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序言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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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传播地区包括今天的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 后又传播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等国。 传入中国时间约有二千年。 说“约有二千年”，是因为宗教的传播不同于某一政治事件，可以有确切的年月和时间。 宗教是一种文化形态，而文化传播是渐进的。 文化有它的群体性、社会性。 宗教的传入须有一段被接收的过程。 开始传播时，只有少数人。 由少数人的传播到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决非一朝一夕的事。 因此无法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为某某年。 起码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还无法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条经中亚细亚，传入新疆以至长安、洛阳；一条经尼泊尔传入西藏地区；一条在云南西部边境，经泰国、缅甸接壤地区传入。 　这三条途径传入中国的佛教都产生相应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个支派。 传入黄河流域的一支形成“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的一支形成“藏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一支形成“云南上座部”。 由于各地区的文化、地域、社会生活的差异，这三大支派发展的形势也有差别。 云南上座部人数最少，传播地区局限于云南省西部边沿地带。 藏传佛教传播较广，从西藏开始，沿中国西北到内蒙古、外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产生广泛影响。 这两大支派自成体系。 汉传佛教这一支派，影响人口数量最大，信徒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汉传佛教以汉文化为传播载体，以佛典汉文译本及中华佛教撰著系统地介绍了佛教历史、经典、教义。 传播地区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 此后又以汉文佛教著译为载体向东部邻国扩散，经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此外还传播到越南。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大国。 它有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有一种鉴别、择取的能力。 所以，佛教传入时并不是很顺利地被接受。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与佛教的一段长时期的交流、冲撞，才逐渐吸收了其中的适合于中国人的部分。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佛教。 这一特点在汉传佛教中表现得最充分。 中国藏传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不具论。 　中国汉传佛教有二千年历史，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看，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译述阶段，从初传入到南北朝，历时约五百年。 这时期的重要的佛教代表人物大都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佛教典籍传译的主持人。 他们的任务是翻译、介绍佛教的基本内容。 这一时期的后期也开始出现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但大都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疏与介绍。 由于中华民族有相当高深的文化素养，因此，即使在注疏与介绍中也有所创造。 如佛教般若学是佛教理论中的重要流派。 中国学者也十分看重般若学，但他们有独特的看法。 如“六家七宗”，反映了中国玄学的不同学派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 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六家七宗”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学者力图摆脱依傍，提出自己解释的一种尝试。 　第二阶段是创造发展阶段。 历时约三百年。 前一阶段佛教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外国僧人，这一阶段佛教的创造发展者几乎都是中国僧人。 隋唐以前介绍佛教典籍原著要借重外国僧人。 隋唐以后，介绍翻译外国典籍比重减少，因为印度佛教的重要经典大多有了汉译本，有的典籍有两种或多种译本，乃至综合不同译本的编译本。 中国人的汉文著作比重急剧增加。 内容为中国佛教信徒关于该佛教典籍的理解、阐释。 这一时期的作者已由外国佛教学者转移为中国佛教学者。 著作的内容也从介绍、转述到阐发、发挥。 中国佛教学者继承了中国古代以述为作，以述代作的传统方式，他们的著作名为佛经的注疏，其内容主要是论述著者自己的理论体系。 佛教传播中心已转移到中国。 中国佛教离开印度佛教词句，注重发挥佛教的微言大义。 有些发挥是在印度佛教的某些经典中找到凭借而赋予新意；也有些中国人的著作脱离依傍，完全阐发自己的理论。 禅宗的理论在印度就几乎找不到什么根据，他们自称“教外别传”，得自佛祖的“心印”。南北朝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伪经”。 这些“伪经”，是当时时代思潮的反映，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开创了中国佛教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从人类认识史、文化史角度看，佛教史也等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 　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儒、佛、道“三教合一”，也可称为“佛教儒化”阶段。 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儒、道两教进一步结合，潜移默化，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中枢部分。 这一糅合过程，充实、改造了儒教的世界观，把佛教长期发展的心性之学渗透到理学内部。 在佛教心性之学的参与下，中国的儒教逐渐形成。 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 三教合一，儒教居中，佛道两教为辅。 从此中国的佛教与儒教同命运，共兴衰。 学术界一致认为朱子(熹)近道，陆子(九渊)近禅、王守仁(阳明)近狂禅。 事实上，没有佛教就没有儒教，以反佛教自命的宋儒，没有不受佛教洗礼的，骨子里是佛教的嫡系传人。 　研究佛教文化是研究中华民族文化这个总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它所影响的只是社会上某一部分对佛教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感情的人；而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它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笼罩着整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巨大背景。 任何一个在这个背景中生活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中国儒教代表人物孔子、道教代表人物老子并称“三圣”。中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把佛教祖师当成外国人，而且受到普遍的尊敬。由此也可见佛教文化入人心之深广。 　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走过艰难的路程。 二十世纪后半，我们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开始由积贫积弱走向富强之路。 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创建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建设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既不可能暴起，也不会暴落。 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温故知新，由旧创新，是发展文化的通例。这部《中国佛教文化大观》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着眼，论述了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以及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影响的种种方面，包括宗教生活、民俗习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饮食等诸多方面，包罗宏富，科学地、系统地向社会广大读者介绍佛教文化的概貌。 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所介绍的资料是可信的，在不少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我相信，这部著作的问世，不仅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部可用的资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向前发展。 　方广锠和许多编写者的努力和成就值得鼓励。我愿在此书出版之际，向读者推荐这本著作。 任继愈 　1998年5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