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

翻译家、散文家。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72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往“建威”号实习。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职。1894年中日战争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四篇论文，宣传维新变法。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重视小说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的问题。20世纪前后，他翻译出版了西方名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积极鼓吹维新运动，在思想界影响极大。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保守。他在翻译界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影响深远。有《严侯官先生全集》《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1853—1921

初名宗光，又名礼乾，字又陵（一作幼陵），又字几道，晚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年十四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二年遣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中日战争后，鉴于民族危机严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维新变法。并翻译《天演论》等书，其进化论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曾主办《国闻报》。戊戌政变后，又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曾在思想界起启蒙作用。所译书必期于信、达、雅，文笔精练、质朴。晚年日趋保守。1915年参与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后又提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能诗文。有《瘉壄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等。译著有《严译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凌，改名复，字幾道，晚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穆宗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德宗光绪三年(1877)，赴英留学。从光绪六年起，历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达二十年。1912年后历任京师大学堂总督、袁世凯总统府顾问。1915年，参与筹安会，鼓吹帝制。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著称，与林纾之翻译西方文学齐名，世称“严林”。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尤以《天演论》影响为最大。首倡“信、达、雅”翻译三原则(见《译〈天演论〉例言》)。论诗不主宗派。尝言“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说诗用琥韵》)。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严又陵哲学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诗才之渊懿，或罕知者。”钱鍾书《谈艺录》（增订本）谓其“《瘉壄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直译西谚……点化镕铸，真风炉日炭之手。著有《瘉壄堂诗集》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除收入《瘉壄堂诗集》外，又收《补遗》诗三首，及未刊《瘉壄诗》目录。牛仰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版)，收集严复生平及其他资料较多。

严复

严复1854—1921

近代启蒙思想家。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年自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同治五年(1866年)入福州船政学堂习海军。同治十年(1871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在建威轮上练习，曾至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同治十三年(1874年)美侵扰台湾期间，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形势，筹备海防。光绪三年(1877年)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光绪五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席。次年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堂总教习，后任总办。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刺激下，感到国祸日深，清政府苟延残喘，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论文，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变法，提倡新学，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民国四年(1915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晚年提倡尊孔，诋毁“五四”运动。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072 严复

曾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译名 《群学肄言》1903年)、甄克思的 《社会通诠》 (1904年)，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先驱之一 (生平见23055)。

176 严复

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是直接运用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服务。他在译著《原富》(亚当·斯密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本)中，利用斯密观点批判清朝政府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揭露洋务派官督商办垄断近代企业的各种弊病，要求给个人经济活动以充分自由，他的观点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要求自由发展的愿望。从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出发，他坚决反对重农抑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农业固然是“百产之宗”，但是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也将没有出路。所以，农业和工商业“于国为并重”。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他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论，主张在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消费。同时，他也反对无穷尽的“奢费”，主张把节俭所余用来扩大生产和资本增殖。他还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利息才是利润的一部分；而资本主义以前的高利贷资本的利息，并不是利润的一部分，不受利润率的限制。但他在价值和利润等许多问题上，并没有接受斯密的正确观点，而是接受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153 严复1853—1921

近代启蒙思想家、理论家、翻译家。在法律思想上，一方面激烈抨击中国旧律“为上而立”，乃帝王压迫臣民之工具，“其什八九，皆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为使中国变法图强，广泛介绍宣传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理论，提出应“为民而立”合乎“天理人情”的“治国之法”。认为法律至要者是保护天赋人权，特别是自由权。为实现“法治”，他主张仿行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使君权与民权分立，设立议院行使立法权，司法机关依据国法独立进行审判。但他又很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对专任刑罚。所译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影响很大。

