琵琶师。他能以他优美的琵琶声维妙维肖地表现五彩缤纷的自然世界，出神入化地传达复杂丰富的内心情感。 《金瓶梅》作者手中的笔，象善才怀中的琵琶一样，具有出神入化的表现力。而之所以能成为“善才化身”，得益于《金瓶梅》作者两方面的不懈努力： (1)观察： “作《金瓶》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 (2)虚构： “作《金瓶梅》苦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夫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然而， “无所不通”的“心”却不能凭空创造。 “虚构”是“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是在观察所得的基础上，体验、忖度，从人情中对物理的加工、提炼：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各尽人情……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 (《金瓶梅读法》)张竹坡对小说家应具素质的概括，平实浅近，素朴无华，至今仍是小说创作的不传之秘。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对《儒林外史》主题的概括，此见首发于清嘉庆八年刊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卷首所载闲斋老人之序。此序向疑为《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化名自撰。闲斋老人认为， 《儒林外史》的主题和“古今稗官野史”，和“世称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金瓶梅》都不相同：“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所谓“功名富贵”，原指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到了科举时代，多指科举登第，博取利禄。儒者不讳言“学也， 禄在其中”，标榜“君之不器”， “待价而沽”；但同时强调保持操守，注意文行出处， “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所以，功名富贵是儒林人物学道修身的归宿，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是检验儒林人物性行品格的试金石。闲斋老人认为， 《儒林外史》的主题，即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轴心，表现了种种不同性行品格的儒林人物的心术性格， 有批判、 有歌颂，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生活的风俗画卷。 “五四”以后，胡适在《吴敬梓传》中把《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对八股取士法的批评： “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定为“全书的宗旨”，提出反科举主题说。此后众口相沿， “反科举”代替了闲斋老人的概括。 现代《儒林外史》研究中通行的“一代文人厄运”说， 也是在反科举主题说上的踵事增华。 《儒林外史》 , 如铸鼎象物， 魑魅魍魉， 毛发毕现 　对《儒林外史》艺术价值的概括， 此见首发于闲斋老人序， 在卧闲草堂等的评点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闲斋老人认为， 《水浒传》 、 《金瓶梅》 “摹写人物故事， 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 皆各穷神尽相”， 有“画工化工， 合为一手”之誉。 但 《水浒传》的个别情节， 流于使神弄鬼， 《金瓶梅》 的不少描写， 陷入猎奇夸张， 难免 “玄虚荒渺”之讥。 《儒林外史》 与之 “迥异”， 有其长而无其短： “篇中所载之人， 不可枚举， 而其人之性情心术， 一一活现纸上”。 真切的艺术描写产生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读之者， 无论是何人品， 无不可取以自鉴”。 卧闲草堂本的评语中进一步把这种强烈效果比之于 “铸鼎象物”。 惺园退士序中盛赞 “铸鼎象物”之喻洵为 “是书的评矣！ ” “铸鼎象物”， 典出 《左传》宣公三年传： “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图物， 贡金九枚，铸鼎象物， 百物而为之备， 使民知神好。 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 “若”，善也) 。 魑魅魍魉， 莫能逢之， 用能协上下以承天休 (美) ”说的是大禹把川泽山林中的怪物逼真地铸在鼎上， 让人民认识这些怪物， 在生产活动中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与 ( “承天休”) 避免怪物的伤害 ( “不逢不若”) 。用 “铸鼎象物”比喻 《儒林外史》 艺术之长， 既肯定着 《儒林外史》的逼真艺术描写，又肯定着 《儒林外史》 强烈的认识效果。 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 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 其是非自见 　卧闲草堂本评语中对 《儒林外史》创作方法的概括。 卧闲草堂本的评语用“绘风绘水”来概括 《儒林外史》创作方法的特征， 把 “精确描写”和 “倾向隐蔽”作为 “绘风绘水”的两大原则， 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明清小说批评家都喜欢把小说和史学名著挂勾， 史学有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汙”的传统。 (《左传》成公十四年传) 明清不少小说在向史学借鉴时， 照搬史著 “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 忽视史著 “婉而成章”的叙事传统， 粗糙的描写和低劣的说教在许多小说中随时可见。 《儒林外史》 “绘风绘水”艺术实践， 是对这种笨拙作法的超越； 卧闲草堂本评语对“绘风绘水”的表彰，是对这种糊涂认识的纠正。 美玉以无瑕为贵， 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 　卧闲草堂本评点中对《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经验的总结， 语见第三十三回评。 卧闲草堂本的评点以孔子对四位高弟的品题： “柴 (子羔) 也愚(憨直)、 参(曾参)也鲁(迟钝)、 师(子张)也僻(褊狭))、 由 (子路)也喭(粗鲁)” (《论语·先进》)为依据， 认为“完美无缺”的绝对好的人以及“毒蛇猛兽”式绝对坏的人只在观念中抽象地存在着，现实生活中活动着的都是具体的、变化着的、复杂的、矛盾的、活生生的人。只要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仅在“有何如之毛病”耳。小说家塑造人物，不能在“情理之外”天马行空，而应到生活之中“绘风绘水”： “人不患其有毛病，但问具有何如之毛病”。由于对人作如是观，所以，卧闲草堂本的评点认为《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突出成就在于：它“非犹俗笔稗官，凡写一恶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而是把人物当作活生生的，感性的人来描写，以“刻楮手段”， “运笔如水”， “为文如雪，因方成珪，因圆成璧”，在“最平实而万目所共见”的感性生活中，展现人物的复杂性格， “尽态极妍”、 “铸鼎象物”。 (第三、六回评)卧闲草堂本的评语，突破了旧有观念，闪耀着近代思想曙光。 “美玉以无瑕为贵，而玉之有瑕正见其为真玉”的认识，在当代也不失其警世益人的价值。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情节：或象形谐声，成廋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 　金和对《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情节素材摄取方式的概括，语见其为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刊《儒林外史》所撰的跋文。金和的母亲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从堂兄吴檠的孙女，金和从母亲那里了解到《儒林外史》作者的一些情况和《儒林外史》一些人物形象取材原型的情况。金和在《跋》文中披露，《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例如， “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吴檠)。……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是鉴……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 《儒林外史》一些情节也有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为依据，例如， “《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据此，金和引出上述结论，并从雍乾间诸家文集细致寻绎，从唐、宋笔记中耐心搜摭，考证出《儒林外史》人物中有三十四个人物皆有具体原型。这些人物和情节素材来源有两种：一是作者的亲历目见，如杜少卿这个人物中融进不少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二是取摭他籍，如第三十八回郭孝子遇虎的情节即掇取清人钮秀《觚䞉》卷四记山东莱州戈二事和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二记越州诸暨令傅黄中事而成。这些考证，多扎实可据，有一些也附会无根，如指严贡生的原型是庄有恭，形象和原型之间看不到丝毫联系，如指匡超人的原型是汪中，吴敬梓逝世时汪中年甫十岁，不可能以汪中为原型。这些考证为研究《儒林外史》的成败得失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对于加深理解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差异，对于加深理解生活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向后者升华不无帮助。 小说写小人物易， 写君子难。《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 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 而写小人， 无不栩栩欲活 　清末夏曾佑(署名别士)对《儒林外史》 人物塑造得失成败原因的分析。夏曾佑在 《小说原理》 中指出： “作小说有五难”。 第一“难” 即 “写君子难”。 “写君子难”是和“写小人易”相对而言的。 “君子”指作者致力树立的正面英雄人物， “小人”指作者暴露和讽刺的反面脚色。造成“小人易写，君子难写”的原因， 夏僧佑认为在于小说“导世”的功利追求和小说“铸鼎象物”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 在于“君子” 超凡入圣的十全十美的品格和作者中等的材力器识之间的矛盾。 夏曾佑的“小人易写， 君子难写”之说， 并非专为《儒林外史》 而发， 但验之于 《儒林外史》 “君子”形象的创造， 无不贴合。 《儒林外史》一书， 意在警世， 颇得主文谲谏之义 　晚清邱炜萲对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概括， 语见其著 《菽园赘谈·续小说闲译》 。 “主文谲谏”原是儒家对 《诗三百》 政教功用发挥最佳方式的总结， 语见《毛诗·关雎·序》： “风、 风也， 教也。 风 (讽) 以动之， 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 ,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邱炜萲借 “主文谲谏”来概括 《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的特色、 动机和效果。 《儒林外史》感而能谐、 婉而多讽， 胸怀济溺， 笔法燃犀， 以卓越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成为讽刺小说的典范绝唱。 《儒林外史》 “颇得主文谲谏之义”， 并非邱炜萲的一家之见， 而是 《儒林外史》 评点人的共同认识。 《红楼梦》 补不完的是离恨天 　脂砚斋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认识。 脂砚斋是 《红楼梦》 最早的传播者和评点人， 在 《红楼梦》 以传本形式流传时， 就带有脂砚斋的评语。 关于脂砚斋的真实身分， 红学界看法不一， 尚难定论。 脂砚斋明确地把 “补天”主题具体化为：“补不完的是离恨天”。 “离恨天”是 《红楼梦》创造的理想境界， 一个有情有欲的所在， 有情人在这里可以尽情地 “饥餐 ‘秘情果’ , 渴饮 ‘灌愁水’ 。 ”和它对应的现实世界， 却是另一番景象。 依曹雪芹的描绘， 那里是“厚地高天， 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 可怜风月债难酬”的“孽海情天”。按脂砚斋的理解， 那里是尽是 “至死不干”的相思泪、 总有 “万苦不怨”的惜惜情的待 “补”之 “天”。 这待 “补”的残缺之 “天”， 是 “补” 不 “完”(整) 的： 作者只能 “怀金悼玉”， “泪尽而逝”。 “补天”主题有浓重的悲剧性。 脂砚斋对 《红楼梦》主题的认识， 被一些 《红楼梦》的现代研究者指斥为歪曲《红楼梦》思想价值的唯情论。实际上并非如此。脂砚斋把握住了《红楼梦》所追求、 所肯定的“情”的具体历史内容。脂砚斋 “补不完的是离恨天”的认识， 为我们正确认识 《红楼梦》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提供了一条线索。 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 　脂砚斋对 《红楼梦》创作精神的概括。 《红楼梦》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姑为他演唱了由十二支曲红组成的 “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脂砚斋认为， 这套〔红楼梦〕 曲子里凝聚着 《红楼梦》作者的创作精神， 并把《红楼梦》的创作精神概括为： “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 (甲戌本第五回侧批)所谓“菩萨之心”， 不仅指作者 “喝醒天下父母”、 “补天济世”的心肠和志向， 而且指作者理解和宽容笔下人物的胸襟和态度。 所谓 “刀斧之笔” , 不仅指作品 “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的写实手法， 而且指作品 “善善恶恶”的 “隐”、 “微”褒贬倾向。 脂砚斋认为， “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的创作精神， 成功地贯彻到 《红楼梦》的各个方面。 由于作者 “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 所以作者能慧眼独具， 充分理解世人皆谤的 “乖张” 人物， 能从这些 “乖张”人物 “有的似傻如狂”的背后发现健全的灵魂， 能从这些 “乖张”人物 “无故寻愁觅恨”的心灵深处发现悠长的苦闷， 从而塑造出崭新的人物形象来。 脂砚斋认为， 《红楼梦》 “摹一人， 一人必到纸上活现”，全得益于作者“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的创作精神。 由于作者 “具菩萨之心， 秉刀斧之笔”， 所以作者能摒弃自然主义的描写， 对污秽情节进行净化处理， 能坚持现实主义精神， 让倾向从场面中自然流露。 云烟渺茫之中， 无限丘壑在焉 　脂砚斋对 《红楼梦》 蓄意含混的艺术处理方式价值的概括， 语见甲戌本第十五回文中夹批。 脂砚斋认为， 清晰准确的真实感， 是 《红楼梦》 最高的艺术追求： “形容一事， 一事毕真， 《石头》是第一能手”。 (庚辰本第十九回批语) 然而， “准确精晰”的艺术追求， 并不排斥艺术处理上的蓄意含混：《红楼梦》 中时有“半有半无、 半古半今、 事之所无、 理之必有、 极玄极怪、 荒唐不经之处”。 (甲戌本第八回眉批) 脂砚斋把《红楼梦》 中蓄意含混的艺术处理， 称作作者的 “狡猾”之笔。 认为艺术处理上的蓄意含混， 是作者对 “画家烟云模糊”法的成功借鉴， 是 《红楼梦》艺术经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艺术处理上的蓄意含混， 能产生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烟云渺茫之中， 无限丘壑在焉”。 脂砚斋发掘出 《红楼梦》在时空处理、 叙事处理、 “真幻”处理上的四种蓄意含混， 并从艺术效果、 艺术构思的角度， 对蓄意含混的艺术处理方式作出价值肯定。 (1) 时空处理的蓄意含混， 扫却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界线。 《红楼梦》 自称：“无朝代年纪可考”， 用一个女娲炼石补天时一块弃而未用的顽石的遭遇“荒唐” “无稽”的引子展开全部故事。在全部故事进展过程中， 作者没有对故事环境的具体时空作任何精确的说明。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叫“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势跳跃，情里生情。借幻说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笔，而情里偏成痴幻”。 (戚序本第一回回后评) (2)情节上的蓄意含混处理，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脂砚斋指出，这个情节上的蓄意含混，至少有两个效果：省缺累赘笔墨，突出本回主旨；将不好下笔的结局留给读者，让各人在想象中自由补充。 (3)叙事上蓄意含混处理，为追求“史笔”“隐”、“微”的效果。 (4)真、幻上的蓄意含混处理，是为了获得反讽的效果。《红楼梦》里展示了“真” (现实世界) “幻” (理想境界)两个对立的世界。两个世界各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现实世界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理想境界中被视若过眼烟云；理想境界中认为最值珍贵的，现实世界中竟无存身之地， 正如《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一幅对联标示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红楼梦》对这两个世界的展示，一般采用平行对照的方式：用真切的笔触描绘现实世界(真)，用“梦”、 “幻”来处理理想境界(幻)，以示两个世界的不同。有时却蓄意含混， “幻”中写“真” “真”中写“幻”。蓄意含混的艺术处理，旨在追求更高的艺术真实，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实主义的深化。 文有宾主不可误 　脂砚斋对《红楼梦》艺术构思特色的认识，语见戚序年本第七十八回回前总评。 “饵巨鱼者，垂其千钧，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得之由于一目”。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任何一部作品——即如一首小诗——都有相对单纯的创作意图和相对复杂的表现手段，都有居于核心地位的主脑、眼目和用于烘云托月的虚词散说，从宋人开始把它们分别唤作“主”、“宾”。 “宾主”之间，存在着既是对应又可转换的复杂关系：创作意图不鲜明，表现手段将无所依归；缺少丰富多采的虚辞散说的陪衬烘托，主脑、眼目必然陷入单调、乏味。恰如其分地处理“宾主”关系，是艺术构思的重要任务之一。脂砚斋认为， “文有宾主不可误”， 《红楼梦》为恰如其分地处理宾主关系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红楼梦》善于“忙里偷闲”，时时不忘“闲笔”点染、 “琐事”烘托，以其曲折有致的情节、丰富多彩的细节，成功地再现了生活的全部感性丰富性； 《红楼梦》又善于“大处落墨”，处处保持着创作意图的明晰， “无(一笔)闲文闲字”，作者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普照各个角落，渗透到一切个别方向，使作品成为浑成的有机整体。脂砚斋“文有宾主不可误”中的“宾主”，有多重含义：写人和叙事相较，写人是“主”，叙事是“宾”；中心线索和具体情节相较，中心线索是“主”， 具体情节是“宾”；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较，主要人物是“主”，次要人物是“宾”。 《红楼梦》作者真笔似游龙，变幻莫测 　脂砚斋对《红楼梦》小说修辞技巧的概括，语见《红楼梦》第六回回后脂砚斋评语。 这里说的“小说修辞技巧”， 指的是和提炼情节、 刻画人物、 表现主题有关的小说的叙事观点和叙事技法。 小说家叙事时， 总是试图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 深入到情节表面底下， 去求得切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情感画面， 向读者提供比从现实的人和事中可得知到的更深刻、更准确的东西。叙事技法是小说家控制读者的手段。 脂砚斋对《红楼梦》 叙事角度作出的 “笔似游龙， 变幻莫测”之评， 和现代小说理论家 “多种声音”的理想意旨接近。 中国早期的小说， 一般都是以 “全知”的观点， 用 “专断”的 “声音” “讲述”。 脂砚斋在《红楼梦》 中发现， 作者除用传统的方法 “讲述”之外， 还不时假故事中人物的“声音” ，“显示”故事， 从而为作者简洁处理、 渲染 “真实”、 创造读者、 强化效果提供了诸多方便。 “显示”能够产生简洁性的叙事效果， 但从脂砚斋对 《红楼梦》 的全部评点看， “简洁性”还不是 “作者笔似游龙、 变幻莫测”试图追求的全部——甚至主要——目的。 “显示”技法的采用， 更多地追求 “强烈性”。 作者沉默自己的声音，借用人物的心灵， 是为了给叙述选择一个高度清晰的反映者， 使叙述具有更强烈的真实可靠性和引人入胜的趣味性；是为了给叙述确立一个万目齐注的意识中心， 使读者毫不勉强地注意作者希望他们注意的人物和细节； 是为了给叙事增加一些反讽的意味， 使叙述的言外之意得到强化。 例如， 《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第一次正式展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 脂砚斋在本回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句侧批道： “这方是正文起头处， 此后笔墨与前两回不同”。 在脂砚斋看来， 和前两回笔墨最大的不同， 即本回紧要关键处 “总为黛玉眼中写出”。此回采用 “与前两回”迥然 “不同”的 “笔墨”， 是为了选择一个高度清晰的“反映者”， 使主要人物和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在它们第一次出现时就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强烈印象。 小说叙事观点的变化， 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 中就已经注意到了， (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第三、 八、 九回评点) 但没有如脂砚斋这样爬梳得仔细， 对叙事观点、 叙事角度变化产生的艺术效应的认识， 也没有象脂砚斋这样复杂、 丰富。 《红楼梦》： 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 　戚蓼生《石头记序》对《红楼梦》价值的估价。 “左”指《左传》作者左丘明， “迁”指《史记》作者司马迁。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判断一部小说的价值多以史学名著《左传》、 《史记》等为参照系。戚蓼生认为， 《红楼梦》和《左传》、 《史记》一样，具纳“杂多”于“整一”的雄伟笔力：“吾闻绛树(古代歌女名)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 黄华(古书法家名)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 (出自《瑯环记》)神乎技矣！ 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 不可得之奇， 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 异矣”。和《左传》、《史记》一样，得放言遣词各不相师的独创精神： “敷华掞藻，立意遣词， 无一落前人窠臼， 此固有目共赏”。和 《左传》、《史记》一样，有趣味盎然的丰富内容： “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巳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盛也，而式微已盈睫也；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在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神怡矣”。和《左传》、 《史记》一样，蕴惩劝隐微的褒贬倾向： “声止一声，乎止一乎，，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乎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 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这种以《左传》、 《史记》等名著为参照系的批评方法是当时流行的模式。不惟戚蓼生，评点《红楼梦》的梦觉主人、王希廉等，用的也是这种模式。小说和史著在目的、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方式。故同是以史著为参照系判断小说，具体的着眼点可能大相径庭：或注目于异中之同，或着眼于同中之异。戚蓼生注目于异中之同，自觉不自觉地用史著标准作框架裁度《红楼梦》，故其言虽高，却难中肯綮。但其《石头记序》述及小说鉴赏，却说多精警。例如，戚蓼生认为： “作者有两意，读者当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认为《红楼梦》 (其它小说亦如之)有由语言结构(符号系统)彰显的和被语言结构掩盖的内外、深浅两个层面的意蕴(意义系统)，而鉴赏(阅读理解)者应把握一个核心(“一心”)，即领会由语言结构彰显的“言内意”，并进而打破语言结构，深入到语言结构的深处去把握“言外意”。只有坚持这种程序，才能够领悟《红楼梦》的“佳处”、 “幽处”、“微旨”。 《红楼梦》：一个待猜的谜 　古今一切不把《红楼梦》作小说看、舍“本文”而别求深义的《红楼梦》批评者共同的出发点。 《红楼梦》公开刊行后，就有人把《红楼梦》当谜猜，例如，乾隆末年周春写的《红楼梦记》和《红楼梦约评》。明标《红楼梦》是一个待猜的谜的，却是民初的王梦阮和沈瓶庵。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透露了古今对《红楼梦》作如是观者的基本思想方法：从一个无须论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假设开始： “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仍以变倒出之”，推导出结论： “全书百二十回，处处为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话”。然后以这个结论为前提，作出判断： “全书是一个总谜，每段中又含无数小谜， 智者射而出之”。古今对《红楼梦》 “真事”深义的猜测之说很多，流传一时者有下述几种： (1)纳兰成德家事说。此说倡自徐时栋(号柳泉)，陈康琪《燕下乡脞录》卷五引其说云： “《红楼梦》一书 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 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姜宸英)。……”“侍卫”，明珠之子成德，而改名性德 字容若。 (2) 序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记》：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 乃知非纳兰太傅， 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 周春自言， 此说闻之于父老。 (3)顺治、 董妃故事说。 王梦阮、 沈瓶庵《红楼梦索引提要》： “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 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兼及当时诸名士奇女也。 相世祖临宇十八年， 实未崩殂， 因所眷董鄂妃卒， 悼伤过甚， 遁迹五台不返……董妃， ……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 孟森 《董小宛传》 , 历摘此说之谬， 最有力者是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 若以顺治七年入宫， 已二十八岁， 时顺治年方十四。 断无眷恋小宛之理。 (4) “演性理”说。 此说倡自张新之(太平闲人) 。 其《红楼梦读法》 谓将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之文 “分看合看， 一字一句， 细细玩味”三年，猛悟 “全书无非 《易》 道也！ ” “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 (5) “排满”说。 此说首见于嘉庆间江西学政玉麟： “此书诬蔑我满人”、 “无非遭踏旗人”。 (梁恭辰 《北东国笔录四编》 卷四，)演申于狄平子 《小说丛治》 : “《红楼梦》一书， 系愤清人之作， 作者真有心人也。 著如此之大书一部， 而专论清人之事， 可知其意矣”。 大成于蔡元培 《石头记索隐》 : “ 《石头记》 , 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作者执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 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书中” “红”字多影 “朱”字。“朱者明也、 汉也”。 当胡适 《红楼梦考证》 考定曹雪芹身份、 思想、 经历之后， 此说意测之处立见。 (6) “自叙”说。 此说倡自胡适。 其 《红楼梦考证》 “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 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 著者的事迹家世， 著书的时代……我们看了这些材料， 大概可以明白 《红楼梦》 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 鲁迅称， “ (此说) 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 《红楼梦》 “以指松述柏手法” “泄恨书愤” 　《红楼梦》蒙古文翻译者和评点人哈斯宝对《红楼梦》 主题的认识。 哈斯宝， 蒙古族人， 生平事迹不详。 其于道光年间以贾宝玉、 林黛玉的故事为中心， 将百二十回 《红楼梦》 译成四十回， 题为 《新译红楼梦》 , 并写了 《新译红楼梦序》、 《新译红楼梦读法》、 《新译红楼梦总录》及四十回回批。 “泄恨书愤”即出自 《新译红楼梦读法》： “ 《红楼梦》一书的撰者， 是因为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当道，谬佞夺位， 上不能事主尽忠， 下不能济民行义， 无奈之余写下这书来泄恨书愤的。 何以这样说？ 书中写补天不成的顽石，痴情不得遂愿的黛玉， 便是比喻作者自己的： 我虽未能化君， 终不应象逸民一样声消迹匿， 总会有知音的仁人君子， ——于是有自怨自愧的顽石由仙人引至人间出世。 你们虽然蒙蔽人主， 使我坎坷不遇， 但皇恩于我深厚， 我至死矢不易志， ——于是有黛玉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 这一部书的真正关键就在于此。 第一回里说书里写的是“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 不过是指松述柏的手法， 并非真意。 仁人君子应当品味他 “我堂堂须眉”、 “背父兄教育之恩， 负师友规训之德”这些话，“切勿为他移花接木手段瞒过了”。 为助成其说、 哈斯宝对书中情节作各种发挥，但多不近人情， 牵强附会。 哈斯宝“指松述柏” 、“泄恨书愤”之说，和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所谓的“苦孝”说义旨接近，验之于哈斯宝四十回回评中，时时沿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思想、概念、语句，知“泄恨书愤”说并非哈斯宝从《红楼梦》中体会出的识见，而是对张竹坡的刻意模仿。 “文革”中“评红热”里“封建末世的哀歌”说，实际上和哈斯宝“泄愤书愤”说并无二致。 (梁道礼) 研究概况述评 《三国演义》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 《三国演义》 研究 　胡适认为， 《三国演义》 , “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演义， 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 ” (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89页。 上海书店复印。 1980年) 。 　鲁迅认为， “三国”的人物和故事， “不简、 不繁， 适于作小说。 ”小说人物曹操、 关羽， 写的很好。 尤其是关羽斩华雄、 华容道义释曹操， “真是有声有色”。 他对 《三国演义》 的思想成就， 有肯定也有批评。 认为 《三国演义》 自有其永恒价值。 建国后的 《三国演义》 研究 一、 主题思想研究 　1. 无主题说 　何满子认为 “在 《三国演义》 和其它许多小说的研究实践中， 已证明用单纯的、 抽象的 ‘主题’ 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 ” (参见 《“主题”问题献疑》 《光明日报》 1984年11月27日) 刘知渐认为对于 《三国演义》研究来说， 只需 “指出这个主要倾向，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部历史小说的其它方面， 可以暂时不必给它规定什么主题， 尤其 《三国演义》 这部作品， 从宋代 ‘说三分’ 的评话艺人到罗贯中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修订者都插过手， 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 很难确定它的主题。 ” (参见 《 &lt；三国演义》 是为‘市井细民’ 写心的历史小说》 《光明日报》 1984年6月12日)2. 模糊主题说 　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否则是会钻进牛角尖去的。 ”因为“对于主题， 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要求明晰， 而是要求模糊。 ” 《三国演义》主题的模糊性有三个依据： 其一， 罗贯中写小说 “是他对于客观社会生活 (历史素材) 的认识和体验所造成的冲动，他不会没有 ‘立言之本意’ , 亦即目的性的追求； 但又不一定事先就设计出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主题，来作为提挈创作过程的‘统帅’和‘灵魂’。”其二，“罗贯中对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无片言只语的交待存留下来——有的作家即 　便有序跋之类，也不见得就与他的动机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种意图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其三，罗贯中的读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 　层，以至不同气质、性格、素养、爱好的读者，他们从《三国演义》中领悟到的东西是不同的。” (参见《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 《明清小说研究》2辑) 　3.有主题说 　①拥刘反曹说，或叫正统说。周立波认为， “罗贯中是拥蜀反魏的”，“曹操在罗贯中眼里是个否定的典型”。全书“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刘备“深得民心”。 (参见《谈〈三国演义〉》 《文艺学习》1955年9—10期) 　②忠义说。褚斌杰认为，刘、关、张“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是应当肯定的。”“这种‘恩若兄弟’的结义，在人民群众为了共同理想而组织、动员和团结自己的力量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说中的“忠义”， “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 (参见《谈〈三国演义〉》 《大公报》1954年3月24日) 　③人民愿望说。