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饷加派Sanxiang jiapai

明末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在田赋之外又增收三项赋税。三饷加派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当时明政府因向辽东用兵，军饷骤增300万两，于是按万历六年《会计录》全国垦田700余万亩每亩加派“辽饷”三厘五毫；第二年每亩又加征三厘五毫；第三年，再加二厘。每亩共加征白银九厘。通过加派辽饷，每年政府“增赋五百二十万（两）”。(《明史食货志》)崇祯三年(1630)，又在九厘之外每亩再加三厘。崇祯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增兵12万，兵部尚书杨嗣昌请加派“剿饷”，得银280万两。崇祯十二年，明政府决定练兵23万，于是又加派“练饷” 730万两。三饷加派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也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三饷加派

明末在田赋上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的总称。辽饷是用于辽东方面连年所耗的军费。万历四十六年( 1618 )，辽东军饷骤增，明政权便加征辽饷银200余万两。其后多次加征。崇祯末年，增到900万两。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加征的军饷。崇祯十年( 1637 )增派剿饷，先后加征，增赋银330万两。崇祯十二年，为增练军队，又加派练饷，每亩增征银一分，共加征赋银730万两。三饷合计，加征赋银约2 000万两。均系按亩摊派，因粮输饷。为明末人民极重负担。

三饷加派

三饷，指辽饷、剿饷、练饷。明末在正税之外的田赋加征。明代加派始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 为建造朝清宫而加赋100万两。而最重的加派为明末的三饷。辽饷，用于辽东所需的兵费。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俺答 （明代鞑靼酋长） 犯京师。三十年，京边岁用至595万。户部尚书孙应奎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120万。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宫内虽有积储，不肯拨发，于是援御倭例，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赋银200多万两。四十七年又加3厘5毫。四十八年再加二厘。前后共加九厘，共增赋银520万两，遂为定额。只有畿内八府及贵州不加。清人称此为“九厘银”。明毅宗崇祯二年(1629年) 又以军饷不足，议于每亩加派9厘之外再加3厘。于是增赋165万两。除嘉靖加派外，总名辽饷。到崇祯末年，据御史郝晋说，辽饷增到900万两。剿饷，明末为镇压农民起义所用的军饷。崇祯十年 (1637年) 兵部尚书杨嗣昌拟议增征剿灭农民起义的兵饷。政府下令全国“因粮输饷”，即照旧粮额每亩加征6合，每石折征银八钱，又另加征银1分4厘9丝，以一年为期，名为剿饷，加派增赋333万两。一年以后，并未取消。练饷，明末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的军饷。崇祯十二年 (1639年)，为平息内忧外患，增练边兵 （正规军） 73万，及加练乡兵，以“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加征银三四钱，稍抑兼并”为名，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1分，共增赋730万两。三饷合计为2000万两，为明末人民的沉重负担。清初虽明令废除明末一切加派，但辽饷即9厘地亩银，仍被并入田赋正项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