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生产运动的背景

1938年武汉失守后， 日本侵华政策由以军事进攻为主转向以政治诱降为主。1939年1月， 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 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 颁布了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国内形势变化， 感到长期依赖外援不可靠。要坚持长期抗战， 从根本上克服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必须立足于边区，依靠自己的力量， 发展生产， 增加财政收入， 走自给自足的路子。
1938年， 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 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 使其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中共中央及时总结了这个经验， 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1939年1月，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 提出了 “发展生产， 自力更生” 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必须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长期抗战， 应付与日俱增的困难， 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 改善人民生活， 以加强抗战力量， 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1939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 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 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边区人民发出了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的号召， 他指出， 在目前严重的困难面前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 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 还是自己动手吧！”李富春同志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 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 提出了发展生产的计划， 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 克服困难。1939年6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党校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 “自力更生， 克服困难”， 要求 “一切可能的地方，一切可能的时机， 必须发展人民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 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 克服困难， 以利抗战”。
1940年以后，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更大的困难。1940年11月， 中共边区中央局作出了 《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 指出： “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 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 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1941年底， 西北局通过的 《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 “目前边区经济财政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 困难还远未完全克服， 战争与革命环境的持久与日益发展着的斗争， 百倍地要求我们先要加强经济财政建设工作， 并应确定经济财政建设为边区的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1940年以前的大生产运动， 主要是在机关、部队、学校中开展， 开始只是种菜养猪， 改善生活， 进而开荒种粮， 搞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般需要， 向自给自足过渡。在一些地区也发动了中小学生开荒种地， 使学生体力、学习受到影响， 不久得到了纠正。
1941—1942年是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外援全部断绝， 非生产人员急剧增加， 财政入不敷出，缺口很大。为了保证抗战需要， 不得不加重边区人员的负担， 1941年实征公粮3 025吨， 比1940年增加1倍以上， 平均每人负担21千克， 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 说： “救国公粮任务太重， 群众要饿肚子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 切实减轻人民负担。仅靠小规模生产是不行的，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 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 才能保证军需民用。从1942年起，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 加强对边区群众生产运动的领导， 把重点放在群众生产上来， 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