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思想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是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思想家及史籍中对货币、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的看法和主张，包括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货币范畴和货币理论。主要包括 “子母相权论”、“刀籴相为价论”、“虚实论”、“统一铸币权”、“放铸论” 等。
子母相权论 古代一种重要的货币流通理论。周景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524)，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第一次对子母相权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国语·周语下》 记载单旗的议论说： “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单旗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应根据流通的需要而定，若流通中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不适应流通的需要，就要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投入流通； 反之，若人民因流通中的铸币分量过重而不便，就要增加分量较轻的铸币投入流通，轻者为子，重者为母。轻重不一的两种铸币以一种为基础确定相互兑换的比价同时流通，就叫“母权子” 或 “子权母”，即 “子母相权”。单旗的 “子母相权论” 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流通理论。单旗的子母均为足值铜币。他反对铸造的大钱是不足值铸币。其所说的子母相权只是指两种足值铜币的 “相权”，不涉及足值铜币与不足值大钱的关系。
秦汉以后历朝谈子母相权者，虽无不依据单旗的理论，但子母相权的含义则随着货币制度的演变以及运用者的需要发生变化。实行货币贬损、铸造不足值货币是后世封建统治者增加财政收入经常使用的手段，于是子母相权又被援引来说明足值与不足值铸币的关系。中唐时第五琦于乾元元年 (758) 铸一当十 “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 钱并行流通，即称 “小大兼适，母子相权。” (《旧唐书·食货志》)宋代产生交子 （纸币），白银在流通中的地位也渐显重要，子母相权的含义又随之发生变化，成为两种不同币材的金属货币，或金属货币与纸币同时流通的理论。如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 卷三四九记载南宋耆卿论铜币与纸币流通的关系说： “钱犹母也，楮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 元末王祎论金银币与铜币的流通也说： “并得铸黄金、白金为钱，随其质之高下轻重，而定价之贵贱多寡，使与铜钱母子相权而行，当亦无不可者。” (《王忠文公集》卷一，《泉货议》)唐代出现了货币的 “虚实”概念，子母遂又演变发展为虚实概念，子母相权也随之演变为 “虚实相权”。“虚”指不足值的货币及纸币，“实” 即足值货币。元代中统二年 (1261) 发行以银为本的 “中统元宝交钞”，此时主张纸币兑现的人，多强调 “虚实相权”。近代王茂荫继承宋代以来 “钞虚银实” 的观点，对货币虚实论予以比前人更加深刻的分析，提出 “以实运虚”、“以数实补一虚”，(《王侍郎奏议·条议钞法折》)对纸币发行流通予以更加严格的限制。
19世纪末，随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子母相权论” 逐渐不再为人们称述。子母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仅用于货币流通，有人将经商或放债取利也称为子母相权，以本钱为母，利润为子。近代严复也曾称资本为 “母财”，称利息为 “子钱”。(《原富》三，按语)
刀籴相为价论 战国末年的后期墨家提出的一种货币价格观点。见于 《墨子》中的 《墨经》。《墨经·经下》 说： “买无贵，说在仮 （反） 其贾 （介）”。意即买东西无所谓贵，因为一定量的货币与一定量的商品互为价格。《经说下》 在解释上面这句话时说： “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贱。” 这里的 “刀”是指刀币，“籴” 是谷物商品，“刀轻” 是指刀币购买力低，“刀重” 是指刀币购买力高。用刀币购买谷物，刀币和谷物相互成为对方的价格。刀币的价格低时，谷物价格虽高也不能说贵； 反过来，刀币的价格高时，谷物的价格虽低也不能算贱。这种说法表明，后期墨家已看到在商品交换中刀币和谷物可以相互表现对方价格，并且二者之间是等式关系。但由此而推论出“买无贵”，则又陷入了相对主义。至于其中反映的货币观点，把货币作为商品看待是正确的，没看到货币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又是不足和有局限性的。
虚实论 说明货币与商品及不同种货币间的关系的一种货币理论。在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上，以商品为实，货币为虚。西汉桑弘羊说： “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 (《盐铁论·力耕》)北宋周行已以虚实概念解释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时说： “钱以无用为用，物以有用为用，是物为实而钱为虚也。”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元初赵孟颒也称： “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需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并认为米、绢、银、钱 “四者为直（值） 虽升降有时，终不太相远也”，(《元史·赵孟颒传》)因而虚实可以相权。以货币为虚是西汉以来 “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思想的继承。
