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谚语词典︱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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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培根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精神都可以在它的谚语中找到。”这句话我一直奉为谚语研究的圭臬。谚语这颗民间文学中璀灿的明珠，曾深埋在太古时代的历史尘埃与古迹之中，然而久经不衰， 至今仍生生不息，光彩照人。它在劳动人民的唇舌之上生存，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历史繁衍，逐步孕育、形成、发展、成熟，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 因而谚语源远流长，极为丰富， 绚丽多姿， 溢彩流光。 (一) 　谚语，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它先于文字产生，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口耳相传开来的。清代杜文澜在他编著的《古谣谚》“凡例”中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是十分正确的。高尔基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更清楚、更科学的论述，“语言艺术产生在太古时代人的劳动过程中，这是大家公认和确定的。这种艺术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人类渴望用最容易记牢的词形，即用二行诗、‘谚语’、‘俗语’和古代的劳动号子等等的形式来组织劳动经验。”(高尔基《论文学·论艺术》)谚语和其它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一样，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我们可以这样说，谚语是古代人民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得出的具有经验意味的集体口头创作。 　“人们的口头创作，即民间创作，在原始时期是有着广泛发展的。民间创作之最早的形式是关于过去的奇谈，即神话。童话故事也特别发展。民间创作之较晚的形式是歌谣、叙事诗、谜语和谚语。”(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苏联历史学家柯斯文在这段文字中关于原始文艺诸种形式的出现有先后之分的见解是可取的。因为整个原始社会延续百多万年之久，作为近十万年之内的产物——原始形态的文艺，各种形式不会是同时产生的。即以诗歌和谚语比较，作为劳动经验总结的谚语就不可能象最原始的诗歌那样可以作为劳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产生的，扛木头时发出的“杭育杭育”可以看作诗，但不好视为谚。号子式的反映节奏的诗歌产生在劳动之时，是即兴之作，而经验谈式的谚语是形成在劳动之后，是“痛定思痛”的产物。我以为主知的谚语是由主情的歌谣发展而来的，这中间有个谣谚交融，半谣半谚的过程。谚语一般有韵，音律和谐，句式整齐，我们单从形式看，与歌谣极为相似，因此，前人有这样的说法：“谚，俗之善谣也。”(《国语·越语》韦注)杜文澜在论述了谣谚的区别之后，也说：“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古谣谚·凡例》)这并不是古人故意混淆谣谚之间的界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谣谚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互相衔接，彼此交融的阶段。谣谚交融的主要形式是“二行诗”，谚语作为口头文学作品，也是诗，它是科学的诗，哲理的诗，是以诗的文艺形式表达出来的原始科学和哲理，当然其中也不乏原始人朴素真挚的感情。当以抒情为主的诗歌渗进原始科学和哲理色彩，变成以认识作用为主时，它便可以逐渐摆脱音乐和舞蹈的陪伴，成为比较纯粹、相对独立的谚语这种文学形式出现了。但由于人们不断赋予它的庄严感和权威性，往后，它也常常被引入别的文体(如诗歌、散文等)，但要从中辨认出它的形迹来是并不困难的。谚语这种最初有助于改造自然的功利价值以及有助于提高人类本身思想和道德修养的功利价值，既而又有助于人类改造社会的功利价值，是“真、善、美”之“善”，大概也可理解成“俗之善谣”之“善”吧？任何优秀艺术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体，谚语也不例外。而对于它来说三者之中“善”的功利价值更为突出。在谚语还处于童年时代时，它的美感与功利价值的联系却是非常明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简单、粗糙的直接联系，这是由人类早期美感特点决定的。让我们继续分析、研究一下我国处于谣谚交融阶段的早期谚语吧。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其中一部份卦爻辞中的韵文，便是民间的谣谚，郭沫若把《周易》称之为“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又说如果“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里对《周易》的看法是引人思索的，然而确定的时间失之过早，应该说是殷商时“一群奴隶们在作裸体跳舞”，这些谣谚韵语映照着奴隶生活的艰辛和喜悦、才能和智慧、 诗情和哲理。 　这里有总结生产经验的。 比如： 　拔茅茹， 以其汇。 ( 《泰·初九》) 　“茹”在这儿作“根相牵连”解释，拔茅(草)为什么要连根呢？因为它的再生繁殖能力特别强。不然，很快又会繁盛(汇：盛也)。这条宝贵的田间管理经验，我们在今天的农谚中仍能找到它的“后裔”，以资佐证：“拔草连根拔，萌芽永不发。”“锄草不除根，来春又发青。”“除草光锄头，二次出来大报仇。” 　还有总结生活经验的，比如： 　履霜，坚冰至。(《坤·初六》) 　在这个简短的句子里，以凝炼的文字形象地说明事物将变时，初见征兆，变化随即来到。 　还有不少谣谚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比如：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 　一只公羊将角撞在篱笆上，挣又挣不脱，进又进不了。