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历程
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农用化学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云南的村镇，在历史上属于自然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起伏而兴衰，也曾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集镇和村庄。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村镇房屋建设和环境卫生都得到一定的改善。云南乡村居民点和县以下集镇的建设，从50年代陆续开始。一是土改中组织了一部分高山上的少数民族迁移下山定居，建起了新的村寨，二是在兴修水利、建设电站中，为迁移农民建了一批新的定居点。60年代和70年代，保山、曲靖、晋宁、陆良、南华、文山等县，又由集体统一组织，成排成行地建设了一批新农村。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村镇建设多是自由发展的，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综合规划。当时又普遍提倡由集体组织建房，对农村社员自建房屋采取了限制政策，由于集体积累少，资金有限，建房速度慢，人口增加，原有房屋损坏，以致乡村住房较为紧张。集镇公用设施，主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和集体投资，在公社(即乡、镇)所在地兴建了一批供销社、信用社、邮电所、卫生所、中小学校等，有的还修了电影院、文化馆、饭店、旅馆等服务设施。村镇建设环境有所改善。在1958年后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镇建设曾一度停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解决了温饱的农民，手中有了钱，对改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的要求十分迫切。1979年第一次全国农村房屋工作会议，根据广大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改善商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环境卫生的要求，重申了农民住房属于生活资料，自建自用，产权归己的政策，提出“全面规划，正确引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逐步建设”的方针。这次会议精神贯彻后，全省村镇房屋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从1980年开始，云南省有计划地开展村镇建设的规划编制。1985年省建设厅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在陆良县联合召开了全省试点集镇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共选择了166个集镇为省、地、县的建设试点，其中省建设厅经常联系抓的试点有玉溪市大营街、官良县狗街、陆良县马街、保山市板桥、大理市周城、澜沧县上允等6个。目的是要在规划、建设、管理及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方面先行一步，走出集镇建设的新路子。从中探索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
1994年2月，省人民政府在曲靖召开云南省小城镇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会后，省人民政府发出《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小城镇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❶建立健全小城镇建设管理机构，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管理和领导。
❷认真抓好小城镇总体规划的调整完善，积极编制建设规划。
❸抓好建设试点，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小城镇建设的发展。
❹小城镇建设要以综合开发为其主要建设方式。
❺多渠道筹集资金，搞好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❻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小城镇建设管理水平，同时要求各个县、市要抓1～3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全省共确定了新一轮小城镇建设试点256个，其中，建设部的试点17个。
到1997年，全省共有县城以下的乡镇1 469个，其中建制镇277个，乡集镇有1 192个。
一、发展历程
从50年代初期，云南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起步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省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作物产量长期低而不稳。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采取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种植业恢复发展很快。尔后，农业几经挫折，种植业的发展时起时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措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种植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种植业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早在唐代以前云南就有经营经济林木的记录。清朝末年，由于薪材日趋增大，营造薪林提到了当时政府的议事日程。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昆明设立五乡永远种植保护局，负责营造薪林。民国期间，1912年颁布的《云南森林章程》明确规定，以保护天然林和提倡人工林为宗旨，规定每人每年种树3棵，1915年后实行强制造林并兴办林场。1926年实行分区造林，将昆明、开远、楚雄、会泽等附近地区划为4个分区。1930年颁布的《云南造林运动章程》中规定了10年完成造林任务。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民国期间，云南荒山造林281.3万公顷，植树约45亿株。造林保存面积43.1万公顷。人工造林多在路旁、寺宇、学校及风景名胜区，规模小，零星分散，保存率低。森林的开发利用、加工还是空白，尚未形成一个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林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云南林业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查清云南森林资源状况、确立云南林业优势地位的同时，加快了绿化造林及森林开发利用的速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森林工业体系和森林保护体系，林业调查规划、科研、教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50年来，云南林业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云南畜牧业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饲养了牛、马、猪、羊等家畜，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畜经验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创造了一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名优产品。南诏时期(649-902年)，大理、丽江等地的良种马已闻名于世，远销中原各地。明代以后，邓川乳扇已发展为当地的一种商品，宣威火腿在清朝雍正年间就享有盛名，并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金奖。据《路南县志》记载，1917年以前当地彝族农民已饲养奶山羊，挤奶制乳饼，向外输出万余斤。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畜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把畜牧业作为大产业来办之后，畜牧业全面发展，从1979-1999年连续21年增产，全省肉食供应实现了自给，改变了吃肉靠省外调进平衡市场的历史。50年来，云南畜牧业的发展，经历曲折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乡镇企业逐步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较快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云南农垦的发展历程，是从建立橡胶基地开始起步，沿着探索、开拓、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发展壮大的，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云南渔业长期处于只捕不养，人民吃鱼主要来自湖泊塘堰捕捞。农渔民在生产中创造了适合捕捞本地各种特产鱼的渔具、渔法，如洱海的弓鱼沟，抚仙湖的𩾌鱼洞，滇池的白鱼滩和星云湖的大头鱼笼子等。大多捕捞正在繁殖时的鱼类，影响了水产资源的正常繁衍，因而天然鱼类资源减少，捕捞产量降低，据1942年统计资料，全省水产品产量仅1 362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水产生产方针指导下，云南渔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水产养殖从兴建国营水产养殖场示范开始，逐步带动群众养鱼；从繁殖苗种入手，逐步开展成鱼养殖；从大水面放养鱼种的粗放养殖，逐步转向群众性的小水面精养高产和发展名特优水产养殖；水产品产量也从单纯靠湖泊捕捞，逐步实现了以养殖为主。到1999年，全省水产品总产上升到155 266吨，其中养殖产量占86.5%。云南省1952—1999年水产品生产情况详见表5-7-1。
表5-7-1 1952—1999年水产品生产情况
单位：吨
| 年份 | 总计 | 养殖产量 | 捕捞产量 | 鱼类 | 虾类 | 贝类 | 其他 （非植物类） |
|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 960 400 751 3 012 3 400 3 800 8 000 | 960 400 751 3 012 3 400 3 800 8 000 | |||||
| 1959 1960 1961 1962 | 7 000 5 340 6 400 7 500 | 6 600 4 940 5 800 7 000 | 400 400 600 500 | ||||
| 1963 1964 1965 | 8 000 7 800 8 000 | 7 370 7 319 7 500 | 235 178 200 | 395 303 300 | |||
| 1966 1967 1968 1969 | 11 000 8 000 8 000 9 000 | 11 000 8 000 8 000 9 000 | — — — — | — — — — | |||
| 1970 1971 | 9 246 8 483 | 367 1 327 | 8 879 7 156 | 8 752 8 481 | 204 2 | 290 — | |
| 1972 1973 1974 1975 | 7 963 6 881 11 003 15 734 | 2 779 1 407 1 634 1 856 | 5 184 5 474 9 369 13 878 | 7 193 6 866 7 729 7 726 | 570 15 3 274 8 008 | 200 — — — |
（续）
| 年份 | 总计 | 养殖产量 | 捕捞产量 | 鱼类 | 虾类 | 贝类 | 其他 （非植物类） |
| 1976 | 9 527 | 4 163 | 5 364 | 5 565 | 3 962 | — | |
|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 9 862 11 222 14 027 15 239 16 333 16 856 19 272 21 653 26 475 31 160 37 860 41 302 | 4 238 3 652 4 097 4 134 4 644 6 240 7 267 9 368 12 097 15 640 20 710 23 449 | 5 624 7 570 9 930 11 105 11 689 10 616 12 005 12 285 14 378 15 520 17 150 17 853 | 6 607 5 489 6 817 6 668 7 875 12 024 13 922 18 057 19 977 26 876 33 959 36 816 | 2 954 5 483 7 105 8 111 7 837 4 301 5 178 3 214 5 093 3 576 3 125 3 904 | 301 250 105 460 621 531 172 382 1 405 708 776 582 | |
|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 44 072 46 041 49 381 53 697 58 313 68 470 84 209 101 985 118 872 138 360 155 266 | 25 636 26 957 30 651 34 249 39 618 50 100 66 594 83 996 100 469 119 445 134 359 | 18 436 19 084 18 730 19 448 18 695 18 370 17 615 17 989 18 403 18 915 20 907 | 38 864 42 374 43 942 45 302 49 844 61 612 78 261 96 309 112 642 130 669 147 325 | 4 762 3 004 4 348 7 810 7 822 6 083 5 203 5 188 5 693 6 568 6 731 | 444 659 1 090 575 614 656 684 289 440 1 071 786 | 2 4 1 10 33 119 61 199 97 52 424 |
50年来，全省水产业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农业科技推广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云南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民族特色。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农村的文化相当落后，农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领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千方百计活跃农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活，农村文化工作网络建设开始起步。50年代县一级农村文化工作网络基本建成，农村文化事业得到发展。50年代初期，在各市、县相继建立了文化馆、图书馆，到50年代末期，全省建起了农村俱乐部3 000多个，专业文艺宣传队6 000多个；1957年全省实现了县县有电影放映队；1953年全省各县普遍建立了广播收音网，随即又转人有线广播网的建设，1955年6月，省电台开始举办固定的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之后，云南的农村文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省农村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乡镇文化站普遍建立，县一级的文化馆、图书馆不断充实，广播、电视、电影在农村的覆盖率不断提高。到1995年，全省有地州群众艺术馆17个，县级文化馆127个，乡镇文化站1 565个，基本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要求；在1 565个乡镇文化站中都建起了图书室，一部分自然村中还建起了图书室和读书小组，设置常年图书服务点1 300多个；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单位达到4 600多个；全省农村的山区与坝区均已基本形成有线与无线结合，广播与电视结合，“五小”(小功率调频、小功率中波、小功率电视差转、小型卫星电视收转站、小片广播网点)协调发展，连接全省千家万户的广播电视覆盖网。
一、发展历程
云南自古有“瘴疠之区”之称。历代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广泛流行，特别是鼠疫、霍乱、疟疾、天花、血吸虫病、麻风病等猖獗流行，危害极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的医疗机构寥寥无几，又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劳动人民无法防病，无力就医，多乞灵于鬼神。据1949年统计，全省仅有医疗机构96个，病床615张，医务人员99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71人，全省130个县中半数以上无卫生院。平均每千人口仅有卫生技术人员0.036人，病床0.04张，医生0.01人。人口死亡率高达17.86‰，平均寿命为36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卫生健康工作，5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南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突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和中医药3个重点，加强领导，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卫生改革，使云南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突飞猛进，边疆各族人民的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为社会繁荣、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大体可分3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40余年来，北京的水利建设经历了恢复改善、大发展、巩固配套和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设施标准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北京市解放前，郊区农村畜禽养殖业长期处于一把糠、一把菜、有啥喂啥的传统落后状态，几乎没有饲料加工业。城里有几家麸糠店、草料店，主要经营高粱、黑豆、糠麸、麦渣、玉米皮、豆皮、土粮等零售业务。北京解放时，城里只有“唯一饲料店”一家兼营饲料粗加工，该店位于西四牌楼西边，羊市大街路北，开业于1947年，加工设备是两盘电动石磨，前店后厂，加工高粱、玉米、黄豆、大麦、豆饼以及各类面渣麸皮，销售给鸡、鸭房，零散养鸡户。
（一） 50年代粮食部门饲料供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一系列指示指引下，北京郊区畜牧业开始发展。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饲料供应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管理。明确规定农村从自产粮中留够畜禽饲料粮。1955年规定了各类畜禽每头每年平均的留粮标准，即骡马225～450公斤，牛驴150～180公斤，猪60公斤、母猪90公斤、每生一窝小猪增加30公斤。合作化以后由粮食部门协助生产队安排，逐队落实，并在饲料粮的使用管理上进行检查监督。对缺粮队按照规定给予必要的供应，并在品种上协助生产队进行调剂，保证畜牧生产的基本需要。
（二） 60年代饲料粗加工 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为了支援畜牧生产，当时粮食部门全力支持农业部门安排落实饲料种植地的生产计划，并组织社队利用地头、渠旁、道边、沙滩、场院等一切闲散土地种植瓜、豆、菜、聚合草、沙打旺等青饲料，发动群众利用坑、塘水面养殖“三水”、“一萍”(水葫芦、水花生、水浮莲和绿萍)等水生饲料，积极安排人员生产曲种，推广发酵饲料和饲料青贮。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有的社队、农场开始利用粉碎机将玉米、高粱、大麦、豆饼粉碎拌上糠麸和其它青料进行饲料粗加工。
（三） 70年代饲料工业开始起步 1971年密云县粮食局在直属库建立饲料车间，添置四台粉碎机，当年生产混合料140万公斤。1975年2月平谷县大华山粮站办起了小型混合料加工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各区县粮食部门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一年之内在14个郊区县相继建起105个饲料加工点，在养猪生产比较多的顺义县饲料加工点最多时达22个。当时加工条件很简陋，在基层粮库、粮管所内，一个土圆仓，一台电动机、一台粉碎机、几把木铣或铁铣就是全部加工设备，一天只能加工几吨饲料。使用的原料一半是玉米、高粱、大麦、薯干及少量油料饼粕，另一半是当地副产品糠麸、糟渣、花生皮、葵花头、槐树叶粉等。这种粉碎后用人工掺拌的混合料，1975年加工产量1.2万吨，1976年增加到3.6万吨。集体猪场和社员养猪户普遍反映：猪爱吃、增重快，比喂单一饲料好，并且第一次打破了“大锅煮食”的老办法，变熟喂为生喂，使长期以来的传统饲养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指示“各大城市的肉蛋供应，应通过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的途径，逐步达到自给”。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通知”，要求“各级粮食部门要努力做好饲料管理、饲料加工和供应工作”。北京市为贯彻执行中央通知要求，并针对当时饲养方式落后，饲料品种单一，生产水平低的状况，决定筹建大型配合饲料厂，兴办饲料工业。1975年11月26日批准北京市粮食局成立北京市饲料公司，1976年又批准在区县建立饲料公司和在公社建立饲料站，从上到下逐步建立起专门管理和经营饲料的机构。1976年4月开始建设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南苑配合饲料厂，拉开了北京市饲料工业建设的序幕。从1977年开始，北京市畜牧、水产、奶牛业迅速发展，加速发展饲料工业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北京市粮食部门把饲料工业基本建设列为重点工作，选择保留了六十个条件较好的饲料加工点，投资360万元为这批企业增添设备改善加工条件，每个加工点的年产量由原来的几百吨提高到2000吨。1978年2月市粮食局又投资350万元先后在石景山、房山、顺义、密云、怀柔5个区县兴建万吨级饲料厂各一座，同时帮助其他9个区县各建起一座5000吨级饲料厂。区县万吨级、5 000吨级饲料厂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一批饲料加工的骨干力量，奠定了饲料工业发展的基础，提高了北京市混合饲料加工的能力和水平。
1979年5月，农业部从匈牙利引进第一个万吨级配合饲料成套设备，落户在昌平县东沙各庄“北京东沙配合饲料厂”。北京东沙配合饲料厂隶属北京市畜牧局种禽公司，是畜牧系统办饲料工业的先例，成为北京市最早投产加工蛋鸡配合饲料的厂家。1980年9月北京市第一座2万吨级大型配合饲料厂南苑配合饲料厂正式建成投产。这个厂占地11.67公顷，投资840万元，包括配合饲料主车间、6个圆筒仓、12个成品仓以及副料库、包装库等，全部设备国产化、自动化，生产流程采用先粉碎、后混合、重量配料分批搅拌的工艺，整个自动控制系统都是单机设计。在工艺流程方面突破面粉工业沿袭了近百年分散控制程序，第一次采用集中自动控制，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南苑配合饲料厂以及东沙配合饲料厂的建成投产，实现了北京市饲养业由使用混合饲料到使用配合饲料的转变，标志着北京市饲料工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与饲料加工工业建设相配合，同时注重了饲料资源工业和科研队伍建设。到1980年，北京市共建成大、中型配混合饲料厂16座，小型加工点63个，资源添加剂厂5个，总投资3061万元，建筑面积95000平方米，形成了年产28万吨配混合饲料的加工能力。1977年7月29日成立了“北京市饲料科研所”，同年10月创办了向全国发行的《饲料研究》杂志，为了充实和加强饲料科研队伍，1978—1979两年从外省市调入20多名饲料专业科技人员，为发展饲料工业服务，并批准从1979年起，每年拨出上百万美元从国外进口鱼粉和添加剂用于增加配合饲料生产。
（四）80年代饲料工业体系基本形成 1981—1990年，是北京市饲料工业蓬勃发展的十年。1982年1月市政府召开全市饲料工作会议，决定要引进国外工艺技术、设备，装备饲料工业，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为此要求财政、银行、税务等部门对饲料工业的发展采取优惠政策，并决定从1982年1月份起，饲料企业除上缴少量包干利润外，其余留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后又改为利润全部留给企业，以业养业，促进饲料工业的发展。
1982年4月，北京市饲料公司设计的全国第一套采用称重配料的ST-3型配合饲料加工机组成套设备研制成功，通过商业部鉴定并荣获商业部科技成果奖，作为饲料加工工业的定型设备，在全国推广使用。北京市从1982年至1985年采用这种机组，除新建了12个班产5 000吨级配合饲料厂外，还分期分批把22个小型加工点扩建改造成五千吨级饲料厂。
1982年11月，为了充分发挥北京科技优势，依靠科技发展饲料工业，市政府成立了饲料专业顾问团，聘请专家教授、研究员为顾问，参与北京市饲料工业建设。顾问团在帮助解决科技难题，尤其在配合饲料配方、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10月，由市饲料公司科研人员设计、研制的钢结构万吨级配合饲料成套加工设备，得到商业部和国家经委的肯定，先后在朝阳、通县、大兴、昌平4个区县建厂投产。从1981年到1984年先后完成了对平谷、房山、海淀、昌平、顺义、怀柔6个区县粮食部门原有万吨级饲料厂的技术改造，由先混合后粉碎，改为先粉碎后混合，设置电子称和混合搅拌机、改容积称重为重量配料、生产过程由中心控制室集中控制、配比准确、搅拌均匀、全部达到生产配合饲料的要求。这些新建和改造项目的完成，大大增强了配合饲料的生产能力，提高了饲料加工机械设备国产化、自动化水平。
1986—1990年“七五”规划期间，共投资16784万元，完成新建和技术改造项目30个。其中：新建项目16个，引进项目6个。
“七五”期间完成的新建和技改主要项目中，属于市粮食系统的南苑配合饲料厂新车间，1986年9月投产，是从美国勃朗公司引进的班产2万吨级配合饲料成套设备；1987年7月建成投产的“北京正大饲料厂”（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司），是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兴办的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总投资1000万美元、双方各出50%、合资年限为25年，全套设备由美国引进，年生产能力为24万吨。1988年9月投产的“北京小汤山鱼饲料厂”，是从英国西蒙公司引进的万吨级成套设备。1989年11月海淀区万吨级国产设备的金山饲料厂建成投产，同年又完成了石景山、怀柔、平谷、朝阳一厂的万吨级改造项目。1990年8月延庆万吨级饲料厂建成投产。到1990年底全市粮食系统拥有饲料厂65个，年双班加工能力为114万吨，1990年饲料产量135万吨。
市畜牧系统的主要项目有：1987年7月建成投产的2万吨级“北京宏达配合饲料厂”，是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三方投资兴建的大型配合饲料厂，同年11月从法国引进的万吨级“牧草颗粒饲料厂”建成投产。在此期间，顺义俸伯鸡场、平谷峪口鸡场、大东流肉鸡联营公司等都相继建成了以自产自用为主的饲料厂。到1990年底，市畜牧系统饲料厂发展到13个，年双班加工能力20万吨，1990年生产饲料14万吨。
市农场系统的主要项目有：1987年6月南郊农场万吨级红星饲料厂建成投产；1988年8月北郊农场成万吨级饲料厂改造完工；1989年12月东郊农场万吨级饲料厂建成投产，同年西郊农场饲料厂也改造竣工，实现了农场系统从简易饲料加工间向现代化饲料工业迅速转变，为北京市奶牛业和农场系统其他饲养业的发展和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90年底，农场系统的饲料厂发展到14个、年双班加工能力18万吨，1990年生产饲料11万吨。
市水产系统主要项目有：1988年5月建成投产的友谊配合饲料厂，是从日本引进的万吨级全套生产线；1990年11月建成投产的三元饲料厂，是用世界银行贷款从意大利引进的万吨级全套生产设备。这两个厂专营淡水鱼的颗粒膨化饲料，为北京市淡水鱼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此期间，区县水产部门或较大的渔场，也相继兴建了小型饲料加工厂，到1990年底，水产系统建有7个饲料厂、年双班加工能力6万吨，1990年生产饲料5万吨。
随着郊区饲养业规模化的推进，乡镇及村的中、小型饲料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2年房山区窦店大队开始办起小型饲料厂，自产自用。1983年以后，全市14个郊区县乡镇村陆续办起中、小型饲料厂34个，小加工点112个，形成了7万多吨的年加工能力，1990年生产饲料5万吨，创产值1760万元，成为粮食、畜牧、农场、水产等国营饲料加工企业的重要补充。
到1990年底，全市已有饲料加工企业13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大厂26个，五千吨级中型厂50个，三千吨级小厂60个。年双班加工能力从1985年的74万吨，提高到168万吨；年饲料产量从73.4万吨，增加到170万吨，增长1.3倍；配合饲料占总产量的比重从1985年的57%，上升到80.9%，提前超额完成了“七五”规划生产目标。
在大力进行饲料加工工业建设的同时，为了保证所需各种原料有个长期稳定的供应渠道，加强了饲料原料的采购和货源基地建设。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帮助和促进饲料企业积极与原料产区开展横向经济协作，建立原料基地。从1987至1990年共投资1.41亿元，在外省市共建大豆、饼粕、菜籽饼、玉米、鱼粉、饲草、磷酸氢钙等饲料原料基地28个，每年采购各种原料50万吨。与此同时，狠抓了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添加剂工业的建设。市饲料工业协会成立了饲料资源开发利用专业委员会，利用北京科技优势，推动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在此期间利用本市资源先后开发的产品主要有发酵血粉、羽毛粉、味精菌体蛋白粉、肉骨粉、皮革蛋白粉、粉浆蛋白粉、酒精废液提取的GGDS、各种糟渣开发的蛋白粉、饲料酵母、饲用麦饭石，以及推广河北围场的沸石粉添加剂等。到1990年底，各类资源添加剂企业38家，年产各类原料添加剂6万多吨。1990年6月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和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联合在京举办了全国第一次“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和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进一步推动了北京市和全国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依靠科技、推广科技成果、促进饲料工业的发展和提高，是北京市饲料工业建设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1986年7月29日—8月1日，刚刚成立的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和饲料工业协会，同国家经委饲料工业办公室、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在京联合举办了“国际饲料添加剂技术交流会”，推动了氨基酸等添加剂在饲料中的应用和普及，提高了配合饲料的质量。1987年12月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市饲料科研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国产饲料微机控制系统，并在石景山饲料厂试车成功，不仅提高了配料精度和自动化管理水平，而且提高生产能力30%，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1988年1月，北京市饲工业办公室即组织召开了对这套微机控制系统的鉴定验收推广应用会，率先在北京五千吨级以上饲料厂中推广应用，一年里在北京市推广使用了33套。1990年5月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和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在京联合召开了“全国饲料微机控制系统和优化配方软件技术交流推广会”，此项科技成果在全国得到推广应用。1988年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协同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对市级饲料质量监督机构进行调查评审，认定北京市畜牧局的饲料监察所为“北京市饲料质量监督检测站”，承担全市饲料质量监督检测任务，至此，全市饲料质量检测机构完善健全。
“七五”期间，通过达标、创优、企业升级及饲料金杯竞赛等活动，推动饲料企业加强了基础管理工作，强化了质量管理体系，加强了业务培训和人才引进工作，促进了企业素质的全面提高。在1989年12月国家首次进行的饲料工业国优产品评比中，北京市南苑配合饲料厂的“鲸鱼牌蛋鸡配合饲料”荣获饲料产品第一块国家级银牌。这期间，先后评出8个部优、12个市优产品，有两个企业评为市级先进企业，1个企业进入国家二级企业。
（五） 90年代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 《北京市1991—1995年饲料工业发展规划（草案）》明确提出，“八五”期间北京市饲料工业要坚持“全面完善提高、稳步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抓紧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效能，提高生产水平，消灭混合料，普及配合料、推广颗粒料，同时继续加强资源开发和添加剂工业建设，提高科技水平和企业素质，全市饲料工业整体水平要在“八五”期间有明显提高。并提出，在建设布局上，除个别填平补齐外，原则上不再新建饲料厂，要靠推进技术进步、普及微机控制系统，采用新工艺、新设备对老厂、旧厂进行技术改造，使生产设施完善配套，充分发挥设备效能来增加生产，避免盲目上马，重复建设。根据“规划（草案）”的精神，鉴于饲料企业是微利产业，靠自有资金难以完成技改任务，在资金上采取了争取国家支持、地方适当安排、企业自筹“三家抬”的办法解决。1992年底，北京市饲料加工工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全市班产五千吨级以上饲料厂全部实现了微机控制自动化生产，加工工艺设备、检化验等生产设施基本上配套齐全，全市年双班加工能力达230万吨，比1990年的168万吨增加62万吨，饲料产量突破200万吨大关，达到220万吨，比1990年的170万吨增加52万吨，配合饲料占饲料总量比重已达95%，颗粒料、预混料、浓缩料、各种添加剂都有增加。提前实现了“八五”规划目标。
1992年12月北京市为了贯彻中央加快改革开放的指示要求，放开了饲料粮价格，取消了定点加工供应的办法，饲养场可以自由选购饲料，北京市饲料工业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
❶一些养殖场认为自己加工饲料合算，纷纷脱离原采购渠道，自己办起饲料加工点，利用简陋设备、手工搅拌、自产自用，有余外销，全市一下子新上了300多个此类加工点，给国营饲料企业冲击很大，使本来就已产大于销的状况更加严重；
❷国营饲料企业受传统观念、管理体制的束缚，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加上人员多、设备折旧、离退休人员等费用负担大、成本高，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产销量大幅度下降，有的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❸全市产品质量明显下降，饲料报酬降低，一些企业为了迎合用户只图便宜不讲质量的心理，抛弃多年的科学配方，降低质量标准。同时，外地质次价廉的产品也乘虚而入。特别是一轰而起的小厂点，生产的是不符合营养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的凑和料，全市饲料质量明显下降。在1993年第二季度质量检查中，53个企业、6个品种、53个样品中有19个不合格，合格率64.2%，而放开前的1992年合格率在90.3%;
❹原料价格一涨再涨，饲料价格不得不调、畜禽饲养成本增加、效益下降，规模缩小，进而导致饲料市场更加萎缩。为了使北京市的饲料工业尽快渡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期”，迅速扭转不利的被动局面，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和饲料工业协会于1993年6月召开了“北京市饲料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就北京市饲料工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方针、目标、思路、举措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开阔了思路，坚定了信心。大家一致认为：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北京市的饲料工业要将过去“适应本市饲养业需要，与首都畜牧业同步发展，为北京市畜牧业服务”的方针，调整为“服务首都，面向全国，力争走向世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准，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全面完善提高、稳步协调发展”的方针。要加强行业宏观调控，坚持以国营企业为主体，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原则，通过高起点的技术改造、巩固现有加工工业、重点发展原料添加剂工业、增加预混料、浓缩料和颗粒料生产，增加高科技含量产品，上档次、降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发挥北京市技术、设备、质量、品种、档次等优势，走出京门、国门，开拓市场。此次会议以后，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先从狠抓产品质量入手，于1993年8月结合“质量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市经委、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北京市饲料质量监督测站支持配合下，召开了“北京市饲料质量工业会议”，强调不论是商品饲料，还是自配自用饲料，都必须按照国家营养标准、卫生标准生产，决不允许假冒低劣产品充斥首都市场。会后，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和北京市饲料质量监督检测站组成检查组，下企业督促检查并帮助企业找原因、订措施，提高质量。同年又对骨粉、肉骨粉生产企业进行了全国统一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工作，宣传贯彻国家强制性的“国家饲料卫生标准”及“国家饲料标签标准”，加上推广应用“无鱼粉配方”、“复合酶制剂”、“奶牛矿物质系列添加剂”等一系列工作，对提高企业质量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竞争意识，扭转产品质量下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饲料工业重振科技质量雄风。170多个加工凑和料的小厂点先后被市场淘汰，国营大、中型饲料企业产销量回升；企业注重依靠科技开发新的配方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市畜牧系统的饲料企业与专家、教授合作，在所属企业中推广应用鱼粉“以可利用氨基酸含量指标配制家禽日粮”的科研成果，饲料加工成本明显下降，饲养效果显著；平谷县粮食系统饲料企业，引进水产科技人才研制的“兴都牌鲤鱼系列全价颗粒饲料”，促长防病效果显著，产销量大增。经北京市名牌产品工程领导小组评审，认定为1995年北京市名牌产品，也是北京市第一个饲料名牌产品。房山、顺义等县饲料企业开始推广使用“复合酶制剂”等新型添加剂，提高了饲料利用率。南苑配合饲料厂，在生产优质高效的“鲸鱼牌系列蛋鸡料”的同时，研制了高质量的肉鸡料和瘦肉型猪系列饲料。
一、发展历程
1949年1月，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在解放的最初几年中，北京的农产品流通仍以私营和个人经营为主。但社会主义的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开始创建。北京市的国营、供销合作商业，从创建到流通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创建阶段、初期发展阶段、主导地位确立阶段。
一、发展历程
北京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在公元前11世纪，北京是周朝封侯国燕国的都城，叫蓟城（位于今广安门附近）。因靠近古代的永定河，附近的一片沃野和水利，促进了农业、畜牧、造酒、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商品货源，又兼地处交通枢纽，商品贸易逐步集中城市。那时的“市”，以“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方式交易。直到战国时期，蓟城城内出现固定的“市”，并设官员进行管理。上市的商品有粮食、布帛、盐、枣、牧畜、麻、铜铁陶器，还有兵器和奴隶等。公元1488年后，出现了专项商品聚集在一起的菜市、米市、柴市、煤市、骡马市等长期市集。清代商业划分为米行、油行、布行、酒行、药行等136行。零售商沿街设店或集中在公立商场（市场）、庙会、晓市等，批发趸货也有各专项商品的“市”。市集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前期，共达三十六七处，有银钱市、珠宝市、玉器市、皮衣市、果子市、菜市、粮食市等。从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做小买卖维持生活的人增多，投机转手倒卖、从中渔利的大有人在，增加了商品流通环节，增加了各类大小批发市场的类型、数量。民国时期，北京有以批发为主的各种市场，多时共有24个。
1949年2月，北京市工商局成立，接管原有各种集市市场19个。其中粮食市场4个、布市场2个、油酒杂货市场2个、百货市场1个、干鲜果市场2个、蔬菜市场4个、肉类市场1个、水产市场1个、煤炭市场1个、牲畜市场1个。最大的粮食市场是位于宣武区的四面钟市场，共有粮商2 400多户，每天成交量达五六十万公斤，可解决城区内百分之七八十居民的粮食供应。位于临襄会馆和天桥的两个油酒杂货市场，有两千多商户。肉类市场由先农坛迁到永定门外大红门后，屠宰量增大，是北京的主要肉类批发市场。岳王庙百货批发市场是全市百货商品交易集中地，有900余商户。大恒栈布巷子布市有商户600余户，东晓市纱市有商户360余户。前门外果子市迁到永定门外沙子口，扩大了干鲜果批发市场场地。蔬菜批发市场以广安门、阜城门两处较大。上述这些较大的各类批发市场，在50年代初期，起着左右市场价格、密切群众生活的重要作用。北京市工商局成立后，即建立各市场处，加强管理，检查奸商投机违法，稳定市场物价。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对蔬菜实行由国营菜蔬公司计划收购和批发供应，对煤炭实行由国营煤建公司与煤窑订合同收购、由煤商代销，对用户有计划的全面供应。
同时结合对各行业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将经营百货、肉业的批发商，转为给国营公司代批或是经营其他行业。至1954年底，随着统购统销和对私营批发商的限制改造，原有的粮食、食油、纱布、蔬菜、猪肉、百货、煤炭等15个批发市场，因失去了作用而被撤销。而干鲜果品、水产、牲畜等市场，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有零星的自产自销产品上市，直至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才被撤销。
1956年10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这之后，农民进城出售农副产品增多，逐步形成市场。到1956年12月，在城区已形成大小自由市场39处，共有摊贩1300多人，而且发展很快。到1957年2月已增加到47处，有摊贩3 000余人，同时还有本市居民1 000多人在自由市场上从事经营。此外，分散在街巷的流动摊贩还有2000多人。在形成的自由市场中，天桥、东单、朝内等处较大，上市商品以干鲜果品居多，其次是蔬菜、鸡、鸭、鱼、蛋、豆制品、烟叶及日用小百货等。1957年3月12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做出《关于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和取缔无照摊贩的决定》，从1957年4月8日起，对自由市场开始全面整顿。经市、区市场管委会研究确定，在自发形成的47处自由市场中，选择33处为政府指定的集中交易市场，其余撤掉。同年7月，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蔬菜禁止上市交易。此后，从事市场交易的人员骤减，原指定的33处自由市场，只剩下25处有交易行为，其中有些市场还由日市改成早市交易。从1958年开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冲击下，国营商业开展大购大销，本来数量很小的城市自由市场，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自行消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即二十一条），明确了自留地政策长期不变，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有计划的组织集市贸易。随后，农村集市开始活跃，农民进城出售农副产品、城市居民做小买卖也日益增多。到1960年底，在城近郊区很快形成了15个自由市场，最大的是天桥一带的市场，每天有三四万人参加交易。后来这些市场均被取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北京的城近郊区一直没有自由市场。
北京远郊区县的农村集市到1956年已有31个，分布在除昌平外的各郊区县。各县的集期相互错开，一般为5天一个集日。当时较大的集市有通县的马驹桥、顺义的杨镇、大兴的黄村等。对农村集市的管理，是由集市所在地的基层供销社派人管理。1965年，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市场管理的指示》。各县对农村集市贸易存在的问题，开始进行整顿。到1966年初，全市共关闭20多个农村集市，只有大兴、延庆、通县、密云4个县，尚有16个农村集市。各县关闭集市后，社员和一些生产队的仔猪、秧苗、小鸡、小兔等无法正常调剂，影响了农副业生产和社员生活。1966年8月，北京市工商局和北京市供销社，联合向北京市人委财贸办公室报送《关于当前远郊县集市贸易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其中提出：对已关闭的集市应适当恢复。随后各县把关闭的集市逐步恢复起来。到70年代，全市农村集市又恢复到36个。但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普遍开展，各县根据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的指示，于1976年将当时的36个农村集市全部关闭。1977年8月，北京市革委会批准了市工商局、二商局《关于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报告》，并要求各区、县革委会贯彻执行《报告》中“允许集市贸易存在，加强领导，严格限制，做好工作逐步代替”的精神，恢复部分集市。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北京市8个远郊县共有34个农村集市。但是由于限制过严，管理过死，几经起伏的农村集市仍然交易冷清。在1978年的前3个季度，34个农村集市，成交额共计只有190万元，交易的商品也仅限于畜禽、秧苗、粗饲料和日用杂品等。