090 严复

他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创了一种探究哲学的新风，奠定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基础。自然观方面，严复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把西方物理学的“以太”说，同我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论结合，形成“以太”——“一清之气”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在认识论方面，严复以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人类认识的矛盾运动。他依据唯物论者洛克的“白板”说，坚持认识来源于经验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基本命题。“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如白甘，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他还把认识区分为“元知”和“推知”，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此外，他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斯《名学浅说》，而接受他们的逻辑方法论，即“内籀”和“外籀”。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作出结论，然后加以演绎。这就是严复宣传经验论的特点。但是由于他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方法，最终导致了事物本体不可知的不可知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严复把西方进化论，同我国朴素的辩证法——“变”的思想结合，提出了“力今胜古”的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进化是自然的法则，并且创造性地宣传“恃人力”和“合群”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但是，严复的进化论只承认渐变，同时受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生物进化规律套用于社会历史。

074 严复

他在逻辑学方面翻译了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第一次把西方的归纳逻辑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起了一定的作用。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的甲、乙、丙前半部时，都有一些注释和按语。并发挥了自己对逻辑学的见解。“逻辑”这个名称，就是他首先使用的。他还把概念译作“名”，把三段论译作“连珠”；把演绎逻辑称做“外籀之术”；而把归纳逻辑称作“内籀之术”等等。严复在介绍“名学”的认识中，极重视概念定义的明确性，并且特别指出语言文字，都要适合客观事物。严复在事物的“类”的属种关系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属概念称作“类”，把种概念称作“别”，“类”和“别”之间具有包涵关系。严复的这种解释与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基本符合。严复又认为演绎的大前提，必须由概括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成。也就是说演绎脱离不了归纳，而必须是演绎和归纳相结合。而且认为归纳实验与演绎推论又必须与科学印证相结合。严复介绍了西方的归纳逻辑，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也肯定了中国古代有逻辑，他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他翻译西方逻辑学时，经常采用中国古代逻辑中已有的术语，并结合中国典籍，大量“引喻设譬”。

152 严复1854—1921

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报刊活动家、政论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派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等校任教。1894年中日战争后，在天津《直报》等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呼吁救亡，主张变法，为维新运动作舆论上的准备。1897年和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合作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担任该报主编，先后在该报发表了 《国闻报缘起》、《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23篇政论文，支持康梁等人的变法活动。辛亥革命后，思想趋于保守，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055 严复1853—1921

近代思想家、翻译家。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 人。14岁以第1名考入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留学英国，入格林尼兹海军大学。在学习余暇涉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赫胥黎、达尔文、卢梭等人的学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光绪五年(1879)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义，严复避至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北京任编译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到北京任审定名词馆总纂。在这13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所译计有赫胥黎《天演论》(1893—1898)、亚当·斯密《原富》 (1901)、斯宾塞《群学肄言》 (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穆勒名学》(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3)、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严复译书，针对性很强，译前还细览有关著作，故译作中常有许多按语。其功绩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政治制度介绍给中国读者。译著中，以《天演论》最负盛名。他在该书中阐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强调若不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中国必然会被帝国主义瓜分，以致“无以自存，无以保种”，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起到了启蒙作用。此书《译例言》中，严复阐发了著名的“信达雅”三难说，为中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第一人。严复的译品脍炙人口，风靡一时。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戊戌政变后，民主革命势力日益发展，严复在译《群学肄言》时，宣扬改良，不赞成革命。到翻译《社会通诠》时，更认为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是属于宗法社会的产物，会使中国社会停滞不进。著有《愈野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等。

170 严复1853—1921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诗文兼长。其文宗法桐城派，而较为平正充实，长于政论，典雅顿挫，感情充沛，但不够通俗畅达，曾反对文体改革。其诗亦往复顿挫，深美可诵，戊戌政变时所作尤真切感人。著有《严几道文钞》、《愈野堂诗集》等。今人辑有《严复集》。