这滑稽的情势比喻着一些人行动疏忽，只顾蛮撞，不看对象，结果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这些充满生活情趣，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人民口头文学精华竟然出自《周易》这样的古籍，真有点不敢信以为真。然而“古无虚谚”，前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周易》的编者吸收谣谚的目的在于辨妖祥于谣(有所谓“谣占”)，识真伪于谚。至使一些优美的谣谚得以保留，我们真得谢谢我们的祖先。 　从上述简要的分析看出：古代谚语是由歌谣衍进而来的，它是原始口头文艺中较晚的一种形式。 (二) 　“谚，传言也。”(许慎：《说文解字》) 　在民间广泛地流传，这是谚语本身又一个显著的特征。谚语的流布需要固定的范围和传播的机会，这就要求一个前提条件，即人类居住的相对集中和稳定，这只有在村落产生后才有可能。我国古代谚语起源的时间界限，似乎可以以原始社会村落的形成为标志。定居的村落形成于何时呢？太约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时候，氏族制度已经形成。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约在距今一万年前，转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时每个氏族成员都聚居在一起，形成定居的村落。象我国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阴横阵、宝鸡北首岭、渭南史村、邠县下孟村等，均属这一时期的村落。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 村落规模较大，达五万平方米，房舍分东西南北四群，每群有一、二所大房子和许多小房子，门都朝着中心广场。这个广场便是全氏族成员集合、娱乐、祭祀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充分反映了氏族公社的社会结构，他们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互助协作。他们依靠集体力量，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制生活。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经济生活，已经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转变为以生产食物为主。从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来看，当时确已过着定居生活，同时还发现有收割农作物的石刀、石斧等农具，另外还在房子里发现有谷物的残迹，足以说明当时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谷物是当时的主要食物。于是，一些最初的农业生产经验，便从村社老农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总结并讲述出来。高尔基曾说：“在古代有一个时期，劳动人民的口头艺术创作仍是他们的经验的唯一组织者，他们的思想的形象化的体现者，以及集体劳动力量的鼓舞者。”(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勾勒出这样一幅古代谚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图画：在我国原始氏族村落中，人们“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当“日之夕矣，牛羊下括”之时，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也纷纷从野外归来，用过简单的晚餐，便三、五成群来到中心广场，如果氏族首领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宣布，也无祭祀活动，正值清风徐来，皓月当空，我们的先人便也围着篝火，说说笑笑，也有一部分青年唱唱跳跳，那都还是一些极为原始的音乐与舞蹈。人群之中“摆龙门阵”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为了促使氏族内部经济进一步繁荣，生产和生活安排得更好，于是他们努力传播一些经验，尽可能提出一些预见。都是属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类的讽劝、训诫性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是简炼的流行的氏族语言，采取的是诗歌韵语形式，使大家听起来有味，念起来上口，以便记忆、流传。所以，谚语一开始，便带上了文学性和权威性。人们也习惯于凡事“询之老农，验之行事”。通过口耳相传，不断实践，有些累试不爽，有些得以修正，久而久之，逐步定形，成为氏族内部公有的口头教科书，最早的科学文艺资料。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歌谣》一书中称谣语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正是高度概括了这一过程。以前已经有人注意过村社形式与谚语产生之间的关系，明代江盈科所撰《公余日钞》上说：“村社占年之说，自古有之，如雨旱验生草；如麻麦验雪，往往无爽。有不待求之天文书者。耆旧之在乡井，阅世久，历时多，观化广，见事熟，必有所试而云，言非孟浪也。”(杜文澜：《古谣谚》)在这类“必有所试而云”的谚语中，最早出现的大概还是属于视察天象，占测晴雨寒暖，四季变化的“经验谈”，因为这些直接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农、牧业有关。原始社会里人民的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谚语也一定不少，可是，因无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目前还不能断言，但自甲骨卜辞发现后，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 已有定形文字， 后来文字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人民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谚语等，有一部分便被记录下来，使我们能够从大量文物、文献中窥见原始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在研究我国古代的谚语时，我们只能凭最早的文字记载来推断了。