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南民族农业史agriculture history ofthe nationalities in middle Southeast China

中国江淮地区及其以南的皖、江、浙、鄂、湘、赣、粤、桂、闽、台、琼等省区除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农业发展的历史。上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分属苗蛮系统和百越系统。春秋战国时，其先进部分发展为强大的吴、越和楚国；秦汉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融合形成汉族。以后，汉族不断向南扩展，原苗蛮、百越系统居民大部分融汇于汉族中，另一部分迁移或辟处于偏远地区，经过长期的分化与融合，形成现在的壮、瑶、仫佬、毛难、京、土家、黎、畲、高山、苗、侗等族。这些民族及其先民，是中国最早的稻作民，水田农业的开创者，与汉族一起，为中国南方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远古与先秦时期 百越、苗蛮系统独立发展，开创中国稻作文化时期。
原始时代农业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江淮地区及其南境就有人类生活和繁衍。在安徽和县、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广西柳江、江苏泗洪下草湾、台湾台南左镇等地，出土了分别属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中东南各地，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密集。在以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距今六七千年已有发达的耜耕水田农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草、稻秆的堆积，估计原有稻谷达12万千克；又有薏苡、葫芦和大批骨耜出土。浙江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等地也出土了栽培稻；草鞋山遗址的主人还利用野葛织布。上述遗址居民除种稻外，还饲养猪、狗、水牛，从事渔猎采集，住干栏房，崇拜鸟图腾等等。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公元前3700～前2250)，长江下游水田稻作农业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适于水田耕作的石犁和适于沼泽地垦荒的斜把三角器，生产领域也更为扩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迄今最早的以家蚕丝为原料的绢丝织物和苎麻布，以及蚕豆、菱角、甜瓜等种子。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从公元前4400年到前2400年，出现了先后相承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人们使用石斧、石锄等垦地种稻，由于稻产丰盛，广泛用稻草稻壳作建造房屋和地基的掺和料。199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栽培稻遗存。这一地区的原始人，除种稻外，也饲养猪、狗等动物并从事狩猎。在两广和江西、福建等省，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往往居住在洞穴里，仍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有些地方农业可能已经产生。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中距今9000年前的早期文化层，发现了可作农具的扁圆形石斧、短柱形石杵、有孔蚌铲和与定居农业有关的原始陶片，还有迄今最早的家猪遗骨。有人推测这一地区种植业是从种植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继早期洞穴遗址后，人们在河流两旁台地或山岗上发展农业，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方已有发达的稻作农业了。在南方滨海和湖泊沼泽地区的沙丘上往往有贝丘遗址，其居民长期以采集贝类软体动物和捕鱼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同时经营少量农牧业。