在不同种类货币的关系上，虚实概念有一个演进过程。唐代 “安史之乱” 期间，第五琦铸大钱贬值，铜钱遂有虚实之分，被用以说明货币流通现象； 宋代产生纸币，元明以后白银又逐渐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于是虚实概念又被用以说明白银、铜钱、纸币流通现象。唐代最初称实钱、虚钱，是指流通中足值铜钱与不足值虚价铜钱。宋代一般以纸币尤其贬值的纸币为虚，而以铜钱、金、银等为实，如叶适称纸币虚券，袁甫将铜钱与会子的兑换称 “以实钱博虚会”。(《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元代中统元年 (1260) 发行以银为本的 “中统钞”，赵孟頫论此事称 “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元史·赵孟頫传》)元末使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王祎则说： “钞乃虚文，钱乃实器。” (《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泉货议》)近代王茂荫以具有十足价值的白银和铜钱为实，以纸币和不足值的大钱为虚，并指出区别货币虚实，不应简单从币材着眼，关键在其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是否相符，“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 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 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王侍郎奏议》卷六，《论行大钱折》)并提出 “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 的行钞原则。随着西方近代货币学说的传播，货币虚实概念逐渐不再为人们援用。虚实概念用以说明不同种类货币间关系，是先秦以来子母概念的发展。虚实相权也即是子母相权的历史演进。
统一铸币权 主张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禁止地方政府及民间私自铸造货币的思想。
汉高祖刘邦以“听民私铸”示惠于人，民间铸恶钱小如榆荚，称“荚钱”。惠帝时禁民间铸钱，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废《盗铸钱令》，重许民间私铸。贾谊、贾山对此提出异议，贾谊数列放铸弊端，主张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考虑到“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汉书·食货志下》)又主张禁铜，并列举禁铜七福说： “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聚，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厅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 (同上书，《食货志下》)贾山也认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强调垄断铸币权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所在。文帝未采纳贾谊、贾山的意见。“吴楚七国之乱” 后，才又禁止民间铸钱。
武帝元鼎四年 (公元前113)，实行一次成功的币制改革，禁止各郡国铸钱，专行由上林三官铸造重如其文的五铢钱，从此铸币权统一于中央政府。但在汉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81) 的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攻击汉初以来的货币制度，要求许民私铸。桑弘羊则极力为汉初以来的货币制度辨护，强调货币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称 “故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绐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盐铁论·错币》)并进一步论证禁止私铸的必要性时说： “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 “故统一，则民不二也； 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同上）
汉以后，因统一铸币权对封建国家财政的至关重要的，故对垄断铸币权无大的争议，主张私铸者日寡。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为缓解流通中的通货不足，宰相张九龄，从节省封建政府铸币费用的角度出发，提出许民自铸的主张，遭到群僚反对。秘书监崔沔提出反对放铸的理由时说： “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 (《文献通考·钱币一》)并认为： “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仅待私铸然后足用也。” （同上）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强调货币对于封建政府的重要作用，告诫统治者不能轻易放弃铸权。并解释当时钱重的原因说： “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旧唐书·食货志》)为杜绝私铸，复述西汉贾谊的禁铜主张，提出禁铜四美： “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 （同上）张九龄许民自铸的主张因遭百官反对未付诸实行，这次讨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论。