（一） 初创阶段／（二） 调整阶段／（三） 遭受挫折阶段／（四） 恢复与壮大阶段／二、科研成果／（一）粮食作物／（二） 蔬菜／（三） 林果业／（四） 畜牧业／（五） 水产业／（六） 水利／三、科研改革／（一） 试行科研责任制／（二） 改革拨款制度／（三） 实行“三保一挂”，科技承包／（四）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试行全员聘任制／第二节 农业技术推广／一、发展历程／二、推广成果／（一） 改革耕作种植制度／（二） 推广普及农作物优良品种／（三） 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及除草技术／（四） 提高普及积肥、用肥技术／（五） 提高农作物耕作管理技术水平／（六） 推广先进的果品生产技术／（七）有选择地推广新机具、新技术／（八） 推广综合配套的畜禽业生产技术
一、发展历程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 1949—1965年 1950年春，北京郊区全面完成土地改革后，为适应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需要，建立起新式农具推广站，负责新式农具(五吋步犁、七时步犁、打稻机、铡草机、三齿耘锄、手摇玉米脱粒机等)的推广工作。从1950年到1953年的四年间不完全统计，近郊区（原北京郊区行政区划）先后推广各种新式农具2000多件。
1951年，建立病虫害防治站，开展病虫防治的技术宣传、指导和推广化学农药、药械，同年建立水利推进社，主要负责推广新式轻便水车(“轻三轮”、“小五轮”)以代替笨重低效的“大八卦”水车。仅1952、1953两年间，在近郊菜区就推广新式水车1 256挂，有力地改善了菜区灌溉条件。
1953年，建立农业技术指导站，之后又陆续在东郊、南苑、丰台、海淀、京西矿区分别建立了分站。农业技术指导站专门负责耕作栽培技术的改进、病虫害防治和药械使用技术的指导和推广。1954年，农业技术指导站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需要，当年派出27名农业技术干部长期驻在13个百户以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协助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农业生产和技术改进工作，帮助农业社组建农业技术小组，培训农村的农业技术人员。1955年3月，根据国家农业部有关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规定，在原农业技术指导站基础上，组建了东郊、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和京西矿区等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备职工80人，其中技术干部45人。当时规定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任务有6项：宣传农林牧的基本科学知识，培养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人员，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推广新式农具；总结先进增产经验；改进农作物和果树的耕作管理技术，防病除虫，提高积肥、施肥方法，推广优良品种；改进家畜、家禽的饲养管理方法；改进培育苗木和植树造林技术。
1955年和1956年相继建立了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和植物检疫站，负责病虫害防治和药械使用保管技术的宣传指导，开展植物检疫工作。
到1958年，全市(包括从河北省划入的大兴、通县、良乡、房山、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和延庆等9个县)共建有农业技术推广站66个，有职工384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321人，初步形成了市、县（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1958年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大批区（县以下设置的区）级农业技术推广站被合并或裁撤，只有县（区）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保留下来。到1962年统计，全市各县（区）共有农业技术推广站11个，职工266人，其中技术干部215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被派往人民公社常年驻点，成为人民公社的技术人员。
60年代初，农作物良种推广机构和良种繁殖场相继建立。到1963年统计，全市拥有种子专业技术干部130人，有7个县建立起良种推广站，有8个县建有良种繁殖示范场，拥有土地306.67公顷，职工509人，有7个国营农场建有良种繁殖基地700公顷。此外，各县（区）还有60多个良种繁殖点。
（二） 1966—1971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县（区）所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均先后陷入瘫痪，大批技术干部下放劳动，技术推广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三） 1972—1978年 1972年市、县（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逐步恢复，市植物保护站、植物检疫站、良种推广站相继恢复建立。到1974年全国推广“四级农科网经验”后，各县（区）在原农业技术推广站基础上改建为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有关农业生产科学试验与研究工作。有90%的人民公社建立起科技站，70%的生产大队建立起科技小组，生产队内设有技术员，分别负责社队的生产技术宣传推广和具体指导工作。市、县（区）、社、队的四级农科网队伍达4万多人，一个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重新建立起来。
（四） 1979—1995年 进入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进行了改革。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逐步解体，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相继建立，四级农科网的农业技术推广形式不再适应农村组织形式的变化，原有社、队的科技组织逐步解体。1979年，据对昌平、平谷、通县3县的调查，大队、生产队有农业技术员6 970多人，到1985年只剩有557名。
80年代开始，为加强市、县（区）、乡（镇）三级农口科技推广机构的建设，根据国家农业部的安排与地方财政的支持，先后在顺义、昌平、海淀、丰台等县（区）建立起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到90年代初，共有11个县（区）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乡（镇）农业科技站也逐步建立。郊区258个乡、镇中，有150个乡镇的农业科技站达到国家农业部要求的“四有”(即有办公条件、有培训场所、有试验基地、有经营部门)标准。全市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2278人，其中市230名、县（区）864名、乡镇1 184名，比80年代初的1 489名(市119名、县区427名、乡（镇）898名)增加789名。到1995年统计，市、县（区）、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发展到1 200多个，从业人员有近1万人，其中科技干部8 100多人。有1 700多名农民技术员活跃在基层，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或协会发展到1 120个，会员有3万多人。
经过改革，北京市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
(1)推广体系由市、县（区）两级延伸到乡、村。1992年国家人事部、农业部发文明确乡（镇）要建立农技、畜牧兽医、农机、水产、经管5站，并定为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位，定编、定员；村（队）设立农民技术员，并要评定技术职称。据此，北京市编制办公室于1993年正式下达8000多人的编制（包括林业工作站）。编制的确定、人员的增加加强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建设。
(2)在推广制度上由（行）政事（业）不分走向政事分开，事企（业）结合。农技推广单位能专做推广工作，并取得决策权和自主权，提高了技术推广的科学化水平。
(3)在运行机制上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为行政手段与经济杠杆相结合，保护科技单位、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实行无偿、有偿双向服务，创办技术服务型经营实体，用经济杠杆把推广与使用双方连接起来，启动双方的积极性与融合力，强化了技术推广者与用户双方的责任。
一、发展历程／二、基础教育现状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农村教育极端落后，多数农村没有小学，中学的数量就更加稀少。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村教育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一）1949—1956年 1949年，北京市农村仅有中学11所，小学653所；中学生1 534人，小学生75 233人。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各级人民政府把恢复和发展农村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有步骤地开展了旧有学校的接收、接管和改造工作，兴建学校，发展教育。设立成人补习学校，给失学的劳动人民补习文化，鼓励私立中学招收工农子弟。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发布《关于照顾工农子女入学问题的指示》，对工农子女减免学杂费和发放助学金，首先使工农子女有学上。1952年提出农村地区“全面发展小学教育，消灭白点村”的要求，掀起了群众性的办学热潮。到1957年，中学已发展到198所，小学为910所；中学在校生5 685人，小学在校生21.98万人。
（二） 1957—1965年 1958年，北京郊区扩大，原属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大兴、房山、延庆8县先后划入北京，农村学校明显增多。市政府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形式解决农民子女上学问题。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指示农村办教育要为农业生产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学校的办学方向，必须坚持便利生产、便利群众的原则；农村普及教育，必须执行中央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打破原来的框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适应农村贫下中农的需要。除办好全日制小学外，还要办季节性小学，半日制、巡回制、早晚班等简易小学。1965年统计，全市共办耕读小学1 521所，学生5万多人。到1965年，远郊县小学达到3 530所，在校学生48.1万人，教师1.66万人；高中、初中学校277所，中学在校生10万人，教师4000多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5%左右，小学毕业生80%能够升入初中。
（三） 1966—1976年 十年动乱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破坏极为严重，不少学校长期不能正常上课，教育质量低，学生巩固率和合格率低。由于片面强调“贫下中农”子女上学不出村，造成了农村学校的布局十分分散。特别是山区、半山区乡（镇），绝大部分开设复式班。1979年，小学毕业生及格率不足50%，初中毕业生及格率只有10%左右。
（四） 1977—1995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恢复、整顿，北京农村教育逐渐步入正轨，恢复与健全学校管理体制，以教学为中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农村教育迅速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1983年以后，各远郊区、县陆续撤销学区，在农村分期分批办好中心小学，制定《关于办好公社（乡）中心小学的几点意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做到乡有中心校，大村有完全小学，一般村有初小。山区有条件的要办好寄宿制小学，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设单人教师岗位，不足10个学生的设教学点。以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好一批中心校，使之成为农村学校的骨干，带动其他小学。并提出农村小学要抓质量，提高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提高小学干部、教师的文化、业务水平。1985年在全市普及小学教育，全市小学入学率为99.82%，巩固率为99.82%，及格率为96.4%。制定《北京市农村中心小学检查标准》，从1995年暑假后开始在全市小学中全面实施小学生质量综合评价。
在切实抓好小学教育，提高普及教育质量的同时，农村扫盲工作也全面展开。1980年全市农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有12万人，占青壮年农民总数的10%左右，十多年来，扫盲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93年，文盲率下降为0.11%。
这一时期，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调动社队、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口号。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强化对农村中小学的管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了较大幅度提高。1980年，农村学生初中完成率只有60%，到1993年，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为97.24%。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北京市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北京市各郊区县分别于1987年前后进行了这项改革，将初中以下学校放到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乡、村干部群众把发展教育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当成大事来抓。各区（县）、乡（镇）政府合理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制定了教育发展规划，把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尊师重教，集资办学成为新的风尚。
普及义务教育之后，北京市基础教育继续提出转变观念、加强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广大农村中小学干部、教师学习教育理论，端正教育思想，把教学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地位，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为了让农村中没有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初、高中毕业生能掌握初、中级技术和技能，以便回乡或社会就业，北京市在教育改革中合理地调整了农村中学教育结构，发展了一批职业高中和初中“三加一”教育。职业高中或职业中学一般是在完成普教的基础上再学习一部分职业技术和技能，使学生既可升学应试，升不了学也能具有基本的就业或择业本领。初中“三加一”即是当年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留校学习一年或半年的职业技术和技能，而后回乡或社会就业。农村中小学教育正在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向迈进，义务教育的质量稳步提高。
一、发展历程
北京自周燕国建蓟城算起，至1995年已有3040年的建城历史。只是到了辽金两代，由于建都于北京，城市建设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所辖区域也有了较大范围的扩展。当时辽在今北京西南原幽州城的基础上修建南京城，并将东起渤海，西到延庆、怀来，南至霸县、新城，北达密云、兴隆，总面积达39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入析津府界。此后，元、明、清历代不断加强对北京城区的修整建设，其行政辖区也有所调整变化。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由于旧中国内乱外患，政府腐败，北京城市建设始终处于滞缓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才真正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
一、发展历程
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当时国家建设部门和北京市对城市整体布局提出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思想。同年8月，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从经济的发展着想，从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着想，从城市供应和城乡关系着想，城市建设的布局都不要过于集中，不要使现有的城市过分地扩大，应在城市周围建设卫星城镇和工业基地，发展乡村工业，建立既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化设备的乡村。”在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明确提出： “为了避免市区人口过分集中，在发展市区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卫星城镇。”
在这个初步制订的规划方案中，不仅明确了卫星城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具体地规划了40多个卫星城镇。此后，北京郊区卫星城镇的建设，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入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时期。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郊区卫星城的建设与发展也曾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突出了发展工业和将城区工业逐步向远郊区扩散的思想。在郊区卫星城的建设中，较多地体现出了以工业扩散推动卫星城镇发展的特征。
在“大跃进”的建设高潮中，不仅西郊石景山、门头沟、衙门口等老工业区的工业和城镇建设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东郊通惠河两岸、东北郊、东南郊以及丰台、长辛店等地区的工业也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远郊区县的房山、沙河、昌平、通县、大兴、顺义等地，还迁入或新建了一批工厂。随着老工矿区的扩建，新工业区逐步向远郊区的扩散，这些工矿企业成为农村工业的基础和郊区工业网的骨干，并以此为中心，逐步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新市镇和居民点。
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卫星城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和过散的问题。特别是远郊规划的37个城镇曾安排了113个建设项目，基本上将多数卫星城镇都安排满了。随之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卫星城摊子铺得过大的问题更为突出。结果一半以上的项目没有上马，60多个已上马的项目也由于分散在31个点上，使卫星城建设出现了过于分散的问题，这不仅造成基建投资增大，也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加之当时卫星城建设首先立足于发展工业，“先生产，后生活”的措施安排使得城镇建设无法全面协调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少，因此这一阶段郊区卫星城的建设水平很低，与最初的规划设想也是相距甚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郊区各区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快了城镇建设的步伐，使卫星城建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以郊区经济全面发展推动卫星城城镇建设为特征的稳步发展时期。
1982年再次制订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草案）》，针对北京城市人口膨胀、工业集中，环境恶化等问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郊区，采取“子母城”的形式，围绕市区发展卫星城镇，以均衡分布生产力，控制市区规模。并且提出卫星城镇既要相对独立，具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又要与“母城”有方便、快速的交通联系。同时市政府还在1984年9月颁布了《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从政策和法规上，对卫星城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扶持和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郊区各区县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乡镇工业企业，已逐渐致力于以规模求效益，以改革求发展，并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郊区的城镇建设，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各郊区县都制订了建设总体规划，首先从县城开始改革了街巷道路，改建新建了居民区，改造了商业区，增加了旅游服务设施，新开发了各类城镇用地，使县城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城镇在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过程中，与市区之间的交通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到1985年底，全市郊区公路已发展到1287条，总长达到8130公里，公路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53公里，居全国首位。交通的完善为卫星城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阶段，郊区卫星城建设从规模到水平发展得都很快，到90年代初，郊区卫星城镇已由1984年规划的11个发展到14个。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改革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批市级和区县级的工业（科技）园区陆续建立起来。由于这些工业（科技）园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各卫星城规划的工业用地基础上建设的，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卫星城的建设与发展，因此郊区卫星城建设也进入了以工业（科技）园区的带动为特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截止到1995年底，北京已建立各类工业（科技）园区31个，累计完成土地规划面积256.73平方公里，入区企业达3432家。根据市政府的规定，各园区按照建设合理、发展有序的原则，首先要按照规范的要求切实搞好规划，在此基础上，先期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投资环境，以利吸收外资和加快各区县城市化的进程。到1995年，各园区投入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资金总额已达43亿元，大部分园区都达到了“七通一平”的水准，具备独立的供电系统，供水设施，集中供热系统，雨、污排水系统，以及程控电话通讯系统，有的还有天然气管线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不少园区内商贸、金融、餐饮、服务、文化等设施齐备，与市区交通便利快捷。这不仅给各工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卫星城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速度的加快。
一、发展历程
京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基层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
一、发展历程
京郊农村医疗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解放前京郊农民医疗根本得不到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市公共卫生局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农村参加保健站工作，并鼓励开业医师成立联合医疗机构，至1951年郊区共建门诊部53个，从事医疗活动的工作人员达数百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8年各区县卫生局相继成立，加强了区县卫生事业的领导，开办了119处乡村医院、卫生院和23处小型产院，共设床位1 500张。
1970年城市医院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组织700多名医务人员(其中医师281人、护士370人及其他卫技人员)下放到远郊县的生产大队，帮助基层培养医务人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市农村有99.8%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15000多人，基本上做到了常见病不出村。1972年全市郊区14个区县244个公社都有了卫生院（所），医务人员近8 000人，病床总数达到了12814张。至此村、乡、县三级医疗卫生网已初步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京郊卫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市、区（县）、乡各级政府把加快农村卫生建设，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1988年成立北京市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并制定了本市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1992年顺义等5县通过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考核，率先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1993、1994年其余9个郊区县也通过了复审、考核，从而使京郊提前1年完成市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八五”规划目标，提前6年实现了国家制定的“我国农村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
“八五”期间， “三项建设”工作(乡镇卫生院、防疫、妇幼保健基本建设)的全面展开更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乡镇卫生院‘八五’规划”。1991—1994年共完成改扩建乡镇卫生院135个，竣工面积18万平方米，投资1 600余万元为200余所乡镇卫生院增添医疗仪器。同时各郊区县医院也进行了改扩建。三级医疗网不断完善和加强，进一步改善了广大农民的就医条件。
1994年，远郊农村有县级医院21所、中医医院10所、乡镇卫生院260余所，并开始建立专科医院。村卫生室4 049个。乡镇医生7000余人。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卫技人员2.02万人，医院病床13 917张。农村每千人口拥有医生2.64人，拥有病床3.73张。
一、发展历程
1.认识起步阶段(1949—195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基本上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消费城市。那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疾病流行，劳动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死亡率很高，人口发展缓慢。1935年时北京（北平）人口大约为167万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市人口才增长到203.1万人(按现行区域范围，全市1949年末为414万人)。50年代初，全市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和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出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49年人口出生率为19.40‰，自然增长率为7.50‰,1950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猛增到36.30‰和21.73‰。1953年，政府开始注意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要求指导群众节育。1954年11月，国家卫生部发出了《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知》。同月，市卫生局发函要求各级医院及各区县卫生所、站，妇幼保健所、站负责避孕工作，组织各级专业医务人员在报刊上宣传避孕知识。1955年开始避孕药具销售工作，到1956年底，全市各级医疗机构设立的避孕药具销售点已有648处。1957年，市卫生局在中山公园举办了长达7个月的避孕知识宣传展览会，参观人数达164万人次。尽管卫生部门在推行节育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广度和深度有限，加之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实行避孕节育的群众（特别是农村）不是很多。1958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错误批判，使人口问题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区，影响了全市节育工作的开展。这一阶段，控制人口的问题虽已提出，但没有得到根本重视，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1950—1960年的10年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0‰以上，形成了全市人口再生产的第一高峰期。
2.曲折发展阶段(1960—1979年)。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认真加强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3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决定成立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计生委），各区、县也都在卫生部门里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积极提倡晚婚晚育(男28岁左右，女24岁左右为适当结婚年龄)，对多胎生育给予限制。与此同时，市人委、市公费医疗委员会和市卫生局等部门相继下发了《关于职工看避孕门诊和非病实行人工流产的假期和工资处理的通知》、《关于实施节育手术费用减免报销范围和报销办法以及假期待遇和医疗费用的暂行规定》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效地调动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全市落实节育措施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为了切实加强本市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1963年9月，市计生委组建了一支由200多人参加的计划生育医疗大队，下设5个中队，25个小队，深入到农村巡回宣传计划生育科普知识，开展节育手术，帮助培训公社和大队的技术骨干。1964、1965两年，全市共做各种节育手术35万例。节育手术的普遍开展，使人口出生数量有了明显下降，1963年人口出生率高达43.41‰,1964年降到了30.40‰,1965年降到22.95‰,1966年降到19.40‰，这也是自50年代以来首次降到20‰以下。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医疗队撤回，计划生育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68—1970年人口出生率又回升到20‰以上。
70年代初，全市重新恢复计划生育工作。1971年全市各级重新建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1972年9月，召开了全市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各级党委确定专人负责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各地区、各单位按照“条条贯彻、块块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与此同时，北京市相继制定了一些计划生育政策。1971年，北京市执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一个不少，两个为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原则。1973年12月3日，市第二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提出“提倡每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生育保持适当间隔，如四年左右”。1976年5月，《北京市第五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晚、稀，少”的婚育政策(即结婚晚一点，孩子生得稀一点，少一点)。1978年底，中共北京市委335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包括再婚夫妇）”的指示。这一时期还对晚婚、晚育问题多次做出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1974年，全市实行城区医院包县的办法，再次组织了计划生育医疗队，层层开展培训工作，使农村医务人员节育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实现了人工流产、放环、取环手术不出公社卫生院，男女结扎不出县医院。避孕药具供应工作也由原来的零售，开始实行免费发放。
纵观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虽有曲折，但仍有很大进展，人口出生率下降幅度很大。1971—1978年同1966—1970年相比较，年均人口出生率由后者的20.78‰降到12.81‰，下降了7.97个千分点。
3.全面发展阶段(1980—199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问题被提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在中共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全市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计划生育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坚持贯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和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农村，全市普遍做到了“两种生产”一起抓，“两个指标”一起下，使计划生育工作落到了实处。1986年初，市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专业顾问组。1991年7月市政府决定成立市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实行综合治理，共同抓好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这一时期，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到1995年底，全市有6个区县连续十年，3个区县连续五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区县，涌现出一大批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这一阶段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1986年以前，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基本方法是：发布文件，召开工作会议，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对工作困难的单位进行重点帮助等等。1986年，一些区县尝试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计划生育责任制，取得了初步经验。1988年，全市首次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总目标、人口控制目标和工作目标。通过抓培训、抓考核和抓奖罚兑现，使计划生育目标管理真正落到实处。从1990年开始，实行行政一把手签责任书，市长分别与18个区县的区县长签定《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各区县以及各基层单位也层层签定《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强化了人口计划指标管理体制，做到了控制人口与经济工作一起布置、一起检查评比、一起奖罚兑现，推动了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1979年10月，市革委会发出《北京市计划生育暂行规定》，首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包括一方或双方再婚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对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妇，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子女的夫妇，征收超计划生育子女社会抚育费。1982年12月，市政府提出“国家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要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同时，对确有实际困难的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要求生育第二胎的，做了明确规定。1991年1月15日，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1991年6月1日实行)，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开始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制订了与《条例》配套的《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处罚办法》、《北京市暂住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北京市计划生育奖励实施办法》、《北京市人口计划和生育指标管理办法》等十几个政府规章和行政措施。各区县政府也根据《条例》规定和本地情况，制定了实施办法。《条例》的贯彻施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法制观念有了明显的提高，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生育行为的人越来越多，有力地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3)进一步加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宣传教育是推行计划生育的首要环节。全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了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一是加强了人口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79年，北京市人口学会和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相继成立，对人口理论和北京人口问题的研究明显加强。市、区县各级党校举办了人口理论培训课，开设了人口理论课。从1980年开始，在全市部分中学开设了人口理论课，到1993年，全市796所中学开设了青春期教育课，其中275所中学在地理、政治课中安排了人口理论内容。二是在元旦、春节期间，“六·一”前后，“十·一”左右，开展全市性的以基层活动为主的宣传教育。三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新闻载体宣传计划生育。市计生委先后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了《计划生育大家谈》、《人口与家庭》专题节目，与市内电话局联合开办了168台计划生育服务专线，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开办了《生命·生活·生育》专题电视节目。到1995年底，市计生委已与70余家中央、市属新闻单位建立了工作联系，全年在市级和市级以上报刊、电台、电视台刊登、播映稿件1 283篇。四是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到1994年底，全市已基本实现了“四有”，即：
❶有阵地。全市95%以上的镇乡、60%以上的村建立了教育活动室。
❷有教材。全市统一规定的《人口知识读本》等三本书已经到位。
❸有教员。全市有区县级教员360名，镇乡、街道级教员3 065名，村、居委会基层单位辅导员2.4万名。
❹有活动。基础知识教育纳入了各级目标管理考核，使活动开展有了保障。
从80年代开始，全市各级计划生育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避孕为主”的方针，加强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1982年，市计生委、市卫生局举办了全市性的节育技术指导学习班，对从事节育手术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培训。1987年，市卫生局根据卫生部颁发的《计划生育手术管理条例》，制定了本市农村简易手术室装备标准、手术包规格、节育手术管理标准、高危节育手术范围及各级医疗机构承担手术职责任务等项制度。卫生部门对全市456个开展节育手术的单位，统一了节育手术标准，培训了节育技术人员。从市、区医院中抽调节育技术人员，组织10支小分队，为远郊区、县节育指导服务。为了进一步加强避孕节育技术指导，落实孕前型管理，从1988年开始，先后在12个远郊区、县建立了计划生育技术咨询服务站，在做好咨询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避孕节育技术指导、孕情监测和节育手术，方便了广大农村育龄群众，推动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一、发展历程
45年间，安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初级发展阶段／（二）整改与稳步发展阶段／（三）标准化与加速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种植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以下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林业，建立全省各级林业机构，制定一系列促进林业发展、保护森林资源的方针、政策和法规。通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森林保护，林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新中国成立40多年林业建设所经历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挫折阶段、调整阶段、徘徊阶段和振兴阶段。
（一）以保护和增殖耕畜为主的阶段／（二）以发展养猪为中心的畜牧生产阶段／（三）畜牧业逐步转向商品化阶段／（四）畜牧业全面发展阶段／二、生产水平／（一）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三）经济效益显著增加／（四）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明显增强
一、发展历程
安徽水面资源丰富，水域类型多，是全国重要淡水渔业省份之一。据史载和出土文物考证，新石器时代定居于省境的先民已能结网捕鱼。隋代，在今宿松县境，已有人工蓄养鱼类者。唐宋时期，境内长江两岸，鱼苗业兴旺，除满足本地养殖需要外，还销往东南沿海等地。明清时期，今枞阳、无为县境的鱼种饲养技术精良，享誉全国。清朝末年在清政府施行的“劝业”政策推动下，郎溪县于1910年兴办了以网渔为主的湖丰农务公司，为安徽民营渔业企业的发端。辛亥革命后，各类民营渔业公司逐渐发展。当时，安徽渔业以天然捕捞为主，用传统的渔具捕捞，除少数专业渔民外，大多数农、渔兼顾，以农为主；水产养殖业初兴，养殖技术落后，产量较低。据1915年统计，全省养鱼场所有1 188处，鱼塘面积4.9千公顷，养鱼产量1 325吨。抗日战争前夕，安徽渔业一度发展兴旺。据1936年统计，全省鱼产量为6.3万吨。1938年后，由于省境连年战乱，产量不断下降，至1949年，全省鱼产量降至3.9万吨，较1936年下降38%。