根据古籍记载，先秦时代活动于江淮及其南境的有百越系统和苗蛮系统的居民。百越分布于从汉代交趾刺史部(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到会稽郡(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的广阔地带，与考古发掘中含有几何印纹陶的青铜文化的分布大体一致。它包含许多不同分支，如于越、瓯越、南越、扬越、雒越等，没有形成统一民族，但又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如种植水稻，捕捞鱼鳖蛇蛤为食，利用葛藤、苎麻作纺织原料，使用有段石斧和有肩石器，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烧制几何印纹陶，住干栏房，习水善舟等等。他们主要是由当地原始先住民发展形成的。苗蛮系统的分布，则以今湖南、湖北和江西为中心。战国时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今鄱阳湖），右有洞庭之水（今洞庭湖），文山在其南，而衡山（今长江北的大别山脉）在其北。”从地望看，江汉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文化当系苗蛮族系及其先民创造的。虞夏商周时，南方的苗蛮族系是与中原华夏族抗衡的重要力量。迄至春秋战国，百越族系的句吴、于越和苗蛮系统的荆楚分别在长江中下游兴起。
句吴、于越 句吴居于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部分地区，于越居于今浙江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一带，彼此邻接，有共同的语言和风俗，春秋末相继争霸中原。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越被楚兼并。吴、越的强大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吴越地产铜锡，青铜冶铸业发达，青铜农具生产量大而普遍。《考工记》说越地人善于制造青铜农器。从考古发掘看，春秋时代的长江下游除继续使用石犁、有段石、蚌镰等外，已相当广泛地使用青铜农具，如锸、锄、铲、镰、犁等，还出土了先进的青铜锯齿镰。长江下游地势低洼，吴、越人民为了在湖滩洼地发展农业，很早就修河筑堤、挡除外水、排除内涝，形成围田。公元前6世纪中，吴国迁都于位于太湖平原中部低洼区的苏州，附近出现了以“疁墟”、“陂”相称的围田，又在江苏西南的固城湖附近筑城围田。越国也在古东江水系，即今嘉兴、海盐一带围田垦殖，灭吴后，继续围田，并向苏州东南沼泽洼地推进。这些活动，成为后世太湖流域兴修塘浦圩田体系的滥觞。吴、越还修建了不少运河和陵道，最著名的是沟通江淮的邗沟。虽然是直接为了军事目的和交通运输，但也为发展农田灌溉和围田创造了条件。随着农田垦辟和水利兴修，粮食生产十分发达，吴、越之间一次借还粮食就达万石之多；人们还用大量粮食为死者随葬。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但粟、黍、麦、大豆、赤豆等的种植，也见于这一时期的记载。在纤维生产方面，吴、越不但继续利用野葛，而且开始了种葛，越王勾践曾在国内征收细葛布10万匹送给吴王夫差。苎麻生产颇盛，大麻大约也在这时引进吴、越地区。民间还有栽桑养蚕的，吴楚之间曾因边境争桑而发生战争。畜牧业有颇大发展。畜禽品种增加，不但有六畜，而且有鸭等。又出现大型国营牧场，如牛宫、马丘、犬山、鸡墟、豕山、鸭城等。长江下游自然条件本不大适合马的生长，养马发生较晚，但发展颇快。吴国春秋中期始习车战，到了春秋后期，对邻近小国邾一次显示武力的阅兵即动员4000辆战车，用马1.6万匹以上。吴王为了饲养马匹还开辟了专门的“豆园”。吴、越的渔业也很发达，除捕捞以外，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陂池养鱼，如越国会稽山上有鱼池，苏州附近有吴国的“鱼城”等。
荆楚 夏朝末年，商族兴起，祝融部落的一支迁至汉水流域荆山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商周文献称之为荆楚或荆蛮。荆楚是商代和西周的南方属国，经过长期经营，吞并了江汉地区苗蛮族系诸部落和汉水流域华夏姬姓诸国，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国时楚国灭越以后，“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淮之利”，势力几及整个中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冶金业相当发达。属于楚国故地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了春秋时代大型冶铜遗址。春秋时，楚国是青铜生产大国。出土青铜器数量多，制作精美，有的是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的，其中也包括镰、钁等农具。春秋晚期，楚国的冶铁业发展起来，目前已出土的10余件春秋铁器，多见于湖南、湖北、河南南部的楚国故地，包括凹字形铁锸和铁锄等农具。战国时的楚国在农业上已普遍使用铁器，出土的铁农具种类有锸、钁、镰和铁刃木耒等，其中以一字形和凹字形刃套的铁锸数量最多。江汉流域苗蛮族系有悠久种稻历史，长期采用火耕水耨生产方式，它以粗具农田排灌设施为前提。这种经验的发展，使楚国成为中国最早出现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地区。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之际，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期思陂，引决今河南周始县附近的灌水蓄为陂池，灌溉史、灌二河之间的田野。