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全书︱发扬延安精神 再造秀美山川 (代前言)——学习江泽民 李鹏同志对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 的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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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延安精神 再造秀美山川 (代前言)——学习江泽民 李鹏同志对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 的重要批示

陕西省省长 程安东 　1997年8月，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在姜春云同志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联系陕西绿化荒漠， 治理荒山， 建设生态农业的实际， 学习江泽民李鹏同志的重要批示， 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深感这一批示对我们陕西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是三秦3 500多万人民向荒山荒漠继续进军的新号令， 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 坚持发扬延安精神， 长期奋斗， 再造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 　陕西是大西北的门户， 在全省20.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 水土流失面积占到2/3; 黄河中游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 陕西就有48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省人民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 向荒漠和荒山进军，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山河面貌有了一些变化。 　一是水土流失危害减轻， 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全省初步治理水土流失近8万平方公里，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7.4%。 造林种草496.4万公顷， 植被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13.3%提高到28.7%。 　二是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改善，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全省兴修基本农田271.87万公顷，农村人均达到1.2亩。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80年代初的75亿千克提高到100亿千克左右。 　三是区域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 脱贫致富步伐加快。 全省已形成粮食、 油料、 果品、 烤烟、 蔬菜、 蚕桑、 林特、 肉类、 禽蛋奶等十大区域性主导产业。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三中全会前的133元提高到1996年的1 165元， 贫困人口由1200万人减少到301万人。 　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恶劣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我们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 尽管如此， 但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 “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以江泽民李鹏同志的批示为指导， 总结我省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基本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从建设生态农业着眼， 变毁林开荒、 广种薄收为还林还草、 精种多收，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陕北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过去， 这里 “山是光的， 地是荒的， 水是浑的，人是穷的”。 穷够了、 饿怕了的农民， 一直把毁林开荒、 倒山种地、 广种薄收作为养家糊口的农耕模式， 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 不仅恶化了生态环境， 而且使农民群众世世代代在贫困和饥饿线上挣扎。 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人们在苦苦地思考、 探索， 并采取多种措施与水土流失进行生存的抗争。 进入80年代， 延安庙沟村的群众探索出一条新路。 　庙沟村， 曾经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住过的地方， 全村500公顷耕地散落在三山八峁五面坡上。 每个人平均耕种十多亩地， 一年到头， 忙个不停， 但人均口粮也只有150多千克， 每个劳动日仅值0.4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庙沟人在改革政策的推动下， 率先调整产业结构，实行 “退耕还林， 以果致富”。 1984和1985两年退耕367公顷， 发展苹果140公顷、 用材林227公顷， 退耕幅度达72%。 在人均耕地由15亩减少到4亩的情况下， 通过精种多收， 人均粮食猛增到500千克以上， 人均纯收入增加到5000多元。 江泽民同志来延安视察时称赞庙沟村是“黄土高原的曙光”。 　庙沟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力地冲击了在穷山恶水面前悲观绝望的情绪和无所作为的论点，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退耕还林还草， 是建设生态农业的 “突破口”， 是黄土高原的致富之门。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以庙沟为榜样， 一改就粮食抓粮食的传统习惯， 采取 “反弹琵琶” 的办法， 有计划地退耕还林、 还草，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逐步走上了 “林果、 草牧、 粮农” 综合型的生态农业路子。 　二、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 提高治理的规模、质量和效益。70年代以前， 我们治理水土流失， 措施单一， 零敲碎打， 村自为战， 虽然出力不少， 但事倍功半， 每遇洪水， 群众辛辛苦苦修建的各种工程设施往往遭到严重毁坏。 