霍松林认为，小说“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见得同情，但是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思想情感和愿望。” (参见《略谈〈三国演义〉》 《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④封建阶级内部斗争说。李景林认为： 《三国演义》是以“乱世”中的三国相争的历史为蓝本， “描写了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相互间的矛盾斗争”， “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真实面貌，揭示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对其进行了“谴责和否定”。 (参见《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2期) 　⑤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认为， 《三国演义》通过汉末乱世， “农民起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的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参见《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3期)1983年后有人提出“分合”说，与此说稍有歧异，大意略同。 　⑥悲剧说。黄钧认为， 《三国演义》的“巨大的美学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象，而且还在于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进而揭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和归宿”，它是“悲剧时代所诞生的一部历史悲剧，它既是民族的苦难的自白，也是民族的勇气和信心的见证。” (参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⑦人才说。王基认为， “《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谁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谁就有可能成为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纷争、军事角逐的的漩涡激流中的胜利者。” (参见《 〈三国演义〉主题新探》 《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于朝贵认为，“描写不同人才的命运和他们的奇智奇谋， 歌颂作者认为最理想的人才， 则是小说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 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参见 《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 《三国演义学刊》1辑) 二、 创作方法研究 　1.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李厚基认为， 《三国演义》 “虽没有去创造超现实的、非人间的世界， 然而它的虚构极充分， 夸张极大胆， 这就有理由说它是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再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生活面貌和那段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 (参见 《用浪漫主义的想象 “改造”史实的范例》 《新港》 1980年12期) 刘知渐也认为， “ 《三国演义》 的艺术风格属于浪漫主义， 这是和民间文艺分不开的。 ” (参见《重新评价 〈三国演义〉》 《社会科学研究》 1982年4期) 　2.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陈辽认为， “ 《三国演义》主要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参见《论 〈三国演义〉 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 1983年1期) 　3.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霍松林对小说人物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作了分析后， 认为 “作者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企图改造现实， 征服自然的健康幻想和英雄气概。 在这里， 浪漫主义是和现实主义的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参见 《略谈 〈三国演义〉》 《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吴小林认为， 小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参见《试论 &lt；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三国演义论文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熊笃也认为， 小说是“二者的结合， 但其主流却是浪漫主义。 ” (参见《〈三国演义〉 并非“七虚三实”》《三国演义学刊》 2辑) 。 三、 人物研究 　1. 类型化的小说人物。李厚基认为， “在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里， 艺术典型多半是类型形态的。 ” “不管是小说、 戏曲里的张飞、 李逵、 诸葛亮 (人物、性格) , 以及各门艺术对感性形式的着意讲求， 追求程式化的严整完美，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 (参见 《典型初探》 《新建设》1963年10期) 傅继馥认为， 《三国演义》 人物是类型化的典型。 小说人物， “绝大多数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的表现。 例如， 蓸操的奸、 诸葛亮的忠贞、 关羽的义、刘备的仁、 ……等等。 ”因而 “ 《三国演义》 人物的主要特征既不是丰富复杂的个性， 其语言动作和心理便常常是程式化的。 ” (参见 《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 《三国演义研究集》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年版) 何满子还认为， “不能以西方的 ‘典型 ’概念来研究 《三国演义》 人物， 这样作可能与作品隔了一层。 ” “作为历史小说， 人们关注的是情节、故事的发展， 而不是性格的成长。 《三国演义》的人物消溶在历史(事件)中，作者受制于历史，无法将丰富的人格显示出来，人物不过成了某种符号，或着是某种类型的体现。”(参见《〈三国演义〉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简报》(3) 1987年10月27日) 　2.典形化的小说人物。丘振声、刘名涛认为，小说人物“既体现了我国历代人们的某些共同的品质，又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诸葛亮还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参见《万古云霄一羽毛》同下)白盾也认为，诸葛亮是“具有最高度的集中性和最广阔的概括性的典型人物。”(参见《诸葛亮形象新探》 《三国演义学刊》1辑)侯吉子认为，曹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留下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 (参见《论曹操性格的真实性》《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石昌渝还就小说人物的“性格结构的多样统一”和“性格与环境的辩证统一”作了论述。并提出“既然是典型就不能是类型化，因而‘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参见《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 《三国演义学刊》1辑)。 (田 荣) 《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水浒全传》研究 　从1921年2月，瞻庐在《新闻报》连续发表《水浒》考证系列论文开始， 　一直到1948年9月间，终于戴望舒刊登在《学原》上的《一百廿回本〈水浒〉之真伪》，其间20余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报刊共登载的有关《水浒》考释文章有35篇之多。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作者与版本考、小说人物考、与小说有关的历史人物考、事实考、地理地名考、杂考几个方面，大多是注重实证的静态研究和依凭直觉的微观考察，缺乏动态分析、缺乏思辨。 　除去《水浒》考据学研究外，小说的整体综合研究、小说的人物研究，也有一些成果。萨孟武在1934年出版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李辰冬在1945年出版了《〈水浒传〉研究》；张恨水在1947年出版了《〈水浒〉人物论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的《解放日报》和《胶东大众》报刊上，还曾报道和刊出过解放区的“水浒”戏研究及有关消息多篇。 (参见蔡天心： 《宋江与〈乌龙院〉》， 《解放日报》1944年1月4日；岩基： 《逼上梁山》， 《解放日报》1944年1月8日；兰钰： 《看〈大名府〉后》， 《解放日报》1946年2月28日； 《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排演长篇史剧〈三打祝家庄〉》， 《胶东大众》1946年8月30日) 建国后的《水浒全传》研究 一、作者研究 　谁是《水浒全传》作者？ 　早在50年代初期，刘冬、黄清江、丁正华、苏从麟认为，苏北白驹施耐庵是小说作者。 (参见《施耐庵与〈水浒传〉》、 《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文艺报》1952年第21期)但何心、戴不凡不同意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参见《水浒研究》第20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小说见闻录》第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近年来， 《水浒》著作权仍有争议。刘冬坚持旧说，仍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作者。 (参见《施耐庵生平探考》 《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4辑；《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 《明清小说研究》1辑)张惠仁、欧阳健、王春瑜、卢兴基、姚恩荣、王同书、章培恒、张丙钊，也都认为施耐庵实有其人，写过《水浒》小说。 　张国光则认为，施耐庵“此人实不可考”。此外，他还多次阐发经鲁迅提出的“托名说”。 (参见《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武汉师院学报》1979年1期； 《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 《水浒争鸣》1辑； 《续辨“施耐庵文物、史料”之答客难》 《水浒争鸣》5辑)黄霖、严云受、王晓家、刘操南，都不认为《施氏族谱》中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 二、主要思想意义研究 　有关《水浒》思想主题研究1.农民说 　路工认为，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 (参见《〈水浒〉——英雄的史诗》 《光明日报》1953年2月1日)宋云彬认为， “梁山泊上成千成万的‘喽啰’”“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 (参见《谈〈水浒传〉》 《文艺月报》1953年3期)王利器认为， 《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参见《〈水浒〉与农民革命》 《光明日报》1953年5月27日)张默生、戴不凡、冯雪峰等，都持此论，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异。 　2.投降说 　毛泽东认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参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李希凡认为：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 “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因而“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人民日报》 　1975年11月5日)3.忠奸说 　刘烈茂认为， “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 ”(参见《评 〈水浒〉应该一分为二》 《中山大学学报》 1979年1期) 侯民治认为， “作品也写到农民造反”， “使他们投降， 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 “通过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 来颂扬忠臣良将。 ” (参见《论〈水浒〉的主题思想》 《湘潭大学学报》 1979年1—2期) 凌左义认为， 高俅是奸佞的代表， 宋江是忠义的典型。 “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 是判定《水浒》主题之主要依据。 ” (参见 《论忠奸斗争是 〈水浒〉描写的主线》《水浒争鸣》 2辑)4.市民说 　伊永文认为， 《水浒传》 “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 着重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和行为。 ” (参见《 〈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4期) 王开富也认为， 《水浒》 “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 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 (参见《 〈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 《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3期) 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 《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农民； “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 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 ” 《水浒》还“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并“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和爱。” (参见《水浒新议》第11、16、23、36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此外， 还有的研究者不同意上面几种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 黄瑞云认为，《水浒》前后两部分缺乏有机结构， 不应是统一的主题， 一是英雄谱，一是叛徒传。 (参见《从对 〈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 〈水浒〉的评价》《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1期)王齐洲认为：“《水浒传》主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 (参见《 〈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 《水浒争鸣》1辑)章皆淳认为， 宋江的思想不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官逼民反也不是整个《水浒》的主题。 《水浒》告诉人们受招安是死路一条。 (参见 ( 〈水浒〉 的主题是反投降主义》 《昭通师专学报》1983年3—4期)汪远平认为， “《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 并非只是局限于某人某事， 而是基本笼罩全书， 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 ” (参见《 〈水浒〉复仇主题及其美学意义》 《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三、 “招安”问题研究 　贺远明认为， “《水浒传》 写宋江等对统治阶级存在着幻想， 以及梁山泊英雄被宋朝统治者招安后终于被害的悲惨结局，也正显示了被压迫的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 妥协只有获得更悲惨的命运， 这样的结局既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能使人消除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 对人民有更有力的教育作用。 ” (参见《对张默生先生“谈谈〈水浒〉”的意见》， 《西南文艺》1953年12期)冯雪峰也认为， 受招安之类的事情，“是一种历史现象， 由各种历史的具体条件所造成，它的表现和意义也各有不同”， “所以要具体地去研究”。 “受招安现象一般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 “但绝不能一切的受招安都看作出卖革命。” (参见《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 《文艺报》1954年3—11期)丁力认为， “宋江主动受招安，有两种思想支配他：一种是民族思想，一种是正统思想。” “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受招安也是人民的愿望”， “受招安表现了宋江的妥协性，而妥协性又受了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思想水平要求宋江，怨他不该妥协、骂他是投降主义，出卖了农民革命。” (参见《关于宋江受招安的问题》 《文艺学习》1957年2—3期)肖兵认为，招安的结果，是作者对“宋江的同情。” (参见《宋江论》 《文艺月报》1957年3期)杨柳却认为，“把宋江的接受招安说成是‘历史条件所规定’，此外并不涉及宋江的主观意图。显然这种忽视主观能动性而片面强调客观的做法是欠妥的。” (参见《论宋江的典型形象》 《作品》1957年8期) 　南谷认为， “招安和反招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水浒》 “百般美化赵宋王朝推行招安的反革命策略，着意鼓吹起义农民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农民起义的恣意诬蔑。” (参见《农民起义史上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 《光明日报》1975年10月9日)钟谷认为，受招安，就宋江而言， “是他混入梁山以后作为推销投降主义的诱饵而一贯鼓吹的思想”，他“没有一日停止过对起义军的思想腐蚀。” (参见《评投降派宋江》 《天津日报》1975年10月16日) 　吴组缃认为， “作品里所写受招安及其惨痛的悲剧结局，正是作者自以为给义军找到的‘最好的理想道路’。” (参见《谈〈水浒〉》 《文艺报》1978年2期)孙一珍认为， “受招安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参见《〈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3期)王文彬认为，招安有“理”。 “招安是宋元时期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必然产物。招安政策的实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参见《关于〈水浒传〉与“招安”的再认识》 《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3期)梁国辅则也认为，小说“后半部‘赦罪招安’的思想倾向也是反封建统治的，它和前半部‘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不但不对立，而且和谐统一，它是前半部‘官逼民反’反封建思想倾向的继续和发展，是《水浒》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见《“赦罪招安”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与〈水浒〉评价》 《长春师院学报》1984年1期)郭豫适认为， “说宋江接受招安，是受了民族意识的支配，不如说主要的还是受了忠君思想的支配”， “小说对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描写以及其悲剧作为水浒英雄的结局，还是写得比较自然、比较合理的，因而基本上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参见《关于〈水浒传〉后半部的评价问题》 《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4期)郭英德认为，受招安，“归根结蒂应为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的内在矛盾所决定”。这“标志着梁山泊农民革命性质的根本改变”， “实质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别动队了”。但 “也不能因此忽视了 ‘受招安’ 的悲剧结局所揭示的客观意义。 ” (参见《论 〈水浒传〉 的思想意义》 《水浒争鸣》4辑) 　凤胜、 羽军、徐棻认为， 《水浒》“通过宋江形象及义军受招安的处境，批判了投降主义思想。 ” (参见《 〈水浒传〉 宣扬了投降路线吗》 《四川文学》1979年4期)陈辽认为， “《水浒》的糟粕， 则集中表现在它宣扬投降主义，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 (参见《关于 〈水浒〉 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6期)刘烈茂认为， “《水浒》主要倾向”是“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和歌颂投降派。” (参见《评 〈水浒传〉 应怎样一分为二》 《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期) 四、 “忠义” 问题研究 　冯雪峰认为， 小说标榜的 “忠”的实际内容，“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地主恶霸、 ……。他们实行的“义”， 则除了他们相互间亲如兄弟、 誓同生死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面， 如仗义疏财， 劫富救贫、……以及誓向迫害者报仇雪恨， 等等。 ” (参见 《回答关于 〈水浒〉 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11期)张友鸾认为， “替天行道”的“道”， “只不过是封建社会里大家所共同承认的 ‘忠义’之道”， “用 ‘替天行道’ 四个字贯穿全书， 我们应该意味到其中所含的阶级意义。 ” (参见《炎“替天行道”及其它》《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3期)张政痕对“忠义”作了考释。 他认为， 标榜“忠义”的 “忠义军”， 是北宋末年北方民众的抗金武装组织。小说里的“忠义”， 是从这儿“偷来”的。忠义，曲折地反映了梁山泊英雄忠于国家和人民。”参见《宋江考》 《历史教学》 1953年1期) 　李希凡认为， “《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 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 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 ‘正路’。”(参见《 〈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 《人民日报》 1975年11月5日) 五、 宋江形象研究 　张政痕从史学的角度对宋江作了审查和考断。 他认为“宋江不征方腊”。(参见《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1期) 　戴不凡认为， “扶危济贫、仗义疏财， 这是宋江受众好汉尊敬的基本原因”， 宋江“除了他具有很高的智慧和谋略以外， 主要的就由于他讲义气”，“他必竟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英雄， 他不可能有象我们一样的阶级意识。 ” (参见《谈 〈水浒〉 》 《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冯雪峰认为， “要了解书中宋江最为内心的性格， 不可忽视作者所布置的吟 ‘反诗’这一段情节及其人物的心理状态”， 宋江“有其仁厚的一面。 ”，“也有其雄才大略的一面。”(参见《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 《文艺报》1954年3—11期)聂绀弩认为，宋江“这个人比较复杂，内心矛盾多，是不容易刻画的”(参见《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人民文学》1954年5期)刘中认为，“对宋江的描述，除了抽象地说他为江湖上人称为‘呼保义’、‘及时雨’外，并没有一些更多的具体事实来说明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及在上梁山前的一些革命斗争事迹。”“一诗一词”，是宋江在“浔阳楼醉后”“发出的牢骚”，不能“说明宋江的革命反抗性”，小说对宋江的描写， “甚至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失败的。”(参见《谈“水浒”中几个问题》 《光明日报》1955年3月6日)李骞却认为， 《水浒》 “作者不但真实的刻画了宋江的形象，而且主要是在农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刻画了宋江的形象”，不能“只根据宋江上山前的情节或只根据作者所写的宋江形象的消极面来论断作者在创造宋江这一形象的成败。”(参见《读“谈〈水浒〉中的几个问题》 《光明日报》 1955年5月8日)张文勋认为，评论宋江，要“按其家庭出身以及社会地位所必然给他带来的思想和性格发展上的曲折而艰苦的过程”来全面分析，至于“一诗一词”，“更不能释为只是‘牢骚’而巳。”(参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光明日报》1955年6月12日)苗得雨认为，宋江“不只是阶级斗争的英雄，也是民族斗争的英雄”，他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思想与要求。”(参见《关于宋江》《文史哲》1955年1期)丁力认为， “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不打倒皇帝，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参见《关于宋江受招安的问题》 《文艺学习》1957年2期)李永先认为， “宋江投降以后，更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葬送农民起义的叛徒面目”， “这是评价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参见《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吗》 《文史哲》1965年5期) 　毛泽东认为，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度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参见《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 　李玉昆认为，宋江“有他进步的一面，曾经对革命作出过贡献”，不可全面否定。 (参见《宋江的道路》 《河北大学学报》1978年3期)孙一珍认为， “宋江的一生是全忠仗义的一生，为实现其保国安民的愿望而英勇奋战的一生。”(参见〈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3期)唐富龄认为，宋江性格具有双重性、分裂性，“在他身上，既有正在滋生的与重‘义’相联系的反抗因素，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与‘忠’、‘孝’相联系的守旧因素。”(参见《宋江形象的分裂性、统一性及其他》《水浒争鸣》1辑)刘敬圻认为，宋江形象的出现，“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的萌发与躁动”， “还标志着古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正在发生裂变。” (参见《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求是学刊》1985年1期) (田荣) 《西游记》研究概况述评 一、 关于作者吴承恩 　1. 关于吴承恩的政治思想 　相当多数的同志认为， 吴承恩是个儒生， 其思想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 有人说，吴承恩一生坎坷， 科举不得意，只是个岁贡生， 仕途不如意， 只是个小县丞，贫老而无子，生活遭遇是不幸的。 但其思想， 基本上是传统的儒家的明主贤臣的思想。 又有人说， 吴承恩是“两代学友”和一代商业市民之后的儒生， 是一代才人，他一生怀才不遇， 但并没有离开儒家的思想道路，没有跳出历史的规律，即使他让孙悟空喊出了“皇帝轮流作， 明年到我家”的口号，也并不是要推翻封建制度，而是要做个皇权主义者。 　有文章仔细地分析了吴承恩的诗文， 指出吴的政治思想乃儒家的民本思想， 基本上属于儒家的举贤任能、慎刑薄赋、仁政爱民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 与明清之际的民主主义思潮有接近和相通之处。 　有文章指出， 吴承恩的政治思想， 前后是不一致的。 青年和中年时期， 由于目睹朝政腐败， 宦官专权， 与经内乱外患，加之科场失意，生活潦倒，对社会现实十分不满， 形成了早期的叛逆和反抗的思想。 但是， 当他四十五岁之后， 这种叛逆和反抗的思想渐渐消弱， 思想发生变化， 由不求仕进逐步转向求取功名， 荣宗耀祖。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比如封建制度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严嵩罢官和海瑞起用所带来的希望， 密友们的规劝和父母的愿望和嘱咐等等， 相当复杂。 　有人认为， 吴承恩的世界观是充满着矛盾的。说他既痛恨统治阶级某些腐朽和罪恶，追求社会正义， 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倾向，但是， 他又无法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反对劳动人民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反抗斗争， 极力维护封建阶级的正统地位。 　2. 关于吴承恩的生、卒年 　吴承恩的卒年，目前有三种说法，即：1580年、 1581年、 1582年。 而1582年，是学术界的通常看法。 　吴承恩的生年， 学术界流行看法为1500年。 二、 关于 《西游记》 　1.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所谓反映农民起义、人民暴动说(有的文章称人民说)。第二，所谓《水浒》翻版说。第三，所谓歌 　颂“改邪归正”“悔过自新”，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小说说。此外，尚有许多说法，诸如主题矛盾说、双重主题(或称主题转化)说、安天医国说、诛奸尚 　贤说、新兴市民说等等。 　①关于反映农民起义、人民暴动说 　许多人对此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 　有的文章明确指出， 《西游记》中在孙悟空身上表现出来的犯上作乱、反抗斗争精神，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早已有之，如共工、刑天、蚩尤、无支祁等。所以，孙悟空的作为，很难说是农民起义和人民暴动的反映。而且，吴承恩的生平和思想，更找不到他同情和歌颂农民起义、人民暴动的任何根据，他一生与农民起义无任何瓜葛。 　有的文章认为，把“大闹天宫”视作封建社会人民反抗斗争的反映，也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闹天宫的原因并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剥削，孙悟空的动机和目的也不是要推翻玉帝的统治，更谈不上反对封建统治秩序了。而且，他闹天宫始终是独往独来，同农民起义更相违背。更为重要的是，前七回中孙悟空的思想性格，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中农民安土重迁、忍辱负重，不到活不下去的境地绝不造反的传统思想性格。他和天宫时而和好，时而刀兵相见，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纵情游乐、尊荣显耀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他闹天宫，不要说代表“人民”，甚至连花果山的群猴也不能代表。 　有的文章干脆说，全部《西游记》，没有任何章回反映、影射农民起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大闹天宫诸役，都看不出起义暴动的反封建战争的影子，因为孙悟空一方并非受压迫的农民，而是神话中才有的一群猴子。西天路上尤其不见任何农民起义的踪迹。即使《西游记》的全部神话都是从“人间变异”的现实中抽象、幻化出来的，仍然看不出农民起义和反封建战争。 　不少人对与上述农民起义、人民暴动说有密切关系的主题矛盾说、双重主题(或主题转化)说，也提出否定意见。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看待小说前七回(或前十八回)，即孙悟空大闹天宫，与后八十回，即西天取经的关系。多数同志不同意将《西游记》分割开来，认为小说的主题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阐明这统一的主题时，其意见，则又五花八门，各不相属。 　一种意见认为， 《西游记》全部作品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精神，无论写闹天宫，还是写八十一难，都是一样。 　另一种意见认为，全书是以宗教范畴的“求放心”即“改邪归正”为思想主线的。前七回、八至十二回和十三回至一百回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系。 　又一种意见则认为， 《西游记》的主题，就是取经，没有取经这一主要内容，便没有《西游记》，无论前七回的大闹天宫，还是后来的西天取经，均不能独立存在。 　也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旨在“安天”。文章说， 《西游记》的前七回， 写的是孙悟空得道成仙， 大闹天宫而终于失败的故事。 这个故事， 以孙悟空大闹天宫为顶点， 以玉帝众神南行 “安天大会”为其结局。前七回中尽管作者在某种情况下同情 “闹天”， 但是故事的主题则是 “安天”， 而且这个“安天”思想贯串全书， 它也是取经故事的主题。②关于《西游记》为 《水浒》 的翻版说多数同志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有的文章明确指出， 说 《西游记》为《水浒》 的翻版， 这是把 《西游记》只看作是用神话手法写成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的典型表现。 而这种看法， 其实， 正是 《西游记》 反映农民起义、 人民暴动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 这种观点， 把《水浒》中的宋江先造反、后受招安、打方腊， 和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先闹天宫、 后皈依唐僧， 打妖魔， 完全看成是一回事。 