战国初年，子思主持在今安徽寿县修建芍陂，兼有灌溉、防洪和航运之利，使寿春地区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中心。此外，楚国又“通渠汉水、云梦之野”，发展江汉地区水利事业。楚灭越后，在故吴、越地区继续开沟渎、修陵道、置围田、建仓库。农业的改进，水利的兴修，使楚国农业获得长足进步，时人谓其可以“粟支十年”。除粮食生产外，纤维作物、园艺作物、蚕桑生产和畜牧、渔业都获得相应发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民族大融合、民族文化大交流，原南方土著民族向偏远地区发展时期。战国晚期，吴、越和荆楚族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已基本上华夏化，秦汉统一封建帝国建立后，这些地区居民很快成为汉族一部分。汉人大量进入南方，形成汉族与原土著族交错杂居的新局面。在长期发展中，汉族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分，逐渐成为南方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原土著民族中的一部分则继续向偏远地区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很早就有百越族系居民的活动，商周时期，他们进入青铜时代。1990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一座商墓中出土了一批犁、锸、铲、耜、锄等青铜农具，数量大，铸工精，标志当地农业已达到较高水平。西汉初，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两个地方民族政权：浙南瓯江流域的东瓯和福建、赣东、粤东的闽越。其经济是农业和渔猎的结合。已经使用铁农具。闽北崇安汉城出土当地铸造的铁器中就有犁和锄；据考证，该遗址前期是属越族某王的。粮食生产相当发达。江西余干是当时闽越重要的粮食基地，能养活数十万军队而与秦汉王朝长期抗衡。主要作物是水稻，实行火耕水耨。也养畜、种麻、饲蚕。这一地区棉作有悠久历史，在福建崇安战国时代的悬棺中，即已发现中国迄今最早的棉布。西汉政府曾将大批越人徙处江淮，这些越人仍以善治水田闻名。后来有些越人被调去经营废弃了的河东渠田，竟取得扭亏为盈的效果。
秦汉帝国占领吴越和闽越故地设置郡县以后，留居当地的越人大部分逐步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越人进入山区，“依据山险，不纳王租”，这就是从汉末到隋唐见于文献记载的“山越”。三国时他们分布于今苏、浙、皖、赣、闽、粤等省，大分散、小聚居。各地山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有的能冶铜冶铁，有的则仍然使用石器和骨器。他们一般以经营农业为主，种稻谷，作物种类较单一，产量也不高。东吴及历朝统治者往往用武力强迫和招诱其出居平川地区，而在其原居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这既增加了平原地区农业劳动力，有利于南方的开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山越人与汉族的融合。至南宋时，山越已不见于记载。
岭南地区 先秦秦汉时代活动在岭南地区的百越族系居民，有分布于广东的南越和分布于广西、广东西南、越南北部的西瓯和雒越(或谓西瓯、雒越是同一民族的不同称谓)。他们在商末周初均已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多有出土。稻作地区在扩展。根据“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周时以羊为图腾的农业部落进入珠江三角洲番禺（今广州）一带，使这里以捕捞采猎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稻作为主的经济。雒越地区在秦汉置郡以前有一种“随潮水上下”的“雒田”，可能是浮田的一种。战国中晚期，岭南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使用铁农具。如广东始兴白坪遗址发现铁斧和铁锸，广西平乐艮山岭战国秦汉墓出土铁器181件，其中铁锄就有89件。公元前218～前214年，秦始皇出兵统一岭南地区，旋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在这过程中开凿了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灵渠，修筑从中原通往岭南的道路，又遣50万人谪戍岭南，从而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公元前206年，原秦南海尉赵佗乘秦败亡之际自立为南越王，建立以百越族为主体的割据政权，据有两广、黔南和越南北部地区，传五世，历95年。南越国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境内各民族关系比较融洽，赵氏政权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金、铁、田器、牛、马、羊”。铁农具使用已较广泛。在广州和广西贵县等地的南越国墓葬里，出土包括铧、锸、锄、铲、镰、斧在内的大批铁器，其中以锸和锄最多。