如当时对于气候的变化，天象的观察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上。甲骨上的卜辞并不等于谚语，而甲骨文中确实保留了一部分原始农谚的基本形式。 　在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是我们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它是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起来的基本成熟的文字。郭老说：“中国文字，到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从夏初到殷墟时代，不过一千年左右，夏初已有文字并运用于文献记录，应当是无可怀疑的。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有文字记载的谚语， 也正好从称为 “夏谚”的开始， 例如：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 《孟子。 梁惠王篇下》晏子引夏谚) 　这是夏朝之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谚语， 它生动地反映了原始社会解体，走向奴隶制度时代的农事生产活动与奴隶社会的关系。 　“游”的原义是旌旗上面的飘带。当时禹王出行，还是打几面旗帜的，到各处走走，了解了解生产情况与民情，所以“春行曰游”， 目的是“春省耕而补不足”。“豫”的本义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干什么呢？这里是作代步的工具。“秋行曰豫”， 目的是“秋省敛而助不给”。禹王到秋天调查了解收割情况，确定农作物征收额时，便是以大象为坐骑。罗振玉说：“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象，当时不仅作交通工具也当作畜力使用，典籍上还说殷末用象作战。中国原来是出产大象的，后来因气候变化象才南迁印度。河南省本来就称为豫州，乃产象之地。殷墟(河南·安阳)发现过亚化石象，甲骨文中也确有一条捕象的记载：“今夕其雨，获象。”(前三·三一，三) 　夏代人民通过这条谚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君王啊，要是春天不来看的话，便不了解我们的劳苦情况，而让我们得到休息；要是秋收时不来视察的话，就不知歉收的情况而减免赋敛，给以赈济。实际上在禹的时代，这种“不游不豫”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但自从夏启继位以来，变为家天下，这些优良传统逐一被丢掉了，老百姓怀着对先王的无限想往，要求现在的统治者学习禹王一年一度的春游秋豫。他们认为，这是现在诸侯们应该仿效的法度啊！ 　见于文字较早的这条夏谚，仍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气息，描绘了一幅十分有趣的农业王国的图画，它对于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关系及风俗习惯都有着一定的意义。往后观测天气的农谚还时常出现在西周以后的《诗经》中。如：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鄘风·蝃》)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小雅·信南山》)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小雅·大田》)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渐渐之石》) 　第一条是以虹出现的方向来占测晴雨的谚语，第二、三条是以云占雨的谚语，第四条是以月占雨的谚语，均为我国古代农谚。 　在谚语中，农谚的数量是最多的，将近占谚语总数的一半。东汉人崔寔在他编著的《四民月令》里，第一个集中收录了二十四则农谚， 已极近似现代农谚了， 如“锄头三寸泽”就是今天农民常说的：“锄头上有三寸水”。南北朝时北魏的农业科学家贾勰在他撰写的《齐民要术》中选用了民间流传的农谚三十条。 如： 　“耕而不劳，不如作暴。”(如果耕了以后不耢，不如让它晒着不耕。) 　“湿耕泽锄， 不如归去。” (土壤湿烂耕作， 还不如先回去。)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出， 我国古代谚语确是源于农业劳动、生产斗争。气象谚、农谚是我国古代谚语的最初形式，它们以农业村社的形式作为它流传的社会基础。古谚有云：“智如禹汤，不如常耕。”劳动人民说：“即使你智慧如夏禹、商汤一样，也还不如亲自去耕种。”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我们的先人特别重视农事活动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乃至于将它带进和转化成口头文学的形式，产生出数以万计的农谚， 正是遵循了这一客砚规律。 (三) 　谚语， 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所以，谚语除了农谚之外，它所反映的内容越来越宽广。这些灿若繁星的谚语，简直可以说包汇万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无所不有，巨如社会斗争，细如日常生活，一揽无余， 构成了一部珍藏民间的 “大百科全书”。 　社会以外，无所谓谚语，谚语跟随着社会发展，它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日益丰富和复杂起来的。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关系也反映在谚语当中：当我们的先人抛弃了血族群婚实行族外婚以后，它的直接成果有两方面，一方面，人类本身的生产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产生了对偶家庭，“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3页)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为“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1页)这种宣告两性冲突的谚语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初期文字记载中，请看《周易》中这一条： 　“舆说辐，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意思是说车轮中连接车毂和轮圈的条辐要是松脱出来了，丈夫就要责怪妻子，反目恶骂。