文章质问， 且不说宋江受招安打方腊是干了错事， 玄奘取经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主要的， 怎么可以把妖魔与方腊农民起义军等同呢？ 　有的文章则明确说， 这种观点之所以不能使人信服， 主要是由于它脱离作品和作者的思想实际， 简单机械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作品、 人物的缘故。 　③关于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小说说许多同志对这种观点表示不以为然。 　有的文章说， 这种观点， 不但把 《西游记》视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 而且把它看作具有明确政治目的性的小说。 其实， 吴承恩创作 《西游记》并无政治目的， 当然， 也不是无所为而作， 而是 “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把企图瓦解农民起义的罪名强加在吴承恩身上， 实在是大大冤枉吴承恩了。 　④关于对明世宗的批判 　有人认为 《西游记》是写神魔之争的， 却对当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进行了隐寓的批判和嘲讽。 毫无疑问， 中国过去时代的神魔小说以至历史小说，都有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影子。 吴承恩通过神魔之争的描写， 对不满的当世皇帝加以批判和嘲讽——自然是隐寓的， 似可以说是必然之题。 　⑤关于对宗教的批判 　有的文章论述道： 吴承恩对前人的取经故事， 进行了大胆的扬弃， 脱胎换骨的改造，破旧立新的再创作， 把一个弘扬佛法、 鼓吹佛教精神、 歌颂虔诚佛教徒为主的积年老故事， 改造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反宗教倾向的神话小说， 把孙悟空原来愿意追求佛门正果的宗教护法者， 改造成为一个体现作者美学理想，昂扬着强烈的批判宗教精神、 反抗神权的神话英雄。 前人都在肯定宗教的前提下， 肯定孙悟空这条“改邪归正”的道路， 而吴承恩则在批判宗教的前提下，对这条道路作了相当深刻的否定性描写。 这是吴承恩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卓越的贡献， 也是对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小说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发展。 　2.关于孙悟空的形象 　这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其意义主要在于，它关系到《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的评价问题。 　①孙悟空的形象的塑造及其典型意义 　多数同志既不同意把孙悟空看作是农民起义、人民暴动的代表，也不同意把他看作是农民起义中的“改邪归正”的一个榜样。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一种意见认为，孙悟空是一个神话世界英雄。他具有叛逆性格。在自然灾害面前，他是为驾驭自然、战胜自然的强大威力的象征；在妖魔邪恶势力面前，他是一位敢于斗争，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勇士；在神佛统治面前，他敢于面对面地加以嘲讽和斥责。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不怕的反抗形象的创造，带有很大的人民群众理想愿望的色彩。在封建社会中，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与上述意见相近似，认为孙悟空是救世英雄。他保护唐僧去完成西天取经的神圣业绩，的确是一位贤材，是人间所无，天上少有的英雄。吴承恩在幻想领域中，把一个曾经大闹天宫的石猴，塑造成一位高于诸天神祇的救世英雄，曲折地反映了当世意欲变革现实的有识之士对人材的呼唤。 　第三种说法，孙悟空是属于人民的草莽英雄。文章说，孙悟空是人、神、猴三者统一于一体的特殊艺术典型，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形象，不是从中世纪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物典型，而是以封建社会后期为背景，曲折幻化出来的神话式的草莽英雄。他是属于人民的，但不属于那一个特定的阶级，它体现了我国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 　又一种说法，认为孙悟空是个复杂的有着矛盾的形象。文章说，作者吴承恩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是煞费心机的，在孙悟空身上既熔铸了社会现实的内容，也是作者生活和思想见解的艺术再现，有着真实的生活根基和广泛的“人民性”。有的文章虽然不同意把孙悟空看成农民起义、人民暴动的化身，但又说，从孙悟空身上，确实可以看到农民起义英雄的许多本质特征。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典型意义，有的文章又说，大闹天宫时代孙悟空手中那条威力无比的棍子，发挥了对神权统治武器批判的作用，取经故事中的孙悟空形象，在思想内涵上更为深刻、丰富，这个人物在传统的宗教故事框子里，把从政治上对神权的批判，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放射出思想批判的光彩。 　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 　孙悟空形象的来源，或称孙悟空的“国籍”，这是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其主要观点有：第一，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是由印度的史诗《罗摩延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演化而来；第二，传统说，认为孙悟空是作者继承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创造出来的；第三，混血说，即认为孙悟空既有中国的血统，也有印度血统，称孙悟空是个混血猴，或为双重国籍。 　大多数人认为，进口说、传统说各有偏致，看似公允的混血说，也难以成 　立，而倾向于另一说法，即所谓综合典型说。此说，既考虑本民族传统；又不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与混血说的区别，则在于强调以本民族为主，外来的必须融化为本民族的东西。有文章说，吴承恩《西游记》其故事和人物受到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所包含的恩想和文化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但它始终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土壤，它的复杂思想归根结底受中国各时代思想观念的制约，它的复杂文化因素， 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一切外来的因素都逐渐被融化、吸收，在更高的基础上被统一。 从孙悟空形象身上， 虽然可以发现某些外来因素， 但是作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这些因素都被统一在作者的伟大艺术创造之中。 　3.关于《西游记》的艺术特征 　《西游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它的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是学术界通常的看法。有的同志对以上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认为把《西游记》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作品， 是文不对题。文章说， 浪漫主义作家是认真相信殷切期望现实按照他所描绘的那样运行的， 他也诱导读者相信现实就是他所描绘(即歪曲，即一厢情愿地理解) 的状貌的。 但《西游记》显然不是这样， 吴承恩肯定不打算叫人相信世界上确有一个能拔根毫毛叫声变就出现奇迹的孙猴子，有那么许多拥有法宝的在西天路上等候唐僧果腹的妖魔等等。作者明确地知道自己是虚构， 也无意不让读者知道他是在虚构， 这就和现实作了不正确的描写而却深信确是如此的浪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裁定这类超人间故事的作品之是否为浪漫主义，不能以它故事外貌的不现实和想象的任意骋驰为依据， 而要考察它所讽喻的生活内容是否符合社会关系的真实， 即塑造的人物是否具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格。从而，撇开那个超人间的荒诞的外貌，人们就象评价描写人间故事的作品那样，看出作家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艺术倾向。如果在这样的检验下有根有据地判定《西游记》是浪漫主义作品， 当然无话可说， 可是， 现在却并非如此。 　4.关于《西游记》的版本 　①关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新见解 　《西游记》的版本，素来存在争议。争议的主要内容， 就是杨志和本《西游记传》、吴承恩《西游记》和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传》之间的关系。 郑振铎先生的看法是， 吴本最早， 朱本删吴本， 杨本又就吴本、 朱本删改， 即杨本为最后出的本子。 　有人对此提出了新见解。 认为杨本最先， 朱本界于杨本和吴本之间， 吴本定本后出。文章说，三个西游故事版本的关系，应该是杨本——朱本——吴本定本。 郑振铎先生由于震惊于新发现的《永乐大典》中的材料， 把三者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 以致违反了由疏而密、 由粗而精的一般出版通则。 　②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的发现 　明刊袁漫亭序《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国内久已失传。 北京图书馆仅藏一部缺失大半的残本。 日本存原刻本、复刻本各一部，法国存一本失去前两回的重刻本。有人写文章介绍说近十几年来国内陆续发现两本，一为写刻本，一为印刻本，分别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全书百回，附图百页。全书评注近千则，仅“总评”语一项，有近万言。是明刻几种《西游记》中，唯一附有评语注释的本子。 (蔡 毅) 《金瓶梅》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 《金瓶梅》 研究 　鲁迅认为， 《金瓶梅》不是专写 “淫夫荡妇”的坏书， 而是通过 “淫乱”，揭示、鞭挞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通过“描摹世态”， “见其炎凉”， 表现出作者对社会、对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一伙形形色色的恶人的批判。他还将《金瓶梅》与其它几部古典小说，作了对比研究。 鲁迅在对明代社会作了考察后认为， 作品中的性描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 　茅盾认为， 《金瓶梅》描绘的淫乱秽行， 不仅仅是受时代社会颓风的影响，也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如，被辑录到汉魏丛书内的 《飞燕外传》， 就有大量淫秽描写。可以说此书为后世的色情小说创作提供了 “范本”。 (参见《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国文学研究》 1927年商务版) 三行也认为，《金瓶梅》淫秽描写与宋人评话有关。这是他将小说与宋人《海陵荒淫》作了比较后，得出的结论。郑振铎认为“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 , 正如眼瞳之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至于 “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 《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参见《谈〈金瓶梅词话〉 》 《中国文学研究》， 作家出版社， 1957年版) 　吴晗对于《金瓶梅》研究的贡献， 是在于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和渊博学识先行肯定了小说“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他对小说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作了详尽考证。 主要成果有两项：一是“《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二是“《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参见《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后收入《读史扎记》 三联书店1956年版) 建国后的《金瓶梅》 研究 一、 作者研究 　1.集体创作。潘开沛认为，《金瓶梅》 “它不是那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 ” (参见《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赵景深也认为“《金瓶梅》是民间的集体写作。”(参见《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 《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4期)。 　2.个人创作。徐梦湘认为，潘先生“并不能证明这书的非文人创作。”(参见《关于〈金瓶梅〉的作者》 《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张鸿勋认为： “《金瓶梅》却全是作者一个人的规划，一个人的创作。” (参见《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6辑) 杜维沫认为， “《金瓶梅》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 (参见《谈谈〈金瓶梅词话〉 成书及其它》 《文献》1981年7辑) 　假如《金瓶梅》是由个人创作的，那么小说作者是谁？明、清以来对小说作者的看法依序是：①笑笑生。欣欣子提出。②绍兴老儒。袁中道提出。③金吾戚里门客。谢肇浙提出。④世庙一巨公。廿公提出。⑤嘉靖年间大名士。沈德符提出。⑥王世贞。宋起凤提出。⑦王世贞门人或王世贞本人。谢颐提出。⑧卢楠。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⑨李渔。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题记提出。⑩李卓吾。王仲瞿提出。(11)薛方山。宫伟缪提出。(12)赵侪鹤。宫伟缪提出。(13)吴侬。戴不凡提出。(14)贾三近。张远芬提出。(15)屠隆。黄霖提出。(16)李开先。徐朔方提出。(17)刘九。戴鸿森提出。(18)李开芳。叶桂桐、阎增山提出。 二、思想艺术研究 　李西成认为， “《金瓶梅》的巨大社会意义，在于揭露晚明时期建基于剥削制度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化生活”，“作者虽然没有提出阶级矛盾这一属于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但他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生活反映出来，使人们看到它的腐朽堕落的本质，实质上就是对这一阶级的否定。何况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态度”， “从而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本质和它必然崩溃的前景。”(参见《〈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 《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1期)朱星认为，“《金瓶梅》取材于现实社会，是社会小说之祖。小说是一部明末社会史。”小说“勾勒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群丑图，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 (参见《〈金瓶梅〉文学评价及对〈红楼梦〉 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赵景深则也认为，“《金瓶梅》一书，描写的是商人如何转化为官僚，间接地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其它阶级或阶层的复杂关系，它是明代后期某种特定生活的典型概括。”(参见《中国小说丛考》第301—307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支冲也认为，《金瓶梅》的主要成就“是较真实的刻画了当时城市生活的黑暗面和有局限的表述了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参见《〈金瓶梅〉评价新议》 《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2期)郭豫适认为，《金瓶梅》 “叙写了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及荒淫无耻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上人们精神和道德的腐化堕落。”他还认为，至于那种“敢于对性生活作大胆描写”， “未必就是反封建思想的表现”， “不值得给予很高的评价。”(参见《金瓶梅简论》 《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6期)卢兴基认为《金瓶梅》的主题“不在暴露封建黑暗”，而在“表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参见《论〈金瓶梅〉》 《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3期) 　任访秋认为：“《金瓶梅》在艺术成就上，也是非常卓越的。作者创作才能， 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书中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刻画，各种手法的应用， 以及对群众语言的熟悉等， 都足以使它成为一部比较出色的艺术品。”为此， 他从四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和概括。 (参见《略论 〈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 《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1期)孙逊认为：“平实地再现生活， 并在再现时力求细腻而真实， 这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发展到《金瓶梅》时的一个突破， 也是 《金瓶梅》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至于“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和“生动泼辣的文学语言”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两项“成就” (参见《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章培垣认为，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对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揭示， 打破了在这以前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格局， 为塑造内涵更丰富的艺术形象开辟了道路”， 小说“在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它以刻画人物为主，它所描绘的性格是复杂而非单一的。 “(参见《论 〈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3年4期) 袁世硕认为： “在如实地描绘生活方面，《金瓶梅》是颇为出色的。 ”小说“缺乏艺术提炼与深化， 这就防碍了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更高成就。”(参见《〈金瓶梅〉平议》 《文史哲》1985年3期) 三、创作方法研究 　李长之认为， 严格的现实主义只是从《金瓶梅》才算开始。 ” (参见《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 《文艺报》 1957年3号)王汝梅认为，“《金瓶梅》虽杂有自然主义成分，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杰作”，“把自然主义看作它的基本倾向，是不符合《金瓶梅》整个艺术形象的实际的。” (参见《评张竹坡的 〈金瓶梅〉评论》 《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2期) 　李希凡不同意李长之对《金瓶梅》创作方法的评论。 他认为， “《金瓶梅》 虽然在艺术描写上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成就， 却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 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 以致使它无法抢夺《水浒》这个光辉牢固的开拓者的地位。 ”(参见《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18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此外，他还认为《金瓶梅》 “近于自然主义”。 (参见《古典小说艺术创作方法初探》 《新建设》1961年5期) 张炯认为，“《金瓶梅》是自然主义的有害作品。”(参见《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创作方法》 《新建设》1961年6期)刘大杰认为，“从总的精神来说， 它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 ” (参见 《中国文学发展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姚雪垠也认为， 《金瓶梅》格调低下。(参见《岐路灯》序。中州出版社。1980年版)许西认为，《金瓶梅》 “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 (参见《中国古代文学一瞥》 《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4期 ) 四、西门庆研究 　任访秋认为， “西门庆是一个封建时代末期，由流氓市侩，逐步发展成为奸商，而兼官僚、豪绅、恶霸的典型人物”，西门庆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实际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基石。只要封建社会存在一天，这种人物也就要存在一天。”(参见《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 《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2期)赵景深认为，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就代表中国旧社会恶霸的发迹历程。” (参见《中国小说丛考》第303页)徐朔方认为，西门庆是“近代史上官僚资本家的远祖。” (参见《论〈金瓶梅〉 》 《浙江学刊》1981年1期)卢兴基认为，“西门庆是一个雄心兼有兽性的人，西门庆“对于封建礼教和法制，带着十分的蔑视和破坏性，他的野兽般淫滥和享乐带着暴发户式的狂欢，简直是对礼教社会的示威”。 “西门庆非常注意资本的不间断的增殖”， “因为，利润永远是商人首先考虑的原则，可见西门庆这一形象和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参见《论〈金瓶梅〉》《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3期) (田 荣) 《儒林外史》研究概况述评 (一) 十九世纪的研究 　《儒林外史》评论，最早是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的。 　今见最早版本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即有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其后有：咸丰年间黄小田题识、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金和跋，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本惺园退士序和例言，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宝文阁刊《儒林外史评》黄安谨序和天自山樵(张文虎)识语，光绪年间上海石史(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中徐允临题跋、华约渔题记、王承基信件，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序等。 　《儒林外史》的评点，卧闲草堂本有回末总评(简称卧评)，咸丰年间有黄小田评点(简称黄评)，齐省堂本有眉批和回末总评(简称齐评)，光绪十一年(1885)有上海宝文阁刊行的天目山樵评语“定本” 《儒林外史评》 (简称天二评)，此外苏州潘氏清抄本有潘祖荫眉批，从好斋辑校本有华约渔眉批、石史眉批，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有针对天目山樵评点而写的几十条评语。 　这些序跋、评点中，闲序和卧评影响最大，在清代，它们几被当作《儒林外史》的组成部分加以沿印和评骘。它们二者的观点也互相契合，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为历来《儒林外史》研究者所重视和引用。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小说一天头的《一箩金》(即蝶恋花)词就提出“功名富贵”四个字。卧评说： “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 (第一回)。 “‘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 (第二回)。闲序讲得更集中， 并按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将书中人概括为四种：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 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闲序、 卧评的这一观点大抵为其后的评点家所接受：黄评在《一箩金》词“功名富贵”四字上眉批： “一篇主意”。齐评则批： “全书主脑”。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一开头就拎出闲序“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话加以发挥。东武惜红生序也说：“其命意， 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 　卧评、齐评也曾从八股科举的弊端阐发部分人物和情节的意义， 但从没有把批判八股科举视作小说的主题， 相反， 卧评说： “斗方名士、七律诗翁， 尤为题中之正面” (第十七回) , 并未以时文士为“题中之正面”。 天目山樵也认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 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之法说：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天目山樵评说： “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 岂特八股为然。 ”不同意把八股科举当作病根。 　《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成就，序跋评点中有许多重要的阐发， 虽然那时还说不出现实主义这个科学的概念。现实主义首先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在瓦舍说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往长篇小说，传记色彩很浓，而日常现实生活的描写却不充分。在这方面， 《儒林外史》比过去的小说大大跨进了一步。 闲序说： “《水浒》、《金瓶梅》在“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方面很有进步， 已有“穷神尽相”之称， 而《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又“出其右”。 它写的是儒林的现实生活， “迥异玄虚荒渺之谈”， 写的是平常的真实人物， 使“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 无不可取以自镜。 ”卧评说： 《儒林外史》写的是“世间真事”，有如“铸鼎象物”， 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其些本质方面， 与那些“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 并不能行之于当世”的“俗笔稗官”比起来，悬隔不啻天壤(第三回、第六回) 。 惺园退士、 黄安谨、 天目山樵、徐允临也都高度赞扬这种“所记大抵日用常情， 无虚无缥渺之谈” ，“描写世事， 实情实理”的现实主义艺术， 说它“摹绘世故人情， 真如铸鼎象物， 魑魅魍魉毕现尺幅”， 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清代它几乎被视作剖析世态人情的教科书：卧评就引友人的话说： “慎毋读《儒林外史》， 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潘祖荫在读到小说第二十一回匡超人胡吹自己备受读书人供奉的时候批道： “丁守存亦尝如此说， 其人号心斋， 其八股刻本甚多。 ”他即由书中的匡超人发现了身边的匡超人。张文虎“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 ‘吾温《儒林外史》也’。他可以茶寮所见印证《儒林外史》。沙沤《一叶轩漫笔》说：林则徐之婿沈葆贞喜读《儒林外史》，督两江时“智珠朗烛，物无遁情，判决得间处，往往出人意表而人意中，说者谓公阅微之识，取资于是书者甚多。洴澼一方，善用者以之却敌，非必谓虞初家言，仅供日遣也。”所以沙沤盛赞《儒林外史》 “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 　清代乾、嘉以降，考据学大兴，影响所及，在《儒林外史》的序跋评点中，关于人物原型和情节来源的考证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代表人物是金和、黄小田、天目山樵、平步青。 　金和本以诗名，不是考据家，但他母亲是吴檠的女孙，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开雕时，由薜时雨请他写跋，这就是后来影响很大的“金跋”，他把“闻于母氏”的吴敬梓情况，特别是《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加以论列，指出有名有姓的生活原型有吴敬梓(杜少卿)、吴檠(杜慎卿)、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冯粹(马纯上)、樊圣谟(迟衡山)、程文(武书)、年羹尧(平少保)、甘凤池(凤鸣岐)、朱草衣(牛布衣)、是镜(权勿用)等十一人；只知其姓的生活原型有十七个(余家兄弟、娄家兄弟各算两个)。又说“《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光绪年间上海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儒林外史》题跋引金和之子金遗的话说：金和作跋后记起“季苇萧即李筱村”。 　在金跋的基础上，天目山樵考出：汤奏的原型为杨凯、荀玫的原型“疑是姓卢”。平步青又考出以下生活原型：荀玫为卢见曾、向鼎为商盘、沈琼枝为“松江张婉玉”、高翰林为郭长源、娄氏兄弟为史奕环兄弟、太保公为张廷玉、云晴川为杜沼、严贡生为庄有恭，并说庄濯江为程晋芳、范进“或指芜湖陶西圃镛”。蒋瑞藻《小说考证》所引《缺名笔记》说匡超人为汪中。 　他们的指述，大部分是有根据的，有一些现在还看不出其理由(如庄有恭之与严贡生)，有一些明显是错误的(如吴敬梓逝世时汪中才十岁，显然不可能以汪中为匡超人的原型)，但从总的说， 《儒林外史》人物多有原型的立论和考证，只要经过科学的阐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儒林外史》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构思。 　在搜讨情节素材的来源方面，除了黄小田、天目山樵和平步青之外， 《茶香室丛钞》 (俞樾)、 《一叶轩漫笔》 (沙沤)等也有所发现，后者说《儒林外史》 “摭取他籍者为多”，尽管用语不够科学，还是道出了它取材的一个特点。 (二)二十世纪初的研究 　晚清，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一些知识分子从外国小说的发达和其社会作用得到启发，大力提倡小说。对轻视、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发起冲击，自觉地利用小说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出现了“小说界革命”的潮流。 二十世纪初叶，涌现出三十多种小说杂志， 小说研究也形成热潮。过去的序跋评点等传统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专门论述小说的理论文章、随笔评论等新形式，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出现 。《儒林外史》成为它们立论和评骘的重要对象。在号称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绣象小说》、 《月月小说》、《小说林》上分别发表的梁启超、浴血生等人的《小说丛话》、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天僇生 (王无生、王仲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蛮 (黄摩西、 黄人)的《小说小话》， 以及《觚葊漫笔》等重要论著， 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文艺观点，对 《儒林外史》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见解的新看法， 有了一点新意， 可惜缺少集中的专门论著。 　代表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晚清小说理论家， 首先都把小说看作改造社会人生的有力武器，大力提倡“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的“社会小说”。在这种情况下， 《儒林外史》被作为社会小说的楷模， 受到空前的重视和推崇。效法之作果如雨后春笋， 顿然蔚为大观。《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总结当时的情况说： “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怪现状》、《官场现形记》， 其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 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包天笑回忆说： “当时写社会小说的人， 最崇奉《儒林外史》一书， 因此人人都模仿《儒林外史》。 ” (《钏影楼笔记》)可以为此结论作佐证的材料不少： 韩邦庆自述《海上花列传》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 李伯元的朋友写 《谭瀛室随笔》说《官场现形记》“其体裁仿《儒林外史》”。 《枕亚浪墨·哑哑录》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其为人绝类著《儒林外史》之吴敬梓”。曾朴在《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小说受《儒林外史》影响而加以发展变化……。 　