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渔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兴办的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服务活动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前身是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兴办的各种企业。从1984年起，社队企业开始改称乡镇企业，其范围也由原来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社员联合和个体及以农民为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企业。新中国建立后，安徽省乡镇企业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安徽是中华民族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期管仲的《管子》，西晋时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明代时喻仁、喻杰合著的《元亨疗马集》，明代金瑶的《蚕训》、陈克任的《桑蚕志》，清代方观承的《棉花图》、包世臣的《齐民四术》（以上作者均为安徽籍）均属中华民族五千年科学文化辉煌成就的结晶，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余年间，安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之下，又是清末民初淮系、皖系军阀的老巢和民国时期新桂系军阀长期盘踞之地，经济落后，文化教育极不发达。这一时期安徽的农业科学技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其发展极其艰难而缓慢。1915年建立的安徽省模范种茶场历史最久，该机构虽几易其名，几经停办，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在茶树育种、栽培管理、鲜叶分析、制茶工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试验成果在生产中推广应用颇多。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科学研究也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安徽农业科技事业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50年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分别在蚌埠和芜湖扩建皖北、皖南区农事试验场，同时成立各专区农场和县农场，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初步形成农业科研体系。随后成立安徽农学院，又将皖北、皖南区两个农事试验场合并为安徽省农业试验场，1955年改建为安徽省农业试验总站，并分别在平原区、丘陵区、圩区、山区设立淮北、淮南、芜湖、大别山4个农区试验站，另在阜阳、六安、安庆、徽州4个专区农场设立研究基地。1958年3月，安徽省农业试验总站改建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原下属的试验站及基地分别改为地、市、县农业科学研究所)。1969年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撤消，科技人员下放农村。次年，迫于生产需要筹建安徽省农林科学研究所，1973年改建为安徽省农林科学院，1978年林业科学研究所划归林业厅领导，1980年正式恢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1981年，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多数改建为农业技术推广所，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应用技术开发研究为主要任务。省农业科学院与地区农科所的业务关系，由50年代的指导关系，60年代的领导关系，演变为80年代的协作关系。
从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全省农业科研网络几经调整变革，研究工作时统时分，但各地均能遵循为当时当地服务的原则，重点研究农业生产中的科技问题，先后取得多项研究成果。1978年以来，农业科技人员集中的省、地两级科研单位协作，科研水平逐步提高。至1987年，安徽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主要有农业科学院，下属13个研究所。此外，还有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安徽省农业区划研究所、安徽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安徽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宣州）。各地都有农业科研所，各县都有农科所或农业技术推广站。40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农业科学研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已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空前发展的新气象。
一、发展历程
1949年，安徽省全境有自发形成的集市1 150个，基本上是露天的露水集、骑路集，交易时间短，成交量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城乡集市贸易趋于活跃。到1956年，全省集贸市场发展到1 251个。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全省城乡集贸市场几度兴衰，市场数在1 300个左右徘徊。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给城乡集市贸易和市场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截止1979年底，全省集贸市场2 345个，年成交额9.6亿元，其中农村集贸市场1 985个，成交额8.6亿元。到1988年底，全省集贸市场发展到4 093个，年成交额83.7亿元，其中农村集贸市场3 449个，成交额54.9亿元。1989年实行治理整顿后，市场建设进入调整时期，市场数有所减少，成交额增速趋缓。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省市场建设明显加快，市场建设逐步由部门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摆上重要位置。1993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市场建设的决定》，调动了各地建设市场的积极性，全省市场建设明显加快，市场规模扩大，成交量逐年增加。截止1994年，全省集贸市场达4 015个，集贸市场年成交额244.7亿元。其中农村集贸市场3 082个，年成交额127.3亿元。全省各地在抓集贸市场培育的同时，注重加强文明市场建设，全省已有33个市场被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132个市场被评为全省文明集贸市场，推动了全省文明市场的建设。
安徽集贸市场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集贸市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截止1994年，全省集贸市场中共有各类专业市场917个。其中：工业品专业市场252个，农副产品专业市场423个，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市场240个。阜阳地区蒙城、颍上的黄牛市场，临泉县庙岔皮张市场，太和县皮条孙尼龙绳市场，亳州市的中药材市场等，经营的商品品种专一，批量大，辐射面广，带动了当地专业化生产的发展。
(2)市场的功能比较齐全。集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易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一些大型市场从过去单一的提供交易场所发展为集仓储、运输、信息、旅馆、餐饮为一体的多功能服务体系，大大方便了经营者。
(3)市场经营设施有所改善。一些新建的农贸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档次高，配有大屏幕行情显示、闭路电视监控管理；不少市场建设集现代建筑与工艺于一体，造型别致，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
(4)集贸市场的辐射力增强。市场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大流通的形成和发展。一些大型工业品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辐射全国各地，形成较强的吞吐调节功能，不仅搞活了经营，拓宽了购销渠道，满足消费者需要，而且捕捉和传递了大量信息，搞活了企业生产经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一）初始阶段／（二）全面开展阶段／（三）完善提高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村镇建设也逐步开展起来。安徽农村结合兴修水利在淮河沿岸建设了一批新村庄，各地农村居民点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许多乡村建了一批新房，绝大多数农民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1950—1953年，由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商品量不断增加，集市贸易呈现繁荣景象，集镇建设也出现发展趋势。实现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集镇建设受到影响。在公社化初始时期，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农村小集镇失去了物资集散中心作用，集镇上除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食品站、粮站外，几乎没有其他商品交换场所，集镇不断衰落，集镇建设更为缓慢。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安徽农村经济在恢复中有所发展，全省又有一批农民改建、新建了住房。随着集市贸易的开放和社队企业的起步，全省集镇又开始复苏。1965年，据全省1 953个集镇统计，常住人口为303万，工业产值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4.5亿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集镇受到了巨大冲击，城乡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体制，集市贸易禁止，集镇居民大批下放，肩挑小贩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集镇住宅破旧，公共设施简陋。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小部分公社重新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形成农、副、工综合经营的格局，给集镇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单位按照大寨大队的做法建起一批新村，但多数农民居住条件没有得到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率先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农村出现了建房热。村镇建设工作也有了较大发展，农村由自发随意建房逐步向在规划指导下科学建房转变，房屋结构由土草房向砖瓦结构转变，建房方式由“亲帮亲，邻帮邻”传统的建房方式向统一组织建设方式转变。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不仅落后，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在偏僻的深山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1949年以后，河南的农业机械化以建立国营机械化农场、试办国营机器拖拉机站为起点逐步发展起来。其历程大体分为国营、集体经营为主和户营为主三个时期。1949—1961年，在示范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伴随着传统农具的增补与改良过程。
一、发展历程
1957年前，河南农村基本上没有电力设施。50年代末期，在开展工业支援农业的活动中，农村电网先从郑州、开封、洛阳等几个主要城市向外逐步延伸。当时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投资渠道，因而发展缓慢，电网规模也很小，到1962年用电量只有0.26亿千瓦时，占全省用电量的2.3%。
1963—1969年，省政府开始将农村电网建设列入全省的基本建设计划，每年投资1 000万～2 000万元，从而加快了电网的建设速度。1969年用电量5.8亿千瓦时，电灌面积平均每年增加近15万公顷，排灌用电量年平均递增80%。
70年代初期，全省电力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拉闸限电频繁，农村用电得不到保证。当时，确定了农村动力以柴油机和柴油发电机组为主，每年发展1 000～1 500台容量为5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作为机井配套电源。截至1979年底，全省共安装柴油发电机组8 240台，容量达40万千瓦。由于柴油发电机组是低压供电，输送距离短，拆迁不方便，机组设备利用率低，不适合农村用电点多分散的特点，发电成本又高，农民负担不起，所以柴油发电机组在运转了一段时间就先后退出。这一时期，从“五小”工业补助费中抽出少量资金加上各地自筹，也进行了一些农村输变电工程的建设，1976年全省实现县县通电，1979年用电量达到40亿千瓦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提出，要把农业搞上去，电力必须先行。从此，农村电网开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农电建设又重新纳入了全省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仅35～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的总投资，每年都在1 700万～4 000万元之间。1979年至1983年农电建设资金全部由省财政拨款，1984年改为2/3的投资由省财政拨款，1/3自筹。从1985年开始，省对于农电基建的投资改为贷款，40%左右为低息贷款，60%为地、县（市）自筹。从1979年至1989年10年间，省政府拨款和贷款共2亿元以上，加上自筹资金达4亿元，高低压线路分别增长1.8倍和3.2倍。
“八五”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省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电气化事业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990年实现了100%的乡镇通电，五年间，用电量达242亿千瓦时，平均每年以13.1%递增。截止1995年底，高低压线路达40.7万千米，35千伏变电站设备容量达到542万千伏安，拥有110千伏变电站168座，35千伏变电站827座。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农村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粮食作物为主。1949年，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为1 139.27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1 029.87万公顷，占90.4%；经济作物(含其它作物，下同)播种面积为109.4万公顷，占9.6%。农林牧渔业以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为主。据统计，1949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7.19亿元，其中农业产值15.32亿元，占89.1%；牧业产值1.86亿元，占10.8%；渔业产值0.01亿元，占0.1%。一、二、三产业亦以第一产业为主，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只有一些零星分散数量很少的家庭副业和小手工业，二三产业在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是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提高。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解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农业，农业中基本上是种植业，种植业之中又基本上是粮食生产的格局，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三）改革开放后
一、发展历程
河南省乡镇企业是在农村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几经周折、几起几落，经历了一个坎坷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发展历程
河南省是中华民族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之一。新郑县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镰、石铲、石斧、石磨盘等表明，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劳动人民就“辟土殖谷”，已有了原始农业生产。
殷商以后，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农具，农业种植由撂荒向轮荒演变，选种、施肥技术有初步发展。在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农业记载的达四五千片，表明原始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普遍使用了铁制农具和畜耕。唐和北宋初期，已有“禾下麦”和“其下禾豆”的轮作复种制度，按24节令及物候安排农事活动，实行选种、施肥、耕、耙、耱、中耕、灌溉等一整套耕作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已基本形成。
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河南省开始建立农业科研机构，开办农业专门学校，国外的农业先进技术逐渐传入。光绪末年，淇县冯绣著《区田试种实验图说》共计31篇。1904年，河南省在开封创办农事实验场，1913年创建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在安阳县南关校场设立棉业试验场，1929年省会开封原农、林、蚕、桑机构合并为河南农林试验总场，下设农艺、森林、蚕桑、畜产、观测、农具、化验、病虫害、推广9股。1930年河南大学建立农学院。1934年建立河南省棉产改进所，1940年建立河南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建立许昌烟草改良场等。农业院校和专业科研机构的建立，开始了有组织的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对棉、麦、杂粮进行一些引种、选种，对盐碱地改良进行一些研究，选育出小麦开封124、河大H-4、谷子48号粟等新品种，是河南省农业科研事业兴起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萌芽的时期。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中原，帝国主义的侵略，“水、旱、蝗、汤”连年肆虐，研究机构遭到严重破坏，研究人员流失，农业科学研究事业日趋衰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省农业科研人员不足40人，试验研究工作已无法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省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纵观46年来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三）深入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河南是祖国医学的摇篮。早在3 0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中原人民就在劳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针灸、按摩、药理等医学知识。古代河南民间名医辈出，医林兴旺。然而，由于近代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频仍，医疗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广大农村群众得不到医药防治，全省人口死亡率达2.44%，婴儿死亡率达33%，人口期望寿命仅35岁。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把人民卫生事业放到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河南各级卫生部门遵照“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在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全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一）舆论宣传和试点阶段／（二）全面推行阶段／（三）稳步提高阶段
一、发展历程
河南省是粮、棉、油、麻及其他农副土特产品集中产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农产品购销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的自由购销时期；从1953—1978年的统购统销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
一、发展历程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河南的农村人民公社开始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搞农田水利运动。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中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认为小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一社。把这种思想变为行动，是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当时河南省在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号召的鼓舞下，全省动员1 000万左右的农民开展大办农田水利运动。为了组织大协作，不少地区要求超出原有的社界和乡界，因此就出现并社运动，由小社并成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拟定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河南省率先掀起并社高潮，许多地区将小社并为大社。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率先由27个高级社共9 369户合并成立的一个大社，定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农庄领导同志到省里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汇报后，改称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于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了。毛泽东主席在11月13日接见公社干部时说：“1871年至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县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接着，遂平、平舆等县的小社都先后合并成为6 000～7 000户的大社。当时信阳、许昌地区也形成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河南把全省54 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3万多个大社，有的社农户达几千至1万多户。
1958年8月6—8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农村，在新乡县七里营村看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边念边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接着到山东视察听到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就对当地领导干部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山东时所说的“人民公社好”这段话。这样一来，“人民公社好”就传遍全国也传遍河南全省，各地农村迅速地掀起公社化热潮。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将小社并大社，转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于是全国各地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起来。
河南作为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自然成了公社化运动的先驱。在毛泽东主席指示的鼓舞下，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呼声中，仅半个月，全省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全省农村原有38 47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1 355个(平均每个公社7 578户)，加入公社的户数占全省农户的99.99%。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变革，其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
1958年8月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遂平县嵖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草案）出台，这个简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❶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❷确定大队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由公社统负盈亏；
❸规定各个农业社并入公社后，应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加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牲畜和林木折价作为个人投资）;
❹规定在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即由群众评定每个劳动力的工资等级，按月发给工资；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体社员无论家中劳力多少，都按家庭免费供应粮食，都要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
1958年9月1—4日，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河南省《遂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这是中国人民公社运动中最早的人民公社章程，全国许多地方竞相效法，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做法，起了典型示范作用。嵖岈山人民公社代表先后出访苏联、奥地利、印尼等国家，向世界介绍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把这个偏僻山乡推上“荣誉”的峰巅。
一、发展历程
河南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工作同全国一样，经历了解放初期、公社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和形式也由比较单一、层次较低，逐渐趋向综合配套、协调一致，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一、发展历程
河南各地的村民委员会，是1984年根据中发(1983) 35号文件精神，按照宪法的要求，由原生产大队普遍改建的。
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河南省各革命根据地就实行过行政村制度，并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虽然这一时期的村公所是基层政权组织的派出机构，但是带有基层群众自治性质的组织也已经出现。最早出现的是“治安保卫委员会”，它是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创造的。1952年由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治安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此外，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它在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全国和河南省的一些城乡建立，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延续时间最久而且最普遍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1954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规定“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城乡不但已建立了一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且还取得了法律地位，这都为以后村民委员会的产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1958年以后，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农村基层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村一级的行政和经济组织合并为生产大队，对农民采取了准军事化的行政管理，农村社会主义民主的萌芽受到扼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遭到了破坏，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又开始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1982年作出了改革农村政治管理体制的决策，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一次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城乡设立村（居）民委员会固定下来。为落实中央要求和《宪法》有关规定，河南省于1983年在全省开展了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点。1984年全省普遍完成了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各地在政社分开建乡的同时，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建立村民委员会。全省共建立村民委员会46 497个，其中以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的45 519个。
一、发展历程
集镇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中而市、日幕收场的集市，是小生产者最初交换剩余农产品的场所。从夏代至春秋战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商品交换的扩大，靠水路、沿陆路，出现了农村集镇。唐宋以来，尤其北宋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集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当时著名的集镇有：三门镇、龙门镇、张村镇、临汝镇、驼口镇、蔡口镇、陈桥镇、清化镇、朱仙镇等30多个，大部分位于州府、县城的远郊和水陆交通要道，成为一定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中心。明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集镇严重破坏。明末至清初，集镇又有发展，朱仙镇是当时全国四大名镇之一；道口镇是卫河航运的终点，豫北同冀南、天津交易的市场；荆紫关镇为豫南、陕南和汉水流域贸易的集散地；清化镇、楚旺镇、乌龙镇、三河尖镇等，均为当时的重要集镇。清末，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衰败，集镇日趋衰落。近代以来，河南社会、经济和交通条件改变，集镇发展，性质和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集镇工商业受帝国主义入侵的影响；二是铁路和公路发展；三是建设受内忧外患的影响。到新中国成立时，农村集镇已有名无实，大都破落成一般村庄。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种植业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川畜牧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川畜牧业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川水产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川水产业
一、发展历程
乡镇企业作为依附于农业的农村副业和农户家庭手工业，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百业凋敝，农业衰微，加之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的因素微乎其微，致使农家副业、农村“五匠”、手工业作坊等原始形态的乡镇企业濒临绝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乡镇企业伴随农业的发展得以复苏并逐步兴盛，脱颖而出成为四川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辽宁的降雨、温度和光热条件适宜发展种植业，包括发展水稻、玉米、高粱、大豆、薯类、棉花、烟草、花生等粮食经济作物和水果生产。种植业的开发已有较久的历史，特别是清代实行移民垦荒的政策以后，耕地迅速扩大，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发展很快，辽宁地区成为清代前期全国粮食调出区之一。在近代由于战乱特别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农业遭到摧残，主要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大中城市多、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加上体制和政治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改造中低产田，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推进耕作制度改革，努力提高科技含量，使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从80年代开始，全省粮食产量连续登上几个台阶，由粮食净调入省变为粮食净调出省。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蔬菜和水果生产发展迅猛，总量大幅提高，品种结构得到改善，为辽宁农业实现战略性跨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为积极培育森林资源，搞好林业的各项建设事业，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全省人民广泛开展造林绿化活动，为发展辽宁林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78年以后的18年间，辽宁林业进入了生态和产业两大体系全面振兴、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全省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和林业产业全面翻番的成就。辽宁林业近50年来的发展历程，大体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辽宁省畜牧业生产历史悠久，牧区草场资源丰富，地方畜禽品种繁多。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及战乱的影响，畜牧业发展缓慢，靠天养畜，兽疫流行。到1947年，各类畜禽存栏数都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1948年辽宁解放，畜牧业开始复苏。到1949年末，全省生猪存栏数达到210.4万头，大牲畜存栏数260.6万头，羊存栏数61.9万只。新中国成立以后，辽宁省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给半自给的传统畜牧业生产阶段；第二阶段为商品畜牧业生产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辽宁省渔业生产只有单一的海洋捕捞，渔村渔民靠小型风帆渔船捕鱼，生产能力极低，而且受海洋天气影响极不稳定，渔民生命安全常受威胁。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渔业生产逐步突破单一的捕捞格局，走上养殖捕捞并举的道路，但由于受体制及政策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二）徘徊阶段／（三）发展阶段／（四）发展新时期
一、发展历程
辽宁省的国有农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收敌伪和地主资本家的农场、果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40年代末东北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成立以后，接受了日伪的军马场、开拓团农场和农事试验场，后在土改中没收了一些地主的庄园、果园。这些农场和果园就是今天辽宁省农垦国有农场的前身。这是辽宁省国有农场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辽宁省的国有农场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整顿和开发，生产力水平初步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垦农业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引导作用。在农业机械化、繁育良种良畜、采用农业新技术等方面都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50年代以后，国有农场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骨干力量。同时，还为全省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商品粮、畜牧副食品和工业原料。特别是开发盘锦垦区，开荒种稻，创建了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国有农场，使之成为全省乃至国家高产稳产的重要商品粮基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农垦广大干部和职工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进农垦的发展。面向一二三产业广泛开展经营。20年来，全省农垦相继实行了财务包干、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兴办职工家庭农场、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垦职工的积极性，使农垦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新格局。农业、工业、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发展。省农垦局也转向经济实体，变为辽宁省农垦企业 （集团）总公司，1996年，辽宁省农垦企业 （集团）公司已拥有直属企业30多家，职工数2 000多人，资产总额达6.4亿元。
一、发展历程
辽宁省农村文化事业起步早、起点高。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辽宁境内解放区的逐步扩大，各市、县即开始建立起新型的综合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民众教育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省各县普遍建立了文化馆。
新中国建立初期，辽宁农村文化事业在“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指引下，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到1956年，全省有市、县、区文化馆95处，农村俱乐部16 740个，业余剧团10 970个，图书室8 520个；建立了有线广播网，喇叭入户率大大增加；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已有相当规模。市、县两级农村文化工作网络基本形成，六七十年代进一步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之后，辽宁的农村文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乡镇文化站普遍建立，县区文化馆不断充实，各县区纷纷建立图书馆，全省农村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85年，全省新建、扩建文化馆工程93项，建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80年代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广播站、电影站，覆盖全省的市、县、乡三级文化工作网络已经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文化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国家和集体办事业的格局，文化馆、站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方式，各种类型的文化户纷纷涌现，农民文学社团开始出现，群众自娱自乐团队层出不穷，现代化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有线电视开始进入农户，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求知、求乐、求富、求美需求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渠道。农村文化开始由小文化向大文化、由义务服务型向经营服务型、由国家、集体办文化向社会办文化转变。到1997年，全省涉农县区74个，全都建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1 230个，农村影剧院173个，乡镇图书馆850个，藏书总量近300万册，农民文学社团335个，文艺演出队2 158个，秧歌队9 000多个，各种文化户近8万户。基本上形成了国家、集体、社会、个人一起兴办农村文化事业的新格局。有8个县区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模范（先进）地区或全国文化先进县，有43个乡镇被辽宁省文化厅、人事厅命名为文化先进乡镇。
一、发展历程
辽宁地区的农村体育活动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有武术、摔跤、骑马、举石锁等活动在民间流传。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体育活动范围很窄，多以游戏形式出现。如放风筝、踢毽子、玩嘎拉哈、打尜、溜冰、弹球、滚铁圈、赶陀螺、打弹弓、跳房子等。这些活动尤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指导下，辽宁省农村体育活动逐步从民间传统项目中走出来，富有现代意义的体育活动发展开来。
1952年在全国推行劳卫制，辽宁的广大农村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同年在锦州举行的辽西省运动会上有农民参赛并取得好成绩。同一时期，沈阳、大连、鞍山等大城市也开展了有农民参加的各种比赛。1951年10月，鞍山市举行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体育运动大会，郊区农民参加了比赛。1952年，沈阳市举行第三届人民体育大会，郊区有615名农民选手参赛。
广大农民在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时，开始修建自己的体育场，组织自己的运动会。金县金州镇北三里庄1954年建起了辽宁省第一座农民体育场，并于1956年2月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以农民为主的辽南地区体育运动大会。这届运动会标志着辽宁的农民体育在组织、人员及场地上已初具规模。至1957年全省各县均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各公社均配备有主抓体育工作的干部，共有县级产业体协19个。
1959年5月，辽宁省第1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运动会分甲、乙两组，甲组为城市代表队，乙组为农村代表队。全省有44个县组队参赛。乙组共设8个比赛项目，即田径、自行车、射击、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和中国象棋。为参加这届运动会，各县都举行了各类大小运动会选拔和培养运动员。仅朝阳地区就举行县级大小型运动会28次，参赛运动员达6 900余人，县级以下乡村运动会394次，参赛运动员达53 000余人。
1960—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影响，辽宁农村体育跌入低谷，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后农民体育又现生机。但随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一些在农村广泛开展流传的体育活动被作为“四旧”而废止，农民体育活动处于停顿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体育活动中来。近20年来，农村体育发展主要表现为全省各地建立了农村体育组织，农村体育活动空前普及，出现了集资办体育、个人办体育及农村体育家庭，开展了创建先进体育县及体育乡（镇）活动，农村体育场地和设施得到改善，各种体育竞赛增加，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的比赛中乃至全国比赛中均取得较好成绩。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辽宁省内虽有部分公立医疗机构，但为数很少。乡、村没有卫生组织，主要依靠个体开业医生治病防病。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农民贫病交加，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全省人均寿命仅为36岁。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缺医少药。50年代末在公社一级逐步建立起卫生院，村建立卫生所。1965年开始的赤脚医生培训和办合作医疗，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村级卫生组织。经过8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每个农业县（区）都建起了县医院、县中医院，而且都有专门的防疫和妇幼保健机构，同时全省各个乡（镇）、村均建立起集医疗、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所）。据1996年统计，全省农村有各类卫生机构2 567个，床位2.9万张，人员3.7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9万人。另外还有2.6万乡村医生分布在1.8万个村级卫生组织当中，为广大农民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群众基本的医疗、预防、保健需求。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46年， 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大体经历5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0—1957年), 兴利除害， 因地因时制宜进行水利建设。1950—1955年各地积极续建配套原有灌溉工程， 并有计划地新建了一些灌溉工程，全省灌溉面积稳步上升。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各地掀起“水田热”， 纷纷兴修灌溉工程，进一步推动水利灌溉的发展。1957年全省灌溉工程有效面积达20.1万公顷， 比1949年增长52%; 实灌水田25.5万公顷， 增长105.7%。与此同时， 根据防洪需要整修了松花江、嫩江、牡丹江、呼兰河、穆棱河、雅鲁河、绰尔河、拉林河、倭肯河、双阳河等堤防；新修部分嫩江堤防和拉林河、汤旺河堤防。在呼兰河流域的海伦、绥化、明水、兰西和三江平原的富锦、桦南、集贤， 以及友谊、兴凯湖、八五○等国营农场的低洼易涝地区， 整修和新修部分排水工程。并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 先后战胜1951、1953年洪水和1956、1957年的松花江大洪水。这个时期， 由于从实际出发兴修水利工程， 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效果比较显著， 群众的积极性很高。
