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认识

中国历史上对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最先发现并记录下来的是西汉时代的贾谊。西汉文帝改行四铢钱，“使民放铸”，贾谊看到当时流通界非常混乱：“法钱不立”、“民用钱郡县不同”(《汉书·食货志下》)；“奸钱日繁，正钱日亡”(贾谊《新书》卷4《铸钱》)，即劣币驱逐良币。鉴此，贾谊主张禁民铸钱，以免加剧劣币充斥，“法钱不立”的情形。这一认识，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也是较早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流通非常混乱。封建统治者一再实行铸币贬损政策，加以私铸繁兴，流通界充满薄劣钱币，致使币值混乱，物价腾贵。南朝的颜竣从中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他指出：“若细物（指轻薄的劣币）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指五铢，半两等良币)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宋书·颜竣传》)民间私铸轻薄劣币充斥流通领域，而信誉稳固，行用已久的五铢，半两等良币必会退出流通，为人宝藏，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危机日重，遂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发行当十虚价大钱。翌年，又发行当五十重轮乾元钱，使与原有的开元钱并行流通。由于唐政府采行铸币膨胀政策，很快导致人们争铸新钱，流通界劣币充斥，足值的“开元通宝”钱则为人们所收藏，使人们对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唐政府在上元元年(760年)六月的诏书中说：“顷铸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按：小钱指足值的开元通宝钱)，逾滥成弊。”(《旧唐书·食货志上》)把劣币逐良币这一货币流通现象清楚地载入封建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足见人们对这一货币规律已有相当认识。尤值一提，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还曾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迫使劣币退出流通界。刘晏在主管钱币事务后，始将各种乾元钱的法定价值逐渐减至一当三，或平价流通，即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其实际价值流通，甚至还进一步将乾元大钱的法定价值贬低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钱弘也曾认识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他指出铸造铁钱，将会造成铜钱外流现象，而铁钱不能通行于邻国，最后将导致“商贾不行，百货不通”的情形(《十国春秋》卷83)。
宋代的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仍以钱为主，包括铜钱及铁钱流通。后来纸币产生，至于南宋，逐渐成为与金属铸币并行的广泛行使的法定支付手段。叶适囿于把铜钱视为最良货币的传统观念，把纸币说成是兴利之臣“率意而戏造”的东西而目为不良的“虚券”。他指出：“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因其势也。”他较早注意到纸币排斥铜钱这一问题，并预感“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事，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以上所引均见《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这一预言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宋末恶性通货膨胀下贬值的纸币已是真正的“劣币”，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情形必是如此。“当炼金家想炼出黄金时，在背后产生了化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4页)，叶适也正是在对纸币本质的不正确认识中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客观事实。袁燮也注意到纸币驱逐铜钱的现象。他在嘉定二年(1209年)知江州时所上的《便民疏》中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继铜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这是通货膨胀下纸币作为劣币驱逐良币——铜钱现象很典型的描述。袁燮和叶适一样，也是在对纸币本质的不正确认识中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客观事实。
明清之际，顾炎武主张铸造足值铜钱，他已看出“伪钱（劣币）所以日售而制钱（良币）所以日壅”(《亭林文集》卷6《钱法论》)这一现象，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存在。稍后的王夫之，他对劣币驱逐良币的认识更为明确，他说：“恶钱充斥，则官铸不行，人情趋轻而厌重，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恶钱不行则国钱重”(《读通鉴论》卷22)，很明确地把劣币如何驱逐良币的情况作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