但是， 当时人就已经看出来，这类小说虽然学习 《儒林外史》，却又都望尘莫及。们们常常针对当时小说的弱点， 以《儒林外史》为典范，阐述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原理。 　《儒林外史》 问世后被反动人物视为谤世书， 群起而攻之，而一些有识之士也早就起而反驳。晚清的小说理论家对此进一步加以发挥。邱炜萲《续小说闲评》说： “ 《儒林外史》一书， 意在警世， 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天僇生把进步小说家的创作动因分为三类：“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 他把吴敬梓归于第二类，认为作者不是一般的“痛社会之混浊”，而是 “深极哀痛”， “血透纸背”， 这样严肃的创作态度、深刻的创作用心， 是吴敬梓高出于一般小说家之上的首要原因。 　对于所写的生活有丰富的阅历、 体验和深入的观察、 剖析， 这是晚清小说理论家所重视的吴敬梓的又一条成功之道。邱炜萲《续小说闲评》说《儒林外史》“其描写炎凉世态， 纯从阅历上得来，警世小说而能不涉腐气，断推此种。” 《觚葊漫笔》在赞扬《儒林外史》人物写得成功时说：“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 不易得此真相”。 对所写的人物和生活没有深入体验和剖析，确是晚清许多小说流于浅露的重要原因。 　在形象塑造方面， 《觚葊漫笔》把《儒林外史》作为“描写派”的典范：“本其性情，而记其居处行止谈笑态度，使人生可敬、可爱、可怜、可憎、可恶诸感情。凡言情、社会、家庭、教育等小说皆入此派，我国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最。”强调从描写人物的行止谈笑中表现作者的褒贬爱憎，这是符合小说创作原理的。南社小说理论家黄摩西说： “《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镜”中只有作者塑造的客观形象，倾向由形象本身流露出来，而不需作者“我”强自出现在“镜”中指手画脚生硬地下“前提语”。寓深刻思想于丰富形象之中，通过艺术形象来说话，这确是《儒林外史》的成功经验。针对当时社会小说的通病，在《小说丛话》里，浴血生说： “社会小说，愈含蓄愈有味。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今之社会小说夥矣，有同病焉，病在于尽。” 　对于《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得失， 《觚葊漫笔》说： “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不向壁虚构随意拔高，《儒林外史》的大部分人物是真实可信的，这是它成功的方面。但它也有不足的一面。夏曾佑《小说原理》批评“《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并说那是因为作者并未深入到“君子”的“肺腑”中去得其“品性”，也就是说，生活体验还不够。在我们看来，这里面还有作者理想的局限性以及这种理想人物缺少现实基础的问题。夏曾佑又说：如果单写作者“亲见、亲闻”的小人，固然可以“成一绝妙小说”，却“不可以导世”；“为社会起见”，“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也就是说，必须悬君子形象以为“导世”的标范。这样的见解与吴敬梓的创作思想是相合的，但却不必作为对旧时代小说的普遍要求。 (三) “五四”到建国前的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新经济政治的发展，酝酿并准备了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历史老人终于叩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门环。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七年， 《新青年》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通信，倡导文学改革。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历史潮流里，《儒林外史》被推崇为“国语文学”的范本、白话小说的旗帜，进一步受到重视。胡适、钱玄同通信讨论，共同确认“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 《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而后二者所作又“都是学《儒林外史》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儒林外史》成了“文学正宗”的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但与胡适的改良主义倾向相一致，他这时主要是从文学的“工具”上推重《儒林外史》是“模范的白话文学”，其次也从文学的“方法”上赞许《儒林外史》具有 “写人物的画工本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还很少涉及反封建的思想内容。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儒林外史》评论中也注入了批判封建主义、 宣传民主主义的新鲜思想血液。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儒林外史》，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了新叙， 胡适也作了 《吴敬梓传》载于卷首。陈独秀的新叙首先同他几年前写的 《文学革命论》相呼应， 赞扬 《儒林外史》是 “写实的”文学。 接着， 便以鲍廷玺与王太太的婚姻为例， 说 “吴敬梓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以王玉辉女儿殉夫为例，说吴敬梓认为封建的“贞操”“是极不自然”；以倪老爹同于老者的对比为例，说“吴敬梓把‘工’比 ‘读’看得重”。钱玄同的新叙主要论证《儒林外史》可以作为“模范国语读本”， 同时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的反封建思想内容。 他也举王玉辉女儿殉夫的情节， 说明“‘吃人的礼教’真正是要不得的东西”， “礼教是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些论述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五四精神是一致的，对《儒林外史》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胡适在这时候已明显暴露其作为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右翼的面目， 他一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面用资产阶级的立场、 观点、方法“整理国故”。 他自称“吴迷”，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很下了一番功夫， 继1920年的《吴敬梓传》之后， 1921年他访得四卷本《文木山房集》，1922年撰作《吴敬梓年谱》，此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重印 〈文木山房集〉 序》、 《〈官场现形记〉序》、《白话文学史》等论著中，对《儒林外史》都有论述。 他明确地以《儒林外史》、 《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为时代的“代表文学”， 取代桐城派的正宗地位， 并把对 《儒林外史》等小说作者的考证和研究提到与传统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他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光考察和评价《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对这部小说的主旨、 思想和社会价值， 提出了见解：认为“批判……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 (《吴敬梓传》) ；认为吴敬梓通过荆元等人物形象， 想要造成“真自由， 真平等”的社会心理，认为这样的小说“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他以近代的文艺观点评论《儒林外史》的艺术， 对它的人物塑造、结构方式、语言特色， 乃至讽刺艺术， 都有一些好的见解， 如他首先提出吴敬梓“受了颜习斋、李刚主、 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 ”( 《〈官场现形记〉序》)但由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胡适的论断难免有不少偏颇、局限乃至错误。 　鲁迅以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眼光， 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 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作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 ……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他首先赞扬吴敬梓能够“秉持公心，指时弊”， 也即 “公心讽世”， 这使那些“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的小说家无法望其项背，这是《儒林外史》 “足称讽刺之书”的先决条件。 　他精辟地概括《儒林外史》的审美特征：“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正因为作者“秉持公心”，对时弊是“深极哀痛”，所以本心是忧慼，但却以谐——喜剧性的讽刺出之，在喜剧性的内里潜藏着悲剧性，这就使喜剧性的讽刺有了深刻的蕴含。他认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他一面赞扬《儒林外史》“婉而多讽”， “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批评《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末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所以， “《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只能称作“谴责小说”。可见他也把“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当作“足称讽刺之书”的必要条件。 　他指出此书“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是以“士林”作为“指擿时弊”的中心的；在士林中则“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 “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他对这部小说内容的分析，是层次分明的。他对此书的人物塑造和结构特点，也有精到的分析。 　在三十年代的杂文中，鲁迅也时常论及此书，例如《叶紫作〈丰收〉序》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被鲁迅许以“伟大”的古典小说，除此以外，似只有《红楼梦》。他为《儒林外史》伟大之不被人懂而不胜感叹。 　现代小说大师茅盾，在二十年代就写过《〈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的奇辱》一文，驳斥当时歪曲这三部优秀古典长篇的言论。三十年代他在《谈我的研究》里说： “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他认为《红楼梦》 “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 　以《围城》而名噪现代小说史的钱钟书，是《儒林外史》的热烈爱好者，他同时是一位大学问家，四十年代曾写《小说识小》，搜讨《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季羡林、赵景深、叶德辉也做过这方面的搜讨工作。 　以讽刺小说《华威先生》、 《包氏父子》等闻名的张天翼，1942年写了一篇长文： 《读〈儒林外史〉》，用小说家特有的眼光和独具个性的幽默笔调，阐发《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环境同当今现实的相近似处。他说，一记起《儒林外史》的人物，“就不免联想到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熟人”， “似乎觉得他们是我同时代的人”。和茅盾一样，他觉得《儒林外史》比《红楼梦》离现代生活更近，所以觉得“特别亲切”。 　从以上四大现代小说家对《儒林外史》的爱好和高度评价，可以略窥它对现代小说的深刻影响。 (李汉秋) 《红楼梦》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红楼梦》研究 　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作。他认为旧红学是“附会的红学”， “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对索隐派的结论，进行了驳斥和批判。胡适专就《红楼梦》“著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了考证。他认为，①《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②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③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④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⑤《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他还认为，①《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②高补比不上曹著，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9—220页。上海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注。)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对新红学有过重大贡献的第二人。他于1923年出版的专著《红楼梦辨》，比起胡适的专论来，其研究范围深入到小说内容本身，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他批驳了旧红学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认为，①《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作品。②《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③《红楼梦》是为金陵十二钗作传。④《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⑤高鹗续书，不能令人满意。此外，他还就《红楼梦》的时、地及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故事情节作了探佚。 (参见《红楼梦辨》)。 　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有一定新意。如小说思想内涵、社会价值、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文笔的含蓄、语言的个性化、生活与创作、作者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总体倾向，等等。均散见在他的“小说史”和所写杂文中。他认为，①《红楼梦》是人情小说。②自有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③高鹗续补和曹著风貌相类。④阅读《红楼梦》应持正确态度。 (参见《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坟·论睁了眼看》、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同胡适、俞平伯一样，他也认为“《石头记》实其自叙也”，这“实是最可信的一说。” 　蔡元培、黄乃秋、宋孔显、李辰冬，先后对胡适《红楼梦考证》提出了批评意见。黄乃秋认为，胡文“前后矛盾”，而“其立论证据”也不充分。同时又违“背于小说之原理”。他批评胡适“处今科学昌明之世，初不料胡君意窃考证学方法之美名，以文其指鹿为马之伎俩一至于此也”，还就“红楼人生”与实际人生的“迥不相同”作了概括和论述。 (参见《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宋孔显认为， 《红楼梦》八十回以后， 不为高鹗所续。 在对“胡、俞二先生的主张略加驳正”后， 提出“全书是曹雪芹一人做成的。” (参见《〈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李辰冬从“环境”、 “风格”、 “思想”三方面入手，对小说“前后异同”作了比较， 认为“后”不如“前”。 还认为， “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 固属可笑， 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 ” (参见《〈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涛每认为， 王国维的见解有新意， “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 ”他还认为， “有生活就有苦痛， 不过看主观为转移”。 “要免除痛苦，不在拒绝生活之欲，而在认识真正之情。”“《红楼梦》之精神，不在解脱， 而在言情。 ” “《红楼梦》之价值，不在造成 ‘无的世界’， 而在造成 ‘情的世界’。” (参见《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李玄伯还参据“康熙硃批”新史料的发现， 对曹雪芹先世作了考评。 (参见《曹雪芹家世新考》)严微青依据“新史料”对胡适的“假设”作了 “证实”和修正。 (参见 《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方豪结合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的多年研究，对《红楼梦》描写到的 “舶来品”作了探索。 并认为这对解决“书中之本事”有助益。 (参见《〈红楼梦〉 新考》) 此外， 藏云也还就小说中的大观园， 作了考论。 他认为， 大观园不是谁人的私家园林， 而是以当时皇家园林为参照物的艺术虚构。 (参见《大观园源流辨》)吴宓认为， 《红楼梦》 “宗旨宏大、 范围宽广、 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并逐一论说。 (参见〈红楼梦〉新谈》) 之认为， 《红楼梦》里“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 ” “在近代文学中， 确有价值。 ”是“结构极精密， 笔墨极纯洁， 描写人物极细致”的写实派小说。 他对贾宝玉等十八人的“品评”， 有许多“闪光点”。 他还认为， 有关小说的神话描述和不曾删除净尽的猥亵之处， 是“ 《红楼梦》 的缺点”。 (参见 《〈红楼梦〉新评》)余剑秋认为， 《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的崩溃的过程”， “作者以艺术的特见，发现了封建贵族崩溃的必然性。”(参见《评 〈红楼梦〉 》)李辰冬对《红楼梦》的艺术性作了分析， 认为小说“结构周密”、“错综繁杂”， 尤如“海浪”。在澎湃起伏中， “大浪伏小浪， 小浪变大浪”， 有起无止。就书内某些片断而言， “因为他的起， 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 到后数回中还有余波。 ” (参见《〈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 　张天翼的《贾宝玉出家》是一篇《红楼梦》 人物研究专论， 后与他人所撰有关论文结集，于1945年出版。 太愚(王昆仑) 以 《花袭人论》为首篇的“红楼”人物论， 也于1948年出版。 牟宗三、 王树槐分别认为， 《红楼梦》 悲剧在于有恶“欲恕而无所施其恕”， 小说 “最大的特色，便是求人性的充分发挥， 忘己爱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超越现实是人性的高度发展，解脱罪恶是人性赤裸裸的表现。 ” (参见 《 〈红楼梦〉 悲剧之演成》、 《谈谈 〈红楼梦〉 中的人生理想》 ) 王璜认为， 《红楼梦》的不朽， 与作者 “决不漠视语言的功用”有关，并进而提出， “批判地接受 《红楼梦》的遗产， 向 《红楼梦》学习对话， 丰富文学的语言。 ”陈觉玄认为， 《红楼梦》的反封建思想是 “新旧社会嬗变期中智识者意识的表现”，这“也就是全书的基调所在。” (参见《论〈红楼梦〉里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试论》)。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初版于建国后的1953年。全书坚持和宣传胡适倡导的“自叙”说，并进一步将其引申、发挥为“写实自传”说。他认为，①《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小说”， “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对勘这部小说的写实性。”②“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天才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中一部非凡作品。”③旧红学对《红楼梦》的认识(“猜谜”与“艳情”)是错误的。④脂砚斋是史湘云。周汝昌将小说作者曹雪芹和小说人物贾宝玉作了详尽对比勘证后，提出“写实自传”说，又提出熟知作者的脂砚斋就是小说人物史湘云。 建国后的《红楼梦》研究 一、 《红楼梦》作者研究 　经胡适1921年考证以后， 《红楼梦》著作权似乎成为定论。但近年来，有人对此问题持不同意见，戴不凡提出新看法。他例举了有关的外证和《红楼梦》所提供的四方面“内证”材料后，认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他对“石兄”和曹雪芹家世作了考论。 (参见《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 《北方论丛》1979年1期； 《石兄和曹雪芹》 《北方论丛》1979年3期。) 　先后批驳戴不凡而维护曹雪芹著作权的作者有张锦池、王孟白、蔡义江、薛瑞生、白盾等。 二、有关曹雪芹卒年的争鸣 　①壬午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除夕。 (公元1763年2月12日)可参见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 (《光明日报》1954年3月1日。)、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文汇报》1962年3月14日。)、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4月8日。)有关论文的论证 　②癸未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 (公元1764年2月1日)可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53年版第203页)、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 (《光明日报》1954年4月26日)、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光明日报》1962年3月10日)、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光明日报》1962年4月12日)、郭沫若1963年7月25日致吴世昌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3期)等有关论文的论证。 　③甲申说。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春分。 (公元1764年3月20日)徐恭时提出。见《文星陨落是何年》(《红楼梦学刊》1981年2辑)此前，香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总编梅挺秀也提出过乾隆甲申春天说。( 《红楼梦学刊》1980年3辑) 三、 思想倾向研究 　①市民说。邓拓认为， “《红楼梦》 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作品。 ” (参见 《论 〈红楼梦〉 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霍松林认为， “正因为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方面， 并以先进的民主思想为指南认识现实、 反映现实的， 所以他能够无比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 ” (参见《浅论〈红楼梦〉 的人民性》《光明日报》 1955年3月27日) 李希凡、 蓝翎认为，《红楼梦》 “从它基本的倾向来看，是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要求。”(参见《关于 〈红楼梦〉 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 1955年4期) 　②农民说。 佘树声认为， “把《红楼梦》 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穷极奢侈归结为是特定的统治集团灭亡的征兆， 认为是由于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违背了中国的历史特点的。” (参见《关于贾家的典型及其它》 《人民日报》 1954年11月29日)刘大杰认为， “《红楼梦》的思想基础， 是建筑在农民力量的基础上， 是建筑在农民生活思想的基础上。”(参见《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红楼梦引论》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版)③传统说。何其芳认为， 《红楼梦》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代优秀思想和文学传统， 小说反映的， 都是“古已有之”。 如果说 《红楼梦》反映了 “新兴阶级”的思想， 我们从书中找不到这种思想与传统思想 “质的差异”。 (参见《论 〈红楼梦〉 》 《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曹道衡认为， “清初顾、 黄、 王、颜、李、唐、 戴等思想家， 既非一个流派，又都不是 ‘市民’ 思想家”， 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来论证” 《红楼梦》 “小说反映市民思想， 更是错误的。 ”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要求， 倒不如说是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来批判和抗议当时的黑暗现实。” (参见《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 〈红楼梦〉 的关系》同上)刘世德、 邓绍基认为， 小说人物要求的平等观念， “只是属于自古已有的平等观念，并未带有近代的色彩。 ” (参见 《评 “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 《北京大学学报》 1957年2期) 四、 主题思想研究 　①爱情说。毛星认为，“《红楼梦》全书从头到尾所赞叹的是爱情、爱情的生活以及被封建社会所歧视所轻侮的一些不幸的妇女； 贯串 《红楼梦》 全书， 有这样一些思想： 对利禄对孔孟的鄙弃厌恶， 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对妇女对个性的特别尊重。 ” (参见 《评俞平伯先生的 “色空”说》 《人民文学》1955年1期)何其芳认为， 《红楼梦》 “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特别是揭露了那些压迫妇女的制度的罪恶， 这是 《红楼梦》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作了更深刻的暴露。 ” (参见《论〈红楼梦〉 )蒋和森认为， “《红楼梦》的主题， 是人的美， 爱情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主题。” (参见《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反封建说。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 “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参见《〈红楼梦〉简说》 《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 《我们怎样读〈红楼梦〉》， 《文汇报》1954年1月25日)高山认为， 《红楼梦》 “反映出当时社会罪恶的形形色色。” (参见《关于〈红楼梦〉》 《青岛日报》1954年8月17日)巴金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 (参见《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蒋和森认为， “反封建主义，这是笼盖《红楼梦》全书的主题，” (参见《一部对时代感到痛绝的书》 《红楼梦研究集刊》5辑。) 　③封建家族衰亡说。黄能升认为，“《红楼梦》是反映封建社会大家庭没落悲剧的小说。” (参见《〈红楼梦〉的四大家族》 《大公报》1951年1月13日。)刘大杰认为， 《红楼梦》是一幅“封建家族衰败历史的图卷。” (参见《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 《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刘舟认为，《红楼梦》是“封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挽歌。” (参见《谈〈红楼梦〉》《广州日报》1954年5月11日。)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李希凡认为， 《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典型概括”，“抨击”、“揭露”、“预示”了“它们行将灭亡的命运”，并“赞颂”了小说人物“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叛逆性格。” (参见《〈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 《文史哲》1973年1期) 　④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舒芜认为， 《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参见《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学刊》1980年1辑)邓遂夫认为，小说“悲悼”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青年女子。这便是《红楼梦》主题的真正内涵。” (参见《〈红楼梦〉主题辨》， 《红岩》1980年4期) 　⑤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朱彤认为， “《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通过“各个侧面的描写”， “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 (参见《论〈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学刊》 1981年1辑) 　⑥婚配对象选择说。王志武认为， 《红楼梦》的中心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母子之间围绕婚配对象选择问题而进行的冲突，冲突焦点是弃黛娶钗，还弃钗娶黛。其它各种冲突都是紧紧围绕这一冲突的。作者还提出钗妻黛妾之说。 (参见《红楼梦人物冲突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五《红楼梦》人物研究 　贾宝玉研究李希凡、蓝翎认为， “贾宝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性格”，“在贾宝玉的性格中更鲜明的是新的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贾宝玉对于妇女的态度，本质上是进步的。在这里正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 (参见《如何理解贾宝玉的典型意义》 《光明日报》1955年3月20日)吴组缃认为，“贾宝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从贾宝玉形象的主要特征， 我们可以看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楚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或雏型；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参见《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4期)何其芳认为，“同中国的和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典型一样，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了一个共名。”“然而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 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此， 虽然他的时代和阶级都已经过去了， 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参见《论〈红楼梦〉》)蒋和森认为， 贾宝玉“是带着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他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及他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所跨过的那许多足迹，我们还不曾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丰满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 并且以这样一个新鲜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参见《红楼梦论稿》第41页。)张毕来认为， 贾宝玉反对科举， 鄙弃功名利禄， 有进步的一面。但 “宝玉的思想， 分析到底， 并未超出儒学的理论体系。 ” (参见 《略说贾氏家塾中的师友之道》《文史哲》1980年5期)滕云对张文持相反看法。 (参见《也谈贾宝玉的鄙弃功名利禄》《文学评论》1978年5期)李湛章、孙鹤峰、 何纯基在归纳了历来对贾宝玉的判识(①新人的萌芽——新兴力量的代表；②光辉的形象——封建阶级的叛逆；③纨袴子弟——珠围翠绕的公子哥儿)后，提出贾为“多余的人”的典型。其突出特点，“就是要摆脱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牵制，力求保持一个自由恬淡的风格”， “贾宝玉的思想矛盾， 性格缺陷与人物结局”，“也都符合 ‘上述’特点。 ” (参见《从贾宝玉的形象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北方论丛》1980年6期)陈星鹤则认为， 把贾宝玉判为“多余的人”，此说“尚有不甚妥贴之处”。 (参见《在贾宝玉和“多余的人”之间不能划等号》 《南宁师院学报》1984年1期)起庸认为， 宝玉 “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 不以富贵骄人， 不尚虚伪， 更无机心， 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 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道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 ” (参见《贾宝玉是叛逆吗》 《晋阳学刊》1981年6期)袁世硕认为，对贾宝玉 “不可以用品评现实人物的标尺作政治、道德的鉴定，既不可将他独尊青年女性的性情看作是反映了某种人性， 也不可将他视之为泛爱主义者。 (参见 《贾宝玉心解》 《文史哲》 1986年4期)社会时代在前进， 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 “从对北大女学生的调查情况来看她们认为最讨厌的文学典型艺术形象却是贾宝玉。 (参见《红学的启示》。 《文学报》1986年8月7日) 　林黛玉研究 　蒋和森认为，林黛玉“代表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希望和痛苦。” “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印人心、最富有艺术力量的女性形象。人们熟悉她，甚于熟悉自己的亲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琴弦一般地回响。” (参见《红楼梦论稿》第49页、第88页)周扬认为， “林黛玉比起薛宝钗来，还是林黛玉真些，她挣脱了封建时代的一些束缚，你也可以用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她比较有人性，她是反封建的。” (参见《1961年6月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军报社编。第573页。1975年)吴宗蕙认为“林黛玉容貌似不及薛宝钗‘妖媚风流’，才华似亦不如史湘云之嗔涓横溢。但是，她具有一种‘稀世’美。这种美是心灵美、性格美”， “率真、纯真，可以说是林黛玉性格的主要特征。” (参见《冷月葬诗魂》 《求是学刊》1980年3期)刘大杰认为，林黛玉“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典型。”“有人批评他心眼儿小，说话尖刻，性格上呈现着浓厚的悲观与伤感，这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在意识方面的曲折反映，是由于她那种孤立无援的环境所造成的，由于她那种强烈的希望，受了当时还保持相当强大的封建黑暗势力的压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表现。” (参见《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第20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薛宝钗研究 　廖苾光、施幼贻、张舒扬分别认为，薛宝钗搞“阴谋权术，比之凤姐有过之无不及”， “奸险如袭人，贪狠如赵姨娘，”二者“比起她来都有逊色。”(参见《怎样看〈红楼梦〉》 《南方日报》1955年1月5日；《从薛宝钗的性格看〈红楼梦〉的倾向性》 《四川日报》1955年1月15日)何其芳则认为，“薛宝钗有机心，说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主义的虚伪，这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一个率真的胸无城府的少女，她并不是没有心眼和打算，她的言行也不能完全没有矫揉造作和虚伪之处。但这和奸险还是在程度上很有差别的。”“如果说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 (参见《论〈红楼梦〉》)蒋和森认为， “本质上是利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是薛宝钗的灵魂，是构成她性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同时这也是理解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到头来， “冷酷的时代，终于把这个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里。 (参见《红楼梦论稿》)聂绀弩认为“我们说宝钗是封建制度的化身，大概不怎么错。但从另一方面想，她自己也是个好女孩子，不过被封建道德毒害了，因之，同时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是个不幸的人。”(参见《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2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裘新江认为， “作为一个在男子面前较为庄重的青年女子，宝钗也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具有近代女性的某些性爱因素。”她不是一个由里到外都冷的“冷美人”。宝钗身上有“时代的新因素”。 (参见《宝钗新论》 《滁州师专学报》1985年2期) 六、 高鹗续书研究 　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的 “不幸”之一， 就是 “续书的庸妄”。 “补书在思想上， 故事发展和结构上， 人物描写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更不及原本。”(参见 《读 〈红楼梦〉 随笔》 《大公报》1954年1月7日至12日)刘大杰认为， 高鹗 “以极大的同情与了解， 大体上没有违背作者的原意， 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 ”， “高鹗的文学成就， 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 (参见《古典文学巨著 〈红楼梦〉 》 《解放日报》 1954年3月7日)何其芳认为，高续 “它保存了宝黛悲剧的结局，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但另外有些部分的思想内容却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在艺术的描写方面， 除了有些片段还写得较好或可以过得去而外，绝天部分都经不住细读。”高续“一方面是帮助了前八十回的流传， 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鲜明地衬托出曹雪芹的原著的不可企及。” (参见《论〈红楼梦〉》)童庆炳认为， 高续有四处不足： “错误地安排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结局”； “在某些方面歪曲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充满了对鬼怪神灵的迷信描写”；“在艺术上比前八十回逊色”。但高续也有三天功劳：“正确地艺术地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结局”；“基本上完成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主要人物的性格描写”； “补充和丰富了一些批判封建社会的内容”。(参见《论高鹗续〈红楼梦〉 的功过》 《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3期)胡文彬认为， 高续“以最隐蔽、最阴险的手段篡改曹雪芹原著思想主题的。”(参见《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 《文艺论丛》5辑)陶剑平就高鹗著作权提出质疑。 (参见《〈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续作》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3期)周绍良认为，“程、高只作了编辑加工，并没有什么续作的说法”。 “后四十回显然不可能是高鹗所续的。”(参见《论 〈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 《红楼梦研究集刊》2辑)舒芜认为， “后四十回妙玉结局”，“不仅侮辱了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侮辱了读作品的作者”。但续书写“黛死钗嫁”时， 有“三种笑”， “三种哭”， 这个“结局真是有大功于读者， 谁还要否定它，实在不大好理解。” (参见《说到辛酸处 荒唐愈可悲》《红楼梦研究集刊》2辑)白盾认为，“程、高续书决非雪芹原著。”(参见《“大悲局”与“小骗局”必须分清》 《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3期)他还认为，高鹗没有曹雪芹那忌讳“私奔偷盟”的封建上层阶级的自矜以及与其相关的保守观念， 没有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主张和不写 ‘私奔偷盟’的偏见， 因此就能越过曹雪芹所未能越过的障碍， 续出了作品应有而非原作者预想的结局。 ” (参见《试论高鹗续作之功》， 《光明日报》1983年2月15日))王永认为，高鹗的主要成就， 以黛死钗嫁为例，“这种表现手法在中国其它古典小说中还是少见的，它正是后来电影艺术中 ‘蒙太奇’ 手法的先导， 但比电影 ‘蒙太奇’的产生要早一百多年，这是高鹗对文艺结构形式的艺术创造，也是他对中国语言艺术发展的巨大贡献。” (参见《论高鹗续书的功过》《红楼梦学刊》1985年1辑) (田荣) 六大名著在国外 《三国演义》在国外 　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不但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国际文坛上有广泛影响，在世界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地位。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学条目中，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并认为《三国演义》是十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广泛批评社会的小说”。纽约大学中文系教授莫斯·罗伯茨①在为他的译本《三国： 中国的壮丽戏剧》所作的“导言”中写道：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把英国的编年史编成了戏剧，那么，罗贯中则是把流传于中国几个世纪之久的许多故事组织成了一部高超的、包罗万象的演义小说。”他并认为《三国演义》成书早在几百年之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一直在中国人民中间流传不衰，是因为这些人物和故事所表现的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英国学人斯坦特②在他的节译本《孔明的一生》的《序言》中说： “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和将领很少有像孔明这样普遍被崇敬的人物，他聪明，忠实，勇敢，机智，他的名字成为优良品德的代称；他初出茅庐，就在博望坡对夏侯惇一战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建立起极大的威信，他的军事识见一直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三国演义》俄译本译者、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教授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真正的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并说： 《三国演义》 “在表现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中占有卓越的地位，是最普及的作品之一。不论成年人或刚刚有阅读能力的少年，都怀有极大的兴趣阅读它。”在苏联，几乎每座图书馆或爱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家里，都有《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日本大百科全书有小川环树教授撰写的《三国演义》专门辞条，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评价，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日译本《三国志》译者，日本学者吉川英治在他的译本《三国志》之《序言》中写道： “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哀婉凄切，或悲愤慷慨，或幽默夸张，读来令人趣味横生，不禁拍案三叹！” 　《三国演义》原书在世界最早流传的国家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流传至今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日本学者湖南文山的日译本，题为《通俗三国志》，共分五十卷，日本元禄2—5年(1689—1692)刊行。日本编译的最早插图本《绘本三国志》，由著名画家葛饰北斋绘图， 出版于天保7—12年(1836—1841)。今天，《三国演义》在日本流传的不同译本，共有二十余种之多。其中著名的如： 1. 1929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翻译出版的《三国志》， 分上下两册， 列为“物语支那史大系”第4、5卷。 2.小川环树与金田纯一郎合译《三国志》， 1953—7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共十册， 为《三国演义》120回全译本。3. 《三国志演义》， 立间祥介译， 奥野信太郎、小野忍、增田涉、松枝茂夫、 仓石武四郎监修，为120回全译本， 1958年平凡社出版，共两卷，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4. 《定本三国志》， 柴田天马译， 修道社出版，为120回全译本。此译本比较注重原书诗词歌赋的翻译。 　《三国演义》约于十八世纪中期在越南开始流传，当时越南许多文人墨客为《三国》 中的英雄人物赋诗作画， 其中越南著名诗人吴时仕(1726—1780)为 《三国》人物所赋诗作， 最为有名。 1908年以来， 越南除有多种 《三国》译本外， 还有改编本，今存有喃字观文堂藏版改编本 《三国演义》 。 《三国演义》传入朝鲜的时间更早， 《李朝实录·宣祖卷三·宣祖三年(1569)六月》就有关于张飞、赤壁之战的文字记载。 再， 李瀷撰 《星湖僿谈》亦云： “《三国演义》，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 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于此可见十六、 十七世纪时期 《三国演义》在朝鲜已盛行。 据朴晟义推断，“三国演义》朝译文 , 1600年左右已有不止一种译本出现， 可惜这些译文均已失传。 《三国演义》对蒙古文学影响不小， 如《青史演义》就是受 “三国演义》 的影响。在东南亚，泰国最早的《三国演义》译本，大约是1902年译出，译者是乃汉。1985年出版。老挝文译本《三国演义》出版于1978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 荷兰莱顿市大学图书馆均藏有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 1983—85年巴塔维亚出版， 共十二册。 新加坡1889年出版过《三国演义》的马来文节译本。近年日本又出版了连环画册《三国演义》， 多达五十六集， 深受日本老少读者欢迎，由日本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先生绘制，印数已逾千万册。 日本近年还映出 《三国演义》 木偶电视剧， 引起观众极大兴趣。 　《三国演义》在西方的流传要比朝鲜、日本晚近一个世纪。西方最早的 　《三国演义》片断译文，是汤姆斯③译《著名丞相董卓之死》，载1820年《亚洲杂志》第一辑卷10及1821年版《亚洲杂志》第一辑卷11。 内容是《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的节译。18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爵士译著的《汉文诗解》一书， 译有《三国演义》 中咏史诗若干首。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所译《三国演义》的片段译文， 收入翟氏专著《历史的中国与其它概述》(1882年版)一书。卜舫济 (霍克斯·波特) 译《三国选》， 载 《亚东杂志》 创刊号(1902)。内容是 《三国演义》 第二十九回、 第四十一回及第四十六回的节译。西方唯一的 《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全译本是邓罗(布鲁威特——泰勒)④的英译《三国志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 共二卷。 法文片段译文，最早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⑤译， 题为《董卓之死》， 收入1834年巴黎穆塔迪埃出版社出版的朱利安译《赵氏孤儿》一书。西贡文学院严全教授与远东法文学院路易·里克教授合译的 《三国》 (四卷本) , 由西贡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出版。全书译至《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为止， 译文较忠实原著。 列入“联合国代表著作集： 中国部分”。 德文片段译文， 由德国汉学家格罗贝 (1816—1884) 译， 载《北京东方学会杂志》 1894年第4期，内容为选译第91回“祭泸水汉相班师”的段落， 题作 《祭祀死人的仪礼》 。汉斯·鲁德尔斯贝尔格⑥译《专权的董卓与美女貂蝉的故事》， 收入其编译的 《中国小说》一书的第一卷。 此书1914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 共二卷。 德文译本 《三国志： 中国小说》， 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译， 1940 年柏林出版，内容为 《三国演义》 的前三十八回的故事。 库恩译本由哥罗内⑦转译为荷兰文， 1943年由乌德勒支波罗纳出版社出版， 附插图。 1879—1882年在上海出版的， 由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⑧译著的拉丁文与中文对照五卷本《中国文化教程》第一版， 收有晁德莅翻译的 《三国演义》十二回的译文， 总题为《三国志》 , 即1—4回；25回； 41回； 45—49回； 56回的内容。 　苏联翻译研究《三国演义》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由帕纳秀克翻译注释的俄译本一百二十回 《三国演义》出版后， 苏联还出版了爱沙尼亚文 《三国演义》， 是由俄译文转译的。 东欧有波兰文《三国志》， 是由娜塔丽娅·比莉根据邓罗的英译本 《三国演义》节译的。 　综上所述 《三国演义》外文译本共计有英、 法、 德、 意、 拉丁、 荷、 俄、爱沙尼亚、 波、 日、蒙、朝、 越、 泰、老挝、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文种， 这些译本与译文的出现， 对渴望了解中国小说的东西方各国人民， 无疑是一个福音。 　西方研究《三国演义》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 为了推进 《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化， 西方学者呼吁必须有高水平的新译本出版。 据悉， 美国俞国藩教授已准备将《三国演义》 译为英文全译本， 法国李治华教授亦准备译出 《三国演义》法文全译本。 这两位学者是《西游记》 、 《红楼梦》的英、 法文新译本的译者， 在国际文学界享有盛名。 　西方研究 《三国演义》 的范围包括主题、 人物形象、 结构、 版本源流、 写作技巧等方面。 关于主题的研究， 有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的 《早期中国短篇小说》及菲茨杰拉德的《作为颠覆力量的一部小说》 等文。 韩南认为， “政治道德”显然是 《三国演义》的 “主要论题”。 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 有罗伯特·鲁尔曼⑨著 《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 、 爱德华·波特的博士论文 《诸葛亮与蜀汉》 、 保罗 ·威廉·克罗尔的论文 《曹操的肖像》 等。 鲁尔曼的文章提出， 刘备、 关羽、 张飞为 “行谊手足式的英雄人物”， 关羽是 “综合性英雄”， 诸葛亮是 “书生型英雄”。关于结构的研究，有美国学者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 此文认为 《三国演义》的结构是 “冲突——解决”模式。 关于版本源流的研究， 有韩南的 《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一文， 论述了 《三国演义》 从口头文学发展到长篇小说形成的过程。 还有杨力宇著《作为三国志演义来源的三国志》， 以及苏联学者李福清著 《中国的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研究(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文中侧重研究《三国演义》与作为它前身的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此外，美国1974年召开了普林斯顿中国叙事体文学讨论会，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的总结发言指出：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研究，已由一般评论趋于理论化。他建议学者们今后要从六个方面再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六个方面是：中国叙事体文学的分类界限；传统的与独特的叙事体文学的类型划分；叙事体文学语言修辞形态的演进；叙事体文学结构的类型；人物性格的塑造；叙事体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联。 　日本研究《三国演义》比较系统，涉及范围更广，并有一定的深度。研究者均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其论文如：盐谷温博士的《关于全像平话三国志》、小川环树教授的《毛宗岗与李笠翁批本三国演义》、立间祥介的《关于三国演义》和《论〈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本日济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钵雅量的《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山本健吉的《三国演义的文学》、香坂顺一的《三国演义的语言》、高桥繁树的《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西野贞治的《三国演义的研究与资料》等等。 　近年日本企业界掀起了研究《三国演义》的热潮，日本企业界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因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城野宏编著的《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中野直祯撰写的《三国志的智慧》、松本一男著的《三国志的统率学》以及日本企业界专刊《愿望》月刊编辑出版的《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专辑，这些书籍刊物风靡日本，商界人士争相构买。他们将《三国演义》作为必读之教科书，认为从中可以学习忠诚、信誉、仁义、智慧、胆识、用才、战略战术等等，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动日本企业界更加蓬勃的发展。 　朝鲜关于《三国演义》的研究论著有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此文着重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特征。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文章是对《三国演义》的综合研究。另外，还有李庆善著《三国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论文和李庆善所撰《三国演义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书(1976年由汉城一志社出版)等。 (王丽娜) 《水浒全传》在国外 　中国著名古典小说 《水浒传》、如同 《三国演义》 、 《西游记》 、 《红楼梦》 等古典名著一样， 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 流传甚广。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及世界著名学者对于《水浒传》均有高度的评价。例如：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在他的德译本《水浒传》的 “跋”文中说： “《水浒传》，它是讲屋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是民间的诗篇。 《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汉学家、 历史家、 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 都是非常宝贵的财产；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日本学者笹川临风在他的日译本《水浒传》的“序言”中说： “ 《水浒传》 的描写痛快淋漓、登场人物多种多样， 场面也变化多端， 真有云烟开阖、峰峦出没之妙。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堪称千古奇文。”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中说： “《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苏联著名汉学家罗加乔夫在他的俄译本 《水浒传》 之“跋”文中写道： “《水浒传》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水浒传》俄译本的出版可以帮助苏联读者开阔眼界， 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 ” 法国1979年《快报》载文指出 《水浒传》是中国人爱读的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在中国， 《水浒传》曾经并且一直拥有广大读者。不论老幼， 不分上下，《水浒传》之于中国就象《三剑客》之于法国一样。 中国人对故事熟悉的程度， 就象西方人熟悉亚当和夏娃的苹果，熟悉悉洛德的女儿、 亨利第四的白翎饰。”越南翻译家罗辰在他的越译本《水浒传》之“序言”中讲道：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有无数卷珍贵的宝书， 中国古典小说 《水浒传》 当名列前茅。 施耐庵以他的全部才华撰写了 《水浒》， 并在 《水浒》 中塑造了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豪杰形象。 这些豪杰憎恨腐败的朝廷， 聚众上山操练人马， 安抚百姓， 打出 ‘替天行道’的大旗。义旗在梁山泊上空飘扬，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这些英雄豪杰饮血盟誓， 共聚大义。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作品， 《水浒》就象一颗珍珠， 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自豪而且也是整个亚洲人民的骄傲。” 　《水浒传》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传到东西方各国，十七世纪初期一位荷兰学者将他获得的 《水浒传》 的 《插增本》残页， 赠送给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今称《牛津残页》。此残页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五回半《插增本》应属一个系统， 这是最早的 《水浒》简本。《水浒传》早在十七世纪的江户时期就传入日本，对于日本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明治以后直到今天， 《水浒》在日本仍很盛行不衰。 《水浒传》最早的日文译本是日本著名学者冈岛冠山的《通俗忠义水浒传》，1757年出版。这是《水浒传》第一个日文百回全译本，也是世界最早的《水浒传》外文译本。这个译本是根据李卓吾先生批评本《忠义水浒传》译出的。日本著名中国通俗小说翻译家、研究家龙泽马琴的《新编水浒画传》，由龙泽马琴与高井兰山合作编译，葛饰北斋插图，为七十回译本，出版于1808—1814年。这个译本是根据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内容编译的。译文多使用日本俗语，能将原文生动地传达出来，因而这个译本在日本妇孺皆知，成为雅俗共赏的读物。葛饰北斋为日本著名画家，这个译本有他所作宋江等四十个人物的单人全像和七十幅故事图。他所画的人物和故事画能表现原作的精神，而画面又带有日本情调，深受日本人民喜爱。日译文《水浒传》包括七十回本、百回本及一百二十回全译本。从江户中期至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水浒传》译本不断出现，这无疑为日本学术界深入研究《水浒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1.《国译忠义水浒全书》，幸田露伴译。这是根据杨定见改编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译出的，列为“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十八、十九及二十卷，1922年出版。2. 《少年〈水浒传〉》，三岛霜川编译，1935年由东京金星社出版。这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水浒传》改编本，译笔简练生动。3.笹川临风译《水浒传》，1939年东京改造社出版。这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选译本，列为“世界大众文学名作选集”第10卷。4.久保天随译《水浒全传》，至诚堂出版，列入“新译汉文丛书”。这是根据杨定见改编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译出的。5.村上知行译《水浒传》，1955—56年由东京修道社出版，共九卷，为七十回全译本。这是根据新中国七十回本普及版翻译的，此译本收入“世界文学全集”别卷1,2。6.《新译水浒传》，佐藤春夫译，中央公论社1956—60年出版，共十二卷，为杨定见改编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7.松枝茂夫编译《水浒传》，这是提供青少年阅读的选译本，1959—60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8.连环画册《水浒传》，共七册，由横山光辉绘制。1969—72年由株式会社潮出版社出版。9.吉川幸次郎与清水茂合译的《水浒传》，由岩波书店出版，这是根据内阁文库藏容与堂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译出的，全书共十五册。此外，日本早在江户时期就出现了以《水浒传》为题材的各种改编本。如：安永二年建部绫足写了《本朝水浒传》，天明三年出版了伊丹椿园著的《女水浒传》，宽政十一年出版了山东京传著的《忠臣水浒传》，享和元年出版了佐佐木高吉著的《日本水浒传》等等。而龙泽马琴在1814—1842年期间写成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共98卷，106册，是传奇式的长篇小说，书中的神奇写法以及惩恶扬善的精神都是受《水浒》的启发。日本从江户时期直至战后，根据《水浒传》改编的作品，多达十余种，可见《水浒传》对日本通俗文学影响之深。《水浒传》在日本的影响，不限于文学作品，也超出了各种表演艺术范围，可以说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西方最早发表的 《水浒传》的片断译文， 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的片断译文， 选自 《水浒传》前六回中鲁智深的故事及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一回中武松的故事， 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 1850年57期及1851年第58期。 在《水浒传》的英文本中， 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七十回全译本， 书名 《四海之内皆兄弟》， 1933年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及伦敦梅休安出版社分别出书， 共两卷。 赛珍珠在译本序言中写道： “英文书名自然不是中文小说名字的意思， 中文名字奇特地难译。因此， 我专断地选择了孔子的一句名言 ‘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英译本的书名， 此书名含义的广度和深度，都符合水浒山寨里这伙正义豪杰所具有的精神。”沙博理翻译的英译本《水浒传》，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1981年又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及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再版。沙博理这一译本， 是 《水浒传》英译本迄今为止唯一的百回全译本， 译文较为准确。 此译本的出版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德文译本《水浒传》较早的译本是德国汉学家 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翻译的七十回节译本， 书名 《强盗与士兵： 中国小说》， 1927年在柏林出版。 杰弗里·邓洛普曾将此德译本转译为英文， 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翻译的一百二十回 《水浒传》节译本，书名《梁山泊的强盗》，1934年莱比锡出版，在西方也有较大的影响。意大利文译本 《水浒传》及匈牙利文译本《水浒传》，都是根据库恩的德文译本转译的。此外，捷克文译本与波兰文译本《水浒传》皆为节译本。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晁德莅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 有《水浒传》拉丁文的摘译文，所摘译的内容是金圣叹评本第22回及第27—28回，即武松的故事。 1978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若克·达尔斯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法文全译本， 这部译著的问世轰动了法国文学界及汉学界，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1850年以来，西方出版的十多种《水浒传》外文译本中最受重视和欢迎、反响最强烈的一种全译本。这部新译本的出版，开拓了法国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新局面，因而它被誉为“世界巨著的一部代表译作”，选为1978年的“最佳读物”。由于译文精湛、优美， 译者还荣获1978年度法兰西文学大奖。苏联翻译《水浒传》始于五十年代。如罗加乔夫译《水浒传》(两卷本) ,1955年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 又如儿童读本《水浒传》， 译者是李西查·谢布里亚科夫，1968年由列宁格勒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 　西方很多有见地的批评家指出， 《水浒传》属于司科特式的历史小说和大仲马式的武侠小说，它根植于中国土壤， 虽然具有“武侠”性和冒险性，但它不是西方的“斗篷加长剑”的侦探小说， 更不同于西班牙的骗子冒险故事， 它是一部“奇异而又充满现实性的著作”。法国大百科全书有这样的评价： “《水浒传》之于中国，颇似希腊人的《伊利亚特》、 印度人的《罗摩衍那》、 日本人的《平家物语》、西班牙人的《唐·吉诃德》和俄国人的 《战争与和平》。”国外学人关于 《水浒传》的研究论著很多， 他们一般都对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给于高度的赞扬， 同时对《水浒传》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价值也都加以充分的肯定。 　日本研究《水浒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 《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训点木刻《水浒传》的考证、各种日译本《水浒传》译文的优劣得失，以及《水浒传》产生的背景、思想、艺术、语言、版本、评点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日本汉学家们都发表过许多文章，有的还曾展开过争论。