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全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风靡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一种社会思潮。提倡在维护封建专制体制和纲常伦理的基础上，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某些政法、文教等方面的具体办法。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乃这一主张之胚胎。此后，热衷于西学者多有类似言论。洋务派在兴办洋务活动中，自始至终贯串这一思想。改良派初期并未越出此藩篱；及至察觉洋务活动弊端后才认为，不仅应仿效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采用君主立宪制度，以改变封建主义之“体”。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中体西用说首见于报端。同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主张，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中体西用说首见于奏折。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系统阐释和发挥这一理论。此时，一些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的顽固派官员，对此说大加赞赏。严复、谭嗣同等则对此说严加批判。二十世纪初清廷实行新政，奉行的仍是这一思想体系。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号召民众以革命暴力摧毁封建专制政体。中体西用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突交融的产物，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

中体西用

中国近代洋务派的改革主张，全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主要是中国封建正统思想，和纲常名教；“西学”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知识。“中学为体”即要求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坚持以孔孟圣道作为国家统治的根本；“西学为用”即采用西方的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知识，对清朝某些制度进行修改。“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最早是西方殖民分子赫德、李提摩太等人提出，《局外旁观论》中赫德说：“外国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时事新论》中，李提摩太说：“如以中国之声名文物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国（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章程片》中也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作。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而西方的“器械”、“工艺”、“格致之学”与“西政”，只有在“中体”固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中体西用论被用来对抗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变法维新运动。清朝统治者赞扬《劝学篇》“挟论平正通达，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刊印。

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近代洋务派的理论主张。孙家鼐最早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进一步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又以为中学为治身心的内学，西学为应世事的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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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省称。19世纪中叶后，在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主张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要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伦理纲常为主体，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政治法律制度为辅。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896年沈寿康、孙家鼎总结归纳为“中体西用”。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对此思想作了系统性阐述。终于确立了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准则，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影响颇大。

中体西用

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意指在保护“中体”，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延纳一些“西用”，如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等。一般视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当时凡谈时务、讲西学的维新派人士，莫不接受和附和这一主张。冯桂芬最初揭示了这种主张。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撰写的《校邹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嗣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到光绪二十二年，沈寿康和孙家鼐又分别在《匡时策》与《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 “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进而发表《劝学篇》，着力围绕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一基本论旨，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从它的消长过程看，这种思想是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产物，其社会作用前后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