第二阶段 (1958—1960年)。当时在 “全党全民大办水利”， “大搞群众运动”， “男女老少齐上阵， 各行各业都支援”等口号下， 全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到处兴修水利工程。在贯彻中央提出的以蓄为主， 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为主”方针中， 在缺少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的情况下， 各地一哄而起， 使水利建设脱离了科学的指导。有山沟就筑堤修库， 甚至在平原地区也修水库， 而忽视了治涝。加上当时受“左” 的思想影响， 不切实际地提出 “三年实现水利化”， “要使全省水田和水浇面积达到占全省耕地面积70%左右；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万平方公里， 基本上消灭水旱灾害， 做到一次降雨120毫米不受涝， 百日无雨保丰收”。在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下，各地不顾主客观条件， 不考虑需要和可能， 急于求成， 盲目乱干， 上大水库、挖大运河、修大抽水站，搞河网化等等。由于战线过长， 摊子过大， 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水平， 结果事与愿违， 留下许多“半截工程”。在大搞水利的影响下， 全省小水电站建设也一哄而起， 由11处猛增到370处。由于盲目建站， 利用率低， 只是“昙花一现”， 这个时期，虽然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 为以后的水利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就当时来说却是费工多， 效益少， 付出了一定的无效劳动，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
第三阶段： 以除水害为主， 重点防洪防涝(1961—1965年)。60年代初， 黑龙江省的内涝比较严重。1961年和1962年每年受涝耕地面积都在67万公顷以上， 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针对上述情况， 确定黑龙江省的水利建设工作方针为 “以防洪除涝为中心， 以治涝为重点”。通过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停建一批大水库、大运河、大抽水站等工程， 缩短战线， 把力量集中到以治涝为重点上来。使三江平原、呼兰河流域、乌双流域和安达闭流区等部分重点涝区得到初步治理。到1965年全省已有77.7万公顷耕地有了除涝工程设施，使一些因涝受灾地方的农业生产形势得到好转， 粮食产量上升。
第四阶段： 以抗旱灌溉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1966—1976年), 主要是对灌溉工程进行整顿配套，改建渠首， 健全排灌渠系， 平整土地， 建设方条田等。到1976年， 水田灌溉工程有效面积与1965年相比增加35%, 实灌面积比1965年增长14.7倍；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比1965年增长1.5倍。这个时期， 虽然水利建设有很大进展， 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 的干扰， 忽视了从实际情况出发， 生搬硬套外地经验， 搞一刀切， 在坡耕地大搞梯田建设， 也造成一些损失。
第五阶段： 加强管理， 重视经济效益， 因地制宜进行水利建设 (1977—199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由于认真贯彻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缩短了水利基本建设战线，重点转移到加强管理， 狠抓经济效益上来。1983年初从全省水利建设规划上， 进一步确立了以三江平原开发治理和主要江河为重点的防洪除涝工程建设； 以西部干旱地区为重点的抗旱灌溉工程建设； 以中、东部地区为重点的水田灌溉工程建设； 以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以嫩江“三引”工程为重点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的5大布局。1991—1995年， 全省先后完成了大庆防洪一、二期工程和桃山水库一期工程建设； 松花江干流、嫩江干流整治和三江平原防洪除涝工程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 八楞山、双阳河水库工程基本建成； 西泉眼、山口水库和中部引嫩扩建工程相继开工建设； 完成了龙风山、蛤蟆通、音河等大中型水库的消险加固任务； “八五” 期间， 全省共完成各项水利投资42.25亿元， 其中国家投资2.86亿元，各类贷款5.65亿元， 以工代赈4.20亿元， 地方预算内资金1.04亿元，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防讯费和抗旱资金7.94亿元， 地方各类自筹资金12.28亿元， 其他资金8.28亿元。“八五”期间完成的水利各项投资是 “七五” 时期的2.68倍 (“七五”期间的水利各项投资为15.73亿元)。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种植业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林业资源／（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林业／二、生产水平／（一）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二）植树造林／（三）森林保护／（四）木材生产／（五）林产工业／（六）多种经营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畜牧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畜牧业／二、生产水平／（一）畜禽结构／（二）畜禽存栏／（三）主要畜产品产量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渔业／（二）新中国建立后的渔业
一、发展历程
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 黑龙江省地区乡镇企业，随着农业生产互助和农业合作化而产生， 并作为农业社副业附属于农业。50年代末期，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 在公社工业化的口号下，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作为农村中的一个综合产业独立于农业 （种植） 之外，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兴办， 称为社队企业。80年代， 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 其范围由原来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办、个体4级。所有制形式发展到集体、合作、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并存。
一、发展历程
黑龙江省农业学大寨，从1964年5月开始， 到1979年终止，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64年5月到1966年6月。这一阶段从学习本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太平大队开始。甘南县中兴公社太平大队， 位于大兴安岭东南麓的低山丘陵地区。自然条件差， 所属的6个自然屯在旧社会被叫做“光腚屯”——山光 （山上无树）、地光（满地露石头）、人光（穿不上衣裳）。农业合作化以前， 太平大队在党支部书记吕和的带领下， 依靠自己的力量， 苦战8年， 发展了生产， 壮大了集体经济， 提高了群众生活， 改变了贫困面貌。到1963年，人均卖粮超过1 000公斤， 每个劳动力提供商品粮5 000多公斤， 人均交售商品猪1头多， 成为黑龙江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1964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黑龙江省委、中共嫩江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 对其经验进行了调查总结。认为： “甘南县中兴公社太平大队是黑龙江省农业战线上的第一面红旗， 是东北地区的‘大寨’。”太平大队的主要经验有四条：
❶坚持了自力更生， 勤奋创业的革命精神；
❷在农业生产上采取了 “三看三定”耕作法(即“吕和耕作法”);
❸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不给资本主义以任何滋长的机会；
❹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个过得硬的领导班子。7月1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 《关于在全省农村认真学习与推广太平大队经验的指示》。要求各地和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在农村广为传播， 使太平大队的经验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在总结推广太平大队经验的基础上， 从1965年初开始， 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在全省农村， 开展了以学大寨、学太平， 实现五好生产队为目标的群众性比学赶帮运动。由于各地对这一运动贯彻落实得较好， 1965年农业获得了丰收， 出现了许多“上纲要”到“黄河” 的高产样板。在这种形势下， 12月11日，省委在《关于开展群众性的力争农业上 ‘纲要’ 的大讨论的通知》 中指出， 1966年全省粮食亩产力争达到100公斤， 总产达到100亿公斤， 力争在“三五”计划期间， 一部分县上 “纲要”。在大讨论中，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和大寨式的样板。以大寨大队和大寨式的样板为榜样， 比条件、比产量、定措施、落实明年和五年农业生产建设规划。12月 11日， 黑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也指出： “为了更好地发挥黑龙江省作为国家工业基地、粮食基地作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发扬大寨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多种经营， 千方百计使我省农业生产， 特别是粮食生产， 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决议”还要求： 发扬大寨精神， 依靠群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掀起学大寨、赶大寨的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让大寨精神在黑龙江省遍地开花结果。这年冬到1966年上半年，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但下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 各地各级领导班子瘫痪半瘫痪，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第二阶段： 从1970年12月起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1970年12月11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掀起了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中心内容的学大寨， 赶涝洲， 苦战三五年， 粮食上 “纲要” 的群众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是， 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把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抓阶级斗争放在学大寨的首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1970年12月15日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把 ‘农业学大寨’ 从思想上落实， 必须坚持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排除来自 ‘右’ 的和 ‘左’ 的方面的干扰。有的人只把大寨看成生产典型， 没有把大寨看成方向道路问题， 只学大寨第二位东西。这是在农业学大寨中右的倾向。”1971年12月25日， 这位主要负责人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首先必须学习大寨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 把用毛泽东思想培育大寨式的人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方向、路线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搞好。” 1975年3月， 黑龙江省召开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认为1974年农业学大寨所取得的成就， 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经验， 就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人说， 黑龙江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 “一切条件都具备， 就缺陈永贵。”于是向中央请调干部， 1975年11月从昔阳县派来陈永贵式干部4名。任省委主管农业书记1名， 任嫩江地委书记1名， 任合江地委第二书记1名， 任富锦县公社书记1名。由于采取组织措施， 一下子把这些同志从基层提拔到领导岗位甚至到省级领导岗位， 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经验都很不适应，致使工作受到损失。
第三阶段： 1976年10月至1979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贯彻落实。粉碎 “四人帮”后， 1976年12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 “左” 的错误， 作了部分纠正， 但会议继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77年3月， 黑龙江省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传达和学习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要深入揭批 “四人帮”， 加速普及大寨县。1978年2月， 黑龙江省召开了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 继续提出深入揭批 “四人帮”， 加快建设大寨县、大寨场 （国营农场）加快商品粮大基地建设， 1978年必须坚决突破粮食总产150亿公斤大关； 决战三年， 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积极创造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条件。但是， 由于形势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全面推行落实， 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动终止。
一、发展历程
黑龙江省有组织地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始于清朝末期。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在省城齐齐哈尔南路初等农业学堂创办了农事试验场。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研究主要进行作物品种比较， 对蔬菜、果树、林木、蚕桑及花卉等也开展了一定的试验研究工作。东北沦陷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黑龙江地区先后成立了克山、哈尔滨、佳木斯农事试验场， 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耕作栽培技术、土壤改良与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以及园艺、农具、经营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宣统元年(1909年)在宾州 （现宾县） 建立宾州农林试验场，先后进行树木引种， 栽培松、杨、柳、杏等， 并从山上移植大苗试验成功。东北沦陷后， 各县劝农模范场都设苗圃， 仅是小规模引种试验， 长期的农林科学研究成果甚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相继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机构。1946年11月东北财经办事处接管伪佳木斯农事试验场， 并于1947年4月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佳木斯农事试验场。1948年6月恢复改建克山农事试验场， 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部家畜防疫所， 1949年改为兽医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4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 有计划地增设扩建科学研究机构， 购置仪器设备， 改善提高科学研究手段， 培养人才， 全省初步形成了农、林、牧、渔各业门类比较齐全， 学科比较配套的科学研究体系。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科学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 已建立了实力较强， 具有一定攻关能力科技人才队伍， 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40多年来， 黑龙江省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黑龙江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 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民间交流状态。多是农民将当时先进的农耕工具、耕法和优良品种等技术经验，从中原到东北， 由南向北传播到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清朝末期沙俄时的播种机、清粮机等先进的机械传入黑龙江沿岸农家。日伪统治时为掠夺农副产品等资源， 成立 “兴农合作社”，设 “劝农模范场”， 也推广良种、化学肥料和农药，建苗圃育树苗等， 但效果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 全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蓬勃发展。经过40多年建设发展， 已建立的农、林、牧、渔业技术推广机构， 形成了省、地 （市）、县 （市）、乡 （镇） 四级比较完整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落实， 黑龙江省集市贸易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95年底， 市场总数达2026处，比1979年 (353处) 增加4.7倍， 每年平均以112处的速度增长。其中城镇集贸市场956处， 农村市场1070处。从市场类型上看， 综合集贸市场967处， 其中城市334处， 农村633处； 工业品市场222处， 其中城市126处， 农村96处； 批发市场132处， 城市92处， 农村40处；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08处。自1979年以来， 全省集贸市场商品总成交额达1.3亿元； 到1995年， 成交额达303亿元， 比1979增长了300多倍； 集市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1.56%上升到34.03%, 增加了近33个百分点。近10余年来， 全省集贸市场建设累计投资十几亿元， 新建、改建市场1 100多处， 面积181万多平方米， 其中棚顶市场593处， 室内市场223处， 楼层市场146处。不少地方一些规模较大、设施较好、功能齐全的大中型骨干市场拔地而起， 知名度蜚声省内外， 成为连接城乡地区间商品流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黑龙江省集贸市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黑龙江地区早在1948年完成土地改革后， 就将农村互组合作运动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 黑龙江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 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即：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合作经济。到1995年， 黑龙江省共有合作经济组织17 007个，其中以生产大队或村为范围设置的基层生产合作社有13 870个， 占全省总村数的96.4%,
一、发展历程
福建省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从1979年开始。根据国务院和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福建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省直有关厅（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各地、市的分管领导、专家、教授、科技工作者共200多人，于1979年7月集中莆田县搞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全面部署了以县级区划为重点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并分期分批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 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直各单位分别承担了《福建省简明农业区划》、《福建省综合自然区划》等35项综合区划、专业区划和专题调查、战略研究任务。经过5年的艰辛努力，于1985年底基本上完成了省、县两级农业区划的阶段性任务。
1986—1990年， 为了搞好省、地、县农业区划衔接全面汇总全省农业区划阶段性成果， 比较系统而集中地反映这些成果和资料， 更好地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农业生产、制订区域开发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服务，福建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地、市级农业区划和以县为单位的农业资源、经济信息动态监测以及资源补充调查工作。同时，组织力量编写《福建省农业资源与区划》一书，并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分省级卷、地（市）卷和县级卷，约240万字。这为农业区划工作由县级农业区划转到农业区域规划、区域开发以及农业重点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打下了基础。全省还先后组织开展了浅海滩涂、海岸带、海岛、名特优农产品资源、耕地变化等农业资源补充调查，一些地县还开展了诸如金湖银鱼、绞股兰、福鼎四季柚、冰糖柑等农业新品种资源的引进、栽培、开发工作， 并取得了成功。
进入90年代，福建“八五”期间的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先后组织开展了省地县农业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农业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坡地资源调查评价、农业资源综合分析等重大农业问题综合研究工作，各地县建立了农业区划成果应用试验小区，加强了持续农业研究，进一步扩大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成果，为各级领导宏观决策，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科学研究， 作出了贡献。主要特点有：
(1) 规模大、内容广、成果多。福建省农业资源和农业区划工作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成果之多，在全省科技史上是罕见的。1979—1985年，全省投入这项工作的共有16 578人，其中科技人员5 282人，占30%；共提交各类研究成果报告1 945份， 其中县级综合农业区划报告68份， 专业区划报告870份， 专题报告980份， 省级农业区划和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报告27份，共约2 361万字； 搜集整理各种数据6 671万个，编绘各类图件20 100幅；采集制作各种标本近15万件。16年来，共有46项农业区划成果获得省部级表彰奖励。农业区划工作锻炼了一支农业技术队伍，培养了一批了解农业、熟悉情况、具有开拓意识的农业领导干部。
(2)为各级农业区域规划决策打下了基础。农业区划主要贡献在于：
❶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摸清了福建省不同地区的土、水、气候、生物四大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取得了较全面的系统资料；
❷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福建省地域分异规律， 找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优势、潜力和障碍因素；
❸科学地论证了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方向和途径，提出了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合理化建议，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促进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打下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❹为各级领导分类指导农业生产、制订区域综合发展规划和区域开发计划， 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3)促进了农业资源管理和持续利用。福建农业区划工作坚持以资源调查评价为基础， 以综合分析研究为手段，搞好农业资源动态监测工作，为农业资源管理和持续利用服务，以促进农业综合开发顺利发展。1989年5月底，全省开展了坡地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研究，该研究重点对海拔500米以下、坡度25度以下的坡地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型、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和生产潜力分析，提出了重点区域、重点资源开发利用规划、项目建议，并建立了资源资料数据库。农业资源动态监测是搞好农业资源调查的重要手段，宁化、霞浦、南靖三个县列为全国农业资源动态监测的网点县，福清、诏安、龙海、晋江、南安、鲤城、龙岩等县市，也开展了农业资源与经济信息动态监测工作， 从而为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安排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农业资源综合分析是全国农业区划办在总结福建省1993年开展的“农业资源与区域经济动态分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项农业资源区划部门常年开展的工作之一。省地县各级区划部门，通过及时评价分析、研究反映农业资源与利用变化， 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及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些突出问题， 每年向当地政府报告， 为领导及时掌握实际情况以及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和区域生产布局提供服务。《福建省农业资源综合分析 (1994)》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按照全国统一要求， 全省还开展了农业综合开发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基本查清了低产田、低产园、低产林、低产水面以及荒山、荒地、荒滩、荒水资源， 为编制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和实施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同时， 省地县各级分别制定了农业综合开发总体布局规划， 泉州市、三明市区划办及其大多数县区划办还具体承担了农业综合开发任务。
一、发展历程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福建人民为了求生存，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早在宋代，勤劳的福建人民就兴建起了著名的木兰陂等水利工程。近代以来，水利建设更受重视，民国24年(1935年)，原福建省建设厅就设立了水利总工程处；民国32年(1943年)成立水利局，专管全省水利工作，开始进行一些较大型水利建设。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加上技术水平的限制，农田水利工程效益很低。如重点建设的长乐县莲柄港抽水站，计划灌溉6.7千公顷，建成后实行灌溉面积不及1.3千公顷。就连这些屈指可数的水利设施，也都因年久失修，破损不堪，作用甚微。历史资料表明，在1921年后的近30年中，全省大约每4年就有一次大洪水，每5年就有两次旱灾。闽南沿海地区十年九旱，1946年的春旱，赤地千里，仅龙溪地区（现漳州市）当时即有66.7千公顷农田无法插秧。1948年6月18日的大洪水，全省有52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66.7千公顷，造成灾民280万人。那时福州市一片汪洋，市区除少数高地外尽成泽国，几十万居民被洪水所困，房屋大批倒塌，有1 000多人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建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积的1/4，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
新中国成立后，全省广大人民大力兴修水利，改造自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建国46年来，福建农田水利建设大致可分为4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农业机械化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 全省一般农户缺农具30%—50%, 占农户总数80%的贫、雇农平均3户才有1部犁，耕牛也极为缺乏，农业机械的使用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增补和更新生产工具的要求十分迫切。1952—1957年全省共增补农具30万件， 国家发放农具专项贷款1 600多万元， 加上其它社会救济， 增补了大量农具，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积极增补旧农具的同时，中共福建省各级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和农村合作组织， 采取专业研究和群众性革新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大力进行新农具的引进、试验、推广和改革。1953年初，成立福建省农具试验厂，集中当地的旧农具加以比较、改良、提高，引进省外的新式农具加以试验、推广。在“一五”期间，全省推广了步犁、双铧犁、深耕犁、中耕器、脱谷机、甘薯切丝和切片机等新式农机具13万多件，并相应地在农业重点地区建立了农具推广站、队。1954年，又根据福建山多、溪多、溪流湍急的特点，创制不用燃料、电力的水轮泵成功，随后又设计出10多种类型的水轮泵，分别适用于山区及沿海有潮力的地区， 在用途上也从单一的抽水灌溉逐步发展成为抽水灌溉、动力输出加工、发电等综合利用。这些水力机具由于性能优越，备受省内外群众欢迎，并先后参加了印度、摩洛哥、莱比锡等世界农业博览会。60—70年代，福建农业机械化过程虽有起伏， 但总体是向上发展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农村收入水平和投资能力的增加， 农业机械化继续得到稳步提高。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福建省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强盛阶段。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缺油少煤，能源紧张，但水力资源丰富，据测算理论蕴藏量达1181万千瓦， 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为1075.3万千瓦。全省各县、市中，除东山、晋江、石狮外，其余县市都有水电资源。其中可供开发1万千瓦以上的有59个县，5万千瓦以上的有22个县。因此，农村电气化主要依靠发展水力发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46年来，福建气象事业建设得到很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4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缓慢变动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大调整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二、生产水平／（一）粮食作物／（二）经济作物／（三）果、茶、橡胶／（四）其他作物／三、耕作制度改革／（一）间（混）作改连作／（二）稻田轮作／（三）稻田间套种／（四）发展再生稻／（五）丘陵旱地间套轮作／（六）幼龄果、茶、林间套种／四、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三）现代科技推广应用／（四）实施“粮食工程”和“果茶工程”／（五）兴办现代加工业／（六）发展创汇农业
一、发展历程
福建省历史上森林茂密。晋江深沪湾挖掘的古森林遗迹，距今约7500年。《汉书》记载，福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林中多蝮蛇猛兽”。汉代末期，中原战乱，黄、淮、汉水流域居民避乱南迁，进入福建后“开山伐木”，森林的开发与毁林开垦日益增多。明、清时期，省内外木商涌入林区采伐竹木，设厂锯木、烧炭、制菰、炼樟脑，加上兵匪烧山毁林，森林日遭破坏。据民国时期统计，福建省森林面积211.2万公顷，森林与土地比率为18%。
早在南北朝时期，福建就有人工造林。宋代，植树造林已具相当规模。清代，人工营造杉、松、竹、果有所扩大。民国时期， 福建省政府制发过《推广造林章程》，创办若干公有苗圃、林场，开展征工、民工造林，栽植“总理纪念林”、“教育团公有林”等，造林渐有起色。但因连年战乱，外强入侵，社会经济萧条，森林培育受影响，造林“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枯损几达半数以上”。历代采伐森林多集中在江河沿岸，只砍不造，带来林相破损，水土流失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林业得以恢复发展，成绩斐然。至1995年止统计，全省林业用地893.3万公顷中，有林地面积达697.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57.3%，居全国第1位。活立木蓄积量为3.95亿立方米，居全国第7位。全省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1.6亿立方米，毛竹12亿根，松香180万吨。
福建林业建设经历4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畜牧业历史悠久。据《八闽通讯》记载，明代福建所辖八府一州，饲养有牛、马、驴、骡、猪、犬、猫、鸡、鸭、鹅、鸽等。牛奶不仅供食用，还制成乳块作餐。在饲养实践中，采用去势术（割除睾丸），尔后逐步应用到各种家畜。将近700年前的《马可·波罗行》中，就有“福州国中……有一异事，足供叙录，其地母鸡无羽而有毛，与猫皮同，鸡肉黑色，产卵与吾国之鸡蛋无异宜于食，其名曰丝毛乌骨鸡”的记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行的《泉州府志》亦载，“番鸭状似鸭而大似鹅，……种自洋船来”。据此，泉州地区在二三百年前已从海外引进番鸭饲养。1888年外籍传教士从欧洲运来荷兰奶牛在福州饲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成立福建畜牧公司，集资3万元（银元），在厦门围筑棚舍，饲养牛、羊、鸡、猪等，注意饲养、管理、治病和繁殖等4项技术，开始进行畜牧业的商品性生产。清末政府昏庸腐败，民不聊生，畜牧业凋敝，耕牛逐年下降，有的地区陷入无牛耕田的境地。辛亥革命(1911)以后，军阀混战，畜牧业仍无起色，直至1934年福建畜牧业才有所发展。1936年全省畜禽存栏数猪为167.2万头、家禽1563.7万羽、牛67.3万头，为历史最高年份(羊最高年份为1949年，存栏45.3万只)。抗日战争时期，海路封锁，交通破坏，粮食及一切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高涨，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据福建省农业改进处统计资料，1941年全省平均每百户仅有耕牛28头、马(驴、骡)3头、羊11只、猪90头、家禽488羽、兔94只、鸽7只。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畜牧业继续遭受破坏，畜牧兽医科技事业十分落后，畜禽良种繁育难以实施，畜禽个体生产力低。兽医工作除了牛瘟防治取得成效，疫情基本控制外，其他疫病流行相当频繁，严重地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49年，全省畜禽存栏数同历史最高年份(1936年)相比，猪存栏127.3万头，减少24%；牛54.5万头，减少19%；家禽683.1万羽，下降57%；生猪出栏率只有32%。肉类人均占有水平为5.8公斤。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大体经历3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渔业历史悠久。据昙石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福建就有了较发达的原始渔业。宋代开始兴起了海水养殖业，贝类由野生转入半人工养殖。明代就有500多艘渔船赴浙江省舟山渔场开发生产，海洋捕捞日见发展。到清代，沿海渔场多已开发。但是由于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束缚，福建渔业发展迟缓，长期处在落后的状态，生产仅限于沿岸、近海的小船小网作业。抗日战争之前，全省曾有渔船8 777条，最高产量达20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福建水产业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全省渔民只有14.1万人，水产品产量仅为5.3万吨；到1949年，全省水产品产量只有6.75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的科技发展为福建渔业开辟了广阔前景，渔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对渔业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曾经出现某些失误，使渔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为渔业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渔业生产力迅速提高，渔业生产进入了全面旺盛发展的新阶段。
一、发展历程
福建省乡镇企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饱尝了创业的艰辛。它繁育于50年代，受挫于60年代，再创于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腾飞于90年代，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二、生产水平／（一）农业／（二）工业／（三）建筑业／（四）第三产业／（五）基础设施建设
一、发展历程
福建素有“东南山国”之称。在全省12.14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山地、丘陵占90%。全省山地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57.3%，是我国南方的主要林区。省内既有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成为福建农业的生态屏障；也有低丘缓坡，适宜于种植茶果，发展多种经营。境内还有河谷和盆地错综其间。域内河网纵横，密度大于0.1公里/平方公里。主要河流有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霍童溪等。地表径流丰富，年平均流量变化少，富寓水电、航运、灌溉和发展淡水养殖之利。福建自古就有“海上田园”之说。全省海洋渔场面积12.51万平方公里，略大于陆地面积，沿海属台湾海峡地区，是冷暖流交汇处，渔产富足，拥有闽东、闽中、闽南、闽外和台湾浅滩五大渔场，与全国最大的舟山渔场靠近，有着发展海洋捕捞的优越条件。全省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有大小岛屿1 546个。海岸曲折，海岸线长3 324公里。有2 701平方公里浅海滩涂面积，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发展海水养殖的广阔天地。因而，福建自古就有开发山海资源的记载。不过，那时的开发都停留在低层次水平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间，福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偏重于对占土地面积10%的耕地的利用，而忽视了对占陆地80%的山地和其他资源的全面开发，也没有重视略大于陆地面积的海域的综合利用。而以耕地种植单一经营为主的农业发展，又受到了耕地资源缺乏的制约。人口增加耕地减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在1949—1980年的31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1.12倍，而耕地减少了11.0%，人均耕地面积从1.83亩减少到0.77亩。因此，长期以来，福建农业单一抓粮食生产的状态，既不能有效解决粮食的自给，也不能有效增加其它农产品的供给。197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782.5万吨，人均粮食产量314.5公斤，猪牛羊肉、水产品、水果总产分别为20.94万吨、42.59万吨、12.39万吨，人均占有量分别仅有8.42公斤、18.2公斤、5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出：福建农业进一步发展希望在山海， 出路在发展开发性生产，对农业综合开发作出部署，从此，福建广大农村掀起了一个个“开发山海资源”的热潮，把农业综合开发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成效。其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农村庭院经济是农户利用庭院、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园地、池塘等发展种养植（殖）业和家庭副业。庭院经济发展在福建有着漫长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户在参加集体生产的同时，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或利用闲房、闲散时间发展果蔬种植，发展畜禽养殖，养桑织布，还发展一些食品简易粗加工，从而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成为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庭院经济几乎被破坏贻尽。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对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给予了肯定，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部分。”在这一条例中，特别指出了允许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和竹木，从事家畜家禽养殖和从事编织、刺绣、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这对全国农村庭院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逐步落实各业的生产责任制时，中共福建省委[1980]闽委23号文件指出，农村社员开发荒山荒地和自己房前屋后栽种果、木、竹、草及其他林副产品，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可在集市上出售。在1981年6月2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中又进一步强调了“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树木， 永远归社员所有，允许继承。”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全省农村庭院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许多农民利用庭院的杂地、阳台、天井、闲房及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利用闲散的剩余资金、剩余劳力和闲散时间：从事庭院种植业，如发展花卉盆景、“三菇两耳”(即香菇、蘑菇、草菇和银耳、木耳)、蔬菜瓜果、名贵药材等；从事庭院养殖业，如发展鸡鸭鹅兔、猪牛羊鹿、特种养殖、观赏鸟鱼等；从事家庭工业，如发展食品加工、编织刺绣、竹木家俱、木雕根雕等；从事家庭第三产业，如发展个体食杂商店、家庭修理铺等。
