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界于东经103°45′—105°43′、北纬30°42′—30°26′之间。东界南充，西邻阿坝、德阳，南接遂宁，北连广元与甘肃接壤，距成都135公里。涪江贯通南北，川陕公路、绵渝公路、唐巴公路、宝成铁路穿越其间。“控扼西川，推为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称“蜀道咽喉”、“剑门锁钥”、“川西北重镇”。新中国成立后，绵阳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辖三台、安县、梓潼、盐亭、北川、平武6县和市中区，代管江油市。幅员20 24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 469.47平方公里，田1 482.6平方公里，分别占全省的3.55%、5.51%、4.62%。1990年末，总人口491.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25.89万人，分别占全省的4.55%、4.62%。
农业在全省占有重要的地位。1990年，农业总产值17.2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占全省的5.29%；粮食总产量239.03万吨，占全省的5.60%；棉花总产量1.05万吨，占全省的9.11%；油料总产量16.61万吨，占全省的10.68%；蚕茧总产量1.46万吨，占全省的10.14%；水果总产量3.06万吨，占全省的2.41%；出栏肥猪304.12万头，占全省的4.99%。绵阳市每年给国家提供商品粮50万吨，商品食用油5万多吨，商品棉1万吨，肉食商品20多万吨。三台、盐亭、安县、梓潼、北川平武等县被列为全省蚕桑生产基地县，北川、平武还是省蚕茧出口基地县；三台、盐亭、安县、梓潼等县被列为国家“八五”期间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县；安县、江油、市中区等平坝较为集中的县(市、区)是全省的粮油生产基地；平武、北川、梓潼是全省速生丰产林基地；梓潼是良种水果脐橙生产基地县；盐亭为全省海椒生产基地县之一；平武核桃、江油附片、梓潼桔梗、安县枣皮、绵阳和三台的麦冬等享誉中外。
绵阳市农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0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达54.15亿元（当年价），占社会总产值124.54亿元（当年价）的43.48%，其中农业总产值17.20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下同)，占社会总产值的21.68%；乡镇企业总产值21.35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26.83%。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产值11.68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4.67%。商饮业产值中通过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形成的产值1.21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52%。
绵阳市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由持续7 000多年的原始农业，到延续3 000多年的传统农业，历来以种植业为主。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到1949年，粮食亩产仅84.6公斤，棉花亩产仅6.6公斤，花生亩产仅50.5公斤，油菜籽亩产仅84.6公斤，劳动力人均产粮477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212公斤，耕地复种指数135.2%，农田保灌率6.05%，人均存栏生猪0.18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90.6%，而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占73.2%，完全是以种植业为主的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迎来了农村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到1957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54 602万元，比1949年净增22 408万元，年均递增6.84%，高于全国同期增长4.5%的水平。1949—1957年间，年均增产粮食5.77万吨、油料1 560吨、棉花610吨，生猪、水果、蚕桑等也有较大的发展，农民生活随之改善。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1961年，绵阳市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油料、蚕桑、茶叶、糖料等农产品产量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农业总产值下降25.5%，年均递减4.8%。1963年又开始回升。1965年农业总产值达58 733万元，比1962年增长44.3%，粮食、油料、棉花、糖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又回升到1957年的水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刚刚恢复生机的农村经济又再次遭到破坏。只是“文革”后期，在“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运动的推动下，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主的基础设施才得到重视，逐渐建成了以“鲁班水库”、“团结水库”、“白水湖水库”、“上游水库”、“人民渠”六、七期工程等为代表的一批水利工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促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这10年间超过了前30年的增长数额。1990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达54.14亿元（当年价），比1978年增加38.49亿元，增长2.5倍；农业总产值17.2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下同)，比1978年增加8.25亿元，增长92.2%，年均递增5.6%，比1949年的3.22亿元翻了2.4番；乡镇企业总产值21.34亿元，比1978年增加2.06亿元，增长26倍，年均递增31.6%；粮食总产量239万吨， 比1978年增产78. 9万吨， 增长49.3%，年均递增3.4%，比1949年增产60万吨，翻了1.99番；农民人均纯收入575元，比1978年增加401元，翻了1.7番。
农村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
❶基础设施少，自控能力弱。1989年，每百亩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15.78千瓦，比全国的19.94千瓦低20.9%；有效灌面仅占耕地的44.35%，比全国的46.96%少2.6个百分点；旱涝保收面积仅占耕地的31.09%，比全国低13.4个百分点；农村人均用电量49.3千瓦小时，比全国少5.79千瓦小时。这些，决定了绵阳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❷劳力素质差，科技推广难。据1990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每百个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4.41%，而且新“文盲”和“科盲”还在增加。农业科技人员严重不足，全市每万人农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仅7.5人，科研人员为1.2人，推广人员34人，科技成果推广运用率仅30%。此外，农副产品市场体系还不配套，存在卖难买难问题。