或者说车辐从车上松脱开来，预兆着夫妻要发生争吵，家庭矛盾必然爆发。最初的阶级压迫由此而产生。丈夫外出打仗没有回来，要是妻子在家里有了外遇，是不能声张的，怀的孩子也不敢养育，请看： 　“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渐·九三) 　看来这时妇女已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樊篱中了，谁要想突破是不行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页)贬低、歧视妇女的谚语也应时而起：“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书经·周书·牧誓》)女人有如母鸡，是不能啼晨的，鸡婆司晨就会使家庭萧索败落。女人开始了几千年被诅咒的悲惨历史。 　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属于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随着社会劳动大分工，私有财产首先出现在畜牧部落中，而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却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恩格斯说，私有财产的发生给氏族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经过军事民主制，人类在向阶级社会过渡。这时，阶级对抗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例如： 　“小人用壮， 君子用罔。” ( 《大壮·九三》) 　意为小人劳力， 君子劳心。 (罔即惘。 忧心) 　“君子豹变， 小人革面。” ( 《革·上六》) 　意为君子象虎豹一样发雷霆，小人也变了脸色，准备反抗。 　“君子”已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而“小人”却是与贵族老爷对举的叫法，或曰“野人”，实为奴隶。稍后，在民谚中，我们便可以经常看到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无比憎恨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如： 　“兽恶其网， 民恶其上。” ( 《国语·周语》) 　用捕杀动物的罗网来比喻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制度，对阶级社会上下关系的实质揭露得多么深刻，投出了多么锐利的一把匕首！一个“恶”字，有力的反映了人民冲破阶级压迫罗网的决心。 　还有很多谚语是采用对比的方法，如：生对死，夏对冬，黑对白，祸对福等等。在逻辑上运用了概念、判断乃至于推理； 在哲理上闪烁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 如《周易》 中的早期哲理谚：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 (泰·九三) 　意思是说，没有平地就显不出陂陀(不平坦)，没有出去就不会有返回。明显的包含着一层哲学意味，即对立转化的观点。往而又复，复而又往，往复回旋，循环不绝。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没有去就没有来，没有来也无所谓去。这种转化辩证的道理，是人类从自然界的现象观察出来的：如日月之升降，晦明之交替，晴雨之互易，冬夏之往来，许许多多的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如此。既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家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首领的更换，事物的凶吉等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将亲自体验到的这种变化循环的道理，用对称的语言，运用或具体或抽象的不同概念，推断出一些“至理名言”般的谚语。我们还看到与古老的沅、湘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楚辞》中收进了这样的民谚：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卜居》) 　意思是说，凡事都要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全面看问题，这样无论是“尺”或“寸”都各有可取之处。这句在《楚辞》中不止出现一次的谚，虽然记录引用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但它出现在口头应该早得多，原因之一是楚辞与远在周初的江汉汝水间的民间歌谣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包括远古谣谚的影响；其二是谚中“尺寸”概念，周以前就有了。《史记·夏本纪》谓禹以身为度。《公羊僖公三十一年传》云：“肤寸而合”，注云：“侧手为肤，按指为寸。”《大戴礼·主言篇》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可见先民最初量物用手，一把谓之一尺，一指谓之一寸(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由此看来，此谚早在周代以前已广为流传，也未可料。 　哲学、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在人脑中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迅速前进的文明被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宗教、迷信、唯心的东西几乎从谚语一开始就渗进了它的肌体。我们可以在我国古代谚语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大堆迷信禁忌的条规， 如： 　“久雨久晴， 且看丙丁。” 　