80年代初期，福建农村涌现了大批的专业户，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依托庭院经济发展起来的。农村小庭院的充分开发，变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商品生产基地，不少农户的庭院生产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的年收入达数万元，在当时就成为农村致富的典型。如当时全省闻名的原福州郊区城门乡（现仓山区城门镇）敖峰村青年农民方可武，家办真菌厂，主要生产猴头菇种、天麻密环菌和香菇、蘑菇、凤尾菇的菌种，1984年培育菌种60万瓶，创产值15万元，获利润5万多元，带动了周围一带农民家庭种植食用菌业的发展。又如原福州郊区建新乡（现仓山区建新镇）上雁村种花专业户林长航，利用房前屋后、屋檐底下、遮荫树下以及零星杂地，栽培各种花卉300多种，盆景4 000多盆，栽培的花卉盆景远销西欧国家和国内京、津、沪、宁、杭等大中城市，在他的带动下，先是全村，而后整个建新镇成为全省有名的花卉专业村、镇。到80年代中期，庭院经济迅速发展，由户到村、由村到乡，以庭院产品驰名省内外市场的专业村、专业乡成批涌现，如龙海市九湖镇的百花村、南安市仑苍镇水暖器材专业村、莆田县忠门镇蒸笼专业村等，到1985年全省涌现的以庭院经济为主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村有6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全省在城乡市场上市的80%以上的禽、蛋、乳、蜜产品，90%以上的竹、草、藤、棕编织品，95%以上的花卉、盆景、蘑菇、香菇、木耳以及时令瓜果蔬菜、观赏鱼鸟等都来自农民家庭的庭院生产。全省当时家庭独资办的小工厂、小作坊有4万多家，当年产值1.53亿元，这些小工厂为以后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福建农村庭院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民的庭院经济开发更着重以市场为导向，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一些地方通过重点扶持专业大户、专业化生产基地，带动千家万户的庭院经济发展，相继开展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振兴。如莆田县充分发挥本地养禽、养畜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优势，因势利导，鼓励农户之间开展资金、技术、劳力、土地等方面的合作，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走“小庭院大效益”的路子。据统计，全县1995年户养100只鸡鸭以上的有5 695户，占总户数的1.9%。该县东峤镇前江村300多农户兴办了家庭饲养场，1994、1995年全镇家禽、家畜出栏达23万多头（只），每户平均收入4 000多元。厦门市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积极扶持农户发展庭院经济，促进蔬菜、畜禽业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专业大户，1995年全市年出栏千头以上的养猪大户有68户，还发展了水产、蔬菜等家庭食品加工大户200多户。
全省许多地方在发展庭院经济中，坚持走依靠科技进步的路子，大力普及良种良法。泉州市的永春县，在农村庭院经济发展中，实施良种工程，推广新技术、新成果。在猪的养殖中，全面推广长大二、杜长大、杜中大、皮长大等三元杂交猪；羊的养殖推广成都麻羊、南江羊、戴云山羊等；牛，推广古巴黄牛、夏洛黄牛、摩拉水牛；肉鸡，推广小狄高、艾维菌、AA鸡等；蛋鸡，推广罗曼、雅康等；兔的养殖，推广哈白兔、塞北兔、新西兰白兔；鸭，推广法国白番鸭、永春白番鸭、麻鸭；水产养殖，全面推广单性罗非鱼、淡水白鲳、三角鲂等优良品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95年，全县有90%以上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项目100多项，产值超4亿元。全县家庭加工企业、家庭小作坊式的加工专业户6 300个，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了重要作用。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农业标准化工作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1987年6月， 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宣布实施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的“三百三千计划”（具体内容见星火计划一节），提出到1990年底，建设100个科技示范乡镇，把它作为深化农村改革，贯彻“科技发展必须面向经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方针，进一步振兴福建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决策， 委托省科委牵头组织实施。
按照省委指示和工作分工要求， 省科委牵头组织实施科技示范乡镇建设工作。各有关部门也通力协作，在职责范围内，对科技示范乡镇建设予以必要的支持。1988年10月5日，省科委、省科协、省科技干部局、省人事局、省计委、省农委、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民政厅、省乡镇企业局、省供销合作联社等11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支持科技示范乡镇建设的若干规定》，把科技、人才、信息、资金、管理、政策等多方面资源集中运用于科技示范乡镇建设，为科技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合， 创造良好环境与条件。
科技示范乡镇的建设，具体经历四个阶段：
❶思想发动和选点。各县都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科技示范乡镇的指示精神， 推荐1—2个乡镇作为候选点，省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确定。第一批确定104个乡镇作为科技示范乡镇建设试点。除省定试点外，一些地（市）、县又增定了试点，全省实际考核、验收了109个。第二批省定106个，实际考核、验收了108个；
❷建立机构，编制规划和计划。在这个阶段内，建立乡镇科技领导机构，选派了科技副乡镇长，组建科委、科协等，配备了科技助理员，科协秘书长，落实机构和人员到位。培训干部。建立科技管理体系，编制具有本地特色的乡镇建设规划、计划(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计划);
❸计划落实与实施。建立领导责任制和考核制度，要求层层有人负责，任务明确，各地（市）县领导都要有一位负责同志分工联系示范乡镇工作， 组织有关部门到示范乡镇进行检查，现场办公、指导建设。各级科委也指派专人抓落实。每年召开若干次座谈会，进行检查、评比，交流经验，解决问题；
❹考核、验收与总结。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建设科技示范乡（镇）的工作，1990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了《省科委关于对科技示范乡（镇）建设工作进行考核验收的意见》。
1994年4月，福建省科委、省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我省第二批科技示范乡镇建设工作考核验收的通知》。
第一批科技示范乡镇经过4年的建设， 多数在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经验收达标的乡镇有109个。1991年4月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表彰科技示范乡镇的决定》，对基本上达到考核、验收标准规定的试点乡（镇）授予“福建省科技示范乡镇”荣誉称号和匾额，并由省科委发给一定数额的科技开发经费，以资鼓励。对其中成绩优异的21个乡镇各奖励科技开发经费3万元。要求通过这次表彰，进一步确立“科教兴农”的战略思想，充分发挥科技示范乡镇的带头作用，更加广泛地开展“科教兴农”活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农村社会风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继之，1991年8月在中共福建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上作出“八五”期间再建100个科技示范乡镇的决定。到1995年底已验收的乡镇有108个。1995年10月，在福建省科学大会上，省人民政府宣布再建100个科技示范乡镇。8年来，经过两批“百个科技示范乡镇建设”的实践，积累了经验，目前，福建省科技示范乡镇建设工作已上轨道， 正在发挥其示范和辐射作用。福建的经验已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农村科技工作会议上介绍交流。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相继作了报道。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福建省中等农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创业历程。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46年来，福建农业技术培训在曲折中发展。50年代，全省各地区农业技术指导所、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根据不同农事季节，开办不定期的农民技术培训班。培训专业内容除(1953—1957年)培训农业经营管理和会计人员外， 主要是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此后，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民技术培训处于低潮。1960年中央纠正“左”的错误后有了发展，但又在“文革”中停滞下来。1979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综合开发的发展， 农民对技术、信息的需要增强，推进了农业技术培训的发展，出现了多部门、多层次、多形式的初等农业教育发展格局。学校、培训班的数量、专业、内容紧密结合当地当时农业生产实际。农业行政、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的各种农业技术培训和农函大、农广校等形式的初等农业教育相辅相成， 成为福建省百万农民技术员培训的基本阵地。同时，按农业部部署，试行“绿色证书”农民技术教育工作，把初等农业技术培训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7-3-1、表7-3-2)。
表7-3-1 1949—1990年农业部门培训农民技术员情况
| 年 份 项 目 | 1949— 1956 | 1957— 1965 | 1966— 1978 | 1979— 1990 |
| 总人数 （次） 农 学 植 保 土 肥 经 作 农 经 | 61 152 20 768 5 824 2 912 11 648 20 000 | 305 760 201 552 7 280 4 368 14 560 78 000 | 935 550 369 150 111 375 66 825 178 200 210 000 | 1 636 590 451 348 149 800 224 000 225 000 228 000 |
| 种 子 农 垦 旱地多熟 土壤普查 农业区划 扶贫培训 | 26 920 300 9 240 5 982 16 000 300 000 |
表7-3-2 1992—1995年全省培训农民技术员情况
单位：万人
| 年 份 | 农业 | 林业 | 水产 | 水电 | 农机 | 乡镇企业 |
|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 4.29 10.95 8. 15 10.63 | 1.37 1.84 2.07 3.28 | 2.82 2.64 3.82 3.26 | 0.62 1.23 1.91 1.20 | 2. 90 3.44 3. 73 3.62 | 5. 70 5.86 6.87 5.18 |
| 合 计 | 34.02 | 8.56 | 12. 54 | 4.96 | 13. 69 | 23.61 |
资料来源：福建省人民政府农业办公室。
一、发展历程
80年代初， 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三届五次全会专题讨论了教育工作，并作出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智力投资的增长率应当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率”。对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扫盲及农民文化技术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1986年，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农村基础教育的体制、经费筹措、改善办学条件、农村教育发展质量和各级政府的责任都提出明确要求。1991年后， 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农村初中、推进农村扫盲工作、解决农村民办教师等纳入每年为民办实事的内容。
1994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贯彻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决定》，提出要在1998年前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对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扶持老、少、边、岛、贫困地区实现“两基”，制订了具体的措施。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福建省农村十分落后，文化生活贫乏，农民文盲率高达85%。1949年全省只有13家破烂不堪的城市电影院，广大农民一年看不到一场戏，电影更不用说， 全省没有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关心农民文化生活，在恢复生产的同时，开始着手创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1951年秋，省文教厅内设立文化处。1952年，全省成立了72个文化馆，152个文化站。1953年成立福建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主管全省文化艺术工作，并下达了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的指示，规范了文化馆、站的基本任务：宣传时事政策、组织文化学习、辅导业余艺术娱乐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等四项。新中国成立头7年，农村文化活动欣欣向荣。老解放区的革命歌曲、舞蹈、戏剧在福建广大农村得到普及。地方戏曲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在农村中得到弘扬；文化馆、站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时事政策宣传、扫盲识字、排戏教歌，以及配合当时的土改、抗美援朝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运用文艺宣传队、演唱组、幻灯、墙报、黑板报、广播等多种手段，开展了大量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在这一阶段，群众文化事业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村落俱乐部、文化室普遍建立，城乡文化网络初步形成。1956年，全省已建立县级文化馆73个，电影院98个，乡镇文化站337个，农村电影放映队403队，流动电影放映点14489个，保证了当时农村最基本的文化需要。
1958年，福建在“大跃进”思潮影响下，农村曾一度出现“人人写诗，人人作画，人人演戏”和“乡乡办展览”的“文化大跃进”局面。虽然这个时期出现了同安、晋江、龙海等地“农民画”热潮，培养了一批农民画家，为以后数十年形成民间画乡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从总体上说，大跃进滋长的浮夸风，导致了后3年农村基础文化的全面倒退。直到1961年以后，人们从实践中吸取了教训， 摆正了农村文化工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重新端正了方向，逐步恢复了农村文化事业机构，修补了网络，开展比较正常、健康的各项活动。1962年以后的两三年里， 文化馆、专业剧团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组织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深入生活、深入农村，组织学雷锋小组，挑起文化货郎担，组织了“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送戏到农村，为农民服务，并多次举办农村业余文艺调演、会演，培养了一大批农民作者和农村业余文艺骨干， 使农村文化再度出现繁荣。1965年， 全省公社文化站发展到562个，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倍。
“文化大革命”10年，福建与全国一样，全盘否定了民族传统文化优秀遗产， 对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进行批判，许多文化馆、站机构被打乱，有的被撤销，许多群众文化工作者被批斗，被遣散、下放，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被禁止，民间业余剧团被取缔，不少著名民间艺人、业余文艺骨干遭受迫害和人身摧残。农民文化生活只有政治夜校、大批判专栏、革命歌曲、样板戏，显得单调、贫乏，农村文化事业再度陷入低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福建农村文化经过拨乱反正，机构重新恢复，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以后，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 加强了对农村文化工作的领导，多次召开农村文化工作会议，研究农村文化建设，着手全面整顿农村文化事业，并且加大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大力发展集镇电影放映。80年代形成了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建设热潮， 农村中出现了大批文化专业户、经营户，农村文化市场也开始涌现，一大批文化楼、电影院、农民公园等设施遍布福建农村大地，数以万计的农村文化室、俱乐部、图书室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1985年，全省集镇文化中心发展到501个，新建集镇电影院104座，有农村电影放映队2523队，农村业余演出组织1795个，文化行业经营户7000多户。广大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 农村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90年代后， 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办”文化渐渐地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多种选择，农民自发兴起了家庭读书热潮， 自发创办民间职业剧团和各种民间文艺组织， 举办大规模的民俗节日文化活动，并且发展了村落文化、庭院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许多大城市近郊和沿海富裕侨乡农民甚至集资进城创办上规模、上档次的文化产业，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体制、多功能的农村文化发展模式已经形成，并且继续朝着跨越世纪的文化小康目标迈进。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二）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二）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福建农村党支部建设伴随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经艰难曲折不断走向成熟，其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根据国务院(79) 141号文件提出的任务要求和第一、第二次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精神，1980年5月建立了上海市农业区划委员会，由主管副市长任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由上海市农委、市科委、市计委主管领导任副主任，其他各相关委、办、局分管领导任委员会委员；下设农业区划办公室，作为上海市农委的一个常设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工作。各县都以县长或副县长为首，建立县级农业区划委员会，下设农业区划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上海市农业区划委员会成立以后，首项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开展全市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研究制订了“上海市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要点”，其中包含有上海市综合农业区划、土地利用现状详查、土壤普查、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水资源调查、农作物品种资源调查、作物区划、蔬菜区划、畜牧业区划、内陆水产资源和渔业区划、农业机械区划、水利区划、化肥区划等27个重点研究领域和课题；组织了上海市农业局、水利局、气象局、水产局、农机工业局、环保局、土壤普查办公室、上海农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数百名专家、技术业务骨干和科研人员，承担或参与各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召开第一次上海市农业区划工作会议，总结前期工作，部署开展县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使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展开。全市10个郊县（区）和农场局分别研究制订了工作计划，设置了相关研究课题173个。
在上海市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市农业区划办公室的组织和协调下，经各参与部门、单位和人员的通力合作，至1984年，市、县两级相继完成了上海市和各县的综合农业区划编制和各相关领域及课题研究工作，获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基本完成了上海市第一阶段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不仅首次初步摸清了全市农业“家底”，积累了大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上海市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农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等，均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决策依据及具有参考价值的战略对策建议和措施。
80年代中后期，在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编制的基础上，工作重点转入到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先后组织了上海市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沿江滨海滩涂的农业开发利用、种植业生产结构优化、上海市粮食生产问题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参加了由全国农业区划办公室统一组织的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对太湖地区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上海经济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同期，按照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历时3年完成了上海市及县级乡镇企业区划工作，首次全面、系统地对上海市乡镇企业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客观、全面地总结了乡镇企业发展历程、现状特征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对策，为市、县各级领导和部门规划指导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进入90年代，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在进一步强化基础性服务工作基础上， 结合市郊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基础工作方面， 组织了上海市农业后备资源调查研究， 县级综合农业区划修编等课题项目； 建立了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动态监测网络， 每年定期与不定期运转相结合， 为各级领导和部门及时提供最新的农业资源后生产的动态信息。为 “九五”规划制订， 组织了上海市和各县（区） 的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研究， 上海市农业发展总体规划研究等课题。此外， 先后组织了上海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现代化大都市郊区发展战略研究、上海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与农业资源开发及布局研究等课题研究， 对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近年又利用计算机技术， 建立了上海市农业生产布局地理信息系统， 及时跟踪和反映农业生产布局动态信息， 为各级部门和领导及时把握农业生产布局变化和规划决策，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系统。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 上海地区已经使用三角型石犁。进入铁器时代以后， 上海农村的农民，世世代代凭借人力、畜力和传统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传统农具有犁、耙、人力龙骨水车、牛车、风车、锄头、铁、镰刀、连枷、稻床等85个品种271个规格。新中国成立前， 上海地区传统农机具几乎都是私人作坊手工制造。1946年3月， 中国农机制造公司由重庆迁来上海， 在虬江桥南建厂， 生产少量农用水泵等， 并推销美国农业机械。
上海市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从改良农具发展到机械化农具， 从旱田作业机械发展到水田作业机械， 从种植业机械发展到牧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运输机械等。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市周围各县属江苏省管辖，主要城镇有一些小型柴油发电机组，发电能力很小，且时衰时兴。1911年，松江县首先成立了松江电灯厂。以后，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镇相继出现了小电厂。至1929年底，郊区城镇共有35家小电厂，发电设备总容量为2 731.7千瓦，平均每家电厂的装机容量不到80千瓦。这些小电厂主要应用于农副产品加工，夜间兼供路灯及居民照明用电，但供电很不正常。在农村尚无电力。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农村用电是从电力排灌开始起步的。最初，在近郊有一些小型的电力泵站。随后，各县农村电网相继出现。1956年3月，地方国营嘉定县马陆电力灌溉站建成并正式通电出水。该站有电动机10台，共265千瓦，电力灌溉面积1 980公顷，同时解决近1万人的照明用电。同年，青浦县朱家角万龙乡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建设电力灌溉站，安装电动水泵59千瓦，电力灌溉面积466.6公顷。至1957年底，上海农村已有农电线路35千伏5公里、10千伏115公里，年用电量为143万千瓦时，其中74%为排灌用电，26%为照明及其他用电，电力排灌面积占总面积的8.6%。
1958年，上海、嘉定、崇明等10个县先后划归上海市。农村用电的发展，可分五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二、集镇建设成就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上海种植业经历漫长缓慢发展的过程。三国东吴以后，发展步伐加快，至明清时期，以水稻、棉花为主的种植业相当兴盛。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城市的崛起，蔬菜、瓜果等多种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发展较快。但因战乱不断，种植业生产水平处于徘徊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种植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海的种植业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
一、发展历程
上海种植蔬菜历史久远。古代都是农家利用宅旁园地， 零散种植， 自种自食。明清时期， 手工纺织业蓬勃发展， 集镇逐渐增多和扩大， 商品蔬菜生产有所发展， 品种也逐渐增多， 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 蔬菜品种已有45种。上海开埠后， 菜地面积逐步扩大， 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 栽培技术也有所进步。20年代初， 早春已采用油纸覆盖茄果类、瓜类等蔬菜秧苗。1931年， 菜地有0.15万公顷， 近郊菜区有些地方已开始利用花卉玻璃温室培育番茄秧苗。到1948年， 商品蔬菜种植面积增至0.77万公顷， 集中于城市周边和苏州河沿岸， 上市蔬菜约15万吨， 约占市区供应量的35%。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要求近郊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并加强对蔬菜生产的技术指导。1953年，常年菜地扩大到1.3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19 500千克，上市36.22万吨，占城市供应量的49.7%。1957年，每公顷平均单产提高到37 650千克，上市64.68万吨，占城市供应量的66.7%。在这期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集体生产取代了个体生产，国营批发取代了地货行，国营、集体（合作）零售菜场基本上取代了个体商贩。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1962年)，菜地面积增加。1961年曾扩大到2.86万公顷。1963年起，又逐年下降。至1965年，常年菜地恢复到1.1万公顷，并逐步形成季节性菜地(崇明大白菜基地、青浦茭白基地、南汇插种菜基地)和出口菜基地，蔬菜花色品种发展到400多个。这年，常年菜地平均每公顷单产87 000千克，上市117.2万吨，占城市供应量的95%左右。1966—1976年，常年菜地面积保持在1.2万公顷左右，集中在城市周围“以菜为主”的27个公社。1968年，市革命委员会错误地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菜区一度挤出0.2万公顷菜地种一熟粮食。从1971年起，为了压旺，又错误地采取了压缩播种面积、压低收购价格等措施，挫伤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1973—1975年，又遇到冬季气温偏低，秋季青菜病毒病爆发，因而造成连续3年，淡季供应严重不足，最少时每天上市量只有400多吨，城市居民要三四天才能凭卡轮流买到一次蔬菜。
1978年，为了改善市场供应，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常年菜地增加到1.3万公顷，并提高蔬菜收购价格。1978年秋季起，开始扭转蔬菜供应紧张局面。这时，按“以需定产，产稍大于销”的原则制定蔬菜生产计划，常年菜地蔬菜继续由市蔬菜公司统购包销。1981年，建立市、县到乡、村的蔬菜技术推广网络。1982年，针对市政建设发展、不断征用菜地的新情况，制定颁布了《上海市蔬菜保护区暂行规定》。同时决定建立“上海市菜地建设基金”，加强蔬菜种苗、排灌、栽培、耕作和包装运输等5个系列的菜区设施建设，增强抗灾保淡能力，蔬菜上市总量趋于稳定。
1985年，市人民政府根据1984年国务院的规定，开始改革蔬菜产销体制，将长期实行的“统购包销”改为“大管小活”。初期是“管八放二”，即对80%数量的22个主要品种的蔬菜，用“四定一保”(定品种、定数量、定质量、定上市时间，保价格水平)的合同定购形式，继续进行管理，其余20%的花色品种和见新菜等，放开种植和上市，价格随行就市。1987年，放宽到“管七放三”。1985年，市人民政府还决定：菜区村、队向蔬菜公司交售蔬菜，按合同数量与乡镇工业返税挂钩，以支持菜区的设施建设。由于蔬菜生产水平提高，抗灾能力增强，1990年市政府同意农业部门意见，有计划地调减0.13万公顷菜地，仍恢复到1.2万公顷。
1988年，市人民政府决定系统地建设“菜篮子工程”，加大了菜区设施建设的力度。1991年11月，全面放开蔬菜市场和价格。为了稳定冬、夏两个淡季及节日的市场菜价，1992年开始建立了市场调节基金，对淡季和节日上市的合同菜实行价格补贴。同时建立生产风险保护基金，对生产者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和旺季返销蔬菜进行适当补贴，并对重点合同定购绿叶菜实行最低保护价，保护菜农利益。
1992年下半年开始，浦东及近郊开发加快，近郊菜地被征用较多，上市量一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为建立稳固的蔬菜生产基地，市政府作出了蔬菜基地向中远郊转移的战略决策，菜区从1993年起先后4年新增菜地0.73万公顷。这批新菜地主要落实在生态较好的中远郊。到1996年，全市常年菜地达到1.26万公顷，一个近、中、远郊相结合的生产基地格局已经形成。这年蔬菜生产总量120万吨，销售产值为9亿元，公顷产值为71 790元。在进行基地转移的同时，市政府决定加大基地设施建设的投入。以设施化、科技化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又取得显著成效。5年中(1993—1997年)，菜地设施建设共投入资金11.4亿元(其中市安排9.4亿元)，共建设水泥明沟1 178公里，管棚6万套，固定喷灌1 600公顷，半固定喷灌800公顷，暗排1 000公顷，新建园艺场170个。同时建设排涝泵站2 080座，水闸、涵洞426座，菜地外围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配套。为使上海的蔬菜生产不断迈向现代化，1995年市政府决策从国外引进的15公顷现代化温室，在5个生产基地全部建成投产。
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的生产向流通延伸、流通向生产拓展的要求，90年代以来，上海蔬菜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市形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流通新体制，并加快了蔬菜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的形成。1994年，市农委组建了绿叶发展总公司，并在全市新建扩建了23家农办批发交易市场，年批发量约占社会供应总量的一半。为减少中间环节，全市还在菜区建立了170多个多种形式的运销服务组织，与配菜中心实行直供直销，先后与930家伙食团、宾馆、饭店和超市建立了供销关系，蔬菜产业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方便蔬菜流通，市政府还给菜区配备了300辆“菜篮子工程”专用车和零售车。
为了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促进传统种菜向科技种菜转化，在菜区先后推广了蔬菜工厂化育苗、中管棚保护地设施栽培等30多项先进适用技术， 新农药、新试剂、新材料、新技术项目已在菜区广泛应用， 普及率达到85%以上， 生产水平明显提高，1996年公顷产值达71 790元。同时菜区以建设 “种子工程” 为抓手， 通过开展提纯复壮、良种繁育和杂交制种等科技活动， 使菜区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和杂交化。为丰富市场供应， 菜区还陆续引进了日本萝卜、龙绿黄瓜、杭茄1号、秋虹豆等30多个国内外新品种。此外菜区还根据市场需求， 积极进行品种结构调整， 并利用现代设施实行反季节栽培。全市已有生菜、番茄、黄瓜等30多个品种实现了周年生产、周年供应。从国外引进的15公顷现代化温室建成投产后， 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应， 运行一年来， 蔬菜温室销售收入突破700万元， 平均每公顷销售收入为3.13万元， 其中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为最高， 平均每公顷为6.81万元。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上海农垦系统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乡镇工业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建设城市工业扩散、外贸出口、科研中试基地。由于忽视规划布局，造成“村村布点、队队冒烟”的局面，给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城镇规划、投资效益等带来负面影响。1984年初，川沙县六团乡（现浦东新区六团镇）在制订乡镇建设规划时，选择交通便利的乡集镇边开辟了占地10.2公顷土地的工业园区，将新办企业和原有老企业的调整有步骤地向工业园区集中。短短几年时间，成功地把工业园区建成了规划合理、投资节约、后劲较足的工业基地，为乡镇工业走统一规划、相对集中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87年，市政府明确提出合理规划和发展乡镇工业的指示，要求“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制订县域综合发展规划和实施城镇、村镇规划，以乡为单位或几个乡联合，建设相对集中的工业加工小区”；“城市工业对郊区的扩散和布局要从原来的‘自由恋爱’转变到纳入全市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的轨道”；“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合理布局，搞好农村规划，防止污染扩散”。从此，拉开了工业园区建设的序幕。到1990年，上海郊区规划形成了280家工业园区，占地面积为17平方公里。其中乡镇级工业园区152家，村级工业园区128家。这些工业园区对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投资效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对规划建设工业园区的认识、政策、规划、体制等方面还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园区建设尚属起步阶段，大部分工业园区是以原有企业为基础而重新规划形成的，专门新辟一块土地新建的工业园区为数偏少，建设面积不大，基础设施到位不多，难以形成工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进入90年代，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把上海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和实施“三二一（产业）”经济结构以及“退二进三（产业）”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上海郊区积极贯彻实施了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步伐，先后规划建设了经市政府批准的9个市级工业区，结合城镇建设规划和产业布局，对创办初期的部分乡镇级和村级工业园区进行了规划调整，建设成37个区县级工业园区和基本上是“一乡一点”的乡镇级工业园区，基本结束了乡镇工业到处布点的局面。同时，也使工业园区由创办初期的乡镇工业结构调整逐步向开放型、功能型、规模型和综合型方向转变。
90年代初，在抓紧规划建设工业园区的同时，萌芽了私营经济小区。1992年7月，青浦县蒸淀镇成功地首创了“富民私营经济开发区”。富民小区经过1年多的努力，上交国家税收2 500多万元，镇级财政收入1 100万元，超过1991年该镇财政收入的2倍多，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肯定，从此拉开了上海郊区发展经济小区的序幕。至1994年3月，青浦、嘉定、松江、金山四县（区） 14家小区应运而生。此后，小区竞相发展，各县（区）先后出台鼓励发展经济小区的政策和措施，在乡镇工业规划用地内兴办经济小区。至1995年底，郊区经济小区由14家迅速发展至68家，遍及9个县（区），小区已吸纳私营企业近3万户。经过规范管理，引导健康发展，至1998年已发展到98家，分布于9个区县（除浦东农村），以青浦、松江、嘉定为多，三区县经济小区数占郊区经济小区总数的70%。1998年，经济小区实现的产值、提供的税源已占郊区总量的10%左右，成为郊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一）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 计划时期／（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三） 改革开放时期／二、主要成就／（一） 恢复民办性质，农商关系密切／（二） 开拓经营范围，经营能力增强／（三）强化服务体系，延伸服务领域／（四）实行全面发展，兴办工业和外贸出口／（五）改善经营管理，壮大自身实力
一、发展历程
上海近代农业科学研究，起始于19世纪末晚清时期，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期间，曾几度兴衰，历经沧桑，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科技向现代农业科学的巨大转变，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设施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农业科学研究体系，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上海农业科学研究，正朝着具有中国特色、都市型、现代化的农业科研方向前进。
上海近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上海地区古代传播农业技术， 靠言传身教。宋代在县衙设 “农师”， 宣传朝廷条令， 推广农业技术。清代同治年间， 各县设立招垦局 （后改为劝农民桑布局）, 执掌农业管理与推广农业技术之职。民国19年(1930年), 上海市政府在社会局下设市立农业试验场、渔业指导所等机构， 开展农业技术的试验、推广工作， 但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郊区推广农业技术， 既靠行政管理系统的布置指导， 又靠技术推广体系的传授普及。50年代初， 通过树立高产典型， 表彰劳动模范， 总结推广农民群众的传统生产经验， 特别是推广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丰产经验， 获得了显著增产效果。以后又通过宣传贯彻毛泽东主席总结倡导的 “农业八字宪法”， 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此同时， 从1953年开始， 各县区陆续建立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 向农民推广农牧业技术。60年代初， 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延伸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前期， 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被迫解体， 至70年代中期才得到恢复并延伸到生产大队， 但大多流于形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科学技术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上海郊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级党政领导都把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摆上议事日程； 恢复与健全了从市、区县到乡镇比较完整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到1996年， 平均每百个农业劳动力中有1.5名农业科技人员， 开展农业科普活动的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共有394个 (市级15个， 区县级156个，乡镇级223个); 组织实施了国家农业部、林业部下达的农牧渔业 “丰收计划” 和林业科技推广计划，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和增产增收效果； 种植业、蔬菜、畜牧业、林果业和渔业， 都引进、培育、推广了良种， 试验、示范、推广了先进的栽培饲养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以及农产品的加工保鲜技术，获得了市、区县政府的科技进步奖励。科技进步在农业总产值增长中的贡献率， 由1978年的35%提高到1996年的50%。
一、发展历程
80年代， 上海郊区重大的农业科技成果已达25 000多项， 但在当时， 许多成果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1989年 《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的文件精神， 结合上海市的具体情况， 于1989年12月 , 发出 《关于加强科技兴农工作的通知》。上海市科技兴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用科技促进粮、棉、油生产和菜篮子工程的基地建设，攻单产、攻品质、攻资源开发与创汇农业， 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开展技术服务，提高农民技术水平。“通知” 在强调大力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 指出要重视并搞好农业综合技术的攻关， 并提出了十大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 具体为： 粮田现代化生产技术体系； 农作物优良品种繁殖； 大、中型肉猪场及瘦肉型猪生产体系； 开辟饲料资源， 改善配合饲料质量； 奶牛生产技术； 家禽良种和生产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蔬菜“保淡”生产； 粮田作业机械； 远洋渔业开发。
上海市从1989年起实施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至1996年，共立攻关项目226项， 总计下达攻关经费4 925.1万元。有146个项目完成攻关并通过了验收或鉴定。期间共有36个项目获市科技进步奖、市科技兴农奖、市星火奖和农业部丰收计划奖， 其中“优质高产草莓基地建设和延长供应期的技术”、“高浓高效复合与专用肥料的产销服务一体化开发”等八个项目分别被授予市科技兴农、市星火计划和农业部丰收计划的一等奖。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执行的8年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1989—1992年)。在这个阶段中，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的立题方向是， 解决传统农业向城郊型农业转变中农业生产突出的技术问题。1989年，设立了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 重点是农作物和畜禽新品种， “菜篮子” 工程保障体系， 农业现代化支持体系 (农业工程装备、机械、材料及农用化学品等)。这个阶段项目攻关的成果主要表现为：