放铸论 主张国家不垄断货币铸造权，允许民间私自铸造货币的思想。先秦铸币权由贵族领主国家所垄断。汉高祖刘邦以 “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史记·平准书》)以 “听民私铸” 示惠于人。因民间恶钱充斥，高祖末年禁止民间铸钱。但文帝五年 (公元前175) 废除 《盗铸钱令》，重新许民私铸。贾山以废盗铸令是变先帝之法为由予以反对，强调垄断铸币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所在。贾谊也以私铸破坏法禁，使钱币更加混乱及妨碍农业生产为由予以反对，主张政府垄断币材，并列举禁铜七福。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对汉初以来货币制度的变化提出责难，称“故王者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盐铁论·错币》)主张开放私铸，反对国家垄断铸币权。桑弘羊则据理驳斥，提出货币制度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并以 “吴楚七国乱” 为例说明垄断铸币权对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南北朝时期币制混乱，南宁沈庆之于孝武帝大明元年(457) 提出有控制地自由铸造主张。其称汉文帝时的放铸政策虽受到贾谊、贾山的批评，却使 “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宋书·颜峻传》)沈庆之所主张的有限制的自由铸造与以往许民私铸不同，国家仍控制掌握着货币铸造权。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为解决流通中通货不足，宰相张九龄认为 “官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新唐书·食货志》)“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况古往今来，时异事变，反经之义，安有定耶？” (《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主张许民自铸以节省封建政府的铸币费用。张九龄代玄宗拟 《敕议放私铸钱》，交百官讨论，“详议可否”，由皇帝“择善而从” （同上）诏下，即有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灵、秘书监崔沔及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等反对。这次争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关于垄断铸币权与开放私铸的最后一次争论。唐代以后，统一铸币权对封建国家绝对有利成为一致的认识，故不再有人提出开放私铸的主张。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货币、货币流通、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看法与主张。(1)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金属货币广泛流通的时期，思想界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货币观点。春秋末期，单穆公(单旗，生卒年不详)反对铸大钱，提出“量资币，权轻重”的思想，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要适合流通中的需要。如果原来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下降，就应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反之，则要铸造较轻的铸币。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称之为“母权子”或“子权母”。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货币理论。后来，这一理论成为人们在分析足值与不足值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等相互关系时常用的一种货币理论。战国初期墨子(约前468—前376)提出“为屦以买不为屦”，即为交换而制造的鞋，对制鞋者而言已不具有鞋的作用，表明作者已发现商品的两重性，已接触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问题。墨子还提出“刀（币）籴（谷物）相为贾”，认为商品自身不能表现价值，而必须借助另一种商品来表现，已接触到价值形态问题。《管子》中指出“刀币者，沟渎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把货币定义为流通手段，并把它与“轻重”理论相联系，提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形成早期的货币数量论。文中还强调国家应利用货币“轻重”的作用，作为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管子》中的货币思想对后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有重大影响。(2) 西汉前期，贾谊(前200—前168)提出“法钱”的概念，并主张由政府垄断币材（铜）。贾山（生卒年不详）和晁错(前200—前154)则认为货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提倡货币名目论。桑弘羊(前152—前80)推行统一五铢钱制度，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盐铁论》)他提出了统一货币的重要性。西汉后期，贡禹(前124—前44)主张废钱用谷帛为币。南北朝的孔琳之(369—423)力证金属货币的优越性，倡导货币金属论。唐代刘秩（生卒年不详）、陆贽(754—805)提出“物贱由乎钱少”，“物贵由乎钱多”，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3)　北宋沈括(1031—1095)提出以贵金属（金银）为币，以盐钞代行货币职能，并对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的关系作了理论分析。周行己(1067—约1120)提出“钱本无重轻而物为之重轻”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货币价值论。他的“物为实，钱为虚”的观点和元初赵孟𫗲(1254—1322)提出的将米绢称为“二实”，银钱称为“二虚”的虚实论，都是接触到价值论的可贵思想。宋元时期，由于纸币流行而产生“称提”理论。称提即借助兑现，保持纸币名义价值与其代表的真实价值相符之意。(4)　明代邱濬(1421—1495)认为商品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功力”（劳动耗费）。这种观点已触及到商品的劳动价值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多主张“废金银”而用铜钱，在货币思想上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