日本汉学家关于《水浒传》的重要研究文章有青木正儿的《冈岛冠山与中国白话文学》、 《〈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长泽规矩也的《江户时代〈水浒传〉的流行情况》，村上芳郎的《〈水浒〉嗜好者马琴》，小川环树的《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的文学》，相浦皋的《〈水浒传〉的语言》，木村英雄的《〈水浒传〉的背景》，白木直也的《和刻本〈水浒传〉的研究》，大内田三郎的《繁本与简本的关系》、 《〈水浒传〉与〈金瓶梅〉》，松枝茂夫的《金圣叹的〈水浒传〉》，幸田露伴的《〈水浒传〉诸版本》，高岛俊南的《〈水浒传〉的世界》，宫崎市定的《水浒传〉 :虚构与史实》、《两个宋江：〈水浒传〉人物》，以及井坂锦江的《〈水浒传〉与中华民族》等。近年香坂顺一编辑的《水浒全传〉语汇索引》等资料工具书，亦颇有学术价值。 　西方现代汉学家对《水浒传》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社会作用、结构技巧以及与西方传统小说的比较。如：琼·切纽兹的《水浒传与近代社会的关联：它对19世纪和20世纪起义运动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表现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理查德·格雷格·欧文的《再次考察水浒》；杰克吴的《水浒的道德标准》(此文研究小说作者的道德观，同时探讨了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残忍性、反抗之艰苦以及他们复仇的彻底性等)；夏志清的《水浒的比较研究》 (此文将《水浒传》与西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特别与北欧传奇故事“冰岛家族”进行比较，分析了《水浒》的强处与弱处、 《水浒》英雄人物的美德与厌恶女人的特点等，认为《水浒》是一部“伸长的深沉的叙事体”作品)；蒂莫西wong的《水浒中关于义的品德》 (此文探讨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残忍及其所表现的“义”之间的明显矛盾，同时探讨这些人物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查尔斯·艾伯的《英语评论〈水浒传〉的考查》 (此文广泛地介绍了英语文学评论《水浒》的情况)；王靖宇的《金圣叹》 (此文研究金圣叹在《水浒》评论中的文学观点，认为金圣叹对于起义者怀有矛盾心理，并且认为金圣叹的评论具有个人的高度风格，指出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导者) ；菲利普孙的《〈水浒传〉的煽动性艺术》；李培德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 (此文认为，《三国》与《水浒》具有各自的“叙事模式”，它们的“结构”表现出布局的技巧。《三国》的结构是“冲突——解决”模式，而《水浒》的结构则是“情节连结”模式。 《三国》的模式为三条平行线型， 《水浒》的模式为环状链条型，即由一个一个的环组成系列。 《水浒》中每一个重要英雄人物的故事各是一个环，全书各环又互相连结) ；马幼垣的《梁山聚宝记》 (此文对《水浒》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探研) 。 另外， 捷克著名汉学家雅鲁斯拉夫·普什克的 《水浒传及其作者》 (此文是对理·格·欧文《中国小说演化： 水浒传》一书的长篇评论); 切斯尼奥兹的《 〈水浒传〉与近代的关联》 ; 松科尔的《论 〈水浒传〉前史》、《论〈水浒传〉的民众性》、 《水浒传与西游记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的范畴》 , 等等。 　苏联早期 《水浒传》研究者是著名汉学家王西里， 他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记述 《水浒》小说中所表现的儒家思想的论文， 但未发表， 手稿现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档案。苏联对于《水浒传》研究成绩斐然者，应属在列宁格勒任教的庞英博士， 他的文学副博士论文题为《论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创作过程》， 以后又发表了几篇论文。 庞英在他的 《论施耐庵长篇小说〈水浒传〉 的最初版本》一文中， 提供了若干补充的证据(语法特点、 地名等等)支持郑振铎的观点， 即认为有关征田虎、 王庆的两回(第93回及第110回前部)是《水浒传》原本中没有的。他认为征辽情节(第83至第89回)在最早的本子里就有，并提出了他的论据。在 《论施耐庵〈水浒传〉里的 ‘忠’ 和‘义’ 》的论文里， 庞英指出“忠”反映着儒家思想，而“义”则反映了墨家思想。 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在他的 《中国长篇小说的形成》论文里，阐述了从《大宋宣和遗事》到英雄史诗《水浒传》进而到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整个发展过程， 并对《宣和遗事》和《水浒传》中杨志与宋江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 发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两者存在不同的标准，揭示出“宣和遗事》的简略描绘在《水浒传》中如何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艺术刻画。 此文还通过武松形象的实例， 探讨了由 《水浒传》过渡到 《金瓶梅词话》的问题。 (王丽娜) 《西游记》在国外 　在 《西游记》成书以前， 唐僧取经故事早已远播国外， 如朝鲜古代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就介绍过 《唐三藏西游记》话本中的“闹天宫”、“黄风怪”、 “蜘蛛精”、 “狮子怪”、“红孩儿怪”、“火焰山”等等故事情节。可见这些神话故事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道， 也为国外人民所爱重。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将《西游记》书名译为《猴》， 这个译名在西方颇为通行。 英国大百科全书介绍《西游记》时说： “十六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的作品 《西游记》，即众所周知的被译为 《猴》的这部书， 是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 ”美国大百科全书介绍说： “在十六世纪中国出现的描写僧人西行取经故事的 《西游记》， 被译为 《猴》， 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 此书经过许多人参加创作， 最后是由吴承恩在比较粗糙的基础上， 经过很大的加工提高而写成的。 ”法国大百科全书写道：“ 《西游记》是关于著名僧人唐玄奘的历险故事。 这位高僧西游的目的是精研印度佛教的宗旨，他的同行者有被他收为门徒的魔猴、猪精、 沙妖怪。 他们师徒四人经过许许多多奇幻的地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有朋友，有敌人。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认为：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 　《西游记》的外文译文，今知有英、法、德、意、西、俄、捷、罗、世(世界语)、斯(斯瓦希里语)、日、朝、蒙、越等文种。 　最早将《西游记》片段文字译成英文的是塞缪尔·伍德布里奇，他所译的小册子名为《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这是根据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①编集的汉语读本小册子译出的，内容即《西游记》通行本第十回、第十一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游地府太宗还魂”的文字选译。此英文小册子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的专著《中国文学史》一书，收有翟氏所译《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猿熟马训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中的一段文字。此《中国文学史》列为“世界文学简史”10，于1900年在伦敦出版。詹姆斯·韦尔翻译的两段英译文，载于上海版《亚东杂志》1905年第四卷。第一段为《西游记》前七回的摘译；第二段为《西游记》第九回至第十四回的摘译，两段译文的总题是《中国的仙境》。英国学人、中国历史研究家沃纳②译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一书的第十六章为介绍《西游记》的专章，题作《猴子如何成神》，其中对《西游记》的主要情节，都摘有片段译文。此书1922年于伦敦出版。王际真翻译的《西游记》前七回的英译文，收入高乔治(高克毅)编辑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此书1946年于纽约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杂志1961年1月号载有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西游记》第59回至61回的英译文，内容是“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章节。1966年5月号《中国文学》又载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西游记》第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的译文。 　《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为蒂莫西·理查德③所译，书名《圣僧天国之行》，书的内封题： “一部伟大的中国讽喻史诗”。这是根据邱长春《西游证道书》本翻译的，1913年于上海出版。海伦·海斯④翻译的英译本《西游记》，书名《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此书为一百回选译本，1930年于伦敦、纽约分别出版，列入“东方知识丛书”。同瑟·韦理译为《猴》的《西游记》之英译本，1942年由纽约艾伦与昂温公司出版，1943年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再版。这是根据上海亚东书局1927年排印本选译的。韦理在为此译本所作序言中说： “《西游记》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我的选译文大幅度缩减了它的长度，省略了原著中的许多诗词。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一种公认的看法”。 　《西游记》英文百回全译本，是美籍华裔学者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余国藩经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完成的，于1977年至1984年全部出齐，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余国藩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广博的宗教历史知识和良好的英语文学素养使这部《西游记》全译本获得成功，跻身于当代优秀的译作之林。此外，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詹纳尔翻译的《大闹天宫： 猴王历险记》， 是一种为儿童阅读的选译本，它深受欧美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西游记》的法文片段译文， 较早的是见于十九世纪中叶西奥多·帕维⑤译著的《故事与小说集》中的两篇译文。这两篇译文一篇题作《三藏和尚江中得救》， 另一篇题作《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 两篇译文的内容即《西游记》通行本第九回、 第十回及第十一回的故事。 另外， 徐仲年博士译著的法文本《中国古文选珍》一书中有《西游记》第六回、第十一回的两段译文， 此书1933年于巴黎出版。 法国翻译家苏利埃·德莫朗⑥翻译的《西游记》 的法译本， 书名 《猴与猪： 神魔历险记》， 是百回选译本， 1924年于巴黎出版。 路易·阿弗诺尔的法译本《西游记》， 1957年由巴黎瑟伊尔出版社出版， 这是根据上海成文书店1909年石印本选译的， 在西方世界亦有一定的影响。 　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⑦译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一书，其中第17篇《杨二郎》、 第18篇《哪吒》第92篇《杨子江的和尚》、 第100篇《心猿孙悟空》， 都是对《西游记》情节的综合译述， 此书1914年于德国出版。 乔吉特·博纳与玛丽亚·尼尔斯合译的 《西游记》的德文百回选译本， 书名 《猴子取经记》， 1946年由苏黎世阿提密斯出版社出版，此译本是根据韦理的英译本《猴》转译的。约翰娜·赫茨费尔德翻译的德文选译本《西游记》， 1962年于德国出版， 书中有译者所作注解， 并附有《序言》、 《玄奘的历史及其赴印度的旅行》、 《吴承恩及其小说 〈西游记〉 》三篇文章。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种《西游记》画册， 书名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由王星北改编， 赵宏本、钱笑呆绘图， 有英、 法、德、 意、 西、 世、 斯等语种。 　六、七十年代， 东欧出版了捷克文及罗马尼亚文《西游记》选译本。第一部俄文百回全译本 《西游记》， 1959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是苏联汉学家罗加乔夫。此译本是根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排印本翻译的，全书分为四卷。 　《西游记》在东方世界的流传和翻译要比西方世界早一个世纪。最早翻译《西游记》的东方文种是蒙文。 翻译时间大约在十八世纪初期。这大概是因为蒙古学者要用佛教以及喇嘛教教义来解释 《西游记》这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小说， 他们以为 《西游记》所描写的， 是凡人求得佛教所谓 “解脱”的正途。朝鲜著名汉学家李周洪翻译的 《西游记》朝文全译本， 书名 《向破西游记》 (向破是李周洪的笔名), 由语文阁于1966年出版，共三卷， 列入《中国古典文学选集6—8》。书中有禹庆熙所绘插图， 并有译者所作 《西游记题解》。此 《题解》说： “《西游记》、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金瓶梅》为中国四大奇书， 而男女老少都喜欢看《西游记》。 《西游记》故事通过戏剧、电影、漫画等艺术形式，传播很广，漫画尤为儿童所喜爱。朝鲜很早就流传着孙悟空的传说， 《西游记》的人民性就在孙悟空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孙悟空机智、勇敢、正义、奋进、富于反抗精神的高大形象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也表达了全东洋人民的愿望。”据李洪周介绍， 《西游记》的朝文选译本旧有多种，其中仅金东成所译的一种为百回译本(对原文也有删节)，他的新译本只删节了原书的诗词部分。朝文《西游记》新译本除李洪周的译本外，还有东国文化社1958年出版的一种通俗版，也是百回译本(有删节)，全书分上下两册，列入《世界名作选集18—19》。越南文译本《西游记》，是根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翻译的，译者是瑞定， 1961年由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为百回全译本，但也删节了不影响小说故事情节的一些文字。 　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笔名国木山人)，远在江户时代的宝历八年(1758)就着手《通俗西游记》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三代人前后共七十四年的努力，到天保二年(1832)才告完成。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是文化三年(1806)至天保八年(1837)完成的，前后也经过了三十年。前一译本全书共五编三十一卷，后一译本全书共四卷，这两种译本可以说是日本古代极其有影响的旧译本。在明治时代， 《西游记》在日本颇为盛行， 《绘本西游记》曾一再重印。现代日文译本《西游记》，约有三十余种之多。六十年代之前，有宇野浩二译本、马馆芳夫译本(根据《西游证道书》)、额母六幅的选译本、安藤更生及小杉一雄译本(根据《西游真诠》)等。伊藤贵磨翻译的《西游记物语》，1949年东京初版，1950年再版，是百回删译本，列入“世界名作物语”。伊藤贵磨的另一译本《西游记》，1955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列入“岩波少年文库90、91、92”。六十年代，有太田辰夫、鸟居久靖合译的《西游记》，这是根据《西游真诠》翻译的百回全译本，分上下两卷，由东京平凡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1、32”。七十年代，有君岛久子的百回译本，是根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译出的。又有和田武司与山谷弘之合译的《西游记》节译本，分上下两册，列入“少年少女中国古典文学7、8”。此外， 《西游记》日文译本还有小野忍、佐藤春夫、奥野信太郎、鱼返善雄等著名汉学家翻译的全译或节译本。译本之外，又有西游故事的日文改编本多种，这里不备举。 　《西游记》因为写的是唐僧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它的题材本身就涉及世界文化的交流，这是与中国别的古典小说有所不同的。关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国内外学人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来自唐传奇小说无支祁，一种认为来自印度古代史诗中的哈奴曼。近几年又有第三种看法，认为孙悟空的原型应该是一种混血型，三种类型的争论在国内外学术界正在展开。 　国外对《西游记》的研究，也以日本汉学家的成绩较多，他们对小说的历史背景、成书经过、艺术描写、思想意义、语言特点、版本流传以及《西游记》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等方面，都有专门的研究，写出了许多专题论文，同时编纂了有质量的参考资料，以推动《西游记》研究的深化与提高 诸如 : 小川环树的《关于吴承恩改写的〈西游记〉》 (《东光》8期1949)；猪俣庄八的《关于西游记〉》 (《中国八大小说》，1965)；波多野太郎的《〈西游记〉传奇序说》 (《东方宗教》20期1962)；内田道夫的《关于〈西游记〉的成书：以佛教故事为中心》 (《文化》27卷1期1963)；根本成的《西游记的历史背景》 (《东洋学术研究》7—3,1967)；泽田瑞穗的《关于唐三藏的出生故事》 (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思想论集》，东京，1960)；入谷川介的《齐天大圣与孙悟空》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月报》29号，1960)；田中严的《关于〈西游记〉的作者》 (《斯文》8期，1953) ；太田辰夫的《玄奘三藏渡天由来缘起与〈西游记〉的一个古本》(《神户外大论丛》18—1,1967)；鸟居久靖的《东京所见〈西游记〉的诸种版本(一)—(三)》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月报》17—19号)；田中谦二、荒井健的《〈西游记〉的文学》 (《中国八大小说》，1965)；内田道夫的《西游记的语言》 (同上)；成行正夫的《孙悟空与白猿传记》 (《艺文研究》34期，1975)；矶部彰的《关于元本〈西游记〉孙行者的形成：从猴行者到孙行者》 (《集刊东洋学》38号，1977)；鸟居久靖的《〈西游记〉在我国的流行》 (《天理大学学报》19集，1955)、 《〈西游记〉的研究论文目录》 (同上38期，1960)以及《〈西游记〉所见歇后语考释》 (同上85期，1973)等。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对于《西游记》的成书、版本诸问题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于《神户外大论丛》。 　西方学者研究《西游记》除采取传统研究方法外，多采用比较的方法对《西游记》与西方文学等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论著有：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的《佛教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1962)、《西游记的原型》(《通报》51:1,1964，荷兰)；《吴承恩评传》(1967莱顿版)；温玲的《两部明代小说的新透视：西游记和西游补》 (《中国仁道之研究》，1968年，美国麦迪逊出版社、英国伦敦出版社)；哈里特·戴伊的《关于猴与奥德赛的比较解说》 (《东西文学》8:1,1964); 《有关“探索”的神话和喜剧：从唐·吉诃德和哈克贝里·费恩看〈西游记〉》 (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寓言》；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汉学家杜德桥教授的专著《〈西游记〉：16世纪中国小说前史之研究》， (1970年纽约初版，1979年再版。此书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不少著名学者撰文给予评介)。 　苏联著名汉学家罗加乔夫(1900—1981)的遗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1984年莫斯科出版，这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专著。这部书详述了吴承恩的生平，追溯了《西游记》题材的来龙去脉，探讨了玄奘、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罗加乔夫对《西游记》艺术特点的分析。罗加乔夫认为《西游记》属于“长篇小说——史诗”的类型，他给小说划分出三个结构层次：第一层是叙事性的，描述取经途中的一连串插曲；第二层是说理性的，说明八十一难的缘由；第三层是神秘主义的，不仅说明个别插曲的缘由，而且说明整个故事和各个人物命运总的来由。罗加乔夫认为： 《西游记》里面的每一个插曲实际上都可归结为 “障碍——克服”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是小说作者以罕见的文学技巧使这个公式变得十分繁复了。 　在苏联学者中， 近年对《西游记》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尼科里斯卡娅。她的学位论文题为 《 〈西游记〉 中的现实与幻想》。此论文指出： 《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神魔小说形式和哲学内容的社会揭露性质的作品， 在幻想的故事后面隐藏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这部情节与结构都十分严谨的小说的主题， 是塑造作者所处时代中的人。 作者吴承恩提出了寻求真理以及善恶斗争的问题， 然而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正面的， 而是通过隐喻、 象征， 并借助于从释道两家及其他古代自然哲学(如五行学说)运用艺术手法进行的。尼科里斯卡娅认为小说中五个主人公各自代表人的五蕴之一： 色、受、 想、 行、 识， 五蕴合一，在读者的意会中便可呈现出人的集合形象。 尼科里斯卡娅还认为， 吴承恩采取把取经题材非世俗化的办法， 在幻想故事的外衣下， 描绘了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从而使读者看到一幅明代中国现实生活中所含有的大量祸国殃民事件的黑暗图面。 (王丽娜) 《金瓶梅》在国外 　国外研究《金瓶梅》 已有很长的历史， 日本从十八世纪末、 欧洲从十九世纪中开始，就有不少学人注意《金瓶梅》 的版本、 翻译和介绍， 这说明 《金瓶梅》这部不朽名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财富， 也早已是世界文学的财富了。 　美国大百科全书专条介绍说：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虽然写的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 实际反映了中国十六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 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 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法国大百科全书介绍说： “《金瓶梅》为中国十六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 它塑造人物很成功， 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 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日本大百科事典对《金瓶梅》的介绍比较详细， 这部大事典关于 《金瓶梅》 的专条写道： “ 《金瓶梅》的作者不明， 但从全书结构的严密性、 文气与构思的连贯性来看， 是出于一人之手。 《金瓶梅》故事的发展形成了西门庆一家的兴亡史。故事的背景主要是 　山东省的一个县城，主人翁是这个地方上的富商西门庆，他用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由行贿得到官职、地位和权力。全书以西门庆为中心，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西门庆的六个妻妾、妓女、男女仆人、各类亲友、大小官吏、军人、商人、帮闲、媒人、算命人、和尚、尼姑、道士、戏子……可以说是从朝廷大臣到街头乞丐，应有尽有。作者对各种人物完全用写实的手段，排除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传奇式的写法，为《红楼梦》、 《醒世姻缘传》等描写现实的小说开辟了道路。” 　日本学人后藤基已在其所著《金瓶梅的时代背景》一文中分析道：“十六世纪的中国正是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时期，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必须与新兴商人阶级结合，两者的结合促进了新兴商人的抬头，加强了新兴商人阶级的实力。西门庆正是官僚、恶霸、富商三者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人物，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这一代表人物的成功描写，反映出中国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时代特征。”美国学人海陶玮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 “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 　正因为国外学人了解《金瓶梅》真实的价值，所以他们也注意研究《金瓶梅》的各种版本。在1932年于中国山西发现了刊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所作序文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本之前，中、日两国较通行的都是清刻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 《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小说的国内外学人是一个鼓舞。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词话》 (全100回，16册，有欣欣子序，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与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同一版本，近年发现的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藏本《金瓶梅词话》 (全100回，明万历刻本)是更为完整的版本。目前这三种版本是我们所知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本曾由中国古佚小说刊行会于1933年影印。 1963年日本大安书店将北京图书馆藏本、日光慈眼堂藏本及毛利家藏本三本校勘影印，共五册，成为目前最完整的词话本。 　日本大百科事典在介绍《金瓶梅》的版本时说： “《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金瓶梅词话》系统，一个是《新刻绣像金瓶梅》 (或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清康熙时人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属于后一系统，是比较流行广泛的本子。 《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序文的刻本，是现存刻本中最古的一种，在它之前还有抄本，现已遗失。 《新刻绣像金瓶梅》是明祟祯间刻本，与词活本有很大不同，如第一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第八十四回，内容差别甚多，而细微的差别各回随处可见。词话本中诗词很多，且描写多用山东方言，祟祯本及后来的张评本，均大量删除诗词，并将山东方言改为普通语言。由此可知，词话本之后出现的各种版本是就词话本删改而成的。一般认为， 《金瓶梅》是出自一人之手，某些情节借用了以前的作品。”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日本内阁文库、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天理大学均有收藏。 　日本各大图书馆藏张竹坡评本不下十七、 八种之多， 尤以天理图书馆收藏为丰。 如： 康熙乙亥 (34年， 1695)皋鹤草堂刊 《第一奇书金瓶梅》 , 福建如是山房木活字本 《第一奇书金瓶梅》 , 嘉庆间刊 《新刻金瓶梅奇书》 。 日本著名学者泽田瑞穗亦藏有 《增图像皋鹤草堂奇书全集》， 村上知行、寺村政男藏有《第一奇书金瓶梅》。日本藏其它版本尚有： 《绘图真本金瓶梅》 、 《标点孤本古本金瓶梅》 等。 　民主德国藏有二十四卷皋鹤堂刻本 《金瓶梅》。 英国伦敦国家图书馆藏有附康熙乙亥谢颐序文的一种袖珍本 《金瓶梅》 (据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先生鉴定， 此本不是康熙年间原刻， 可能是道光年间的产物) 。 　《金瓶梅》 的外文译本有英、 法、德、 意、 拉丁、 瑞典、芬兰、荷兰、俄、匈、捷、南斯拉夫、 日、朝、 越、 蒙等文种。 　西方将 《金瓶梅》 片段文字译出的最早译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 巴赞的法译文题作 《武松与金莲的故事》， 收八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 《中华帝国历史、地理与文学综论》一书， 内容为 《金瓶梅》第一回。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奥尔格·加布伦茨据满文本翻译的 《金瓶梅》之片段德译文， 发表在巴黎版 《东方与美洲评论》杂志1879年10—12月号。德国翻译家鲁德尔斯贝尔格所译 《金瓶梅》第十三回德译文， 题为 《西门之艳遇》， 收入莱比锡1914年出版的 《中国小说之翻译》一书。 吴益泰翻译的 《金瓶梅》之片段法译文， 收入1933年巴黎版 《中国小说概论》一书。 1956年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之瑰宝》一书中， 收有Chai Chu与温伯格翟合作翻译的 《金瓶梅》第一回的英译文。此外， 1932—33年《德国卫报》3—8月号， 载有德国翻译家冯·埃·察赫翻译的 《金瓶梅》 中的几首诗。 　欧洲最早的 《金瓶梅》译本是法文节译本， 译者是法国汉学家苏利埃·德莫朗， 书名为 《金莲》， 1912年于法国巴黎出版， 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尽管莫朗的法文节译本水平不是很高， 但作为第一位西方学人将《金瓶梅》整部书介绍给法国读者， 使法国朋友尽早知道了 《金瓶梅》这部名著， 这一贡献仍是不容抹煞的。 继莫朗之后的 《金瓶梅》外文译本是英文节译本， 题《金瓶梅： 西门庆的故事》， 1927年于美国纽约出版。 《金瓶梅》的第一个德文译本是张评第一奇书的百回删节本，由奥托·基巴特及阿尔图·基巴特合译，书名 《金瓶梅》。 弗朗茨、库恩根据张竹坡评本节译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 1930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 　库恩是欧洲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家， 他翻译的 《红楼梦》、《水浒传》 等在西方很受推崇。他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 从三十年代迄今， 不断再版，且有英、法、意、瑞典、荷兰、匈牙利文种之转译本。 1983年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在莱比锡与魏玛两地同时重印这一节译本， 全书共二册， 并增附了二百幅中国木刻插图， 以及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撰写的长篇跋文。库恩在为他的这一节译本撰写的“跋”文中说： “《金瓶梅》的文字有许多双关的含意，它的描写常有辛辣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对各种人物都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长与短，没有唯心主义的写法。由此， 《金瓶梅》这部小说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它可说是不可多得的明代珍贵文献。”库恩同时还赞美了出版这一德文节译本的出版家的勇气，他坦率地申明，这个译本不是为少数专家学者服务的，而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为广大受过教育的读者服务的。 　由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在欧洲发行较广的英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由伯纳德·米奥尔翻译，1939、1940年分别在伦敦与纽约出版，六十年代再版。书中附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撰写的《导言》这篇《导言》论述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考证、版本鉴定等问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阿瑟·韦理根据满文译本的《序》谈到卢楠一说，而他自己却认为应是徐渭。 　库恩译本的法文转译本，有让·皮埃尔·波雷的译本及约瑟夫——马丹鲍尔等集体翻译的译本。瑞典文转译本由埃尔塞与哈甘·若莱特合译，1950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荷兰文转译本由雅尔玛·帕尔塔南转译，1955年已出第三版。匈牙利文转译本，1971—1973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 　西文第一个百回全译本《金瓶梅》，是克莱门特·埃杰顿①翻译的英文全译本，书名《金莲》，1939年于伦敦出版。此译本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的，译文曾得到老舍先生的指导，全书共四卷。此译本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有修订再版本。西方研究者认为，此译本对原著未作删节，是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译本。 　1984年，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终于问世了，译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 《金瓶梅》研究者雷威安②教授。雷威安用了几年的功夫完成的这一法文全译本，这是继《水浒传》、 《红楼梦》法译本出版后，法国汉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全书厚达两千七百五十六页，这一巨著的出版不仅成为法国文坛的一大盛事，而且赢得了东西方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和称赞。