(1)新品种、新农艺等项目成果应用范围广、面积大， 为生产提供了科技保障， 推动了市郊农业生产的发展。如 “粳型杂交水稻繁制种技术及基地建设”，在3年内新建和改造繁制种基地52.2公顷， 繁育不育系种子4.14万千克， 制种28.13万千克， 为本市杂交粳稻的推广提供了足够的、纯度达到要求的亲本种子和杂交一代种子，3年净增收49.35万元，项目完成年全市推广杂交粳稻2万公顷，农民净增收入128万元，并为市场提供了优质大米。
(2)对解决农业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取得较大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蔬菜保淡实验基地”，由于蔬菜生产长期受到“两淡”（夏淡和冬淡）的困扰，项目从选用优良品种、采用新的栽培技术、控制虫草危害及应用新型肥料四个方面攻关，以寻求解决上海地区冬夏淡季的蔬菜生产供应问题。通过攻关筛选出保淡蔬菜的主栽品种、利用遮阳网防高温。无纺布用于冬菜的浮面覆盖。对于夏季蔬菜的主要虫害采用以生物农药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在草害的防除方面应用人工除草和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法，使用专用复肥较大幅度提高了蔬菜产量。实验基地上冬淡蔬菜产单日上市量提高50%以上，夏淡蔬菜单产日上市量提高40%以上。
(3)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合作，协同攻关，较好地发挥了二者的积极性。如“大中型肉猪场及瘦肉猪生产配套技术”，课题组科研人员长期住在养猪场内，有的担任技术副场长，与生产单位的干部职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一起推行集约化生产、专业化饲养、流水线式的分段饲养新工艺，对瘦肉猪繁育、饲养管理和防疫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开发，在“种、料、病、管”四个方面探索出一套大中型猪场规模化生产模式，对本市的养猪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课题组还根据项目要求，在嘉定、宝山、闵行和奉贤四个县区进行技术扩散，其服务面达到上市生猪60万头的生产规模。
2.第二阶段(1993—1995年)。此阶段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立题方向是，建设城郊型农业和一流农业中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一流农业”的总目标是建设城郊型现代农业，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的道路。要求上海农业在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产后投工率、资源利用率、经营一体化、产品达卫生标准、生活达小康水平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同时要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体系，赋于农产品较高的科技含量，因此，在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覆盖，模式栽培（饲养）普及，农(牧、渔)业机械的采用，服务体系的健全，科研成果的应用和农民素质的提高等方面要有大的进展。这个阶段科技兴农的主要成效表现为：
(1)轻型栽培技术和农业机械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和辛苦程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水稻现代农艺规范化栽培模式研究与开发”，通过项目的实施，研究农技、农艺配套，提出了抛秧、水稻直播栽培模式，在全郊区基本上解决了水稻生产中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三弯腰问题，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农本。实行免耕法、机播等轻型栽培技术的面积已占总种植面积的85%；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0.8%；机收麦子和水稻分别达到87.3%和35.8%。在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仍达到21.5亿千克，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农业总产值达到201亿元，比1992年增长23.9%。
(2)人为创造农作物生长最佳环境的农业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经济效益。上海农村已建成了单幢钢管薄膜棚72 977栋、1 620公顷；建成连幢薄膜大棚800多幢；引进了15公顷智能型温室。设施栽培面积已达1 670公顷，约占总面积的14%，产出甚为可观。孙桥蔬菜温室生产的黄瓜亩产达14 260千克，是常规产量的4.06倍；甜椒亩产达8 510千克，是常规产量的4.26倍；番茄亩产达22 710千克，是常规产量的5.5倍。15公顷的温室平均亩收入3.13万元，是常规生产的8～10倍。
(3)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和统一供种形成体系，极大地提高了良种覆盖率。1990—1995年，先后审定通过了稻、麦、油菜、玉米及瓜类等主要农作物品种32个，平均良种覆盖率达到84%。
(4)一批成果实现了转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如“高浓高效复合与专用肥料的产销服务一体化开发”项目立项后，市农科院的科技人员与生产企业结合，运用研究成果，开发水稻、蔬菜、果树、茶叶、烟草等专用高浓度复肥新品种5～6个，在完善复肥生产的挤压造粒工艺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年产3万吨的复肥车间，3年累计新增社会、经济效益4 500万元。
(5)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加强，坚实地奠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到1996年，全市林业用地面积达到23 315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68%，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31%。同时，为加强上海农业科技的高新技术研究，增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后劲，从1993年起，每年拨出100万元专款，用于农业高新技术的研究。
3.第三阶段(从1996年起)。这个阶段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立题方向是，建设都市型农业中要攻克的农业技术难题。市委、市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上海农业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城郊农业要向都市农业转变。这个阶段提出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主要是实施四大工程，即种子工程、温室工程、生物工程和绿色工程，并在6个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形成上海郊区农业科技的6大重点产业：
❶种子种苗产业；
❷温室产业；
❸农机产业；
❹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❺生物技术产业；
❻先进农艺和先进农用生产资料产业。招投标措施，从1997年开始启动。
在种子工程方面， 通过常规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的手段，培育具有高科技含量、高质量品牌、高效益的良种良苗， 使上海开始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种子培育和输出基地。1998年， 育成蔬菜杂交品种17个， 蔬菜良种繁育面积达到227公顷， 采种7.4万千克； 杂交粳稻制种基地417公顷， 供种面积2万公顷； 奶牛品种经过改良， 全市成乳牛产奶年平均单产从以前的5吨， 提高到1998年的6.78吨。上海每年向全国150万头奶牛提供优质冻精30万份。在温室工程方面， 30公顷温室平均亩产值3.1万元。在生物工程方面， 香菇遗传研究、营养性蔬菜转基因研究、生物疫苗研究等取得新进展。在绿色工程方面， 浦东孙桥、青浦徐泾和崇明海岛三大绿色农业园区着手建设。
一、发展历程
清代，上海农村的基础教育主要是由义学、私塾、蒙馆等承担的。教材一般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甲午战争以后，在兴学强国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书院陆续改为学堂，民国建立前后，又改建或新建起一些中小学。如创建于1834年的观澜书院，1903年改办为川沙小学堂；创建于1804年的奉贤文游书院，1904年改办为文游学堂，1914年又改为奉贤县第二高等小学；创建于1853年的松江云间书院，1904年改为松江府中学堂，1913年又改为江苏省立三中；1828年创建的嘉定震川书院，1902年改办为震川小学堂，1906年又改为震川中学。民国建立后， 上海周边农村又创办了一些中小学， 如崇明中学 (1915年) 等。民国期间，一些著名教育家在上海周边的农村， 进行了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如陶行知先生1932年在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在40年代又改建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并设立七所分校， 其中有儿童班14个， 成人班13个， 另有十几个 “小先生” 办的识字班。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郊县基础教育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农民子女受基础教育的人数成倍增长。80年代中期开始， 郊县基础教育实行以县为主体、以乡 （镇） 为基础， 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 加强了对教育经费特别是教师人员经费统筹的力度， 有效地保证了基础教育的稳定与发展。1985年以后， 随着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郊县涌现出一批教育先进县、乡、村。1986年， 上海、川沙、青浦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三县把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振兴本县经济的 “基础工程”来抓， 三县74个乡都成立了乡镇教育委员会， 进行分级管理； 在经费和物资供应方面， 都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1988年， 嘉定县又被国家教委评为教育先进县。1988年， 上海郊县7～15周岁儿童、少年的入学率由1985—1986学年度的95.6%提高到1987—1988学年度的98%以上， 年巩固率分别达到99%和98%。
1990年， 上海市教育局率先推出 《上海郊区义务教育验收标准》， 市政府督导室于1993年2月下旬起， 组织人员分六批对郊区 “两基” （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情况进行评估验收， 经国家教委督导办全面检查与全面抽查， 国家教委发布新闻公报， 宣布上海市各区县均达到 “两基”标准，并在全国率先通过国家验收。基础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 为郊县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发展历程
20世纪初叶，上海周边的乡村开设了面向成人的学校，如嘉定县有培本艺徒学堂， 松江县有商会惜余夜塾。宣统元年(1909年) 11月，各县设立简易识字学塾计132所，入学人数6 500人，其中成人约2 500人。
五四运动前后， 平民教育运动兴起， 上海农村也开设了一些平民夜校。1926年， 川沙、金山、嘉定等8县共办起平民学校72所， 学生2 200余人。1927—1937年期间， 曾开办民众学校215所。1936年， 入学农民曾高达4 600余人。当时， 陶行知、匡互生、黄炎培以及一些大学等， 纷纷在近郊农村开展民众教育实验。如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 黄炎培及中华职校社创办农学团、农村民众教育场， 匡互生创设立达学园， 暨南大学开办真如乡村教育实验区， 等等。抗日战争胜利后， 郊县有民众学校100多所， 在学人数6万多人， 其中成年农民约3.5万人。近郊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办民众学校为主要形式， 扩展农村阵地， 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共办了9所市立民众学校和3所工农夜校， 吸收了2 000多名农民和工人入学。
1949年以后， 上海郊县农村成人教育在扫除文盲、普及农业技术知识、实施 “燎原计划”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50年代， 郊县农村出现了三次扫盲高潮； 80～90年代， 又掀起了第四次扫盲高潮。1995年， 国家教委宣布上海市扫盲工作验收合格， 郊区青壮年中非文盲率达98.08%。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 上海郊县办起了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 其中有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县办农业大学、业余技术学校、半农半读农业学校、五七农业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
80～90年代， 在上海郊县实施的 “燎原计划”，在农民技术培训、推广农村实用技术和科技成果方面， 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一、发展历程
上海郊区对外贸易历史悠久， 早在18世纪中叶已有农副产品销往东南亚、东北亚等国家。19世纪30年代， 有粮食、棉花、蔬菜、水仙花、中药材、黄草制品等销往欧洲。
新中国成立后，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阶段， 我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统制政策。对外贸易由国家外贸部门统一管理， 进出口产品计划由国家统一制订下达。上海郊区生产的农副产品出口都要经过商业部门收购， 再拨交给外贸部门。县属工业和乡镇工业生产的出口商品， 大都要经过大工业之手再拨交给外贸部门出口。1957年第一次广交会上， 上海郊区的一些传统手工艺品通过香港出口至国外。60年代初， 郊区生产的服装开始打入国际市场。这种外贸体制严重抑制郊区生产出口的积极性。因此， 郊区的出口贸易增幅很小， 到1978年年底， 出口产品总交货值只有2.93亿元， 仅占全市出口商品拨交额的5.9%。
2. 1979—1990年。这一阶段， 国家外贸体制进行改革， 上海市外贸经营权扩大， 促进郊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1979年， 国务院颁布 《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地方出口所创外汇可以按25%分成。郊区出口产品可相应获得一部分外汇， 从而有了积极性。同年， 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精神， 进行外贸体制改革， 国家下放外贸经营权， 上海各专业公司积极性提高， 纷纷在郊区建立出口生产基地， 通过来料加工， 贸工农联营或外贸直接与农方联营等形式， 扩大生产， 增加出口产品。1980年， 郊区乡镇工业出口产品生产企业达315家， 出口商品收购额达到4.38亿元， 比1978年增长近一倍。原来郊区办 “三资”企业一律上报市审批， 规模大的要转报外贸部批准。1988年3月， 市政府将总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下的非限制性的 “三资”企业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区、县人民政府， 有效地促进了 “三资” 企业的发展， 当年就批准兴办84家， 比前3年总和翻了一番。到1990年， 共批准兴办 “三资”企业260家。出口贸易大有发展， 郊区出口商品中，农产品有粮、油、速冻蔬菜、活猪、活牛、冻鸡、对虾等10多种；工业品有纺织服装、五金、机械、医药、玩具、文教用品等430多种。其中，白熊牌薄荷脑、嘉定白蒜、时装绣衣、星牌对虾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好声誉。1990年，郊区外贸工农业出口产品收购（拨交）额达79.49亿元，其中工业产品拨交额74.19亿元，农副产品收购额5.3亿元。
3.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不仅把总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三资”企业审批权放给各区县，而且把土地、环保、工商、消防等相配套的审批权，都下放给区县人民政府。同年，市政府批转市外资委《关于进一步下放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和管理权限意见》，又扩大了区县政府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项目的审批权限。郊区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紧靠大城市和经济、技术、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抓住开发、开放浦东机遇，用好用活政策，以新的姿态进入国际市场舞台，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资”企业有新的发展，到1996年，郊区共批准“三资”企业6 999家，开业的2 862家，成为上海外贸出口的重要一翼。
1992年5月，国务院批转《经贸部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有关意见的通知》，放宽了申报自营出口企业的条件，上海郊区乡镇工业、农垦企业获得外贸出口权的日益增加。至1994年底，郊区经批准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有26家。同年9月，国务院明确沿海开放地区的地县、年出口供货额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并在交通运输、海关、商检等方面具备一定条件的，经经贸部批准可设立一家外贸公司。上海郊区的县区都符合条件，一般采取与市外贸专业公司联营的形式，建立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三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至此，郊区各区县的外贸经营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基本上能独立运作，外贸出口业务得以迅猛发展。1996年郊区农业和乡镇工业产品出口拨交（收购）额达396.86亿元。郊区外贸在全市出口货源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郊区先后建立区县文化馆、工人俱乐部、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影剧场、专业剧团、文管会、新华书店、电影放映站（队）、有线广播电台等；乡镇建文化站、图书流通站、有线广播站等，初步形成了市、区县、乡镇的三级文化网络。农村文化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文化机构一度陷于瘫痪，多年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通过拨乱反正，清理整顿，农村文化工作又恢复其勃勃生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文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召开“上海市农村文化工作会议”，落实党中央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建设农村文化中心的指示。要求逐步把公社（集镇）建设成为农村文化中心，掀起了建设农村文化事业的热潮。1985年召开第二次农村文化工作会议，对上海市5年来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进行回顾总结，进一步推动了农村文化中心的建设。1985年9月，金山县率先举办市郊第一个文化艺术节，19个乡镇和县属近百个单位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展览等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集中展现了金山农村的文化水平。1986年市郊又有一批县相继举办不同规模的文化艺术节，充分展示了各具地区特色的文化优势。按照各乡镇特点建设文化乡，如：“花卉盆景之乡”、“沪剧之乡”、“故事之乡”等。1991年开始，南汇县举办一年一度盛大的桃花节，继之，宝山区办桔子节，嘉定区办菊花节，奉贤县办风筝节，这些都汇文化活动与经济交流于一体，使之相互联动，相得益彰。
1986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制订《上海文化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要求乡镇、街道创造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提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共建社区文化，由原来国家或某个系统办文化，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办文化，农村乡镇的社区文化又取得新发展。同时，随着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求新、求知、求美、求乐”的精神需求日益高涨。农村文化呈现“多样性、多层次、多内容”的新特点，从以往单纯由文化部门组织开展文娱活动的 “小文化”， 转向普及科学、卫生知识， 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与艺术教育等，集 “科、教、文、卫、体” 的 “大文化”。广大群众由文艺活动的 “欣赏者” 向 “参与者” 转变。农村“卡拉OK”、“大家唱” 成为热门， 举办沪剧大奖赛等， 登场者十分踊跃。同时，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也由过去靠国家拨款， 转向实行有偿服务， “以文辅文”，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1993年， 上海城乡的广场文化蓬勃兴起。这是传统的广场文化活动如庙会、灯会、游园会等活动的继承与发展， 是与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军营文化等相结合的综合体， 被称之为新时期的广场文化。1996年春节开始， 上海农村广泛开展了文化下乡活动， 市属专业剧团和文化专业部门坚持为农民服务， 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繁荣农村文化市场， 到1998年底， 据不完全统计， 16家文艺剧团的2 000多名演员， 深入70多个乡镇， 为农民演出了1 100多台戏， 观众达120万人次。全市22家出版社向郊县捐赠各类图书18万多册， 建立 “万村书库”100家。
（一） 酝酿准备阶段／（二） 开始实行阶段／（三）广泛推行阶段／（四）深入发展阶段／（五）改革提高阶段／二、技术工作／三、政策法规／四、组织机构／第五节 农村体育／一、发展历程／（一）农村现代体育逐步发展和普及阶段／（二）农村体育受到严重挫折阶段／（三）农村体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四）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农村体育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农村体育事业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津市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体经历了由基础到全面，由单项到综合，由示范到推广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 1949年以前的农田水利状况／（二） 恢复整修阶段／（三） 排蓄结合，综合治理阶段／（四） 兴建蓄水工程，开发地下水源／（五） 开源节流，加强管理／二、水库建设／（一） 大型水库／（二） 中型水库／（三） 小型水库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天津市广大农村一直沿用几百年前祖辈相传的犁、耧、耙、盖和镐、锨、锄、镰等生产工具，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机械农具的引进最早是在清同治十三年 (1874年)，直隶驻地总兵周盛传在津郊小站一带，屯垦练兵，购买了 “洋火轮” （即蒸汽机动力水车） 4台，用于抽水灌溉，这是农业上首次使用了动力机械。民国9年 (1920年)，朱启钤、周学熙集资创办了开源垦殖公司，在军粮城、茶淀、芦台买地，招佃经营水田，建蒸汽机抽水站3座。30年代津郊一些农场已使用日美制造的锅驼机柴油机，进行农田排灌。侵华日军为了筹集军粮，于1941年成立了华北垦业公司，在宁河、汉沽、军粮城、小站、咸水沽及杨柳青东洼、蛤蟆洼一带，开办了137个农场，除使用蒸汽机、柴油机和汽油机进行灌溉外，还在军粮城、张兴庄和隐贤村等地设立了小型电力排灌站，开创了电力用于农业生产之始。到天津解放时，日本侵华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残留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约为2546.7千瓦，其中拖拉机约占154.4千瓦，其他主要是灌溉机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天津市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较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二、生产水平／（一） 粮食作物／（二） 经济作物／三、耕作制度改革／（一） 作物布局调整／（二） 多种种植形式／（三） 带改平／（四） 新的间、套种形式／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一） 调整种植业结构／（二） 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三） 加强科技兴农工作
一、发展历程
天津市林果业发展历史悠久，据史志记载，枣、桑的种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蓟县山区、半山区就有柿树的分布。侧柏、圆柏、银杏、国槐等树种实行人工种植。到元明时期发展到对油松、文冠果、侧柏、桃、李、杏、枣、核桃、板栗、沙果、樱桃、葡萄等树种的栽培。据《蓟县志》记述： 昔日遍山林木，满山花果，木材既不胜其用，而果品获利更超越乎农耕。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实行“三光”政策，山林被大批烧毁，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至1949年解放时，除蓟县山区八仙桌子一带外，基本为荒山秃岭。平原地区树木稀少，只有村庄、坟地有些零星树木。林地面积全市仅有2020公顷，四旁树木约50多万株，年产果品11 860吨，森林覆盖率不足1%。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林业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畜禽饲养，在天津历史上为农户不可缺少的副业，一般沿袭旧有习惯，粗放饲喂，无专业从事饲养，亦无防疫，一旦病患，往往不及时救治即死亡或被淘汰。自鸦片战争后的50年间，天津战祸不断，百业凋敝，生灵涂炭。民国17年(1928年)天津社会局《调查报告》记载：天津北部蓟县一带牧羊业原甚发达，因近数年土匪猖獗，饲养户不敢赴山放牧，遂使羊只减少。到40年代末期，天津奶牛仅存数百头。整个畜牧业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解放后畜牧业有了大发展。大体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早在13世纪以前，天津沿海因有渔盐之利，遂有人聚居于此，多以捕鱼、熬盐为生。13世纪末叶，沿海渔民已由带有原始性生产的简单网具逐渐发展为地网、撩网、棍网，这些网具靠海水潮汐进行生产，涨潮时鱼随海水流入网地，落潮时鱼被网拦下。另一部分渔民使用推网、脚踩七八尺高跷，双手推着丈余长竹竿，跋涉海面进行生产。18世纪末（清嘉庆年间），开始添置渔船，使用打网、流网、拉网、挂网、钓钩，由原来定置网具发展到使用流动网具作业，外地渔民也逐渐迁来定居，建立许多渔村，分布在大沽、北塘河口一带。到19世纪60年代（清同治年间），已有近海渔船1 150只，最高年产量曾达到2.8万吨，这是天津渔业在封建统治时期发展最快的时代。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后，由于清政府加重渔业捐税，强行盘剥，部分渔民生产船转为运输，渔业生产逐渐衰退。到1936年大沽、北塘渔船减少到830只，年产量约2万吨，从事渔业生产1 100余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控制海上生产，每当汛期日本渔轮乱捕滥打，水产资源遭到破坏，生产急剧下降，对虾几乎绝种，到1941年渔业产量仅1.5吨。1945年从事渔业生产只有700余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据天津，广大渔民常年遭受残酷剥削和压榨，渔民生活十分贫困，渔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到1948年仅有渔船762只，年产量还不到7 000吨。淡水渔业坑塘洼淀养殖生产水平很低。从事内河渔业生产的小家眷船，以小打网、搬网等工具进行生产，产量低。到1948年的年产量还不到1 000吨。
天津解放后，水产事业才得以恢复和发展。现分四个阶段简述如下：
（一） 缓慢发展时期／（二） 曲折前进时期／（三） 迅速崛起时期／二、发展水平／（一） 组织形式与地区分布／（二） 产业结构／（三） 主要产品和产量／（四） 外向型乡镇企业／（五） 发展规模及重点乡镇、村和企业／三、地位与作用／（一） 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二） 开辟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三） 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一、发展历程
天津农垦经济是在解放后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天津农垦已成为拥有国有农场、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商业服务企业等多种产业的集团企业。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集贸市场／（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集贸市场／（三） 改革开放后的集贸市场
一、发展历程
天津市利用外资始于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利用外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天津农产品对外贸易历史悠久，自1861年辟港以来即开始了对外贸易。当时中国的工业是空白，粮食也不能自给。在此情况下，便开始了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越南等国进口小麦、大米、面粉以及糖、海产品等，向美、英、法、德、日等国出口羊毛、皮革、猪鬃、棉花、蛋品、地毯等农畜土特产品。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80%的羊毛、蛋品、地毯、麻类、蛋品均自天津口岸出口。至新中国成立前，自天津口岸出口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占全国出口总量的80%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出口产品仍以原料性的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地区主要是经由香港转往东南亚各国，1951年起主销当时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出口货源中农副产品占相当大比重。1953年农副产品出口总值31 866万元，占天津口岸出口货源总值的74%。出口货源的进货方式，主要依靠小商小贩下乡收购和私商供应，后转为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1954年中央提出： 除粮食油料等特殊物资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的一般方针应当是国内市场销售服从出口的需要。从该年开始国营外贸公司负担起县以上几乎全部的货源收购任务。1959年农业遭灾减产，中央提出从1960年下半年起，少出原料，多出成品，更多地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等政策。1960年天津口岸出口农副产品货源总值38 207万元，占出口总货源总值的29%。其中天津市货源只占3218万元，主要货源来自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市、自治区，一部分来自西南等各地。1962年，为扶植和发展传统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国务院实行农副产品出口奖售政策。天津市政府从1963年开始对56种出口农副产品实行，前后共奖售粮食5 400万吨，棉布883万米，化肥8 383吨，工业品259万元。从60年代开始形成每年召开农副产品中的20多个商品的出口专业会议，统一规格，统一质量，签订产销合同或协议。60年代末、70年代初，乡镇企业开始承接外贸公司的出口定单，加工生产服装、地毯和化工产品、中小农具。到1978年，全市生产出口产品的乡镇企业已有100多家，完成出口交货值8 897.8万元，占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10.1%。
70—80年代，根据国家外贸政策，天津市开始制定扶持农副产品货源基地的规划。共计发放对农副产品出口扶持性贷款230万元。1979年、1980年为郊县饲养业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使郊县农副产品生产发展加快。如长毛兔由6 000只发展到6万只，水貂由8 800只增加到2.2万只，引进的优良籽种，有天鹰椒、小茄子、葱头、芦笋等。到1980年郊县出口农副产品的收购金额已达到9 343万元。1984年以后随着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调天津口岸经营的出口商品陆续划归内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营。1985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改由各外贸公司根据出口任务和国内外供需可能，自行与各有关供货单位衔接安排和落实生产。为此，天津市在农副产品出口方面，积极发展郊县货源，重点协助郊县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专厂，巩固和扩大出口货源。
1986年11月市政府批转了市农委、外经贸委“关于建立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的报告”，成立了天津市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落实了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按照12个区县原来出口生产基地建设情况，建立了12类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1987年，12类生产基地产品外贸收购总值完成了13 708万元，出口创汇3 244万美元。1988年，按照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了对外向型经济的宏观指导和农、工、贸衔接，继续抓紧乡镇工业产品的内转外和农副产品体系的建设，积极发展市外出口产品收购，扩大了农、副、工产品的出口创汇。1988年全市郊县完成出口产品收购值8.46亿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值1.7亿元，占20%。郊县出口产品收购值占全市出口产品收购值的23.3%。乡镇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发展到844家，出口产品产值达到16.2亿元。在原有12大类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基础上，1988年又增加了肉鸡、肉牛出口生产基地。
“七五”计划的末年1990年，郊县外贸出口收购值为16.955亿元，比“六五”末的1985年增长6倍，占全市外贸出口收购值的比重为40%，比1985年增加了29.6个百分点。14个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又有新发展。乡镇企业生产出口产品企业达1 079家，出口值32.83亿元，一批主要出口产品产量占乡村工业同类产品的相当比重：中小农具占66.65%，工艺美术品占47.3%，印染布占36.58%，玩具占39.96%，皮革制品占36.58%，服装占27.46%。年创汇百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近80家。
进入90年代，天津的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调整，原料型农副产品出口的比重逐年减少。到1995年，经天津口岸出口的农副产品500万美元以上有豆粕、柳制品、栗子、花生仁、苇帘、无毛绒、冻虾仁、绵羊肠衣、红小豆、中药材等。乡镇企业出口比重加大，截止1995年，全市乡镇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已达1 288家，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123.91亿元，占当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3.96%。
（一） 创建时期／（二） 曲折发展时期／（三） 改革和发展时期／二、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一） 种植业／（二） 林业／（三） 畜牧业／（四） 水产业／（五） 农业机械化／（六） 水利
一、发展历程
天津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起源于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由于耕畜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足，需要互助合作。党和政府领导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大大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有效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开始是农业互助组，后来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将土地、耕畜等农业生产资料入社作股，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办法。产权清晰，生产要素配置合理，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农业合作化中的最好时期。50年代中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又搞成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本来清晰的产权归了大堆，形成了人人有份，但又人人说不清楚自己有多少份额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生产队一层组织职能弱化以至丧失，1986—1987年天津市对生产队一层组织的财产，通过清产核资进行了妥善处理。方法是将全村各生产队财产划线作股，线以下各生产队相等的部分，转归村集体经济组织；线以上各生产队不等的部分，分别划归农户作股，连同入社老股金一并转入股金管理组织有偿使用。全市有2.02亿元资产转归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占56.6%，其余1.55亿元以新股金形式折股到户；另外，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入社老股金2 345.9万元也落实到农户名下。这些农户新老股金转入股金管理组织以后，农户每年按股分红。
1987—1988年，天津市全面开展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健全工作。经济实力强的村，二、三产业发达，一般组建农工商联合公司。经济实力一般的村，组建经济联合社。经济实力差的村，与村委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村委会代行经济组织职能。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达到了有组织、有章程、有公章、有牌子，实现了对内组织生产服务，对外行使经济职能。此后，全市继续进行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工作。至1996年底，全市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三种类型的组织数量大体上各占1/3。即：农工商联合公司1 284个，占总村数的33.3%；经济联合社1 230个，占总村数的31.9%；村委会代行经济组织职能的1 341个，占总村数的34.8%。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农民的文化活动是属于自发、自娱性质的，且以村、乡为单位各自为乐，开展的活动如地秧歌、娄子灯、武术、吹会等。到新春灯节、应时令景，农闲的人们在村边地头、庙会集市上，敲锣打鼓各自献演拿手绝技，如： 龙灯、蹬竿、杠箱、武术、高跷、秧歌、法鼓等，出会演出前带有迷信色彩的烧香祭拜、念唱吉祥，特别是鬼会等化妆秧歌，是朴素的人民群众对当时社会发泄不满的一种方式。
处于贫穷落后的村落百姓在欢度民俗节日的时候，利用剪纸、扎花，制作灯笼、风车，装点破漏的农房，添置孩子们手中的玩具。在苦里寻乐中，民间艺术在无为无向的发展。农村中那些走乡串村的民间说唱、占卜、戏法、货郎等人在充实着封闭农村的文化生活。在天津临海渔村中，渔民在送迎亲人出海打鱼、期望丰收的仪式中，创编了飞钹、雕制了宝辇等道具表演活动，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在以有回汉双侠称谓的闻名武术家曹金藻、霍元甲的生前身后，天津城乡的民间武术活动，初步形成了气候。杨柳青年画家喻户晓，在全国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农村文化艺术活动才真正有了广阔的天地。
一、发展历程
广东省地处低纬度，面临南海，背靠五岭，北高南低。由于自然地势和天然气候的影响，形成了春秋易旱，夏易洪涝，旱涝交错的地理特征。一部广东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广东人民同水旱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南越王在广州凿越王井取水。连县龙口村龙腹陂，相传是东汉时所筑。海康县特侣塘为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修建，筑堤蓄水，建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宋代开始，广东的防洪堤围、农田、城市水利等开始迅速发展。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这些寥寥可数的古老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多数破坏损毁，效益萎缩。据统计，到1949年底，广东只有 一座未能通水受益的水库库容120万立方米的东莞县怀德水库，一处灌溉万亩的引水工程，一宗18千瓦的小水电站，机械排灌设施仅2 661千瓦，以及 一些百孔千疮的堤防工程。致使广东洪旱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水利产业是经过全面规划，重点兴建，标本兼治，远近统筹，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注重效益，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水利建设十分落后，虽有一些水利设施，但多是简陋的小型引水沟、山塘和筒车、龙骨车之类简易的提水工具，仅在遵义县建有一土坝高6米的大水田水库及贵阳市郊中曹司、乌当和惠水县有几处残破不全的引水灌溉工程。1949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13.73万公顷，保证灌溉面积仅9.87万公顷，为稻田面积的12%，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仅0.0097公顷。绝大部分稻田是“望天田”。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的水利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4个时期。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生产工具逐步改善，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电力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广大农村（含县城）电力建设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将农村电力列入了议事日程。在兴修水利的同时，进行了全面规划，综合开发。
贵州农村电力建设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种植业／二、生产水平／（一）主要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二）生产条件改善／（三）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三、主要特点／（一）立体农业明显，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二）以种粮为主，粮食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三）耕地分散，土多田少，坡耕地多，中低产田土比重大，生产条件较差／（四）耕作粗放，产品商品率低
（一）新中国成立前林业状况／（二）新中国成立后林业状况／二、生产水平／（一）大力造林，扩大森林资源／（二）保护森林资源／（三）林业科技教育／（四）森林工业／（五）林产工业
（一）新中国成立前畜牧业状况／（二）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业状况／二、生产水平
（一）新中国成立前水产业状况／（二）新中国成立后水产业发展状况
一、发展历程
贵州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发展历程大体有如下几个时期。
一、发展历程
贵州国营农垦农场于1952年创建。经过38年的开垦、建设、经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农、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产、供、销一体化的国营农业企业群体。全省有国营农垦农场46个，农工商联合企业4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个。这些生产企业分布在全省9个地、州、市的26个县市，有总人口2.85万人，其中职工1.36万人。农垦系统已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发展南亚热带作物的主要垦区之一。