---

一、概述

内江市地处四川盆地中部，东经104°11′—105°06′，北纬29°11′—30°39′。1990年总人口880.6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86.60万人。幅员面积13 34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2.45万公顷，属省内典型的人多地少农业区。辖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7县和市中区、东兴区。

---

一、概述

达县地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东西宽207公里，南北长238公里，幅员30 832平方公里，占全省的5.4%;1990年末总人口989.28万人，占全省的9.1%；辖有13个县、市（区）。
达县地区农业在全省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90年农业总产值31.1亿元，粮食总产量407.8万吨，分别占全省的9.5%和9.6%，仅次于重庆市而居全省第2位；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0万吨，约占全省1/10；油料产量13.8万吨，居全省第3位；苎麻、黄花产量列全省榜首；猪、牛、羊肉产量34.6万吨，占全省的9.1%，是全省重要的商品牛和山羊板皮基地之一；油桐最高产年产近5万吨，为全国主产区之一；通江银耳驰名中外，巴山天麻、杜仲、黄柏、厚朴等中药材颇负盛名，木耳、香菇、茶叶、魔芋、生漆、核桃等在全省也有一定地位。
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63%，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3%；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5.6%；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在外贸收购总值中占91.1%，在创汇总额中占81.7%；农村工业产值11.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3；全区实现的社会购买力中，农村购买力占60%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达县地区农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1952年，农业总产值8.68亿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49年增长28.2%，粮食总产量151.9万吨，比1949年增长34.8%。“一五”期间，农业迅速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12.65亿元，比1952年增长45.7%，年均增长7.8%；粮食总产量235.3万吨，比1952年增长54.9%，人均占有粮食376公斤，比1952年多110公斤。在“二五”期间，由于“左”的错误，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2年农业总产值仅9.58亿元，5年间年均递减5.4%；粮食总产量147.7万吨，比1957年减少87.6万吨，人均占有粮食仅250公斤。在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经济又得到迅速恢复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为12.45亿元，比1962年增长30%，年均增长9.1%；粮食总产量达210万吨， 比1962年增长42. 2%, 年均增长12.4%。“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复遭严重挫折，1976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仅12.47亿元，只相当于1965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237万吨，虽比1965年多37万吨，但人均占有量却比1965年少56公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才走上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31.1亿元，比1978年增长82.7%，年均增长5.2%；粮食总产量407.8万吨，比1978年增长36.1%；乡镇企业总产值28.65亿元，比1978年增长2.8倍。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工作上的差距，达县地区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副产品商品率不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治穷治“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

一、概述

1949年1月 15日，天津解放，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推行“稳定市场，稳定物价” 的政策，以粮食为龙头的农副产品价格趋于稳定。1953年、1954年，对粮食、油脂油料和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价格由国家制定，农副产品逐步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价格偏低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由于国家长期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粮为纲” 的方针，此时期的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较稳定，对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给予了优惠政策和大力的支持，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收益逐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上半年，国家统一部署，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24.8%，为此天津市农民全年增加收入1.18亿元。同年11月，提高了八种副食品及相关商品的销售价格，幅度达30%左右。同时，每月发给每个职工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价格体系的改革已经起步。第二次大的举措是1985年，这次改革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农产品的购销体制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收购价格由超购加价改为固定的比例计价。农民完成定购合同后多余部分可自主议价销售。返销农民的口粮改为购销同价，解决了返销粮价格购销倒挂问题。同年5月，国家统一部署，对肉、蛋、菜等主要副食品实行国家指导下的议价销售。同时，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发放7.50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1979—1990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每年都有所提高，销售价格由有计划地调整到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最早放开价格的是水产品和水果，至1993年3月1日和4月1日相继放开食油和粮食价格时止，全部农产品价格除中央管理的棉花价格和天津市管理的少数中药材价格外，其余已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为了防止放开的价格自发暴涨，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人民生活，天津市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实行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办法是： 一是建副食品生产基地； 二是做好粮食、食用植物油，猪、牛、羊肉，鸡蛋、食糖等重要商品储备； 三是建立肉、蛋、菜副食品生产扶持基金，粮油专项储备基金和粮、油、肉、蛋、菜及食糖的市场风险基金； 四是建立市场价格监测网，对农产品市场价格进行监控； 五是收回粮食主要品种的定价权，对供应居民的口粮实行国家定价； 六是对粮、油、肉、蛋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实行监审制度，价格变动要向市物价局申报备案； 七是制定一系列价格法规、规章，规范企业的价格行为，对放开价格的居民生活必需品，规定进销价格控制差率，警界限价格或最高限价； 八是持续开展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