严复1853—1921Yah Fu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初名宗光， 字又陵， 又字几道， 晚号愈懋老人。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66年（同治五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 曾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筹备海防。1877年（光绪三年） 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 悉心研究英国社会制度和欧洲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广泛涉猎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边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1879年学成归国， 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任职近20年。甲午战败， 使他深受刺激， 遂 “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 《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 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文化， 主张开民智、学习西方。又译述赫胥黎的 《天演论》(今译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进化论， 唤醒国人， 救亡图存， 影响极大。1897年10月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 宣传西学，鼓吹维新变法， 为维新派主要的舆论阵地之一。百日维新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奏报办理海军及学堂事，并拟进呈万言书。戊戌政变后，心情沉痛，悲愤赋诗：“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从此倾力译介西书，先后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哲学家穆勒的 《群己权界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 《社会通诠》、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 《法意》、穆勒的 《穆勒名学》、英国哲学家耶芳斯的 《名学浅说》等， 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 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翻译态度严谨， 所立“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颇得赞誉。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中国国会，为副会长。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上海复旦公学。1906年任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1909年任审定名词馆总纂。次年 （宣统二年）任海军协都统。又被征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依附袁世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为袁世凯摘录战事新闻数万言。在政治上反对共和政体，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列名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命， 却又拒绝公开发表鼓吹帝制的文字。在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 主张尊孔读经， 认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1921年病逝乡里。临终前手缮遗嘱一通， 内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概括了晚年的思想。译著有《严译名著丛刊》、《严复集》。

严复1853—1921Yan Fu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学习航海技术及科学知识，后留学英国，受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影响较深。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甲午战争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攻击君主专制，提倡向西方学习。他还直接参加维新运动，为推动维新办学办报。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文方面，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宣传先进思想，表达爱国热情，富于政治激情和说服力量。于诗强调作家个性和品格，强调深厚的内容。《戊戌八月感事》、《古意》等真挚动人，有进步意义。严复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著名，提出过“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用严谨的古文意译，译作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其中《天演论》在当时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著有《严几道文钞》、《愈野堂诗集》，译著汇入《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宫 （今闽侯）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曾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 等文。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约翰、穆勒《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斯《社会通诠》，耶劳斯《名学浅说》 等，并在天津创办 《国闻报》，抨击封建专制，传播西方文化，主张维新变法。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拥护复辟帝制。在人口思想方面：农、工、商于国并重的思想。严复虽有着传统的 “本”、“末” 概念，认为农和工商之间 “理实有本末之分”(《原强》按语)，但他并不重本抑末。相反，他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以重本抑末的教条、遏制工商业的作法。认为中国人口的破产逃亡，是因顽固派反对发展工商业，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而造成的。强调农为工商发展的基础，而工商的发展又能促进农业的发展，所以它们“于国为并重”(《原强》按语)。他还提出“民自利”必须从“民自由”开始。严复认为当时的世界是“自由竞争”的世界，他提出要想民富国强，首先要便民 “利民”，要充分给予人口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能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 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严江道诗少钞》卷一)。他又提出以“力”、“智”、“德”三者教民的主张。严复从“生存竞争”的观点，观察社会，把社会的进化归结为“力”、“智”、“德”三者的发展。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倡以此三者教化民众，推动社会的发展。(《原强》)严复的人口思考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有很多超出前人的新见解。