贵州农垦是在不断地探索、开拓、总结经验、纠正失误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整个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的对外贸易处于封闭状态。农副产品中只有少数产品如桐油、猪鬃、中药材等通过民间销往海外。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对外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贵州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贵州对外交往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农副产品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贵州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 湖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 农业生产主要靠人畜力和简单落后的传统农具耕作， 劳动强度大， 生产率低， 农业机械基本上处于空白。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经济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农村的经营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此相适应， 湖南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湖南省总面积21.8万平方公里， 其中山丘岗地17.05万平方公里， 内有52.91%的面积属残坡与岩溶类型。耕地分散且相当部分田高水低， 渗漏严重。又受大气环流的影响， 降雨时空变化大， 往往由于夏旱、秋旱或夏秋连旱， 造成粮食减产， 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 湖南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大兴水利， 水利水电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从1949—1998年， 湖南水利形成了110亿元的固定资产 （不含群众投工）。建成大、中、小水库13 347座， 占全国水库总数的1/7; 塘坝205万多处；大中小型水轮泵站3 394处。水利工程的蓄、引、提总水量达323亿立方米， 总灌溉面积270.8万公顷，旱涝保收面积213.3万公顷； 全省建成12个大型灌区， 有效灌溉面积达33.5万公顷； 洞庭湖区修建一线防洪大堤3 471公里， 二线防洪大堤1 509公里，山丘区已建成大、中、小型电站4 910处， 总装机246万千瓦， 全省建成了31个农村小水电电气化县。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统计， 1949年全省共有山平塘14.6万口， 塘坝13万多处， 总蓄引提总水量为56亿立方米， 其中蓄水量为29亿立方米。全省当时有效灌溉面积只有120万公顷， 旱涝保收面积26.7万公顷，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 天水田66.7万公顷， 占耕地面积的21.2%, 当时全省耕地面积340.2万公顷， 粮食总产量为63.79亿千克。
表2-5-1 水利情况对比表
| 年 份 项 目 | 1949 | 1978 | 1998 |
| 大中小水库 （座） | 无 | 12 493 | 13 347 |
| 塘坝 （万处） 灌溉面积 （千公顷） 小水电装机 （万千瓦） 洞庭湖防洪标准 （年一遇） 水利经济总收入 （亿元） | 27 1 198 无 | 225 2 691 73 3～5 0.56 | 205 2 708 244.4 5～10 60 |
50年来， 湖南农田水利的发展历程， 可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6年， 以洞庭湖建设为主。采用堵支并流、联圩合垸、修垸固堤、整治洪道等措施， 对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洞庭湖区作了初步治理。
第二阶段1957—1963年， 提出 “积极兴建山塘、河坝和小型水库， 根据可能积极举办中型工程” 的方针， 在山丘区开展了修建灌溉设施、抗旱增收为主的水利建设。
第三阶段1964—1969年， 在水利上开展湖区电排、水库灌区配套、山区水轮泵建设三个歼灭战。提高了湖区的排涝能力， 使山丘区蓄、引、提相结合的水利灌溉体系初具规模。
第四阶段1970—1979年， 继续建设排涝工程和发展小水电建设， 重点解决发展农业生产的能源问题。
第五阶段1980—1987年， 重点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强经营管理， 讲究经济效益” 的水利方针和 “转轨变型， 全面服务” 的改革方向。在抓好已建工程的管理和效益发挥上做工作， 并有选择、有重点的适当上新工程， 同时大力发展小水电建设。
第六阶段1988—1998年， 湖区主要抓了洞庭湖一期、二期治理， 加高加固堤防， 修建安全设施， 整治河道， 提高防洪抗灾的能力。山丘区主要抓了大中型病险水库的治理， 大型灌区的配套建设， 水土保持建设重点抓了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一、发展历程
50年代是地方电力发展的萌芽时期。湖南省第一座农村水电站于50年代中期在永顺县王村建成投产，从此拉开了地方电力建设的序幕。随后， 结合兴建水利工程， 建造了一批小型水电站。这个时期农村的办电能力小，用电水平低，水电站装机容量只限于500千瓦以下，发展速度也很慢， 平均每年发展只有3 400千瓦左右。到1960年底， 全省小水电总装机2.1万千瓦。
60年代， 是地方电力的大发展时期。1963年原水电部设立了农村电气化局， 提出农电发展以 “商品粮基地为重点， 排灌用电为中心， 大电网供电为主，电网和农村水电站并举” 的方针， 地方电力建设纳入了农电统一体系。电站装机容量由9.38万千瓦上升到52.4万千瓦， 年平均装机约4万千瓦。
70年代， 是小水电蓬勃发展时期。在建设上发动县、社、队三级办电， 实行 “谁建、谁管、归谁所有” 的政策； 规划上提出了 “从山区到平原， 从网外到网内， 充分利用当地水力资源兴建小水电， 治水办电相结合” 的办法； 资金上实行以电养电。同时， 还在大小电网关系上制订了保护小水电供电区的并网办法。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 调动了地方、群众办电积极性， 使小水电有了大发展。至1980年底止， 全省地方电力装机容量达到了92.11万千瓦。
80年代， 把小水电开发纳入了农村电气化建设计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把农业和能源建设列为发展重点， 加上我国小水电本身已具有相当规模， 很多县形成了地方电网。在此形势下， 国家提出在有小水电资源的地区首批建设100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 全省有10个县被列入首批试点县， 并于1989年圆满完成了达标任务。为了扶持地方电力的发展， 省政府专门制定了 “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的规定”， 为地方电力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使地方电力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到1990年底， 全省地方电力装机达到161.35万千瓦， 年发电量49.78亿千瓦时。
90年代， 是小水电事业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时期。在继续大力兴建小型水电站的基础上， 重点开发了中型骨干电站， 单机容量由2.5万千瓦发展到5万千瓦，由单站开发发展到对整个流域实行梯级滚动开发。到1995年底， 全省水利系统共有各种电源装机208万千瓦， 年发电量74亿千瓦时。全省建有小水电的县共达到了97个， 其中以地方电力供电为主的县61个。
另外， 还利用当地小煤矿， 建设中小火电厂15处， 装机16.41万千瓦。
继续建成了第二批20个电气化县， 1995年全国开始实施第三批以中小水电开发为主的300个电气化县建设计划， 湖南又有11个县列入其中。
湖南省电力历年发展情况， 见表2-6-1。
表2-6-1 电力历年发展简况表
| 计划时期 | 年份 | 发电设备容量（万千瓦） | 发电量（亿千瓦时） | ||||||
| 全省 合计 | 其中：地 方电力 | 按水火电分 | 全省 合计 | 其中：地 方电力 | 按水火电分 | ||||
| 水电 | 火电 | 水电 | 火电 | ||||||
| 恢复期 | 1949 1950 1951 1952 | 1.530 1.535 1.535 2.243 | 1.530 1.535 1.535 2.243 | O.500 0.501 0.501 0.762 | 0.500 0.501 0.501 0.762 | ||||
| 一五 | 1953 1954 | 3.413 4.213 | 3.413 4.213 | 1.012 1.352 | 1.012 1.352 | ||||
| 1955 1956 1957 | 4.821 6.051 7.400 | 0.021 0.031 0.061 | 4.800 6.020 7,339 | 1.533 2.231 2.529 | 0.003 0.011 0.019 | 0.003 0.011 0.019 | 1.530 2.220 2.510 | ||
| 二五 |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 13.50 19.06 27.23 36.70 36.98 | 0.090 0.620 2.100 9.380 11.74 | 13.41 18.44 25.13 27.32 25.24 | 4.332 7.902 13.28 9.890 9.860 | 0.065 0.105 0.343 0.562 0.536 | 0.062 0.142 0.380 1.100 2.970 | 4.270 7.760 12.90 8.790 6.980 | |
| 调整期 | 1963 1964 1965 | 39.62 44.52 55.28 | 12.47 13.22 21.67 | 27.15 31.30 33.61 | 11.68 13.64 17.71 | 0.408 0.626 0.702 | 3.550 4.830 7.160 | 8.130 8.810 10.55 | |
| 三五 |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 69.20 73.20 80.10 87.60 96.50 | 34.23 34.23 41.13 46.23 52.40 | 34.97 38.97 38.97 41.37 44.10 | 22.85 23.76 22.00 29.65 40.83 | 0.961 1.011 1.125 1.373 1.618 | 9.94 13.81 14.50 19.47 26.28 | 12.91 9.95 7.50 10.18 14.55 | |
| 四 五 |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 98.00 123.50 139.00 142.35 156.11 | 54.30 55.80 61.20 66.25 77.36 | 43.70 67.70 77.80 76.10 78.15 | 44.97 46.70 67.31 51.15 66.74 | 1.930 2.225 9.433 3.986 5.354 | 21.39 20.40 36.11 22.88 32.11 | 23.58 26.30 31.20 28.27 34.63 | |
| 五五 | 1976 1977 1978 1979 | 170.91 174.38 223.97 256.23 | 79.00 81.50 120.00 146.45 | 91.91 92.88 103.97 109.78 | 66.09 76.35 89.68 106.72 | 6.519 8.179 9.749 12.36 | 34.16 35.46 33.86 48.13 | 31.93 40.89 55.82 58.59 | |
| 1980 | 315.91 | 92.11 | 190.42 | 125.49 | 118.67 | 19.87 | 58.59 | 60.08 | |
| 六五 |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 339.77 351.97 367.58 382.40 386.34 | 100.35 102.66 104.79 116.20 126.32 | 197.25 199.97 205.76 211.10 212.55 | 142.52 152.00 161.82 171.30 173.79 | 122.35 131.04 136.46 138.47 147.17 | 22.67 26.08 26.59 28.21 34.27 | 63.77 79.72 78.97 76.95 74.69 | 58.58 51.32 57.49 61.52 72.48 |
| 七 五 |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 400.16 404.91 461.71 521.64 543.98 | 132.27 139.11 146.07 155.59 161.35 | 211.39 225.91 259.00 290.54 299.71 | 178.77 179.00 202.71 231.10 244.27 | 151.95 161.40 173.12 183.34 201.40 | 33.58 40.80 41.70 44.93 49.78 | 72.81 82.37 90.35 95.14 106.12 | 79.14 79.03 82.77 88.20 95.28 |
| 八 五 | 1991 | 640.52 | 172.18 | 318.33 | 322.19 | 221.25 | 51.04 | 107.63 | 113.62 |
| 1992 | 652.38 | 183.04 | 321.26 | 331.12 | 244.78 | 56.03 | 106.19 | 138.59 | |
| 1993 | 665.77 | 193.32 | 329.60 | 336.17 | 272.71 | 64.56 | 126.72 | 145.99 | |
| 1994 | 711.09 | 204.30 | 367.86 | 343.23 | 292.35 | 73.70 | 146.25 | 149.10 | |
| 1995 | 775.55 | 208.19 | 421.13 | 354.42 | 331.00 | 73.89 | 157.83 | 173.17 | |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二、生产水平／三、商品粮基地建设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湖南畜牧业历史悠久。殷商时代， 牛、羊、鸡、猪等已驯养为家畜 （禽）。汉、唐时， 湖南畜牧业已较发达， 猪、禽已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 牛已成为耕作的主要动力。明代， 湖南已设置家畜繁殖所， 专门掌管奖励养牛事宜， 养牛业发展较快， 耕牛自给有余。清朝末年， 由于政府腐败， 内忧外患， 民不聊生， 畜牧业因之不振， 耕牛减少， 不少地方出现了人代役力耕田的景况。
民国初、中期， 由于国际市场又大量需要畜产品， 因而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1936年， 全省畜牧业总产值3 130.43万元， 占农牧业产值的16.25%, 平均每一农户牧业收入69.5元， 平均每两户农家有 一头耕牛， 每个农户有1.2头猪， 人均年食肉量8.9千克， 每 一农户饲养4～6只家禽。抗日战争期间， 耕牛损失46万头， 其他畜禽损失更多。解放战争期间，畜牧业继续下降。1949年与 1936年比较， 存栏牛仅剩233.3万头， 减少30.2%; 猪存栏350万头， 减少52%; 山羊60万只， 减少84.5%; 家禽1 250.2万羽， 减少61.4%; 畜牧业产值在农牧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16.25%下降到8.97%。
新中国成立以来， 湖南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95年与1949年比较， 出栏猪增长25倍， 存栏猪增长7倍， 存栏牛增长1倍， 存栏羊增长61倍，存笼家禽增长11倍， 畜牧业产值由1.42亿元上升到366亿元，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1.7%上升到35%。1995年， 全省肉类总产量345.5万吨，居全国第三位。调外省生猪2 400万头， 外贸出口活大猪、中乳猪40万头， 活畜和畜产品出口换汇1亿美元， 特别是生猪外销对稳定广东和港澳市场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猪肉市场的30%, 香港的20%均来自湖南。
新中国成立以来， 湖南畜牧业的发展有起有伏，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湖南素有 “鱼米之乡”之称， 渔业已有数千年历史。汉朝以前湖南捕捞渔业就有相当的规模。唐宋时期， 捕鱼业兴旺发达， 渔具渔法多种多样， 渔产丰富， 号称“八百里洞庭” 的洞庭湖成为 “鱼虾之会，菱芡之都” (宋·米芾《山市晴岚》)。大约在这一时期， 池塘养鱼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到明清时期， 养殖业有进一步发展。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漫长的岁月里， 湖南渔业向来以捕捞为主， 水产养殖规模不大， 产量较小。整个渔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据民国3年(1914年)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分析， 全省水产品产量9.3万吨，捕捞产量占总渔产的99.6%。民国25年 (1936年), 全省水产品总量6.7万吨， 其中捕捞产量4.95万吨， 占73.88%, 另产鱼苗5亿尾， 莲产8 000吨。
抗日战争时期， 日寇对渔民、渔船烧杀掳掠， 渔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 滨湖渔船、渔具损毁60%以上， 加之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 渔业每况愈下。全省年产鱼高时几十万担， 低时只有10多万担。据30年代后期编 《中国实业志》载： “长沙、岳阳两关， 每年进口海产渔介， 常达六七十万关两之巨， 其中洋货常占三分之一， 鲜鱼市场反被咸鱼、干鱼所夺。因此， 湘省渔业益形衰落”。到1949年， 全省水产品产量只4. 34万吨， 其中养殖产量仅万吨， 占18.2%, 养殖水面5.12万公顷， 水面利用率只14%，平均每公顷154.58千克。
新中国成立以后， 湖南渔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后来因多次政治活动的冲击和经济体制的束缚，生产大起大落， 发展速度缓慢， 渔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 解放了生产力， 极大地促进了渔业的发展。从此， 全省渔业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
一、发展历程
乡镇企业始称社队企业， 即公社、大队两级集体兴办的企业。1984年， 中共中央4号文件规定， 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包括乡 （镇）、村办集体企业、农民联办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农民个体企业。湖南省乡镇企业是在农村副业、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几上几下的曲折发展道路。
一、发展历程
农科教结合是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它是农村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1987年， 怀化地区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把经济开发同科技开发、智力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进行了农、科、教结合的初步尝试。湖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发现总结了他们的经验， 并在全省各地进行推广。1989年， 农业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五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农科教结合的文件后， 湖南省委、省政府结合湖南实际， 于1990年7月正式作出了《关于实行农科教结合加速农业振兴的决定》。1992年， 国务院《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 下发以后， 湖南省又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 加快了农科教结合的步伐。全省从省到乡层层建立健全了农科教结合的领导组织体系， 加大对农科教结合的投入。全省建成乡镇农科教中心2 000个， 占全省乡镇总数的85%以上。全省乡镇农科教中心共拥有科教人员3.4万多人， 共有建筑面积180多万平方米， 生产示范基地5.3万公顷， 各种仪器设备22万台 （件）, 固定资产总值达到7.4亿多元。县一级农科教结合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初步形成了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合力推进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新格局， 使全省240多所中等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越办越兴旺， 并已建成县级农科教中心20多所。
农科教结合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加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强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搞好农村经济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共举办各种培训班40多万期， 培训人数4800多万人次； 引进、推广各种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和科技成果6万多项次， 推广面达70%以上， 科技含量由1990年的35%上升到1995年的43%; 农业科研组织大协作、大攻关，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全省县及县以下农、林、水、牧、渔、机等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已发展到2.5万多个， 各种专业研究会和技术协会6600多个， 发展科技示范户44万多户。并结合 “丰收”、“星火”、“燎原” 计划、丘岗山地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工程， 共开发了34个产值过亿元， 利润过千万元， 58个产值过5000万元， 利润过500万元的区域性支柱产业， 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发展历程
湖南省的农村集贸市场， 46年来经历了清理整顿， 建立秩序阶段， 时起时落、缓慢发展阶段， 严加限制、呆滞不前阶段， 重新认识、恢复发展阶段， 积极扶植、大力发展阶段和积极培育， 规范发展等六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三）改革开放以来／二、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一）出口主体增加， 大外贸格局初步形成／（二）出口商品种类繁多， 培育了拳头商品／（三）出口市场多元化／（四）生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五）农副产品进口／三、林业进出口贸易／四、乡镇企业进出口贸易／五、农村供销社系统进出口贸易
一、发展历程
清末至民国初期， 湖南农村体育以武术（时称国术）及其他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为主， 湖南人也因 “尚武”、“其俗好勇” 而著称于世。据1936年12月， 湖南省国术训练所编印的 《湖南国术》月刊统计， 湖南省各县平均有15%的人参加国术活动， 其中东安县达到30%, 新化县25%。
新中国成立后， 湖南农村体育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开始／（二）“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二）创建文明乡／（三）移风易俗活动
一、发展历程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工作，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广西农业机械作业始于清朝末期，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覃隆昌引进蒸汽机、碾米机等加工机械，在南宁开设大米加工厂，从而揭开了广西应用现代农业机械的序幕。1925年8月广西开始引进拖拉机、机引犁、机引耙等耕作机械。先后建立了南宁机械厂、桂林君武机厂等农业机械制造厂，制造脱粒、加工等半机械化农具。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西经济落后，民生凋零，农业机械化发展缓慢。至1943年，全省计有拖拉机7台，人力打谷机1 012台，人力玉米脱粒机100台，切蔓机94台，榨蔗机30台，水田中耕器61台。1944年由于日本军队入侵广西，上述农机具及工厂设施大部被毁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广西美国造拖拉机60台，抽水机160部以及机引犁、机引耙等配套农具一批。在柳州建立中国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制造碾米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但数量极少。至1949年，全省农机总动力约2 700千瓦。除沙塘、无忧等少数示范农场拥有一些机械设备外，广大农民依然沿用古老的手工工具，许多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广西水力资源丰富，大小河流众多，集雨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共有937条，除红水河干流外，全自治区可供开发的中小水电资源548.9万千瓦，年可发电约240亿千瓦小时(见表2-7-1)，居全国第六位。
新中国成立前，广西的水力资源没有开发利用。1909年在北海保兴商行与英国商人合办保兴电灯公司，并安装了容量为1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供照明用。1944年贺县光明化工厂自办了一座装机容量108千瓦的水电站，这是广西第一座水电站。1949年末，广西电力总装机容量仅为10 179.5千瓦，其中火电10 064千瓦，水电115.5千瓦；年发电量2 702万千瓦小时。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地方电力建设经历4个阶段：
（一）起步发展阶段／（二）曲折发展阶段／（三）大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种植业／（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种植业／1.恢复与发展时期／2.曲折发展时期／3.全面发展时期／二、生产水平／（一）粮食作物／1.稻谷／2.玉米／3.红薯／4.大豆／5.小麦／6.杂粮／（二）经济作物／1.甘蔗／2.花生／3.黄红麻／4.木薯／5.烟草／6.茶叶／7.桑蚕／8.蔬菜／9.中药材／10.花卉／11.其它经济作物／（三）水果／1.龙眼／2.荔枝／3.沙田柚／4.香蕉／5.菠萝／6.芒果／三、种植制度改革／（一）改革种植方式／1.旱田改水田／2.单季稻改双季稻／3.推行稻田三熟制／4.旱地多熟制／5.水旱轮作制／（二）改造低产田／（三）改良与更新农作物品种／四、推广先进科学技术，创高产优质高效／第三节 蔗糖生产／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状况／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一）起步时期／（二）大滑坡时期／（三）曲折发展时期／（四）徘徊时期／（五）持续发展时期／（六）快速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以营林为基础，采取“造、封、管、节、用”的五字方针，实施大规模高标准的人工、飞播造林和工程封山造林，使现有林地从1950年的379万公顷增至1992年的643.3万公顷，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由1.66亿立方米增至2.5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16.04%提高到27.1%，使林业生产从一个落后的省、自治区跃上了全国先进行列。1991年获林业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成绩显著奖”；1991—1992年，连续两年获林业部“造林成绩优异奖”。
1950—1992年广西林业生产从粗放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已初步形成了木材加工、林产化工、林业造纸、林产品加工等四大支柱的林产工业体系。全自治区1992年拥有林业职工8.33万人，林业总产值70亿元。林业已成为广西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并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西畜牧业经历了坎坷曲折获得不断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靠改革开放政策和广大农民、广大畜牧工作者奋勇拼搏的精神，依靠科技兴牧，加快了畜牧生产发展的步伐，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肉、蛋、奶、蜜等食品，为轻工业提供了大批的皮、毛、脏器等原料，为广西出口创汇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牲畜役力(1992年从事劳役的大牲畜有523.43万头)、有机肥料，也为农民增加收入。1992年畜牧业产值79.95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占农业总产值的24.08%。其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广西渔业生产历史悠久。海洋渔业早在汉代沿岸捕捞已有相当发展。合浦珍珠的采集始于东汉，到明朝盛极一时。淡水渔业，唐、宋时代已比较发达。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说象州“水清鱼肥”。明代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记载：“横州城中有鱼塘三百六十口，廊外并乡村倍之。大者种鱼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数，故鱼甚贱，腾贵时亦斤不满六钱。”浔江至梧州以下，是天然的鲩、鳙、鲢鱼苗孵化场，每年装捞的鱼苗除供应云、贵、川等省市外，还远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
在旧中国，渔业设施简陋，技术落后，生产水平很低。1949年全自治区海水产品产量只有10 827吨，淡水鱼产量仅6 640吨，比年产量最高的1938年下降43.3%。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渔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全自治区水产品总产量，1980年11.13万吨，比1952年的4.33万吨增长1.57倍，年均递增3.44%,1985年上升到18.92万吨，比1980年增长69.99%，年均递增11.18%。进入90年代，发展速度更快。1990年32.35万吨，比上年增长15.4%。1991年36.87万吨，比上年增长13.91%。1992年达44.57万吨，比上年增长21%，提前3年超额完成“八五”计划40万吨的任务。到1993年，突破50万吨大关，达56.51万吨，又比上年增长26.8%。这4年平均年递增19.16%。
（一）萌芽阶段／（二）从大起大落到稳步发展阶段／（三）大发展阶段／（四）缓慢发展阶段／（五）全面发展阶段／（六）稳定增长阶段／（七）高速发展阶段／二、乡镇企业结构／（一）农业企业／1.种植业／2.养殖业／（二）工业企业／1.农副产品加工业／2.建筑材料工业／3.矿产采选业／4.烟花爆竹制造业／5.支农工业／（三）建筑业／（四）第三产业／1.交通运输业／2.商业、饮食业／3.服务业／4.其它企业／三、乡镇企业的地位与作用／（一）生产了大批产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二）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三）成为工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四）增加了农民收入／（五）壮大了集体经济／（六）安排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七）增加了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八） 推动了农村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素质／（九）为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十）以工补农支持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四、基本经验／（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二）从实际出发确定发展重点／（三）坚持“四轮驱动”的发展方针／（四）制定优惠政策／（五）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投入／（六）积极开展城乡协作和横向经济联合／（七）加强与改善领导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国有农垦企业历经了创业、发展、挫折、调整、恢复、改革等六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广西华侨企业创办30多年来，经历了创业、整顿、深化改革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在本世纪初，开始使用农业机器。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洮南县境内就有人使用蒸汽拖拉机(农民称之谓“火犁”)垦荒种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并把它视为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必由之路。吉林省是国家确定发展农业机械化较早的重点省份之一。40多年来，全省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农村用电，始于日伪统治时期。1944年10月，日伪出于大面积开垦前郭旗七家子水田灌区的需要，开始建设66千伏的京（长春）一前（前郭旗）送电线路145. 1公里和6 000千伏安变电所一座，于1945年6月建成并投入运行。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排灌电力设施大部被拆除。新中国成立前，全省农村除极少部份的水田灌溉，以及城市和工矿区附近极少数居民用电照明外，绝大多数地方无电可用，农民多是用“火油灯”、蜡烛和“松柴”照明。
新中国成立后，全省农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基本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长白山林区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森林资源。这片美丽富绕的森林，解放前的百余年间，曾遭受过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的强行侵占掠夺，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吉林林区才回到人民的怀抱，恢复了青春和活力。在党的领导下，吉林林业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林产品，而且通过植树造林有力地保护和改善了全省的生态环境，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成为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新中国成立前园艺特产业状况
一、发展历程
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建制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0余年间，由于封建王朝实行“尚本抑末”政策，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残酷殖民统治，全省农村除零星的以传统技艺和手工劳动为主的酿酒、小油坊、小粉坊、木匠铺、铁匠炉、土法纺织等作坊外，几乎没有乡村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乡镇企业经历了长时间的波浪起伏，迂回曲折的过程，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弱变强地逐步发展起来。已成为振兴吉林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农村治穷致富，消灭“三大”差别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萌动、受挫与复苏和飞跃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国营农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40多年来，国营农场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建运服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生产水平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产业系统。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创建、变动起伏、严重受挫和全面振兴的阶段。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现代农业科研事业，萌芽于20世纪初，经历了民国和日伪统治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发展壮大起来。
一、发展历程
吉林省创办近代农业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发展中走过曲折的道路，但由于广大农业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教育经验，认识和掌握了农业教育的一些规律，为全省农业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
一、发展历程
山东省自然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地瓜、大豆、高粱、谷子、水稻、棉花、花生、烟、麻、瓜、菜、果等，是全国粮、棉、油、菜、果主要产地之一。解放前，山东省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作物产量长期低而不稳。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采取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种植业恢复发展很快。尔后，农业几经挫折，种植业时起时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农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种植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种植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山东林业的真正恢复和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来，林地面积较建国前1948年增加了4倍多，木材蓄积增加了12倍多，林业法制日益健全，科学技术有了提高，为今后的林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回顾建国以来林业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经过了曲折与起伏。其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畜牧业／（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畜牧业／（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畜牧业／（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畜牧业／二、生产水平与现代化建设／（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二）产值产量不断上升／（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四）服务功能不断强化／（五）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一、发展历程
山东农民从事家庭副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解放前，遍及农村的“五匠”、“四坊”和一些传统手工业，一直作为农民家庭副业长期存在，但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家庭副业迅速发展，但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9年到合作化初期。党中央提出，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民家庭副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对发展农民家庭副业作了相应的政策规定。这一时期，山东省农民家庭副业发展很快，1955年，全省副业产值达到9.14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并按新口径作了调整，下同)，比1949年增加4.44亿元，增长94.5%，平均每年增长11. 7%。副业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种植业，居第二位。
人民公社化初期。在此期间，由于“一平二调”错误的影响，农民家庭副业大为减少。1962年，全省副业产值减少到0.09亿元，为建国40多年来的最低点。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允许和鼓励社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农民家庭副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又有了恢复性发展，3年中副业产值增长了55.6%，达到0.14亿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干扰，农民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割除。70年代虽有一定发展，但10年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全省副业产值只有0.34亿元，虽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了1.4倍，但远未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家庭副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家庭副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85年，全省副业产值达到了11.52亿元，30年来第一次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一、发展历程
山东水产业发展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山东的海洋捕捞就比较发达，二千四百多年前就有了淡水养殖事业。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著《陶朱公养鱼经》，就是后人以范蠡在齐国陶地（今山东定陶）淡水养鱼实践经验写成的。
秦汉以前，山东水产业曾有过一段比较兴盛的时期。周代，姜太公封齐后，“便渔盐之利，……齐为大国”。(《史记·齐南与世家》)管仲相齐，进一步“通渔盐之利”(《左传·纪事本末》)出现“莱黄之鲐不可胜食”、“鱼……待商而通”(《盐铁论·通有篇》)的盛况。自汉以后，农业、畜牧业相继发展起来，加之官府重农轻渔，水产业长期在徘徊中缓慢发展。清末民初，山东商民购置汽轮出海捕鱼，沿海渔业又有较大发展。到1936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达到22万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水产业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建国时，全省水产品产量为9.8万吨。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水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山东省乡镇企业，萌芽于农业合作化、正式产生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山东省庭院经济发展几经曲折，起伏很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保护和发展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政策，庭院经济发展很快，1952年山东省家畜饲养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08%，副业产值增长69%。1953—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仍允许农民发展以家庭副业形式存在的庭院生产，这个阶段庭院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稳定的。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关闭了市场，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砍再砍，庭院生产几乎被消灭殆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政策，鼓励农民在搞好大田生产的同时搞好庭院经营，并把发展家庭经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庭院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4年，山东省开始抓庭院经济开发试点，树立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经过两年的工作，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千元、几千元不出院的典型。长清、崂山、昌乐、莱阳、高密、邹县、福山等试点县、区，庭院经济开发户占农户总数的20%左右，庭院开发初见成效。1986年，在长清县召开了第一次庭院经济经验交流会，对60多个典型进行了现场参观。会后，全省试点面扩大到25个县、308个乡镇、8580个村。庭院经济开发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的重视，不少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昌乐县北岩乡和高密县夏庄镇还制定了促进庭院经济开发的政策：一是落实庭院和闲散土地的经营权；二是征收土地资源补偿费和荒芜费；三是对发展庭院经济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四是把庭院经济开发与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和阶段考评联系起来。各地也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村干部、群众开发庭院经济的积极性。庭院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
