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理财思想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是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 “积蓄之理”、“欲长钱取下谷”、“养民为先”等。
积蓄之理 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种经商理论。一说为春秋时计然提出； 一说系范蠡 “计然之术” 内容之一。语见 《史记·货殖列传》： “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意即要保持商品的质量完好，不要使货币停留在手里，不要贮存容易腐坏的食物，不要贪求过分的高价，商品贵时要看到它向贱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而及时抛售，商品便宜时应及时收购。总之，商品和货币只有不断地处在流动中才能获得较大的利润。相传越大夫范蠡弃官后运用上述 “积蓄之理” 经商，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商。
有人将上述经商理论理解为商 “积蓄之理” 人的囤积居奇。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积蓄之理” 与 “囤积居奇” 不同，积蓄之理是将某些尚未形成社会急需从而价格也较便宜的商品预先大量购存，待价格上涨时出售，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对生产者及消费者均有好处； 而囤积居奇是指当人民迫切需要的某种商品涨价时囤积不卖，以待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中渔利，从而对社会构成危害。
欲长钱 取下谷 战国中期白圭提出的薄利多销的经商原则。语见 《史记·货殖列传》： “欲长钱，取下谷； 长斗石，取上种。” 意即要想多赚钱，最好贩卖一般性的食粮，因一般性商品如食粮人人都需要，购买者多且销售量大，获取利润有保障； 而要想获得较好的粮食收成，则应尽可能选择优良品种。
养民为先 隋唐刘晏认为 “户口滋多，则赋说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十六)理财首先要实行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促进人口增殖，扩大税源，为增加税收创造条件。所以 《旧唐书·刘晏传》 说： “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而刘晏则是 “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是靠养民而不是靠搜刮民财富国的。此外，刘晏为了安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采取早知灾情和及时救助的办法。他反对单纯的赈灾措施，而倡导国家救助与灾民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有效办法，这也是体现了他的 “养民为先” 的原则。
宋代叶适强调理财的正当性，对理财与聚敛，作了理论上的区分。他说，为政理财是 “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是完全正当的。“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叶适集·财计上》)而后世之士，却以为圣贤是不为利的，只是小人才善理财，如果圣贤都不知理财，“徒曰我不为利也”，（同上）则理财之事，就只能由小人去做了。而小人理财，就必然造成聚敛。叶适认为理财与聚敛不同就在于，理财是要做到 “上有余而下不困”，（同上）而聚敛则是 “取诸民而供上用”，“务以多取为悦”。（同上）以当时南宋来说，赋税之重，“自有天地”，“未有今日之比也”，(《叶适集·财总论二》)所以他认为 “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叶适集·财计上》)为此他提出要求减轻赋税，实行大禹周公的理财之道。元后马端临认为刘晏的理财方法，在后来造成 “征榷遍于天下”，使得 “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文献通考·自序》)因而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他批评南宋的苛敛弊政，认为应 “正其名色”，改 “暗取” 为 “明取”，“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 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文献通考·征榷六》)
元后卢世荣的财政经济改革，时间虽短，但涉及面广。主要有： 取消 “竹监”和禁民捕鱼的法令，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将权贵豪商垄断的盐铁酒类收归官营； 废除强迫民户为驿站供给饮食等负担，改为由官府支给； 由政府开办一些新的生产、流通事业，以增加财政收入，如国家造船，招商从事海外贸易，国家购买牲畜，招募牧民放牧，收入分成等； 改革币制，发行铜币与钞币并行； 建立平准周急库，除用作货币准备金外，“轻其月息，以货贫民”； (《新元史·卢世荣传》)取消民间买卖金银的禁令； 减江南佃户地租一成等。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稳定货币购买力，制止通货膨胀，增加财政收入，平抑粮价和盐价，减轻租税和劳役负担，拓展海外贸易，并借以裁抑权贵豪商和高利贷者的垄断和剥削。他提出的这一套货币财政和物价相配合的经济改革思想，其思路是杰出的。