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辟。牛耕可能已开始。农田水利受到重视。水稻有不同品种。除种稻外，还有多种经营项目。如南越国晚期的海南岛雒越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六畜之中除马以外均有饲养。考古发现有稻、粟、黍、菽、大麻、薏苡、芋等籽实。岭南是中国最早的棉作区之一，《尚书·禹贡》提到南方“岛夷”贡品有“织贝”，或谓“织贝”即吉贝，是棉花和棉布的古称。岭南又是中国甘蔗原产地，甘蔗汁液浓缩暴晒后制成的“石蜜”，是南越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珍品。岭南越族是中国原产的许多热带、亚热带果树的驯化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柑橘、荔枝和龙眼。广西贵县汉墓出土了许多瓜果蔬菜种实。有黄瓜、甜瓜、葫芦、姜、花椒、桃、李、桔、橄榄、梅、人面子等10余种。南越国境内各地农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于其地置南海等九郡，属交趾刺史部。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岭南百越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东汉马援抚交趾时，在所过郡县穿渠灌溉，任延任九真太守时铸作田器，推广牛耕。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当时交趾（包括两广在内）已有“农者一岁再种”的双季稻。广东佛山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模型也展示了双季稻耕作中边收割、边犁田、边插秧的景象。这种在全国居于先进地位的水稻栽培技术是包括越人在内的南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魏晋南北朝时，原南越、雒越等族大多已和汉族融合，部分居于山地，保持原民族特点较多的则被称为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桂东南和湘南小区。他们“巢居崖处，尽力农事”，盛行蓄奴，社会组织以峒为单位。大部分俚人已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缴纳赋税。居住在贵州、广西等地的百越人，还有称为僚的。4世纪时，大量涌入四川，布满山谷。以后又扩展到陕西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他们“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以农业为主，种植稻米。他们织出的细布，色至鲜洁。还善于潜卧水底持刀杀鱼。
长江中游地区 除荆楚族战国时已基本华夏化外，秦汉时长江中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等地原苗蛮系统居民尚多，被泛称为蛮。主要有两大系统：在洞庭湖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槃瓠蛮，或因居地称作武陵蛮或五溪蛮，长沙蛮亦属此系统；在今鄂西、川东地区，则居住着以虎为图腾的廪君蛮，或因居地称作巴郡南郡蛮。这些民族从事农耕已久，种稻，已使用铁器，会织布。但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如武陵蛮还没有“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汉政府对他们实行特殊赋税政策，只征收“賨布”为赋，大人每户一匹，小口二文。西晋户调制（见田租户调制）则规定向夷人征收賨布或义米。这些蛮族东汉开始强盛起来，魏晋南北朝进入一个十分活跃时期。除留居原地的外，相当一部分蛮族趁北方战乱之机向北向东发展，即由南朝内地的山谷迁移到南北政权交界的江淮汝颍之间和沔水南北比较平坦的地区，仍以山险为依托。由南郡迁至汉水下游以至庐江一带的为豫州蛮，主要是廪君蛮后裔；从武陵长沙北上湖北的称荆州、雍州蛮，主要是槃瓠蛮后裔。他们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蛮族各支系间也交错杂居，不少汉人也因逃避赋役进入蛮族地区。这部分蛮族农业经济有较大发展。随着蛮族农业发展，封建王朝逐步改征布为征粮，如到宋时的荆雍州蛮，每年一户要输谷数斛。他们为长江中游的开发，尤其是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南朝后期，他们已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中。居住在湘鄂西部的蛮族，则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特点。