“秋雨甲子， 禾头生耳； 冬雨甲子， 牛羊冻死。” 　这是田家禁忌。 　“猪配猴， 不到头。” 　“两耳兜风， 贵不可言。” 　这是看相算八字。 　“人所歌舞， 天必从之。” 　“彗星见， 天下乱。” 　这是十足的迷信。 　在形式上，谚语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便是句式整齐、映衬、对仗。我以为这一形式的根源乃存在于我国古代八卦之中，那一划，二划，一长、两短线条的多次排列组合，演绎出了男女、父母、 阴阳、刚柔、天地、乾坤千变万化的观念。我们不是看到最早见于文字的谚语便是寄生在甲骨与易经的卜爻辞中吗。 在氏族村社中既有传播实际知识的老农，也有传播宗教意识的卜人，有时干脆合二而一，兼而任之，用宗教形式传播知识，在知识中渗进宗教意识。我们能找到这样的典型例子， 如：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 　这条我国上古时代人们腊祭时的祝辞中有四点希望：堤坝要巩固(不要让它崩塌)；水要流向低的沟渠(不要泛滥成灾)；虫害不要发生；杂草灌木在沼泽里生长(不要在田地里滋生)，都是农业生产劳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可它偏偏又是通过“腊祭”祝辞完成的。这正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 　费尔巴哈说得深刻：“人还不知道金银的价值和用途的时候，神怎么能在金子和银子里面发出光彩来呢？”从我国古代谚语情况来看，大部分正是反映了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和人们物质生活之间的利害关系的正确认识，几乎同时，它当中又存在着原始宗教意识的严重影响，作为人类童年时代思想的必要补充。 　我国古代谚语生动而出色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呈现出来的全部纷繁复杂的文明色彩。恩格斯曾这样说过：“‘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55页)古代的谚语便是这个有趣的历史时代中一宗有趣的遗产，虽然在它的每一条中容纳的只是一些简单粗浅的知识和经验，而历史地积累和发展所形成的今天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是都可以在这座宝库中找到它的“根”吗？何况谚语本身还是灿烂的文艺奇葩、辉煌的正史补笔，不朽的人民经典呢！ 　编一部古代谚语方面的工具书，便成了我的夙愿。资料工作始于一九八○年在中山大学进修其间，尔后，一直在浩瀚无边的古代谚海中徜徉，乐而忘返，今天终于草创成篇。 　本词典收录古代谚语的标准有三条： 　1.古今相袭沿用的谚语。例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市也。”《吕氏春秋》作“悬牛头而卖马脯”，高诱注引作里谚。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作“悬羊头，卖狗肉”。现代谚语中的“挂羊头，卖狗肉”即由此衍变而来。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引用的谚语：“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 “外甥多似舅”；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 中引用的“新婚不如远别”； 明代苏祐《逌旃璅言》引谚：“忙家不会，会家不忙”；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六引谚： “小孔不补，大孔叫冤苦”等均一字不变地保留在我们现代语汇中，只是我们习用为常， 并不以为它们的资历很老了。 　2.于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古谚。比如讲究文明礼貌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魏武帝集·让礼令》引里谚)；提倡道德修养的：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语见《尚书·泰誓下》)；反映劳动人民以才能知识为富有的： “积财千万， 不如薄伎在身”(《颜氏家训·勉学篇》引谚); 宣扬克己奉公精神的： “灭烛 (注： 公家的蜡烛)看家书”(宋·朱并《曲洧旧闻》)；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动人以行，不以言应”(《旧唐书·马周传》引谚)；鼓励人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锄一恶，长十善”(《宋史·毕仲衍传》 引谚)。 　3.于我们今天仍有认识价值的古代谚语。谚语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因为“在它里面反映出了人民的经验，他们的处世秘诀。”(克拉耶夫斯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另一方面它无所不包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构成了一部过去时代的思想史。诸如“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国语·周语》中引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鬻棺者欲岁之疫”(语见《汉书·刑法志》)，“贵易交，富易妻”(后汉书·宋宏传》引谚)等，即使是古代贤能的“先王”也不敢不“听谚言于市”(见《战国策·韩策一》)，因“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见《韩非子·十四》)，以此作为治国的参考。我们今天把它们收录起来，加以注释，这对认识过去和学习古代文化不无益处。美国有位名叫贺伦的作家说过：“一个民族的谚语是其民族精神及其文明结果的索引。”假如这本词典能起到这个作用的万分之一，我已心满意足了。 　谢谢我的老师马积高教授为我审定全稿，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谢谢本词典的责任编辑邓家智同志对书稿的精心编辑和加工。谢谢我的同学、朋友。谢谢我的妻子。他们给我教诲和帮助，信心和力量，时间和条件。“贵其所以贵者为贵”(《战国策·韩策第一》)。我谨以此小书奉献给他们并同好及广大读者。 何学威 1990年盛夏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