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 促使我们进行反思、 总结、改进， 推动治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以流域为单元， 统一规划， 规模治理， 综合配套的新阶段， 治理的质量和效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 全省正在40个县 (市) 铺开皇甫川、 嘉陵江、丹江库区上游、 无定河、 佳芦河、 延河、 洛河等 “一川二江四河”488条小流域治理工程， 将其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主体。 　广大干部群众将每条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水土流失单元和经济单元， 实行山、 水、 田、林、 路统一规划， 梁、 峁、 沟、 坡、 原综合治理， 工程、 植物、 耕作措施统筹安排， 整架山、整条沟、 整条流域地集中连片规模治理， 基本做到了规划一次搞好， 措施一次到位， 质量一次达标， 流失一次控制。 　昔日被人们称为陕西 “北大荒” 的无定河流域， 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 经过14年坚持不懈的连片综合治理， 人均基本农田达到2.8亩， 森林覆盖率由50年代初的1.8%提高到50%, 拦截泥沙10亿吨， 成为人均钱粮双过千的大流域， 被国外官员和专家誉为 “塑造在黄土高原上的金字塔”。 　三、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紧紧扭住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不放， 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是在环境与经济、 当前与长远、 局部与全局诸多矛盾的夹缝中摸索前进的。 只有妥善地处理好治理与开发的关系， 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 才能跳出黄土地恶性循环的怪圈， 从治害步入致富， 从贫困走向富裕。 　延安市宝塔区在建设生态农业时， 注意做到 “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把粮食生产放在首要位置。 大面积推广既高产高效又保持水土的大垄沟种植法， 使粮食产量3年连上3个大台阶， 5年前每年吃返销粮50万千克以上， 去年出售商品粮2 500万千克。 二是坚持培育烟、 果、 羊、薯四大主导产业。 1996年四大主导产业总收入2.8亿元， 为农民人均拿回纯收入928元。 三是坚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面貌。 实现了村村通路、 通电， 乡乡通程控电话， 解决了5000多人、2400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 他们在实践中还逐步形成了 “山顶修农田， 山坡栽果树， 沟壑种林草， 沟底锁坝堤” 和 “林草戴帽， 果树缠腰， 农田绕村， 沟底打坝” 两种主要的治理模式， 发挥了较大的综合防护效益。 1995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考察后感慨地说： “延安人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世界奇迹！” 　宝塔区的事实告诉我们， 治理与开发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治理生态环境是产业开发的基础和条件， 而产业开发又可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物质保证和资金支持。 只有把治理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 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四、 坚持改革开放， 创新投入机制， 用政策调动群众治理的积极性。 治理要加快， 政策是保障， 投入是关键。 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 “水保为社会， 社会办水保” 的指导思想， 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导向， 以群众投入为主体， 以社会投入为补充， 财政和信贷资金相结合， 国内外资金相匹配的多渠道、 多元化、 全方位的投入机制。 　一是用好国家的。 对国家投入重点项目资金， 实行以奖代补， 择优扶持， 有偿使用， 滚动发展。 二是管理好地方的。 对省、 地、 县各级投入的以工补农、 农业开发、 农田补偿费、 扶贫资金、 水土流失防治费等资金， 实行渠道不乱， 用途不变， 统一管理， 集中使用， 由各自投向流域治理开发。 三是筹足群众的。 坚持每年每劳30～40个劳动积累工制度， 通过以资代劳、“四荒”地拍卖、 股份治理等办法， 募集社会资金。 四是引进国外的。 先后引进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银行贷款， 开展了米脂 “2744”、 杏子河、 延河、 佳芦河治理项目。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我们对基本建设征用土地， 实行 “征一修五” (旱地) 或 “征一修十” (水地), 并拿出部分征地费搞机械治理。 同时， 放手拍卖 “四荒” 地， 建立土地流转制度。 榆林、 延安两地市共拍卖55.07万公顷， 已初步治理22.4万公顷。 此外， 还在治理区实行了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一次承包到位， 30年不变。” 对治理新增的土地和所产的果木， 3～5年内免征农业税、 林特产税。 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目前， 全省已涌现出6.67公顷以上规模大、 效益好的治理大户3万多个， 33.33公顷以上的669个。 　定边县海子梁村石光银， 为改变家乡 “一年一场风， 由春刮到冬” 的恶劣环境， 1995年成立了陕北第一家治沙公司， 吸收贫困户以工参股， 并采取划地迁居的方法， 吸引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白于山区12个困难户加盟公司。 现已治理荒漠0.41万公顷， 1996年， 人均产粮950千克、 收入1 800元， 群众称赞治沙公司是 “积德公司”。 　五、 以人定胜天的决心和愚公移山的毅力， 长期持续的奋斗，再造秀美的生态环境。 江泽民同志在批示中以陕西一带为例， 深刻阐述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 号召我们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对此， 我们充满信心。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沿的榆林地区， 历史上曾经是一个 “水草丰美， 牛马衔尾， 群羊塞道”的地方， 匈奴首领赫连勃勃选定靖边县的统万城建立大夏王朝， 他来到这里， 情不自禁地赞叹： “吾行地多矣， 未有若斯之美。” 唐宋以后， 由于经年屯兵打仗， 移民垦植， 终于衰落沙化， 到新中国成立前大举入侵的风沙越过古长城， 向南推进了70多公里。 在旧社会， 饱经风沙之苦的群众， 只能望沙兴叹， 听天由命。 　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不仅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也解放了广大的自然界。 榆林人民以超常的坚韧和非凡的恒心， 年复一年地大抓植树造林， 经过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 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 目前， 一个涵盖全区的防护林体系已经形成。 