严复1854—1921Yanfu

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改良主义者。初名传初，后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改名复，字几道，晚号愈懋老人。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清咸丰四年）。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沿海各省及南洋、日本等地。1877年留学英国。187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归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他有感于中国外患日重，国势日衰，在欧洲悉心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从本质上看出中西差距。认为用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改变中国的封建体制，实行君主立宪，才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1886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甲午中日战争后，他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揭露批判封建专制，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窃国者”，阐述资产阶级民权及国家学说。声讨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主张“大讲西学”，但强调逐步改良，反对突变。从1894年起，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极大。后又翻译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记》及《穆勒名学》、甄克思《社会通铨》孟德斯鸠《法意》、耶芳斯《名学浅说》，与《天演论》合称严译八大名著，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成为近代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他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译文严谨。又与人在天津合办《国闻报》与《国闻汇编》。百日维新时，受光绪帝召见，但对变法持保守态度。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被举为副会长。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1915年参加筹安会。晚年反对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的五四运动。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1854—1921Yanfu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原名传初，宗光，字又陵，号几道。青少年时代，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曾协助张元济办北京通艺学堂，在天津主办《国闻报》。他长期至力于介绍西方近代学术思想，陆续翻译出版赫胥黎《天演论》(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书名《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前半部分），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晚年思想有些退步，主张尊孔读经，但仍保持着爱国主义情操。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严复集》。
在伦理思想上，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变法图存与天争胜的主张，要达到这一目的，须有三个条件，一为“血气体力之强”，二为“聪明智虑之强”三为“德行仁义之强”，一个民族要达到此三强，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个人要达此三强必须“与时偕行”“奋发图强”“磨厉玉成，有以自主”。他主张新民德，是指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他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指出自由的核心是人的自主，所谓自由就是“不为外物拘牵”“自主而无挂碍”人的自由须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他通过中西差别的对比，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而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尊重天赋人权，国富兵强。在义利关系上，严复提出“开明自营”的观点，宣扬资产阶级合理利己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结合，对个人利益要有所节制、约束。严复提出“背苦趋乐”的人生观，他认为“有苦趋乐”是人的本能，善恶是先天形成的，以苦乐为标准，乐即是善，苦即是恶，无苦乐则无善恶，人生的目标不是追求抽象的善恶，而是追求具体的苦乐。严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批判，认为君主应是人民的公仆，他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如果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人民就有权把他废黜，他又分析了中国的夫妇之伦，对夫为妻纲进行了批评。严复的品德伦理思想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严复1853—1921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字又陵、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严复19岁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他任总教习，后又升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鉴于民族危机严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所译《天演论》等进化观点，号召国人起来救亡，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戊戌政变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书，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翻译的书，文字质朴，翻译态度严谨，并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15年参与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晚年提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著有《瘉壄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等。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1853—1921

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著有《严侯官先生全集》。严复早年由于受西学之影响，思想上是比较进步的，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爱国情感的支使下，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主张变法维新，突破了当时风行于文坛的桐城派呆板之风。在文学理论上，他主张写作必须有明确的宗旨，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强调务实，反对浮泛和虚夸，曾谓：“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论著则不能无宗旨。”他批评那些空洞无物的文章：“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命意所在，其纪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均见《国粹报·说难》)在文学思想上，严复是个复古主义者，过于推重先秦文学，力求艰深典雅，与当时日趋简易的文风背道而驰，故梁启超说他。“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介绍新书原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对文学革命，反对以白话代文言，有其消极影响。

严复1854—1921

福建侯官 （今闽侯）人。初名传初， 曾改名宗光， 字又陵。 又字幾道， 晚号壄老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经过了几年的实习历练，1874年参与筹备台湾海防，1877年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真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论文，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窃国者”，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其具体方案为： 禁止鸦片与缠足而崇尚武精神，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又评述赫胥黎的《天演论》 (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呼唤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在这期间曾协办北京通艺学堂，主办天津《国闻报》。百日维新期间，受光绪皇帝召见，被询以办理海军及学堂事甚详。戊戌政变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及《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等书，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将自己的思想体现于评论之中，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态度严谨，文学简朴，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1913年列名发起孔教会，1915年参加筹安会，但始终莅会。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1854—1921

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学习海军。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甲午战争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1897年创办《国闻报》，宣传“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主张变法维新。先后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西方著作，以进化论观点，论证变法图存的必要，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戊戌政变后，努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参政院参政。1913年列名发起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反对五四运动。1921年在北京病逝。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1853—1921

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中日战争后，主张维新变法，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唤起人们救亡图存。驳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点，主张渐变。以“天赋人权”说批判专制君权论。认识论上，引进英国经验论。文化观上，批判“中体西用”。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遁艺学堂。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写了很多“案语”、“译注”、“夹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方法。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保守。著作有《瘉𠄌堂诗集》、《严幾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氏名著丛刊》。