唐宋至明清时期 近代诸民族形成，并继续对南方偏远地区开发作出贡献时期。唐宋时代原苗蛮和百越族系居民绝大多数已融合于汉族，另一部分居于山区或较偏远的地区，仍泛称蛮僚，但已出现僮、苗、瑶、黎、畲等与近代一脉相承的族称，明清时代各族名称更加固定，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湘西有苗族、土家族，岭南有僮族、瑶族，海南有黎族，东南各省山区有畲族，台湾有高山族。这些民族均属农业民族，大多居于崇山峻岭中，在坡地山谷从事山地农业，耕作较粗放，但也有部分居于沿江平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隋代始在南方民族地区实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政策，唐代对内附各族建立羁縻州，宋代对少数民族首领大规模封官赐土，元明继承这种办法，并称为土司制。各级土官是世袭的，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他们直接掌握的土地为“公田”、“官田”，由“田丁”(土家族、苗族)或“峒民”(壮、侗、布依等族)耕种，按人口分配给农民使用的为份地，但不能典卖，这是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封建领主制。在实行土司制期间，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农业有进一步发展，多数地区已使用牛耕，农田水利和生产技术也有所发展，尤以僮族地区最为明显。明末清初，中央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封建地主经济兴起，生产力获得解放。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东南各族基本已进入封建地主制阶段，但一些距汉族较远、比较闭塞地区，如湘西苗族聚居区、桂西的壮族、瑶族地区，海南岛五指小黎族中心区，以及台湾山地的高山族等，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些领主制乃至原始共产制的残余。
　壮族　见壮族农业史。
　瑶族　见瑶族农业史。
　黎族　见黎族农业史。
　苗族　见苗族农业史。
土家族 该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汉人为客家。他们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秦汉时居住在今湘西鄂西一带，是廪君蛮的一支。五代以后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宋至清史籍中常称之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始出现土家这一族称。唐宋间土家族以耕山兼事渔业和经营林副业为生。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种植杂粮，不施粪肥，不用牛耕。农闲时兼营狩猎和林业，沿江沿溪地区土民则饲养鸬鹚捕鱼。但居住在澧水中游和北江地区的土家族，农业比较发达。五代以后，土家族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12世纪初，鄂西土家族地区地旷人稀，富豪之家多方引诱汉族农民前去开垦，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生产经验。从元到清初，土家族地区农业缓慢地不断向前发展。牛耕已普遍使用，平坝处种水稻，山坡岩角种粟、豆等杂粮，河旁溪畔开沟引水，或以筒车提水，灌溉农田。榨油、割漆、种茶、采药、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也出现了。但刀耕火种仍然盛行，很少施肥，水利设施也不多，产量不高。雍正五年到十三年(1727～1735)，先后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汉族农民和商人又大批进入。当地农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牛耕更为普及，铁犁、铁耙代替了木犁、木耙。农田水利受到重视。提灌用的水车、筒车、手摇式“蜈蚣车”、引水用的“冲筒”和利用水力加工的水碓、水碾、水磨纷纷出现。作物种类和品种增多，粮食作物以玉米、小米、荞麦、红薯为主，稻和杂粮比例为3:7。稻谷品种已达一二十个。棉花普遍种植。油桐、油茶、茶叶、养蜂、采药等副业生产有较大发展。施肥、中耕、复种、及时播种等已较讲究。刀耕火种基本上已不存在。
畲族 关于畲族来源意见不一，或谓出于南蛮，或谓出于越人，或谓与瑶族同源，等等。至迟隋唐之际，畲族人民已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山区，火耕，种黍稷，兼事狩猎。南宋时出现“畲”的族称：“畲”即刀耕火种之义；广东汉人则称之为“𪩇”，意为在山上搭棚而居的人。明清时代，部分畲族向闽东、浙南等地迁移。当地平坝区多为汉族所居，畲族人民利用从汉族换取的铁农具，如犁、耙、锄、山锄、田刀、草耙、柴刀等，把山谷冈麓，“皆治为陇亩”；有水源地方则开为梯田。各地畲族种植作物种类和品种大为增加。稻谷品种多种多样，尤以种于旱地一年两熟的“水稻”和品质好的“畲米”颇具特色，番薯传进畲族地区被普遍栽种，芋头也是重要杂粮，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则有香菇、蓝靛、茶叶以及杉、竹等。他们还从事狩猎，采薪和制造筐篚、收酿蜂蜜、饲养畜禽等副业。他们为南方山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