明清丘浚把理财分为 “理民之财” 和“理国之财”。对两者的关系，他说： “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途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财次之”。(同上，卷二○)他解释所谓理民之财，是 “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 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同上，卷一)即是通过生财，为民聚财，生财先于理财。对此，他又说： “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 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同上，卷二○)生财是源，理财是流。而理民之财则是理国之财的本源。他解释 “为国理财” 就是 “制国用”。他说： “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同上，卷二一)他根据荀况的开源节流的思想，提出为国理财的 “经制之义”。他说： “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同上，卷二四)也即是 “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同上，卷二一)在财政收入方面，他反对聚敛。他指出： “治国者，不能不取乎民，亦不可过取乎民”。(同上，卷二二)他极力反对国家经营工商业，垄断财利，以充实国库的作法，他说： “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同上，卷二五)他批评管、商功利之术，是 “见利而忘义”。（同上）批评桑弘羊的均输、平准，王莽的五均六管，王安石的均输、市易和刘晏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等，都是 “知利国之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同上，卷二二)对于税率，他认为只有什一税，才是 “万世取民之定制”。(同上，卷二二)在财政支出方面，他十分重视节用，认为节用是 “万世理财之要”，(同上，卷二一)并强调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
刘定之也把理财分为 “理民之财” 和“理国之财”，而以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他说理国之财即富国之策，如孟子的务农重谷，以 “生民之财”，此为上策；管仲、李悝 “徒知理民之财，而不知生民之财” 此为中策； 而汉之平准，唐之和籴，犹 “凿井以救渴” 此为下策。至于汉唐季世，“卖官鬻僧”，则属剜肉补疮，更是 “无策” 了。刘定之对理财思想作出的理论概括，不乏精辟之处。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主张。(1)　先秦是理财思想的奠基时期，一些重要的理财思想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形成。如《礼记·王制》提出的“量入以为出”是历代封建王朝财政收支的总原则。孔子(前551—前479)的“敛从其薄”，孟子(约前372—前289)的农业单一税思想，是先秦儒家倡导的最早的轻税主张。在为国理财与为民理财的问题上，儒家主张“藏富于民”，要求在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国家财政。荀子(约前313—前238)则提出“节其流，开其源”的理财原则。先秦儒家的这些理财思想，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具有经典性理论意义。法家则主张“聚富于国”，为了充裕国家财政，不惜使人民贫困，鼓吹实行重税等政策，使“国富民贫”。关于理财措施，《周礼》和《禹贡》提出“平均负担”的原则。《周礼》还提出专税专用的财政管理思想。管仲(?—前645)则提出按土地肥沃程度征收差额赋税。孟子主张按实际收获量进行征税，而反对平均税率。《管子》中提出国家采取扩大经济收入的办法（如举办官营经济等），以取代征税的设想。(2) 西汉时期，贾谊(前200—前168)的“积贮”主张，晁错(前200—前154)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论”，桑弘羊(前152—前80)推行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和主张，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集中统一中央财权，以适应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的需要。这些都对传统的封建理财思想的形成有深远影响。(3)　西晋时傅玄(217—278)提出“至平、趋公、有常”的赋税三原则，是理财思想在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唐代刘晏(718—780)对转运制度实行改革，以雇佣劳动取代强迫劳役；又通过盐法的改革，以私商自由经营取代官府专卖，标志着封建国家理财思想上的重大转变。陆贽(754—805)强调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遵循“损上益下”的原则。杨炎(727—781)创“两税法”，提出“量出以制入”的新财政原则，对理财思想是一个贡献。(4)　宋代以后，许多思想家批判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北宋时李觏(1009—1059)认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王安石(1021—1086)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临川集》)。南宋适(1150—1223)则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反对把理财说成是聚敛，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明代邱濬(1421—1495)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所以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他认为理财必须处理好与生财的关系，即“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