严复1853～1921

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原名宗光，又名礼乾，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州船工学堂首届毕业生。曾赴英国研读海军，回国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会办、总办、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学部名词馆总纂等职。辛亥革命后闲居北京，卒于福州。有《瘉壄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及译著《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早年持君主立宪之说，鼓吹变革。晚年趋于保守，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文以戊戌变法前所作政论为佳，如《论世变之亟》、《原强》等，以平实素朴的笔调，反复申述爱国之情，其诗不多，然亦有佳制，如《戊戌八月感事》、《哭林晚翠》等，感时伤友，情深意远。又曾用古文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当时思想界、翻译界影响甚大，被誉为“严天演”、“译界泰斗”。

严复1853—1921

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初名传初、体乾，后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更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 人。同治六年 (1867年) 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光绪三年 (1877年) 奉派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留学期间，留意考察英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和西方的学术思想。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司。1880年调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升会办、总办，前后任职共20年，直至1900年离开此校。中日甲午战争后，先后发表 《原强》、《辟韩》等政论文章，鼓吹维新变法。1897年与夏曾佑、王脩植合办《国闻报》，同时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先后翻译出版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铨》、《法意》等书，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辛亥革命后，提倡尊孔读经，主张复辟帝制，并参加筹安会，受到舆论抨击。著译编有《侯官严氏丛刻》、《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等。其经济思想主要见于 《原富》中的 《译事例言》和 《按语》，其中 《按语》共300余条，计约6万余字，所论范围涉及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受亚当 ·斯密影响最深刻的部分。以“义利合”作为经济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础，认为既然义与利是一致的，就应给予人们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鼓励自由竞争，消除国家干预和限制。认为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牵制多，耗费大，主张除“邮政电报”、“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等公益事业由国家官营或实行专利制度外，其他均“听民自谋”(《原富》 （四） 按语)。为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一定的自由权利。在对外贸易方面，极力赞扬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论和改行自由贸易政策后取得的成效，主张自由贸易，认为金银并非真正财富，国家的贫富与金银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无必要争取进口顺差、实行保护贸易。批评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以供求价值论来解释一切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否认商品具有价值，认为“物无定值”(《原富》 〔一〕 按语)，混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认为价值即是“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 （同上），价格的形成和变化完全由“供求之多寡缓急而成”(《原富》 〔七〕 按语); 把货币仅看作抽象的计算单位，好比赌博中的筹码，认为若金银铜币不能与商品相交换，就会一钱不值，“无异土苴” （同上），货币的价值和百货一样，都是在流通过程中形成，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认为资本即以前积蓄的劳动，实质上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资本的用途归纳为农业、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四种； 否定粮食价格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认为工资水平完全决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在扩大投资场所的情况下，工资与利润可以并大； 将利润概括为资本息利、监率之庸和保险费，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的供应超过了需要，只要采用新技术，开辟新业，增加投资，就可以使利润率不下降； 认为利息是购买资本的使用权的代价，是一种受供求关系法则支配的价格形式，利息率的高低决定于借贷资本的多少，反对国家以法律限制利息率； 根据斯密的生产费用论，指出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从其收获中扣除农业工人的工资和利润的剩余部分。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观，也不赞成谭嗣同等人提出的“黜俭崇奢”，主张“母财与支费相酌剂为盈虚”(《原富》 〔四〕 按语)，即资本积累和消费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从“地为百产之宗”（同上），即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的角度，肯定农为“本”，工商为末，但认为农工商都是民生所必需，不可偏废，物有本末，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本贵于末，从而突破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较正确地论述了农工商的关系。把赋税的起源与国家机构的产生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赋无厚薄唯其宜”和“赋出有余”(《原富》 〔九〕 按语) 的赋税原则。认为对“养民的资本和教养工商学习技术的费用不应课税，至于民所积贮盖藏 （储备） 和工资扣除维持生活费用、学习技术费用和预防疾病养老费用三项后的“有余”，则可以课税。指出货币流通制度虽是由国家法律确定的，但国家却无任意选择一种金属作为货币金属的能力，“非在上者豫虑而为然”(《原富》〔一〕 按语)，要受客观经济发展进程决定，如果“强物从我” （同上），则必然碰壁。(参见“母财支费相酌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