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rural economy

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秘密领导下组建与发展起来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 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的陈翰笙也被迫辞职。为了团结进步的农村工作者， 把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并向前发展， 陈翰笙会同一直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的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张锡昌、刘端生、陈洪进等， 联络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孙冶方、吴觉农、孙晓邨、冯和法、勾适生、李紫翔、毕相辉等农村经济研究方面的著名人士发起， 于1933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以下简称“农研会”), 会员最多时约500余人。
农研会的理事会由7人组成， 公推陈翰笙担任主席。抗日战争以前及抗战胜利后， 陈翰笙较多时间在国外， 由吴觉农担任常务理事， 主持会务。农研会成立时先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南京有关当局办理了登记立案手续， 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公开的合法团体。
农研会是在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族危机深重和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组建起来的。面对国民党统治区泛滥着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农研会成员以多年来从事农村经济调查所取得的材料， 通过会刊《中国农村》， 在农村经济理论方面展开论战和批判。涉及的内容很广泛， 主要为： ❶开展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揭露批判所谓“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胜利，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取消”的谬论，用农村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 阐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所指出的： 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阐明解决土地问题是挽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
❷对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等改良主义思潮和主张进行批判， 争取广大青年站到革命一边来。
❸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根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的精神， 鼓动全国农村工作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农研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 是当时上海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由于出版前请蔡元培先生为该刊题字， 并由发行人吴觉农、孙晓邨办妥登记手续， 使其取得合法地位， 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 所起的影响颇大。
《中国农村》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创刊。抗日战争开始后， 先后由上海转移到南昌、汉口、长沙、桂林等地出版。在上海时，由薛暮桥任主编； 到桂林后，先后由千家驹、秦柳方、姜君辰、张锡昌等主持。从创刊起到1943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为止， 历时9年， 共计出版8卷、103期， 其中4～8卷为战时特刊，除第四、第五两卷为半月刊外，均为月刊。《中国农村》被查禁后，农研会继续出版内部刊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47期； 1945年曾在重庆《商务日报》、1946～1947年曾在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 由王寅生主编。1983年薛暮桥、冯和法从《中国农村》各卷中(主要是第一、二卷)精选了89篇文章， 约78万字， 按其性质， 分为十类， 编成《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下两册，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还在卷首发表曾在《会报》上刊载过的刘少奇给薛暮桥的信(《答薛暮桥同志》1942年3月15日) 和薛暮桥写给刘少奇《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的报告》；卷末附录有《中国农村》各期目录。
农研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新知书店”， 先后由徐雪寒、华应申、沈静芷主持。该店除发行《中国农村》外， 还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此外， 还成立了中国经济情报社（由姜君辰主持）、文化资料供应社（骆耕漠主持）, 做了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宣传工作。农研会于1951年在北京宣告会务结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Rural Economy Research Society

简称农研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3年成立于上海，成员多为农业经济学界的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其主要任务及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农村经济实况的调查研究、揭示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曾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杂志。1951年在北京宣告会务结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我国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3年成立于上海，是当时上海进步的群众性学术组织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农业经济学界的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该会的活动宗旨及内容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农村经济实况的调查研究； 揭示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同当时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进行论战；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曾先后在上海、南昌、桂林等地相继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杂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并在《商务日报》和《文汇报》上增辟《中国农村》专刊。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爱国青年认识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源、促进乡村工作者联合抗日，作出了贡献。1951年在北京宣告会务结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3年成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由7人组成理事会，陈翰笙担任主任，直接受“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成立后不久出版了定期刊物 《中国农村》杂志，由薛暮桥主编，对外则由孙晓村、冯和法为代表。《中国农村》杂志同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九·一八”后步步侵入中国，想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企图，批判了当时的卖国谬论。其次，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中，揭露并批判了托派所谓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农村无封建的论调。大力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在其发行的 《会报》上刊登了许多农村调查的报告，以事实证明中国农村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对抹杀农村阶级矛盾的资产阶级研究农村经济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另外，还批评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平民教育会想以教育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思想。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理事和会员分散到各地。薛暮桥、孙冶方等参加了新四军； 张锡昌、陈向平、千家驹、陈翰笙等则在浙东、桂林等地，继续以农村经济研究会名义组织社会调查，进行抗日民主活动。《中国农村》杂志也不断迁移，最终被国民党禁止出版。抗战胜利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回到上海，在宣传党的国内政策和进行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