植被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8%上升为38.9%, 与50年代相比， 沙丘高度平均降低了30%～50%, 年沙暴日由66天减为24天， 年向黄河的输沙量减少76%,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倍。 在全球荒漠化土地以每年5万～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我国沙化土地每年以2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的情况下， 这里的沙漠却在以每年1.62%的逆转速率在缩小。 正如李鹏同志批示所说， 这得益于防护林的营造和地下水源的开发。 1995年，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迪亚洛在考察公约执行条件时， 评价榆林治沙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 　榆林地区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变迁， 再次揭示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人类无节制的掠夺式开发和生产会使优美的环境遭到破坏， 最终将祸及自身。 通过人类长期的保护、建设和治理， 又完全可以使恶化了的生态环境逐渐得以恢复， 再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 　六、 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目标责任， 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画到底。 为官一任， 不仅要富民一方， 而且要为在这方水土上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造福。 这已成为全省各级干部的共识。 陕西省委、 省政府历任领导班子都把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当作 “利在当代， 造福子孙” 的治本工程来抓。70年代以来， 省委先后成立了陕北工作组、 陕北建委， 加快陕北治理步伐。 榆林、 延安两地市都因地制宜地制定了治理规划， 并坚持换届不换目标， 换届不换决策。 每一届领导班子都以极强的责任心和竞争精神， 在治理荒漠和水土流失的接力赛中跑出了各自最好的成绩。 榆林地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地委书记一共换了13任， 专员换了16任， 就荒漠治理这一点看， 每一任领导都是一位合格的接力者。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这叫同唱一台戏， 同念一本经， 一届一届往下传， 一任接着一任干。 　在建设生态农业的过程中， 各地都非常重视抓典型， 树标杆， 以点带面， 推动全盘。 延安市宝塔区先后推出了 “庙沟的方向”、 “白峁的速度”、 “飞马河的效益”、 “罗沟的质量” 等生态村建设8面红旗和一批治理明星流域， 5个“绿色功勋” 生态户。 榆林地区各级领导近5年抓点490个。 造林治沙名声远播、 被评为全国十大女杰之一的牛玉琴； 年过七旬造林不止、 承包治沙0.3万公顷的郭成旺； 解决飞播造林技术难题、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漆建忠， 等等，都已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对各级领导， 各地普遍实行了治理开发目标责任制。 把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县、 乡、 村和有关部门， 分别签订责任书， 对重点工程实行单项承包。 各级干部不比权力比实绩， 不比享受比工作。 对治理成绩显著的， 提拔使用， 并给予物质奖励； 工作没有起色的， 该免的免， 该罚的罚。从而， 形成了上下合力， 党政合手， 干群合心的局面。 因此， 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将重要批示迅速变为全省人民的实际行动， 总结经验， 寻找差距， 制定措施， 进一步掀起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新高潮， 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而奋斗。 　即将出版的《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 首次收录了江泽民和李鹏同志在姜春云同志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 上的重要批示， 这再次表明新闻出版部门对这一重要批示的高度重视， 对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这一关系到我国民族兴旺发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壮举的充分支持。 　《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 的出版是一桩大事， 它是一项开创性的工程，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反映陕西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它从30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 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的商洛部分地区开展的 “打土豪， 分田地” 斗争纪实，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农村的减租减息， 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建设， 直至1997年陕西农业和农村改革等都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反映， 时间跨度近70年。 这部书除对陕西农业自然资源、 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与完善、 农业教育与科技、 农村市场、 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 农村教育文化建设、 农村党组织与政权建设等分别加以记述外， 注意突出了陕西农业生产建设和农村工作的特点， 如对渭北旱原农业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杨凌农科城建设和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 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在科教兴农中的作用， 以及各地市区域经济发展中若干特点等都作了较为充分的介绍， 因此说这是一项宝贵的社科成果。 我衷心希望全省各级干部， 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中， 进一步解放思想，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运用 《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这一社科成果， 开拓奋进， 续写三秦农业跨世纪发展的新篇章。 199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