据悉，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瓶梅》研究家芮效卫③即将完成《金瓶梅词话》百回全译本的新英译本。这一新的英译本与法文全译本一道，必将大大促进西方学者对《金瓶梅》的深入研究。 　俄文译本《金瓶梅》，由曾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的马努辛(1926—1974)翻译，是根据《金瓶梅词话》本删节译出的，1977年出版。由于马努辛未来得及为译本作序便与世长辞了，故出版社请李福清代为作序，并对译文作了注释。李福清的序文题为《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文中着重阐明《金瓶梅》文字的各类象征和隐喻的含意，中国古代的生活习惯，以及平话的口头说讲方式对小说的影响。 　日本翻译《金瓶梅》时间较早，译本也较多。早在江户末期，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即龙泽马琴(1767—1848)就根据日本读者的需要将《金瓶梅》加以改编，书名《草双纸新编金瓶梅》，八十卷，天保二年至弘化四年出版。草双纸江户时代插画通俗小说的称谓， 曲亭马琴这一改编本的广泛发行， 是当时公然普及推广 《金瓶梅》的明显例子。 　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翻译、 改编本《金瓶梅》有以下各种： 　1. 《金瓶梅译文》，冈南闲乔译， 写本4册，为100回译本。 2. 《金瓶梅五集篠默桂三评》， 龙泽马琴译著， 写本一册。 3. 《金瓶梅曾我赐宝》，柳水亭种清译著， 一勇斋国芳绘画， 安政7年(1860) 出版， 全编共八册。 4. 大正十二年(1923)有井上红梅翻译的 《金瓶梅》， 出79回。 5. 《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1928年出版， 为选译本， 收入《支那情艳丛书》内， 等等。 因为日本江户、 明治、 大正直至二次大战以前的时期， 《金瓶梅》被视为“淫书”、“桌下的读物”， 故而《金瓶梅》的译本的数量比 《三国》、 《水浒》等名著为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瓶梅》在日本似乎解禁了，一下子出现好多种译本。战后译本中小野忍与千田九一合译的百回全译本， 经数次改订， 已经接近于完善， 成为最好的译本。 这个译本是根据《金瓶梅词话》本译出的， 它无疑为日本研究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全书共4册， 1948—49年由东京东方书局出版。 四十年代还有村上知行的全译本 《金瓶梅》 等。 五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金瓶梅》的日文选译、全译本不断出现。 例如： 1956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的《金瓶梅》 (译至原作第34回)列作《世界风流文学全集》第10卷。 1959—60年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三册本全译《金瓶梅》 , 列作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 15、16、 17。 1966年浪速书房出版的 《金瓶梅》 日译本， 列为“爱的世界文学”7。冈本隆三翻译的三卷本《完译金瓶梅》 , 1971年由东京讲谈社出版。 此外， 还有驹田信二、 矶村谦、 山田风太郎等位日本学人的译本， 不胜枚举。 　《金瓶梅》 的朝鲜文译本， 有金龙济翻译的 《全译金瓶梅》，1956年由正音社出版。这个译本为张评第一奇书的百回全译， 译笔严紧， 是一种较好的译本。 　世界东、 西方学者发表有关 《金瓶梅》 的论著， 大体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 日本学者的论著不仅数量多， 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 包括小说的版本考证、故事探源、 主题思想、社会性与现实性、人物刻划、 艺术技巧、 语言特点、语录索引等等。在日本学者中， 研究《金瓶梅》成绩突出的， 有长泽规矩也、鸟居久靖、 小野忍、 奥野信太郎、 泽田瑞穗、 寺村正男、 千田九一、 中野美代子等人。西方对 《金瓶梅》的研究， 以近年美国学者的成绩最为显著。 例如韩南的两篇论文 《金瓶梅写作和金瓶梅探源研究》 、 《金瓶梅的版本及其它》， 内容都非常充实， 且多新的发现，受到国内外学人的高度评价。 芮效卫的论文 《张竹坡对 〈金瓶梅〉 的评论》 , 对张竹坡的评点作了新的探讨。 法国学者雷威安的评论文章 《评〈金瓶梅的艺术〉》， 也颇多新的见解。 　芮效卫的论文指出： 中国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大多数流行的通俗小说都伴随着评点而刊行， 这种大量的评点不仅仅影响到对现存小说的认识和评价， 而且会影响到新作品的创作。为此， 芮效卫认为这些数量可观的被忽视的评点应得到学界的认真注意和认真研究。芮效卫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认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张竹坡应占有很重要地位。《评〈金瓶梅的艺术〉》是法国汉学家雷威安对香港学者孙述宇所著《金瓶梅的艺术》一书的评论。雷威安以为，孙述宇打开了《金瓶梅》人物画像的长廊，向我们展现出小说家对那些下等妓女的善意和同情心。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了严肃的西方小说中常遇到的主题——死。小说对潘金莲的描写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潘金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塑造的新女性。雷威安赞赏孙述宇的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承认描写“交欢”不是《金瓶梅》作者的目的，那么“色情小说”这顶帽子是不应该扣在这部写日常生活细微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上的。 　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国著名学者徐朔方教授主编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一书。书中共收论文十二篇，有美国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芮效卫教授的《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夏志清教授的《金瓶梅新论》，华裔学者后起之秀郑培凯的《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习尚》，苏联已故汉学家马努辛副教授的《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和已故苏联女汉学家费施曼教授的《论金瓶梅》等。这些有分量的论著对我国学者深入研究《金瓶梅》这部巨著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寺村政男合编的《增补〈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出版，这给世界各国的《金瓶梅》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王丽娜) 《儒林外史》在国外 　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对《儒林外史》及其作者都有概括的介绍和评论。英国大百科全书在“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 “吴敬梓撰写的反映他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小说《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封建社会的一个浪荡公子为中心，把许多故事贯穿起来，不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说： “《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它由一个个生动的短篇故事组成。作者吴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说： “《儒林外史》由一个个精采的讽刺故事组成，它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大百科事典有小川环树撰写的关于《儒林外史》的专门辞条，这一辞条中说： “《儒林外史》的结构仿效《水浒传》， 是采取许多故事相连接的形式， 这种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以暴露社会现实为主题的小说。它的登场人物大半是读书人， 名士、官吏、诗人、学者， 也包括市井细民和非凡的人物， 许多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它的文笔看似平淡而满含讽刺， 在一连串如波浪起伏的故事里， 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十八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貌。”亨利·韦尔斯在 《论儒林外史》一文中将 《儒林外史》 与外国文学名著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 为不争之实， 其风格活泼生动， 刻画中国文人阶层广泛众生相， 实无出其右者。 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 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 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 ” 　《儒林外史》的外文翻译，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均始于二十世纪初期， 今已有英、 法、 德、 俄、 越、 日等文种之译本。西文的翻译者大都是侨居海外的华裔学者， 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 使 《儒林外史》这部光辉著作流传影响于西方世界，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次将《儒林外史》的一个章节翻译为英文的是Hsu Chen-Ping, 题目是 《四位奇人》， 载于上海、 南京版 《天下月刊》第十一期 (1940—41年，178—192页) 。 所译内容即 《儒林外史》最后一回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王际真翻译的《儒林外史》的片段英译文， 题目是《两学士中举》， 收入高乔治编辑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此书由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于1946年出版，纽约斯特林公司1974年再版。所译内容为《儒林外史》第二、 三两回， 即周进与范进中举的故事， 译文非常引人入胜，在欧美获得好评。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片段英译文， 题目是 《吴敬梓：儒林外史》， 载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文学》1954年4月号。所译内容为 《儒林外史》的前七回 (此七回译文1957年归入译者的 《儒林外史》之全译本《儒林》一书) , 译文流畅而精确， 能够传达原著的写作风格。美国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张心沧翻译的片段英译文， 题目是《慷慨的年轻学士》，收入张心沧编译的 《中国文学： 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 此书由芝加哥阿尔定出版公司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所译内容为 《儒林外史》第三十一、 三十二两回， 即杜少卿的故事， 译文被认为是高水平的， 译者在译文中作有注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 《儒林外史》 之英文全译本是杨宪益、 戴乃迭合译的 《儒林》， 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此译本书前有现代中国著名画家程十发所作吴敬梓彩色画像一幅和吴组缃教授的 《序言》一篇。 1963年和1973年， 北京外文出版社重印了这个译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美国纽约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于1972年也重印了这个译本， 同时加入夏志清撰写的《导言》。 　《儒林外史》的法文片段译文首次由徐仲年译出， 题目是《范进中举》，收入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一书， 此书由巴黎德拉格夫书局于1933年出版。所译内容即《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是根据上海亚东书局1922年版《儒林外史》的排印本译出的。吴益泰翻译的《儒林外史》的法译文有两段，一段题作《马二先生》，一段题作《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收入吴益泰译著的《中国小说概论》一书，此书1933年于巴黎出版。法译文迄今尚未出版一部《儒林外史》的全译本，仅有贺师俊翻译的《儒林外史：文学小说》，为一部《儒林外史》的法文选译本，1933年由巴黎罗德斯坦书局出版。书中附有译者的研究文章，对《儒林外史》的作者、思想、故事情节及主要人物作了分析介绍，这个选译本亦是贺师俊的博士论文。 　德文译本《儒林外史》由杨恩霖与格哈德·施米特合译，是五十五回全译本，1962年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魏玛出版，随后又出了再版精装本。此书译文非常严肃认真，书后附有德国汉学家伊尔玛·彼得斯所作长篇跋文。这篇跋文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情况，还提到吴敬梓自幼受家庭和父亲的影响，后来又受前辈先进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影响的情况。彼得斯写道： “吴敬梓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注重德行与操守，所以他轻视功名富贵，反对猎取功名富贵的八股文。”彼得斯在跋文最后说： “《儒林外史》的内容会使德国读者感到生疏而奇特，但它是一部有情趣的书。在今天的中国，在人民掌权的条件下，书中描写的事情早已过去而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你读了它的许多故事，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会使你懂得这种变迁是多么重要，它的不少故事在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儒林外史》的最早俄译本是阿·伊文翻译的《儒林外史》前八回的故事，连载于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第18期至21期。苏联汉学家、明清小说研究家华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翻译的《儒林外史》，是五十五回全译本，1959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附有华克生所作长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华克生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清代的科举制度，也对《儒林外史》作了分析和评说。他写道： “1754年12月的一天，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城市扬州，卓越的讽刺艺术家吴敬梓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对这个城市的市民来说甚至是不知不觉的。然而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他曾写过许多篇诗歌，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的内容很少离开作者本身的阅历，吴敬梓所提炼的文学语言是非常生动、鲜明而有力的，他借助人物对话能够痛快淋漓地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听到贡生杨执中的谈吐，立刻就能判断出这是个骗子和无赖。吴敬梓广泛运用古代书面语言、民间口头语言以及谚语和俗语，刻画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他的小说虽是在两个世纪之前写成的，今天仍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热爱。无疑，通过这部小说，苏联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过去的历史。” 　据目前所见材料， 日本汉学家中最先提到《儒林外史》的，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森槐南， 他在《作诗法讲话》 (1911年文会堂出版)这本著作中曾说到，要研究中国清代社会风俗，《儒林外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书。 　日本最早翻译《儒林外史》的译者是濑沼三郎， 他所译的五十五回全译本连载于1935年4月2日至12月1日的《满洲日报》。五十年代， 小田岳夫与冈本隆三合译的《儒林外史： 王冕的故事》， 载 《日本与日本人》二——十二期。 在日本流传较广的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全译本， 是由冈本隆三与稻田孝先后译出的。1960年平凡社将冈本隆三与稻田孝的译文合为一书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 又，稻田孝个人翻译的 《儒林外史》全译本， 1968年东京平凡社出版， 附插图， 列入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3。 　越南文译本《儒林外史》是潘武及汝成合译的， 1961年由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儒林外史》译出的， 为五十五回全译本。 译者在此译本序言中对《儒林外史》作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儒林外史》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即内容现实，思想民主， 讽刺深刻；正是这三点， 使广大读者今天重读到它， 也不觉为它的清新、 奇特而感惊讶。 　国外关于《儒林外史》研究论著的数量虽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篇目为少， 但研究却很有深度， 有些论点还很新颖独到， 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如美国学者蒂莫西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小说考证的争论与讽刺：〈儒林外史〉研究》及奥尔德里希·克拉尔的论文《中国古典小说 〈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法》， 这两篇文章对《儒林外史》的写作艺术手法及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克拉尔还将《儒林外史》、 《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与欧洲小说加以比较， 认为《儒林外史》这部著作更具色彩。 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专著《中国古典小说： 评论介绍》一书中， 有《儒林外史》的专章论述， 他认为： “《儒林外史》乃第一部以儒家观点极清晰地写出来的讽刺小说， 然而不同于历史小说中所表现之儒家英雄主义类型， 其儒家思想揉合着政府无能、社会改革无望之悲哀。作者同意孔子 ‘邦有道则士， 邦无道则隐’ 之格言， 然对一刻意求好之人， 则恐无 ‘有道’ 之日。 ” “毫无疑问的， 古典小说连《红楼梦》在内， 就难得如 《儒林外史》 写出的白话那样纯粹， 而代表中国人的语言。 由于晚清及民初以来小说家的模仿， 《外史》的白话形式极有力地影响着现代散文作家。 与《儒林外史》同时期的小说， 无论它的个别成就如何， 能具备象《外史》那样重要的形式及技术上的改革， 以及对中国小说发展深具影响力的， 就绝无仅有了。 ” 　亨利W·韦尔斯的《论〈儒林外史〉》一文指出：“《儒林外史》表面上是写实主义文学不二之圭臬， 而本质实富诗意。 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 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规范。作者的观点究竟如何？象神喻一样， 作者隐掩目己的面目， 甚至比神喻更为幽邈。 其文辞表面看似明白易解， 于哲学层次上， 实乃不妥协。 莎士比亚与吴敬梓颇为类似， 两人皆甚少以作者身分发言。 然而， 莎氏之价值观不难判断， 而吴敬梓内心是难解之谜， 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 乃取代以不明确之暖昧。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暖昧不清， 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 在中国文学里， 没有一本书象《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 　保罗·斯坦利·罗普的哲学博士论文《清初社会及其评论家： 吴敬梓的生平与时代》， 1974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着重研究吴敬梓对清初政治与科举制的抨击，以及他对妇女的同情、 民众迷信的揭露等。罗普以为，吴敬梓是一个对社会有责任心的儒家人物，但他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却是苍白无力的。 　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著 《中国叙述文传统中抒情想象力： 读 〈红楼梦〉 与〈儒林外史〉 》， 收入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一书中。此文研究中国诗歌传统中抒情手段对叙述体文学的影响， 着重探讨在不同文体中抒情手段与想象力的交流。作者认为，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是同时继承了中国叙述文和诗歌的传统。 　美籍华裔学者林顺夫著《儒林外史中的 ‘礼’及其叙述体结构》， 收入《中国叙述体文学评论集》一书中。作者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关于《儒林外史》结构的评价进行了比较和评论， 他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是吴敬梓自觉地、有秩序地加以组织的， 并不低于西方任何一部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他说： “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这本小说的性质是用 ‘礼’ 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 “《儒林外史》有三部分明显的结构。在这些结构关系中，‘礼’ 的成份是作为中心的完整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因为 ‘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 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部小说结构的顶点是祭泰伯祠的隆重仪式， 书中一切理想化的优秀知识分子都尊崇泰伯，正说明这种梦想的重要意义。 ” 　另外， 黄宗泰著《吴敬梓》一书， 被列为 “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第495种”， 1978年于波士顿出版， 亦足以说明吴敬梓和他的 《儒林外史》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苏联研究《儒林外史》的学者， 主要有华克生以及专门研究讽刺小说的著名女汉学家费施曼及波兹涅耶娃等。华克生在他的两篇论著《十八世纪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的思想内容》及《十八世纪中国讽刺文学家吴敬梓及其小说 〈儒林外史〉 》 里详论《儒林外史》思想倾向， 同时指出： “《儒林外史》是一部社会揭露性的文学作品， 其矛头是指向整个官僚阶层和学界显贵。因此，小说里的反面形象画廊显得特别丰富多采。 ”他在《十八世纪中国讽刺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与《中国古代作家在情节和语言提炼上的成就》两篇论文中， 对于吴敬梓的儒家思想和动摇性以及小说的艺术特点， 也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日本研究《儒林外史》的特点是既系统化又有不同的见解和研究的深度，仍然注意工具书的资料编纂工作。日本学者关于《儒林外史》的主要论著有： 　小川环树的《儒林外史小说的形式与内容》； 《儒林外史作者的佚诗》。濑沼三郎的《儒林外史及其作者》。野村正雄的《儒林外史杂话》；小野忍的《官僚批判的文学》；仓光卯平的《儒林外史中所见人性之探讨》；饭田吉郎的《儒林外史奠定了讽刺文学的基础》；木下彪的《〈儒林外史〉的钞注》；塜本照和的《关于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平岗武夫的《儒林外史》；稻田孝的《关于〈儒林外史〉中所谓肯定人物》；冈本隆三的《儒林外史梗概》；柳沢三郎的《儒林外史的文学》；铃木直治的《儒林外史的语言》；斋藤喜代子的《儒林外史的次要人物》；香阪顺一编《儒林外史语汇索引》；塜本照和编著《日本与中国研究〈儒林外史〉要览稿补遗》、 《儒林外史称谓索引》以及《儒林外史的形式试论》等等。 (王丽娜) 《红楼梦》在国外 　《红楼梦》越出国土在东西方世界传播，大约均始于19世纪初期，它现在已有英、法、德、意、荷、俄、罗马尼亚、匈、捷、朝、越、日、泰、新加坡缅甸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西方学者最早提到《红楼楼》的是英国权威汉学家德庇时爵士①，他在1829年出版的专著《汉文诗解》中讲到中国古典诗词长短句之形式时，引用了《红楼梦》第三回描摹贾宝玉形状的那两首《西江月》。最早将《红楼梦》的故事内容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拉②，他所撰写的《红楼梦》一文，1842年5月发表在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第十一册上。虽然他对《红楼梦》了解不深，以至把宝玉误认为“女子”，但他作为第一位写出有关《红楼梦》内容文字的外国人，却是值得一提的。最早用英文译出《红楼梦》第六回之片段文字的，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聃③，这段译文见于1846年在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此书是专为外国人学习官话汇辑的。《红楼梦》最早的外文节译本，是1892—1893年由香港别发洋行出版的两册英译本，内容为原书的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译者是英国驻中国澳门领事馆副领事周骊④。诚然，周骊的译文不是很好，误译也较多，可他这种大胆尝试的精神是可贵的。周骊还有志于译出一百二十回全书，可惜他未能完成这项艰巨工作而抱憾去世了。 　进入20世纪， 《红楼梦》的两种影响较大的英文节译本，是出版于20年代的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节译本。1932年， 《红楼梦》德文节译本由莱比锡岛社出版，由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明清小说权威翻译者和中外文化架桥者之一的弗郎茨·库恩⑤翻译。库恩这一德文节译本《红楼梦》几经再版，并被转译为英、法、意、荷、匈牙利等文种，在西方也有较大的影响。 　西文《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译本的问世，是本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西文全译本是英国著名中文教授戴维·霍克斯⑥翻译的五卷英译本， 书名《石头记》， 由英国企鹅书店出版。 第二个一百二十回西文全译本， 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和夫人戴乃迭先生合译的三卷英译本， 书名 《红楼梦》，1978—197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第三个《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西文全译本的法译本， 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教授及夫人雅歌·阿雷札伊斯先生合译， 并经法国著名诗人铎尔孟教授认真校订。 当这个法文全译本1981年11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列入“七星文库”在巴黎出版时， 轰动了法国和西欧文坛。法国快报写道： “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中最优秀、 最动人的小说的法译本的出版， 是一年中我国文学界的重大事件。 ‘七星文库’使我们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对《红楼梦》愚昧无知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态。 ”法国 《鸭鸣报》载文称：“曹雪芹具有布鲁斯特的敏锐的目光， 托尔斯泰的同情心， 缪西尔的才智和幽默， 有巴尔札克的洞察和再现包括整个社会自下而上各阶层人物的能力。 ” 日内瓦报纸《文学星期六》载文写道： “这部现实主义古典杰作反映了中国18世纪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史书， 同时它又无情地讥讽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黑暗面。 人们看到， 曹雪芹有力地描绘了这个压迫穷人、 虚伪透顶的封建阶级的衰落史。 ” 　《红楼梦》的珍贵手抄本之一 (书名 《石头记》 )，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 由俄国来华的留学生帕维尔·库尔梁采夫从中国带至俄国，全书共35册，书中附有批语300多条， 极有研究价值。 此抄本久藏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现已由中苏合作影印出书。 俄文《红楼梦》的全译本， 是由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⑦翻译的， 1958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⑧特为此译本撰写了长篇序言。 　在东欧， 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转译的匈牙利文节译本《红楼梦》， 1954年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 转译者为拉扎尔·乔治。此外， 罗马尼亚文节译本《红楼梦》 , 1975年于布加勒斯特出版， 译者为伊列阿纳·霍卡一维利斯库。 此罗文节译本分三册， 书中附有木刻插图和较多注释， 并附录有关《红楼梦》 及其作者的大事记， 装帧精美。 　东方各国翻译出版《红楼梦》， 以日本为最早。 1872年， 日本就有《红楼梦》的原书翻印本流行了。 十分有趣的是， 当 《红楼梦》在日本翻印流行之后， 据说也有人写过续书， 内容为宝玉到日本留学， 在东京巧遇黛玉， 二人由天皇资助， 在东京举行了结婚典礼等等。1892年， 即《红楼梦》程乙本梓行后一百年， 日本著名汉学家森槐南 (1863—1911) 首先译出 《红楼梦》之第一回。此后， 日本各种节译、全译本陆续问世。进入20世纪以来， 日本译本品种尤多， 最有影响的是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的全译本和伊藤漱平的全译本。 松枝茂夫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 1951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七十年代以来， 松枝茂夫又对此全译本进行了改译，分全书为十二册，仍由岩波书店出版。伊藤漱平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译本， 1960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60卷)的44—46卷。除日本以外， 朝鲜、 越南、 新加坡、泰国、缅甸等东方国家，也都有《红楼梦》译本行世。如1969年南朝鲜乙酉文化社出版的李周洪翻译的一百二十回五卷全译本，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译本。越南文译本《红楼梦》，亦为一百二十回全译本，由武培煌等译，由河内文化出版社于1962—63年出版，共6册。 　东西方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皆开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据笔者所见材料，自20年代至今，西方各国学者的研究论文约有百余篇，日本一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也在百篇以上。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论文的内容来看，日本学者较早取得成绩，他们逐年的研究进展也较平衡，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则以近年为多。日本学者的研究选题比较广泛，举凡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描写、艺术结构、语言文字以至版本流传、资料考证等等方面，都有所论及；西方学者的研究项目则多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艺术形式几个方面。日本的老一代著名红学研究者有大高岩、猪俣庄八、桥川时雄、吉田幸次郎、太田辰夫、大原信一等，50—60年代，日本较为活跃的红学研究者有松枝茂夫、伊藤漱平、村松暎、饭塚朗、塚本照和、香坂顺一、绪方一男、斋藤喜代子、小山澄夫等人。5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也非常注意有关资料及工具书的编纂，如太田辰夫编有《红楼梦语汇词典》、伊藤漱平编有《红楼梦研究日本文献资料目录》、绪方一男编有《红楼梦词语汇释》等。 　西方的红学研究，一般说来，50年代以前是处于综合介绍的阶段，60年代以后则有了长足的进展，其间美、英两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美英学者的论著，明显特点是更多地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究《红楼梦》的主题、寓意、艺术结构、艺术风格。如：弗里西斯·韦斯特布鲁克的《论梦、圣贤和落凡的仙人：〈红楼梦〉中的现实、幻觉和痴》、戴维·霍克斯的《象征主义小说〈红楼梦〉》，黄金铭的《观点、标准、结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卢西恩·米勒的《红楼梦小说的面纱：神话、摹拟及人物》，埃德温的《红楼梦反映的中国三种思想方式》，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鲁道夫的《隐士与落拓者：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等文，皆是其例。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会议由美籍学者周策纵主持，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等参加，这是国际红学界的第一次盛会，给国际红学研究以极大的推动。这次会后不久，在台湾又召开了有中美学者参加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提出红学研究的六种方向： “(一)从史学的观点来研究，譬如探讨《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曹雪芹家世和历史背景等。这一点我们已经作得相当多了，余英时先生说过去的红学都是‘曹学’，讲法很中肯。 (二)从思想的观点来研究，也就是‘义理’方面的研究，研究书中对传统、对政治思想的态度。 (三)从语言文字学的观点来研究，如过去有许多人研究《红楼梦》语言的文法，最近又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学者用电脑来统计分析书中的用词用字。 (四)从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五)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红楼梦》再怎么说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们应当用更多的精力来研究《红楼梦》在文学上的成就， 分析它的优点、缺点， 分析它的文学技巧， 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和西洋文学的批评方法来探讨， 拿《红楼梦》和世界其它文学巨著来比较研究。 这一点我们一向作得不够， 应当是红学未来的主流。(六) 方法学上的研究。 研究 《红楼梦》需要很多资料， 很多工具书， 也要知道研究方法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不正确的， 而研究的基本态度也和研究方法一样重要。 ” 　1986年， 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届国际 《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这次国际性的 《红楼梦》 学术会议， 也反映出国外红学研究不断高涨的趋势。 除美国学者外， 近年英、 法、 德、 澳、 捷等国家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贡献， 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捷克著名汉学家普什克教授所著 《关于 〈红楼梦〉 问题的新材料》，法国华裔学者陈庆浩所著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 和 《脂评研究》 , 英国学者费明德所著 《文学的再评价·附录论高鹗》 等， 均为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苏联近年较活跃的红学研究者， 有缅希科夫 (孟烈夫) 、 李福清、 庞英、基仆科夫、 思切夫、 华克生 (沃斯克列辛斯基) 、 林林等人。 缅希科夫与李福清合撰的《长篇小说 〈红楼梦〉 的无名抄本》长文， 详细介绍了列宁格勒脂评抄本以及苏联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其它《红楼梦》木刻版本情况，极具参考价值。庞英所撰的 《 〈石头记〉 第六十四回校勘记》和 《 〈石头记〉 第六十七回校勘记》 两文， 将列宁格勒藏本与其它脂评本对校， 对了解列宁格勒藏本之面貌，有很大帮助。 　关于东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对 《红楼梦》 所作的深入分析和高度推崇， 这里引录几段， 以见一斑。 如英国著名汉学家、 唐诗翻译权威阿瑟·韦理⑨在为王际真英译本所撰的序言中指出： “《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受益不浅。”德国学者埃瓦·米勒在为弗郎茨·库恩1974年新版德译木《红楼梦》一书所作 《后记》 中写道：曹雪芹接受了黄宗羲等人的自由、 平等思想， 他落魄的经历和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 使他看到了封建贵族必然覆灭的命运， 《红楼梦》 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 小说的主题构思、 人物性格和艺术手法， 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独创性。”美国著名汉学家海陶玮⑩在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说： “中国的《金瓶梅》 与 《红楼梦》 , 其描写范围之广泛， 情节之复杂， 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 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媲美。 ”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为帕纳秀克的 《红楼梦》俄译本所撰序言中说： “ 《红楼梦》 的作者善于在18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创造出杰出的形象，进行细腻的心理分析和深刻的个性描述”。日本著名汉学家大高岩在 《红楼梦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再评价的探讨和解说》这部专著中写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活的曹雪芹， 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视着他亲身体验了的一切， 用反儒教的、 人类解放的精神写作了 《红楼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艳情小说泛滥的时代的中国，产生了这样一部倾注着美好感情和思想的小说，并在这样早的时期就闪烁出民主的、自由的进步思想，实在令人惊异。曹雪芹那双面对现实、严峻地注视着人生的眼睛，也就是凝视着明天的眼睛”。同时各国重要的百科全书，对《红楼梦》都列有专条。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就着重介绍《红楼梦》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了中国小说的老传统，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美国百科全书》对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日本十一世纪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俄国十九世纪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均分别作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加以论述。 (王丽娜) 台、港学者近年研究六大名著的论著 　我们只要大致考察一下台、 港学界近年关于六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 、 《儒林外史》和 《红楼梦》 的研究状况， 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些事实： 学术论文和专著不断有新作发表、 出版， 研究队伍中不仅有学识渊博的老一辈学者， 还不断有新人出现， 研究的方面不断有所开拓， 新文学创作家积极参与研究、 普及工作， 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推进， 等等。 这些事实表现出台、 港学界近年研究六部古典小说的新气象和所取得的新成绩， 是非常可喜的。 这里介绍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台、 港学界关于六部古典小说的研究论著选目及主要论点。 　1980年8月， 继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之后， 在台湾召开了一次有中美学者参加的国际性《红楼梦》座谈会。 会上，台湾著名小说家白先勇、高阳、 香港学者宋淇等都发表了颇为新颖的见解。 白先勇说： “就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 我觉得《红楼梦》这本书非常具有现代精神。这可分两点来说：一方面是它的艺术技巧成就， 二方面是反成俗的。 我研究了许多西方小说， 发现其中许多手法， 其实在 《红楼梦》里老早就用了， 用得非常成熟。 《红楼梦》之所以耐看， 就在于许多象征用得非常好，而且这种象征手法也是现代小说很重要的趋向”。 “还有一点很有现代精神的是观点的运用。 比如写大观园， 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写： 第一次是贾政跟宝玉等人游大观园的时候， 用全知观点， 客观描写每一部分， 但是那样的描写， 我们对大观园还是印象不深。 我想我们对大观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姥姥游大观园的一段， 用的是刘姥姥的单一观点， 这种观点的运用非常现代， 所以说，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非常具有现代化精神， 这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的。 ”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中心主任宋淇说： “《红楼梦》这本小说无所不包， 它就是中国整个文化的反映。 ” “我不相信用纯粹的西洋文学批评方法，能够来解决《红楼梦》的问题， 我相信这一定要象李田意先生说的， 就是中西两方面都要通， 古今也要通，然后才能给《红楼梦》做更具体的贡献。 ”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教授孙述宇的论文《红楼梦的传统艺术感性》 (收入《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 , 认为《红楼梦》写作上最大的成功之处， 在于把作剧、作诗、作画的方法引入小说， 此文就传统的诗歌、绘画、 戏曲对《红楼梦》的影响， 作了详尽分析，作者写道：“曹雪芹是颇以自己多才多艺而自负的， 但他把诗文、 戏曲、图画的艺术都放进他的小说中， 却未必只是为了卖弄才华。他写这小说是在说一个他心目中最美丽的梦，为要使这梦境美丽，他显然不觉得应该限止自己，只准用那一种艺术手法。文学体裁之间界限的观念，他大概是没有的。他觉得一些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很美，一些图画的画面也很美，一些诗文、楹联、题名等也很有意思，他就把这些材料都放进他的小说世界里，让这世界更美更好。”“我们说《红楼梦》是藉着旧日写画、写诗文、戏曲的各种办法撰写成的，能够欣赏这几种艺术的人更会欣赏这本小说。” 　孙述宇的专著《金瓶梅的艺术》，是七十年代末在台北出版的，这一专著中的主要论点，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赞司。孙述宇在这一专著中指出： 《金瓶梅》这部巨著是写日常生活细微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通过对生活各方面的欣赏，塑造出使人很难遗忘的完美人物形象。 《金瓶梅》人物画象的长廊，向我们展现出小说家对那些下等妓女的善意和同情心。 《金瓶梅》为什么能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占有这样独特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写了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痴恋，不如说是由于写了她病倒后缠绵地死去。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了严肃的西方小说中常遇到的主题——死。对潘金莲的描写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潘金莲是小说塑造的新女性，她不是一个男人寻欢取乐的对象，而是为满足自己生活需求斗争的女性。庞春梅在到小说的结尾才成为一个主角，作者好象在偏袒她。总之，瓶儿厚道，春梅清高，而金莲既有精力，又有机智。虽然她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但读者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同情和怜悯的心情。西门庆终归是个中心人物，他象庄子说过的那样，生命有限，欲望无穷。西门庆不仅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且作为一个淫欲的殉难者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而死去。《金瓶梅》的记述是很坦率的，如果我们承认描写交欢不是它的目的，那么“色情小说”这顶帽子是不应该加在这部书上的。《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它把生活中的沙砾变成金子，这种笔法现代中国作家仍须向它学习。小说家能从《红楼梦》学到的东西，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金瓶梅》的启发。 　1983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了魏子云的专著《金瓶梅扎记》。此书采取诗法荟说的体裁，对《金瓶梅》的故事演变、情节铺展、人物穿插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索。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魏子云的另一专著《金瓶梅原貌探索》。此书分作十题来探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及情节内容。这十题是：(1)欣欣子、东吴弄珠客、廿公；(2)词曰、四贪词、眼儿媚； (3)武松、武大、李外传； (4)贾廉、贾庆、西门庆； (5)宋人名、明职官、隐喻义；(6)王三官、林太太、黄太尉； (7)李三、黄四、应伯爵；(8)苗青、苗员外、苗小湖； (9)清河、东京、严州； (10)因果、宿命、改写等。魏子云是台湾著名学者，研究《金瓶梅》已有多年，曾有《金瓶梅编年纪事》、 《金瓶梅词话注释》、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金瓶梅审探》等多种研究专著发表，他的主要论点有： 《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曾经久居北方的江南人， 《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代朝政的政治讽喻小说等等。 　赵天池著《西游记探微》，亦于1983年由巨流图书公司出版，此书详细分析了 《西游记》的人物塑造技巧， 并论述了 《西游记》故事情节的趣味性、通俗性、人间性、寓言性， 最后提出： 《西游记》是中国民众群体智慧的结晶。 　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于1985年出版的陈炳良著《神话·礼仪·文学》一书，共收作者的古典文学论文11篇，其中《中国的女神传说与 〈西游记〉 》一文，借对孙悟空、观音菩萨、泾河龙王、猪八戒、沙悟净六个艺术形象的考查， 论证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汲取了当时流行的许多民间传说。作者认为， 《西游记》未必受印度史诗 《罗摩衍那》的影响。 　郑明著《西游记探源》， 1982年由台湾文开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此书分上下两册， 共有五章， 对《西游记》的各种版本、故事来源与演变、写作艺术等， 作了全面论述。 　胡菊人著《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 1981年由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书中大部分论文曾在香港发表。作者在论《水浒》的艺术时， 大力肯定金圣叹删改《水浒》之功，认为金圣叹删去《水浒》原本七十回以后部分是“能够扫除树木的恶蔓劣藤，剪去人体的毒瘤烂癣”。这些论点与大陆学者张国光教授的论点颇有彼此呼应之势。 　侯健著《中国小说比较研究》， 1983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书中收九篇论文， 有七篇是关于古典小说的。作者从形式、思想、故事等方面， 对《水浒传》等小说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异同，作了有益的探讨。 　由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丛刊， 1985年出版了第七集。 这一集分上下两册， 收有中外学者关于古典小说的论文十二篇。其中包括郑明娳的 《毛批 〈三国演义〉章法论》、魏子云的《研究 〈金瓶梅〉 应走的正确方向》、马幼垣的 《排座次以后 〈水浒传〉 的情节和人物安排》、王三庆的 《试论 〈红楼梦〉万象中的一片痴情世界》 等。 　由台湾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辑、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79—1982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 共4册， 亦兼收中外学者的论著。 第一册收入孙述宇著《水浒传背后的亡命汉》和马幼垣著《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 第2册收入魏子云著《金瓶梅头上的王冠》和马幼垣著《论 〈金瓶梅〉 谢跋书》； 第3册收入皮述民著《红楼梦一书五名题解》和关海山著《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点》； 第4册收入胡万川著《谈水浒·论宋江》。 　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还出版了王秋桂所编 《中国文学论著译丛》， 其中专收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21篇， 包括詹姆斯·克伦姆普著《平话及三国演义的早期历史》、杜德桥著 《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 、雷威安著 《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 约翰·比晓普著 《金瓶梅中所含的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浦安迪著 《 〈西游记〉、 〈红楼梦〉寓意探讨》等。 此书以及上述《古典文学》丛刊、 《中国古典文学专集》的编辑出版， 均是台湾学界重视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之实例。 　台湾学界在六部古典小说的普及工作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即是编写这六部名著的普及版。杨昌年编撰的《书生现形记：儒林外史》，邵红编撰的《龙争虎斗：三国演义》，博锡壬编撰的《梁山英雄榜：水浒传》，黄庆萱编撰的《取经的卡通：西游记》，康来新编撰的《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均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列入“中国历代词典宝库”出版。这些普及版书籍在1981年已开始再版印行，可见它们受到了青少年的普遍欢迎。 附：台、港学者1970年以来的六部古典小说 　研究论著选目 　一、 《三国演义》 　1. 《三国人物与故事》，倪世槐，1972年台北市三尾书局(3版)。 　2.《略论〈三国演义〉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关系》 (古典文学第三集)，胡楚生，台湾学生书局。 　3. 《三国、水浒、西游》，李辰冬，台湾水牛出版社。 　4. 《四说论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罗盘，台湾东大图书股份公司。 　5. 《三国古战场》， (古典中国之旅二)，黄庆萱审订，台湾故乡出版公司。 　6. 《罗贯中擅长野史的纂缀绝招》，戚宜君， 《中华文艺》 (1984,111—118)。 　7. 《毛批三国演义章法论》，郑明娳， 《古典文学》 (下) (1985,809—834)。 　8. 《三国演义对韩国古时调与小说之影响》，郑东国，1985年撰者出版(台北市)。 　9. 《三国故事的流传及其剧目》，林逢源，《语文教育研究集刊》5 (1986,13—87)。 　10. 《赤壁之战的写作技巧》，锺吉雄， 《中国语文》60∶1=355 (1987, 　38—49)。 　二、 《水浒传》 　1.《论水浒传数学化》，林大芽，1977年光华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2.《水浒资料汇编》 (六卷),1981年台北里仁书局，列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3. 《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胡菊人，1981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 　司。 　4. 《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孙述宇著，1983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版)，列入“时报书系”339。 　5.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萨孟武，1982年台北市三民书局(5版)，列入“三民文库”18。 　6. 《德国所藏两本水浒传残卷浅探》，陈兆南著， 《木铎》 (1984,317—328)。 　7. 《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水浒全传结局之诠释》，张淑香， 《中外文学》12:11=143 (1984,138—157)。 　8. 《水浒传战争场面的类别和内涵》，马幼垣， 《联合文学》 (1985,16—22)。 　9. 《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马幼垣， 《古典文学》(下) (1985,857—876)。 　10. 《宋江如何由盗首而英雄》，罗盘， 《文讯月刊》27(1986,24—31)。 　11.《梁山好汉鲁智深》，陈兆南，《国文天地》2:9=21(1987,38—19)。 　12. 《水浒人物宋江之政治人格分析》，傅鸿吉，陈冠年， 《行政学报》9 (1987,243—261)。 　13.《水浒—另八将》，余毅绘，台湾中华书画社。 　14. 《水浒人物与水浒传》，余嘉锡，台湾学生书局。 　15. 《水浒人物散论》，岳骞，台湾高原出版社。 　16. 《水浒传的政治与略谋观》，叶嘉莹，台湾时报文化公司。 　17. 《水浒新谈》，双翼，香港万源图书公司。 　18. 《水浒人物论》，吴士，香港上海书局。 　19. 《梁山与梁山英雄》，双翼，香港万源图书公司。 　20. 《水浒英雄谱》， 《古典中国之旅四》，曾永义审订，台湾故乡出版公司。 　21. 《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 《古典小说散论》，乐蘅军，台湾纯文学出版公司。 　22. 《水浒人物论赞》，淮南张氏撰，影印本，198?台北市广文书局。 　三、 《西游记》 　1. 《西游记若干情节本源的探讨：读慈恩传记》，曹仕邦，《中国学人》1期(1970) ; 《幼狮月刊》41卷3期(台北，1975)。 　2. 《西游记研究》，夏志清、夏志安， 《现代文学》45期(1971)。 　3. 《中国的水神传说和〈西游记〉》，陈炳良， 《国语日报》1971.12. 　25。 　4. 《我国俗文学与印度文学之关系》，卢元骏， 《书目季刊》7卷2期(台北，1972)。 　5. 《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观察》，余国藩， 《中国时报》 (台北) 　1973、10、13, 14。 　6. 《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台静农， 《东方文化》 12卷1期 (香港，1975)。 　7. 《陆西星传》， 《和风堂读书记》， 1977年香港龙门书店。 　8. 《罗摩衍那史诗与我国小说西游记》， 糜文开， 《印度文化十八篇》 ,1977年台北东大。 　9. 《西游记的象征世界》， 黄庆萱， 《幼狮月刊》46卷3期(台北，1977)。 　10. 《论沙僧》， 张静仁， 《中外文学》 9卷11期(台北，1980)。 　11. 《笑谈西游记》， 姚永萼， 1930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2. 《西游记探源》， 郑明娳， 1932年台湾文干出版事业公司。 　13. 《西游记探微》， 赵天池， 1933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4.《西游记和中国古代政治》， 萨孟武， 1974年台北三民书局； 1984年增补再版第5版。 列入“三民文库”44。 　15. 《西游记人物研究》， 张静仁，1984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列入“中国小说研究丛刊”。 　16. 《我研究西游记情节出处的因缘与方法》， 曹仕邦， 《香港佛教》288 (1984) 。 　17. 《 〈西游记人物研究〉序》， 张静仁， 《书目季刊》18 :2(1984)。 　18. 《花灯与神性： 论西游记的一则主题寓言》， 吕健忠， 《中外文学》14:5(1985)。 　19. 《国外学者看 〈西游记〉 》， 张静仁， 《中外文学》14:5(1985)。 　20. 《西游记人物溯源： 沙悟净与密教中的深沙大将》， 萧登福， 《东方杂志》19:11(1986)。 　21. 《新论西游记图像》， 郑明娳《国文天地》2:2=14(1986) 。 　22. 《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 ‘玄道’》， 余国藩， 《中外文学》15:6=174 (1986) 。 　23. 《关羽之子与孙悟空： 明成化本说唱词话 〈花关索传〉的神话意义》， 金文京， 《中外文学》15:4=172 (1986) 。 　24. 《西游记里的政治意境》， 刘光华， 《联合月刊》60(1986)。 　25. 《‘大话西游 ’还是 ‘史实西游’： 谈谈小说西游记中若干情节的来源》， 曹仕邦， 《香港佛教》 311 (1986) 。 　26. 《改写西游记人物造型之比较分析：兼论忠实性与角色强化》， 洪文珍， 《台东师专学报》14 (1986) 。 　27. 《俳谐话西游》， 郑明娳， 《联合大学》 2:10=22(1986) 。 　28. 《从 “胡闹小儿”的角度看孙悟空》， 魏淑珠， 《中外文学》 15:4=172(1986)附《从“胡闹小儿”的角度看孙悟空》讲评。 　29. 《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八探》， 曹仕邦， 《书目季刊》20:4(1987) 。 　四、 《金瓶梅》 　1. 《金瓶梅编年记事》，魏子云，1981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2.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魏子云，1981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3. 《皋鹤堂批评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明张竹坡撰，1981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出版。 　4. 《金瓶梅审探》，魏子云，1982年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馆。 　5. 《金瓶梅的艺术》，孙述宇，1982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第5版。列入“时报书集”98。 　6. 《金瓶梅札记》魏子云，1983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7. 《金瓶梅词活注释》，魏子云，1984年台北市学生书局。 　8. 《王三官、林太太、六黄太尉：金瓶梅原貌探索》，魏子云， 《书目季刊》18:1 (1984)。 　9. 《武松、武大、李外传：金瓶梅原貌探索》，魏子云， 《文艺月刊》180(上) (1984); 《文艺月刊》181 (下) (1984)。 　10. 《从金瓶梅序跋探全书原貌》，魏子云，《书和人》494(上)(1984)；《书和人》495 (下) (1984)。 　11.《词曰、四贪词、眼儿媚：金瓶梅原貌探索之一》，魏子云， 《中外文学》 12:12=144 (1984)。 　12. 《贾廉、贾庆、西门庆：金瓶梅原貌探索》，魏子云， 《中华文艺》 　27:3=159 (1984)。 　13. 《与林柏燕先生谈金瓶梅等》，侯健， 《文讯月刊》10 (1984)。 　14. 《研究金瓶梅应走的正确方向》，魏子云， 《古典文学》7(下)(1985)。 　15. 《金瓶梅原貌探索》，魏子云，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 　16. 《沈德符论金瓶梅一文中的丘工部问题》，魏子云， 《中外文学》14:6 (1985)。 　17. 《屠本畯的金瓶梅跋》，魏子云， 《书目季刊》19:3 (1985); 《古典文学》8 (1986)。 　18. 《金瓶梅妇女的财色世界》，魏子云，《联合大学》2:5=17(1986)。 　19. 《怎能忽略历史因素？：从大陆学人研究〈金瓶梅〉说起》，魏子云， 《国文天地》2:7=19 (1986)。 　20. 《金瓶梅的语言问题：谈〈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魏子云，《书和人》553 (1986)。 　21. 《失婴记：论李瓶儿与祥林嫂之死》，康来新，《国文天地》2:10=22(1987)。 　五、 《儒林外史》 　1. 《论儒林外史的取材与写作背景》， 徐作圣， 《艺文志》88期。 　2. 《马纯上的个性》， 周诚真， 《纯文学》57期。 　3. 《世纪的漂泊者： 〈儒林外史〉群像》， 乐蘅军， 《现代文学》45 　期。 　4. 《儒林外史讽刺手法探究》， 陈树添， 南洋大学出版社。 　5. 《儒林外史里的故事》， 张枕改写， 1973年台湾国语时报社。 　6. 《儒林外史研究》， 郑明娳， 1977年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 　7. 《儒林外史新谈》， 双翼， 香港万源图书公司。 　8. 《革命文学家吴敬梓》， 王世昭， 《中国文人新论》， 新世纪出版 　社。 　9. 《儒林外史的人物与故事》， 苏炳， 《人物与掌故丛谈》， 好士出版 　社。 　10. 《前辈讽刺家吴敬梓》， 号远， 《小说小话》， 香港上海书局。 　11. 《吴敬梓与 〈儒林外史〉 》， 徐鳌润， 1978年台湾文源书局有限公 　司。 　12. 《现代人看 〈儒林外史〉 》，徐鳌润， 1978年台湾文源书局有限公 　司。 　13. 《书生现形记： 儒林外史》，杨昌年编撰， 1981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之一， 青少年版。 　14. 《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结构》， 林顺夫著， 胡锦媛译， 《中外文学》13卷6期(1984)。 　六、 《红楼梦》 　1. 《红楼梦研究专刊》，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编辑出版， 1967年创刊， 1970年第八集。 　2. 《红楼梦人物介绍》， 李君侠， 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 　3. 《红学六十年》， 潘重规， 1974年台北市文史出版社。 　4. 《红楼梦叙录》， 田于， 1976年台北市汉苑出版社。 　5. 《红楼梦西游记： 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林以亮(宋淇), 1976年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6. 《红楼一家言》， 高阳， 1977年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7. 《论红楼梦》， 林大芽， 1977年光华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8. 《红楼梦人物论》， 鲁太愚， 1979年台北天华出版事业公司。 　9. 《红梦楼研究新编》，赵冈、陈钟毅合著，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业公司。 　10. 《红楼梦与旧家庭》， 萨孟武， 1977年台北市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 社会)。11. 《红梦楼研究的未来方向》，痖弦等， 《联合报》 (台湾，1980、8、22—24)。 　12. 《红楼梦版本研究》，王三庆，1981年台北石门图书公司(红楼梦丛书：1)。 　13.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1981年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增订本2版)。 　14. 《漫谈红楼梦》，赵冈，1981年台北经世书局(文艺丛书4)。 　15. 《微论红楼梦》，郁增伟，1982年香港田园书屋。 　16. 《高阳说曹雪芹》，高阳，1982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 　17.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罗德湛，1983年台北市东大图书公司再版(沧海丛刊)。 　18. 《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周策纵，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 　19. 《红楼梦校注：以庚辰本程乙本为底本》，其庸等校，1984年台北市万里书局。 　20. 《红楼梦的建筑研究》，关华山，1984年台北市境与象出版社。 　21. 《红楼梦谜》 (下篇)，李知其，香港著者1984—85年版。 　22.《红楼梦魇》，香港艺文图书公司， (皇冠丛书：505)。 　23. 《红楼梦艺术观》甲编三种，王国维等，1984年台北里仁书局。 　24.《红楼梦考论集》，皮述民，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5. 《研究红学应辟新径》，罗盘， 《文讯月刊》 10(台北1984)。 　26.《红楼梦版本论丛述评之一：论程丙本》，王三庆， 《木铎》10(台湾，1984)。 　27. 《红楼梦考镜》3，王关仕， 《国文学报》13, (台湾，1984)。 　28. 《我探索红楼梦的历程》，潘重规，《国文天地》3 (台湾，1985)。 　29.《石头渡海：红楼梦散记》，康来新，1985年台北汉光文化事业公司。 　30. 《大观园论集》，1985年明文书局编辑出版。 　31. 《红楼梦中的梦》，郑明娳， 《国文天地》4 (1985)。 　32. 《试论红楼梦万象中的一片痴情世界》，王三庆， 《古典文学》(下), (台湾，1975)。 　33. 《红楼梦写作技巧之探讨》，罗盘， 《文讯月刊》16, (台湾，1985)。 　34. 《红楼梦考镜》5，王关仕， 《中国学术年刊》8(台湾，1986)。 　35. 《曹雪芹的爱情观》，倪尼， 《国魂》492 (台湾，1986)。 　36. 《贾琏为什么是“琏二爷”？：兼谈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刘广定，《东方杂志》19:10 (1986)。 　37. 《红裙看史，闺阁心迹(红楼梦女性探讨)》，康来新， 《联合文学》(1986)。 　38. 《荣国府的财务功臣： 贾探春》 ，孙希和， 《今日会计》28(1986) 。 　39. 《失去的大观园： 康来新辟红学研究新径》，高兰馨， 《自由青年》(台， 1987) 。 　40. 《金针刺在肋骨上： 偏心的贾母》，康来新， 《国文天地》(1987)。 　41. 《红楼梦研究事件》， 陈荣铨， 《共党问题研究》 (1987)。 　42. 《红楼梦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 俞平伯， 《大成》(1987) 。 　43. 《红楼梦稿研究之4:石头记第六十四回及六十七回的真伪问题》上， 徐仁存， 徐有为， 《中外文学》 (1987) 。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 台湾天一出版社编辑出版。书中包括《三国演义》 、 《水浒传》 论文多篇。 　《中国小说研究专集》， 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1979—82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书四册， 包括《红楼梦》、 《金瓶梅》、 《水浒传》 等论文多篇。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 1986年台北市远流出版公司。 　《历代小说序跋选注》，文镜编辑部编辑出版， 台北市1984年。《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 , 赵聪， 1880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 1981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再版。 　《中国小说比较研究》， 侯健， 1983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中国文学论著译丛》 (上册), 王秋桂编， 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 　《古典文学》 (第七集),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 198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