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学

001 中国农学

我国的农业生产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勤劳质朴的农民们经过成万年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农业科学技术遗产，大体上可分作三大类。一类是具体实物，包括驯化了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类型、品种，农机具、农用土地、水利设施，等等。另一类是技术方法，包括代代相传的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栽培技术、饲养方法，农产品保藏、利用、加工技术，等等。还有一类则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和传播的知识，包括农谚、农学著作，等等。据《中国农学书录》(王毓瑚著)的记载，我国历代的农学著作达376种之多。我国古代的农学思想体系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以及人定胜天。战国时代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审时篇》写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孟子·公孙丑第四》还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国历代的农书中都贯穿着上述农学思想。南北朝的《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中提到“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否则，“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南宋的《陈旉农书·天时之宜篇》中说：“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元朝的《王祯农书·垦耕篇》中更突出了“天、地、人”三者中人的作用。该篇写道：“天气有阴阳寒燠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明代人马一龙在其所著《农说》中论述了趋利避害、驾驭自然的道理：“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谈到新引进的棉花、甘薯驯化和推广时指出，“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而况地乎。”同一思想在清代张标所撰《农丹》一书中表达的更为明确：“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但它们“悉以人事司其柄。”我们的先人是在自然灾害频繁、土壤自然肥力不高的条件下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这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农学思想形成的根由。我国农艺的传统是精耕细作。一般认为，我国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精耕细作的萌芽；春秋到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已经成型； 隋至元代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已经成熟。明清时期，精耕细作又有了深入的发展。我国精耕细作的农艺具体体现在：深耕细锄、粪多力勤、少种多收、巧用天时、维持地力常新等几个方面。《吕氏春秋·任地篇》在论及耕地原则时，要求“五耕五耨，必审以其深植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达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的效果。《齐民要术》中指出，“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在较小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争取较多的收成，是精耕细作的核心。《齐民要术》中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陈旉农书》主张，“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明代的《沈氏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也。”清代成书的《三农纪》批评了广种薄收，赞扬了少种勤耕：“且有广种薄收之说，是误人不浅，莫如少种勤耕，粪多工倍，其所获亦相当。”我国的作物轮作复种制起始于战国时期。《荀子·富国篇》中曾提到过“一岁而再获之”。西汉的《氾胜之书》中记载过瓜、薤与小豆的间作。魏晋时代，江西已经出现了“再熟之稻”(双季稻)。关于作物套种这一种植方式，在《齐民要术》中有麻子地套种芜菁的明确记载。实行作物复种、套种和间作，是栽培措施精耕细作和农作制度集约化的标志。我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培肥地力的良好习惯。早在西周时期，农民已经认识到杂草朽烂可以肥田。战国时期，“多粪肥田”在我国已普遍盛行了。据西晋郭义恭的《广志》记载，当时已有了种植绿肥的经验。但是从理论上论述土壤肥力能够恢复并提高的，是南宋农学家陈旉。他在《陈旉农书·粪田之宜》中写道：“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这便是“地力常新壮论”。几千年来，我国农业走的是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农林牧结合、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集约经营的道路。不过，传统的农业生产始终带有分散经营、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汉代晁错撰《论贵粟疏》)的局限性和弊病。中国农学是中国农业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总结，同时它也指导着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践。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特点，也是精华之所在。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农业中，精耕细作的传统仍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