80年代中期开始，山东省庭院经济开发一直保持较高的速度。从1988—1990年的3年间，全省庭院经济开发户由377万户发展到742万户，比1987年增加365万户，年递增25%，占全省农户总数的比重由19.8%提高到42.9%，增长23个百分点；全省开发户的庭院经济开发总收入达到127亿元，比1987年增长76亿元，年递增35. 5%，开发户均收入1715元，比1987年的1353元增长362元；开发面积达到154万亩，比1987年增加80万亩，年递增27.6%，户均开发0.2亩。
庭院经济开发项目以种、养、加工为主。1990年，全省庭院经济开发户中，养殖业350.5万户，占开发户总数的47.3%；种植业142.4万户，占19.3%；加工业139. 5万户，占18. 8%；商业服务业65. 4万户，占8.8%；其它行业42.6万户，占5.8%。
开发户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型。1990年，全省庭院经济开发户中，700—1000元收入水平的有389. 7万户， 占52. 5%; 1000—2000元的203. 9万户， 占27. 6%; 2000—3000元的89. 9万户，占12. 1%; 3000—5000元的39. 5万户， 占5. 3%; 5000元以上的18.9万户，占2.5%。
庭院经济开发服务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在组建县、乡、村各级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站）的同时，全省多种经营系统还于1988年成立了“山东省多种经营服务协会”，交流服务经验、经济信息、市场动态等。到1990年，全省已兴办合作经济性质的县、乡、村三级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站）11893处，固定资产4.9亿元，从业人员5. 8万人，各公司（站）经营总额18.2亿元，利税1. 5亿元，对加速庭院经济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 两起两落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甘肃省种植业发展沿革／（二）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的种植业／1.恢复上升阶段／2.受挫下降阶段／3.调整回升阶段／4.曲折徘徊阶段／5.全面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甘肃淡水资源是全国贫乏的省区之一，但是渔业水域相对而言不算太少。根据1981—1984年初步调查，总水面为15.4万公顷，其中河流11.4万公顷（季节河流未统计在内）湖泊1.3万公顷，水库2.7万公顷。鱼种总资源约100种以上，经过查明鉴定的有79种，其中，鲤科鱼类为本省的优势鱼种，产于陇南、天水、定西、河西等地的大鲵细痣疣螈、秦岭细鳞鲑、水獭等为国家二类保护珍稀水生动物。引进的养殖鱼类有草鱼、白鲢、鳙鱼、长春鳊、团头鲂、颖鲤、建鲤、白鲳、虹鳟鱼、罗非鱼、东方真鳊。还有甲鱼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省内河流塘坝虽有少量的鲤、鲫鱼及其他土著鱼类，但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行业去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渔业生产的发展，以生产结构变化为特征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甘肃省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一个起伏、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程
全区40多年的农业发展同全国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反复、迂回前进的艰难历程。
（一）开创阶段／（二）调整整顿阶段／（三）高速发展阶段／（四）农机化体制改革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没有一座水电站。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从全国各地调来了许多水电技术人才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短短几年时间里，对新疆进行了全面的水力资源普查，初步摸清了全区的水力资源情况，并制定了各流域开发的轮廓性方案。1951年建成阿勒泰2×100千瓦的五级水电站，是新疆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1955年建成的3×800千瓦的乌拉泊水电站，是国家“一五”计划项目，也是新疆第一个较有规模的水电工程，它建成后以35千伏等级与新疆当时最大的火电厂——苇湖梁发电厂并网运行，从此开辟了新疆农电水电建设的新纪元。
1958—1960年，共建设了200多座农村水电站和动力站，装机达2万多千瓦。但由于设计简单、施工粗糙、设备质量低劣，随后不长的时间相继报废，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以后新疆的水电农电事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逐步得到恢复，到1966年基本恢复正常。在这段时间里，自治区为恢复以水电为主的水电农电事业的发展，动工兴建了一批单机5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主要有：阿克苏胜利一级水电站、新和东方红水电站、阜康三工河六级水电站、和田排孜瓦提水电站、玛纳斯河四级、五级水电站、博乐红星一级水电站、新源卡甫河三级水电站等。这些电站设计比较合理，施工质量好，到目前还在发挥着骨干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农村电力建设受到影响，进展很慢。1976年以后，投资增加，建设步伐加快。1976—1980年的5年时间共投入资金2.8亿元，是1971—1975年间的4.6倍，新建成了一批骨干水电站，新增装机容量17.6万千瓦，主要有：于田托乎拉克水电站、莎车勿甫二级水电站、喀什一级水电站、铁门关水电站、阜康三宫河三级水电站、玛纳斯河二级、三级水电站、乌苏二级水电站、阿克苏胜利二级水电站等。
1981—1984年，开始注意配套电网建设，新增装机容量速度适当调慢，着手进行全国第一批农村水电初级化试点县的前期规划工作。1985年前后及整个“七五”期间，水电农电建设，认真贯彻“大、中、小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积极采取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电的方式，逐步改变过去结合灌溉建设径流式水电站为主的方向，开始动工兴建一批有一定调节能力的中型水电站。这期间开始上马兴建的电站主要有：托海水电站(4×1.25万千瓦，调节库容470万立方米)，克孜尔水库电站(4×0.65万千瓦，调节库容4.77亿立方米)、大山口水电站(4×2万千瓦，调节库容2 580万立方米)、西大桥水电站(4×0.65万千瓦，调节库容1 010万立方米)。同时，开始加强了地方电网中配套火电厂建设，建成了和田拉斯奎等火电厂，扩建了伊犁等火电厂。1986—1990年及以后几年，新疆按照“以电养电”的政策、“自建、自管、自用”的方针，多方筹资加快地电农电建设。“七五”期间，新疆完成了国家安排的2个全国第一批初级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建设任务，6个第二批初级水电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建设工作也已在1995年10月按期顺利完成。各地电农电企业开展了“一查六定”和“抓管理、上等级”工作，地电企业的管理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现代化、规模化的路子。1995年全区在建的地电农电规模达22.1万千瓦，其中新源火电厂、吉木萨尔火电厂、阜康天池火电厂、精河火电厂等共6.3万千瓦。现已开始了建设大型水电工程的准备工作。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大型农业机械的出现，过去由一家一户经营的零星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为了便于适应大型农业机械作业，提高灌溉效率和农产品产量，1956年首先由水利部门提出了进行旧灌区改造的建议，其内容是：按照原苏联集体农庄农田规划的模式，把新疆当时已经实现了合作化的农田按照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和灌溉、排水渠系的现代化以及防风防沙、方便交通等多方面的要求，对农田地块和灌溉、排水渠道进行重新规划，同时对农田内部的林带、道路、农村居民点也进行统一的规划改造。
1958年8月，自治区在米泉县召开旧灌区改造现场会，介绍推广米泉县羊毛工乡、乌鲁木齐县芦草沟乡、安宁渠乡进行旧灌区改造的经验。同年10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每年冬春抽出40%的劳动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很快在全区各地出现了一批旧灌区改造的样板。到1962年10月，和田地区共计改造旧灌区8万公顷，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由于大搞旧灌区改造，兴修农田水利，3年内播种面积由1. 9万公顷扩大到2.8万公顷，粮棉产量大幅度增加。
1964年，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麦盖提县红旗公社（今央塔克乡）检查工作时，根据这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成果，并总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各地进行农田规划和旧灌区改造的经验，提出了建设 “好渠道、好条田、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的要求，号召各地积极开展农村 “五好”建设。并根据新疆实际，提出了 “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即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农田规划建设为方向，结合人民公社的特点，进行全面规划，分期建设，逐步实现)的规划建设方针，为自治区的农村“五好”建设指明了方向。紧接着1965年10月自治区又在和田地区皮山县召开了“五好”建设现场会，实地参观了皮山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展农村“五好”建设的成就，进一步把农村“五好”建设推向了新高潮。截止1966年10月全区共有274个公社 (占公社总数的42%) 按照 “五好”标准进行了规划，共计建成好条田4 137块，面积52万公顷。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 “五好”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但由于农村“五好”建设对自治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起了巨大作用，它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广大群众仍然顶着逆流继续进行 “五好”建设，一些地方的 “五好”建设仍有一定发展。截止1974年全区累计建成 “五好”配套农田达到83. 3万公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的农村“五好”建设重新得到了肯定，进一步在全区各地蓬勃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县。1981年、1982年、1983年自治区先后在伊犁、乌鲁木齐、和田三地市连续召开了三次农村“五好”建设会议，强调在新形势下要以更高的标准，更深入地开展农村“五好”建设。这三次会议的召开，把全区的农村 “五好”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到1995年底，全区共计建成 “五好” 配套的农田约144.46万公顷，占全区有效灌溉面积的36.1%，其中标准化灌区46万公顷，有效地增强了农业生产后劲，提高了自治区农牧业生产水平。
一、发展历程
1977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责成农办主任率领工作组对南疆贫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南疆的疏附、疏勒、巴楚、伽师、阿图什、和田、墨玉、洛浦等8县为贫困县，给予必要的扶持。从此，展开了新疆的扶贫工作，并逐步向深入发展。
新疆的贫困地区是以县为单位按不同时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多少划分的。1985年底确定的标准为，全区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农民和150元以下的牧民为贫困户，共有35.37万户，163万人，分别占全区乡村总户数的21%和总人口的22%，这些贫困人口较集中的县即为贫困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6年5月全自治区共确定贫困县27个，占全区县市总数的32%。其中国家确定的贫困县22个，即：塔什库尔干哈萨克自治县、柯坪县、洛浦县、皮山县、墨玉县、策勒县、民丰县、于田县、英吉沙县、疏附县、托里县、阿图什市、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尼勒克县、福海县、阿合奇县、乌恰县、伊吾县、疏勒县、岳普湖县、阿克陶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自治区确定的贫困县5个，即喀什市、叶城县、伽师县、青河县、吉木乃县。经过9年的扶贫工作，到1994年全区的贫困人口已下降到107万人，但贫困县却增加到30个，其中国家确定的贫困县25个，即：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塔什库尔干哈萨克自治县、英吉沙县、疏勒县、疏附县、叶城县、岳普湖县、阿图什市、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柯坪县、乌什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托里县、尼勒克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福海县；自治区确定的贫困县5个，即：青河县、伽师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这30个贫困县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苏3地州和北疆牧区，它们在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上有着共同特点，贫困原因大体相同。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二）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二、生产水平／（一）种苗培育／（二）平原植树造林／（三）山区造林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的渔业生产是非常落后的，多数是一些零星分散的个体农民，利用农闲用鱼叉、鱼钩等简单工具，在产鱼河流或湖泊捕鱼。1949年产鱼量仅172吨。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水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捕到养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特点是鱼的生产以捕为主。生产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捕捞工具以鱼叉、鱼钩、卡盆（独木舟）为主。生产形式主要是个体农民在天然水域捕捞原始的水产资源，产量很少。1958年成立了国营福海渔场、哈巴河渔场和焉耆捕鱼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六团捕鱼连等单位，分别在乌伦古湖、博斯腾湖、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地从事专业的捕鱼生产。1958年福海渔场从黑龙江省引进冰下大拉网捕鱼技术，鱼产量迅速增加，产量达到2 800吨。
第二阶段(1959—1970年)。特点是捕捞业继续发展，养殖业开始起步。水产养殖业从无到有，得到较快发展。1958年以后，大连、山东、上海、集美等大、中专院校水产专业毕业生陆续分配来疆工作。同时每年从武汉等地引进“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和鲤鱼鱼苗，放养在乌鲁木齐、哈密、伊宁、喀什等地的池塘和水库养殖。1961年石河子养殖场和伊宁养殖场，鲤鱼人工繁殖获得成功。1965年在石河子、哈密、库尔勒的水产养殖场，鲢、鳙、草鱼的人工繁殖获得成功，为就地生产鱼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0年养殖产量达到905吨，占总产量的14%。捕捞业的渔具、渔艺有了很大提高，引进了渔轮，底层拖网、挂网、拉网等工具，使捕捞产量大幅度增长。1970年捕捞产量为5 500吨。这期间，福海、博斯腾湖水位开始下降，原始鱼类资源捕捞过度，水产资源开始遭到破坏。
第三阶段(1971—1979年)。特点是养殖业发展较快，捕捞业产量有所减少。1979年鱼产量达到6 100吨，其中养殖产量达到1 600吨，比1970年增长了76.8%。家鱼人工繁殖技术得到推广。南至和田，北至阿勒泰，东至哈密，西到伊犁，都掌握了家鱼人工繁殖技术。1979年人工繁殖鱼苗2亿尾，为就近供应鱼苗创造了条件。
这一阶段博斯腾湖、福海渔区水域环境恶化，来水减少，水位下降，福海下降了4米，博斯腾湖下降了1.5米，鱼产量下降，全疆天然鱼的捕捞产量由1970年的5 554吨，下降到1979年的5 000吨，减少了9.97%。为解决城市吃鱼难问题，乌鲁木齐、伊宁、喀什等城市，积极发展郊区养鱼，开始了连片池塘商品鱼基地建设。
第四阶段(1980—1995年)。特点是以养为主，水产业发展迅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养鱼的积极性。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级领导把发展水产业纳入了农业综合开发和“菜篮子工程”的重要内容。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贯彻中央指示，下发了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高度重视水产业的发展，继续放宽政策，调动各方面力量，坚持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力争三五年内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1985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这一重大改革，促进了生产，搞活了流通，繁荣了市场。同时，积极推广人工配合饲料、水库施肥养鱼、大规格鱼种等技术并都取得了高产增收的效益。为丰富城市“菜篮子”，还建设了不同类型的商品鱼基地，养殖产量增加。鱼产量由1985年的9 235吨，上升到1990年的2.32万吨，年递增率为20.25%，这是新疆水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1991—1995年鱼总产量年均增长13.86%，发展速度也比较快。
一、发展历程
乡镇企业的前身称社队企业，是指农业合作化后兴办的集体工副业。新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产品有土绸、土布、花帽、地毯、铜壶、小刀、服装、靴鞋、木制餐具、木轮车、挽具、民族乐器等，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明显的地域特色，属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几乎濒于绝境的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依靠行政手段大办工业，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副产品初加工、小煤窑、小砖窑、土化肥、粮油加工、小水电、小型农机具修理、木器、炼铁、缝纫、制鞋、刺绣等社队企业。据统计，1959年新疆692个人民公社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单位拥有的工副业企业，加上手工业联社转为人民公社的企业约1.7万个，但由于浮夸风泛滥，许多社队企业有名无实。“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思想影响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社队企业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横遭批判，然而由于社队企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仍然有一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疆乡镇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乡镇企业9.88万个，36.78万人，总收入10.51亿元，“六五”期间年均递增26.15%；总产值10.96亿元(现价，下同)；工业产值4.46亿元，年均递增26. 26%；上交税金4 722万元，年均递增51. 38%; 纯利润1. 68亿元，年均递增14. 92%; 固定资产原值3. 85亿元，年均递增9.35%。
1990年，乡镇企业14.43万个，从业人员46.4万人，总收入 24. 99亿元，“七五” 期间年均递增18. 91%; 总产值25. 31亿元，年均递增18. 28%; 工业产值12. 78亿元，年均递增23. 44%；上交税金1. 12亿元，年均递增18.81%; 纯利润2.41亿元，年均递增7. 49%; 固定资产原值15. 42亿元，年均递增31. 94%。
进入“八五”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新疆乡镇企业步入了加快发展与提高的新阶段。1991—199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6. 62%，比 “七五”的18.28%快1倍还多； 纯利润年递增35. 68%。见表6-6-1。
表6-6-1 乡镇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 个、万人、万元
| 年 份 | 企业 个数 | 人 数 | 总产值 | 总收入 | 总收入按隶属关系分 | 总收入按国民经济部门分 | 纯利润 | 国家 税金 | 工资 总额 | 年资末产 固原定值 | |||||||
| 乡办 企业 | 村办 企业 | 联户 企业 | 个体 企业 | 农业 企业 | 工业 企业 | 交通运 输企业 | 建筑 企业 | 商饮服 务企业 | |||||||||
| 1980 | 12 120 | 19.38 | 32 851 | 20 401 | 12 450 | 4 840 | 13 295 | 1 746 | 7 805 | 5 165 | 8 369 | 594 | 9 816 | 24 635 | |||
|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 98 826 144 281 145 762 155 711 202 274 250 037 | 36.78 46.4 47.23 49.81 60.07 68.64 | 109 559 243 149 300 704 393 289 582 345 1 054 688 | 105 072 249 906 299 890 374 810 574 089 947 701 | 53 605 117 345 153 410 193 977 287 821 424 179 | 18 469 23 547 26 806 36 439 57 209 94 258 | 4 767 1 989 2 064 2 895 8 796 7 833 | 28 231 107 205 117 610 141 499 230 263 431 431 | 3 594 3 679 4 428 6 057 8 591 14 448 | 41 151 111 760 114 180 171 978 275 462 440 466 | 2 724 34 659 31 791 39 603 65 025 114 334 | 32 713 43 997 59 510 83 950 118 100 164 112 | 24 890 55 811 59 981 73 222 116 911 140 668 | 16 771 24 061 25 900 34 646 51 880 75 437 | 4 722 11 177 13 700 16 976 27 354 54 404 | 26 287 51 294 63 123 68 287 101 890 166 222 | 38 512 154 171 183 883 224 742 319 119 435 643 |
| 1995 | 281 130 | 74.53 | 1 649 049 | 1 493 924 | 674 382 | 100 516 | 710 026 | 21 970 | 700 849 | 168 990 | 198 599 | 403 515 | 110 656 | 76 479 | 224 014 | 604 424 | |
经过17年的发展，新疆乡镇企业已成为拥有农副产品加工、食品、酿酒、纺织、针织、建筑、建材、服装、制革、医药、造纸、机械制造、采矿、发电、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行业群体，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日趋合理，灵活机制得到进一步发挥，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和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经济，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具有新疆特色的发展路子。
一、发展历程
自50年代起，新疆就开展了国家棉花标准的宣传贯彻。60年代制定并实施自治区羊毛地方标准，宣传贯彻了《新疆细羊毛》部颁标准。70年代宣传贯彻《细羊毛及其改良羊毛》国家标准。通过这些标准的贯彻实施，促进了绵羊改良工作和新技术的推广。但因当时管理机构不健全，技术力量薄弱，开展的领域和范围也很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标准化工作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1979年自治区成立了标准局，下设农牧标准处，历次机构改革都予保留，承担全区农业标准化的组织协调工作。80年代初从种子、种苗、种畜（禽）的标准化入手，逐步扩展到栽培技术、营林造林、饲养管理、病虫防治、农（畜）产品等领域。近年来又开展了综合标准化工作和农业标准化示范县活动。1986年成立了农、林、牧业3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9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农业标准化领导小组，由农、林、牧、财政、计委、科委等17个部门领导组成。1995年，全区13个地、州、兵团12个师局、34个县、55个团场也成立了以主管农业的领导为组长的农业标准化领导小组，农口各主管部门都设有专（兼）职农业标准化业务干部，各示范县所属的乡50%也成立了标准化领导小组，全区自上而下基本形成了农业标准化管理体系，统一研究部署各地的农业标准化工作。自治区还发布了《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实施办法》，把农业标准化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1994年，自治区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标准化与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研讨会，以后各地州县也相继召开了一系列农业标准化工作会议和现场会，不断总结农业标准化工作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标准化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疆农业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的框架。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各级标准计量（技术监督）、农业、科研、农业院校等部门多年努力，共研究制定自治区地方农业标准554个；完成了《水稻综合标准》、《绿洲防护林综合标准》、《库尔勒香梨综合标准》、《杨树十大害虫综合防治标准》、《脱毒马铃薯综合标准》、《农业机械田间作业系列标准》、《新疆农作物杂交种真实性鉴定技术方法标准》、《哈密瓜综合标准》及《中国美利奴羊综合标准》。其中有6项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各地（州）县市因地制宜地制定了117个农艺标准。全区主要农产品已基本形成了种子（种畜）产品标准，农艺标准和管理标准相配套的农业标准体系。
一、发展历程
城乡集贸市场是新疆各族人民传统的商品交换场所，维吾尔语称之为“巴扎”，有着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贸易对新疆巴扎集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上东疆的哈密、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都是商品交换的重要集散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城乡集贸市场的建设，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50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在南北疆建立了一批初级市场，当时有农村集市277个，私营商业1.72万户，从业人员3.82万人，对沟通商品流通渠道，沃跃城乡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时期，由于国营、合作企业的发展和统购统销范围的扩大，城乡集市缩小，农村商品流通不畅。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新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放了一些农村集贸市场，情况有所好转。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集贸市场有的被撤除，有的被关闭，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集贸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肯定。各级领导和工商行政及有关部门大胆改革创新，大力倡导开展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经济，一大批城乡集贸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南北疆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据统计，1995年在全区各地建立起来有一定规模的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美观实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集贸市场已有1 000多个。一个遍布全区城乡和农村牧区的市场网络已经形成，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农村经济。
一、发展历程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地域辽阔，陆地边境线长达5 600多公里，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国相近邻，是我国联结中亚、西亚、南亚和东西欧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新疆自古以来与各周边国家贸易不断，源远流长，著名的“丝绸之路”横贯全境使新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制定了“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外引内联，东联西出”和“两线开放，贸易兴边”的对外开放方针。目前已批准开通15个口岸，拥有一大批对外开放城市和33个对外开放的边境县市，兰新复线和亚欧第二大陆桥全线贯通，空中航线和公路运输已形成巨大网络，由上海至法兰克福的光缆通信工程新疆段已经开通，使对外开放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新疆已同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以农产品为主的经贸关系，并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纵观新疆的对外贸易史，就是农畜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史。从有记载起，出口商品中一向以农畜产品为主，占出口总值的95%以上，所以说在新疆没有农畜土特产品的出口就没有新疆的对外贸易。近年来，出口商品中非农物资数量虽逐年上升，但农畜土特产品以及加工品的出口总值仍占重要比例。见表9-1-1。
表9-1-1 1980-1995年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 年 份 | 外 商 贸 品 出 总 口 值 |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 | |
| 金 额 | 占外贸出口总值的 % | ||
|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 1 710 18 019 33 530 36 317 45 386 49 509 57 612 76 880 | 1 595 16 626 29 626 29 338 34 152 43 233 44 233 56 525 | 93.27 92.27 88.36 80.78 75.25 87.30 76.78 73.52 |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农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农牧民的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1956年人均纯收入达到69.78元，人均消费粮食212公斤，蔬菜33.4公斤，食用油3.09公斤，肉类0.9公斤；衣着消费以棉布为主，人均消费棉布9.1米。
1957-1966年，农牧民收入由下降逐步回升，1958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下降到52.54元，1966年增长到89.72元。比1956年增长28%，人均消费粮食207.4公斤，蔬菜44.8公斤，食油2.3公斤，肉类14.4公斤，棉布7.9米。
1966-1978年，农牧民收入徘徊并有所下降，1978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84.79元，比1966年下降5.5%，年人均消费粮食209.4公斤，蔬菜44.8公斤，食油2.5公斤，肉类6.5公斤，棉布6.6米，化纤布0.23米。
1979-1995年，农牧民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1995年比198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7倍，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5.2倍，收入和生活消费增长速度都是历史上最快的。除粮食、衣着消费外，用于住房和购置用品的消费大幅度增长。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村镇，一直处于荒凉破败的境地，道路狭窄崎岖不平，房屋低矮破旧，饮水、照明等基础生活设施极其简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疆的村镇建设才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建设的轨道。自治区党委1964年提出农村“五好”建设的方针，号召各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作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奋斗目标。自治区及各地、州、市（县）组织工作队，深入乡村进行试点。从1964—1966年，全区农村共建成新居民点730处，大大改善了农牧民的居住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 “五好”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牧区经济空前活跃，为村镇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80年5月，自治区召开第一次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贯彻全国农村房屋建设会议精神，将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的工作纳入日程。1982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农村住房建设问题。1982年6月，自治区召开第二次农村建设工作会议，把村镇规划工作作为新疆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区村镇建设走上了综合建设、全面发展的轨道。1985年自治区开始抓村镇建设试点工作，确定以点代面、全面发展的方针。10年来，村镇建设工作，从抓房屋建设起步，从编制村镇规划入手，以点带面全面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1995年，全区共有建制镇98个，集镇735个，村庄2.46万个，村镇用地28.49万公顷，住户240. 67万户，人口1 083.56万人。全区村镇住宅、公用建筑、生产建筑、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蓬勃发展。
一、发展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兵团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初步消除了弊端，增强了活力，促进了兵团经济和社会面貌的改变。17年来，兵团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田水利／（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田水利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农村主要沿用2000多年前就有的木犁、水车、镰刀、锄头之类的旧式农具。农业机械，只有从美国进口的22台拖拉机和386台抽水机，分布在全省21个县。杭嘉湖一带还使用少量由私人经营的以国产低速煤气机为动力的流动抽水机船。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的农业机械有了很大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化肥／（二） 农药／（三） 农膜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用电／（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用电／二、农村用电分类／（一） 排灌用电／（二） 农副产品加工用电／（三） 乡村工业用电／（四） 农村生活照明用电／三、农电管理网络／（一） 乡、镇农电站／（二） 区农电站／（三） 县（市）农电总站／（四） 农村电工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公路／（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路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的农业区划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种植业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林业／（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林业／二、生产水平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畜牧业／（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畜牧业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渔业／（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渔业／二、生产水平／（一） 海洋捕捞业／（二） 淡水捕捞业／（三） 海水养殖业／（四） 淡水养殖业／（五） 主要鱼类的渔获量／（六） 主要养殖的水产品
一、发展历程
浙江省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垦／（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发农业／二、开发的成效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市场／（二）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市场／（三） 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市场／二、市场的结构和类型／（一） 大型综合性批发市场／（二） 专业市场／（三） 生产资料市场／（四） 生产要素市场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较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尤为迅速，从以提供出口货源为主的省份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1952年全省外贸收购额仅11 649万元，1992年达到228.8亿元，增长195倍。从1958年起，以中央外贸总公司对外成交签约，浙江省负责交货结汇的方式，开始对前苏联、东欧、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出口。真正自营出口开始于1976年对港澳地区鲜活商品的陆运出口，1978年扩大到海运远洋出口，1980年起开始全面自营出口，当年出口额为23 692万美元，到1993年达到44.44亿美元，增长17倍，13年中平均每年递增25. 1%，出口国家达153个，成为全国第七大外贸口岸。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一直是浙江省供应出口的主要商品。在以外贸收购为主的50—70年代，国家规定对外贸易统一由广州、上海、大连、青岛、天津五大口岸出口，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主要通过外贸收购调拨口岸出口，其中90%以上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如1960年收购额45 754万元，占当年外贸收购总额的94. 9%;1970年收购额为50 797万元，占93.2%。50年代主要出口商品有茶叶、柑桔、冻猪肉、绍兴酒、水海产品、畜产品、厂丝、麻袋、竹编品等；60年代有大米、食用油、活猪、冻猪肉、绸缎、棉布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增加较快，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比重下降。1980年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收购额145 283万元，占75.3%，比10年前下降17. 5个百分点。1976年浙江省开始自营出口，当时主要是活猪等鲜活商品对港澳的陆运出口。之后，自营出口迅速扩大，1991年全省出口额达29. 1亿美元，其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20. 1亿美元，占69. 1%,1992年全省出口额达37. 03亿美元，其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22. 9亿美元，占61. 8%。经营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企业，除省级外贸公司外，还发展到市县外贸企业及牛产企业等。出口商品也有所发展，如新开发了水煮笋、羽绒及制品、革皮服装、香菇等等，出口市场扩大到127个国家和地区。
一、发展历程
浙江省的农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始于60年代中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由于受当时我国对外政策的限制，地方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内容单一，仅仅承担国家下达的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实施任务，合作的对象为一些亚非友好国家；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方针、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除继续对一些亚、非、拉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外，新开展了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到境外开办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同时还接受联合国所属机构和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合作对象扩大到全球范围，合作性质转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事业不断发展，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浙江省在农业方面的国际交往由少到多，由点到面，从民间至官方，由单一国家向多边国家发展。浙江省农业对外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对外事业刚刚起步，浙江省农业对外交往主要局限于同一些友好国家进行双边的技术援助和指导。这一时期国际交往比较少。最早来浙江省访问的是1954年苏联的农业专家洛依茨基，与浙江省农业厅讨论有关绵羊（浙江湖羊）的改良问题。此后，陆续有几批苏联农业专家来浙江指导畜牧、蔬菜生产，进行兽医预防，学术讲座，引进苏联克米罗夫良种猪等。在60年代，浙江省农业对外援助主要是接受培训越南农业留学生，向朝鲜、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提供农业援助，提供水果、毛竹、茶叶等品种。
第二阶段，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外交、外经、外贸事业的发展，浙江省农业对外交往也逐渐增多。除了有来自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方面的官员、农业专家，来自日本、美国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贸易界人士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同日本方面交往频繁。国外来访人员到浙江省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参观、考察，或进行座谈和技术交流，或举行讲学，以及在浙江培育种植国外需求的农产品等。例如，从1973年开始，日本天豪有限公司多次派人来宁波和浙江省有关部门交流种植蔺草技术。浙江也多次派出人员赴日进行技术培训、交流、参观和学习。
第三阶段，80年代初期至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省农业的对外交往。在此阶段，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人员交流日益增多，内容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 国际交往呈现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趋势。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在浙江举行。
1985年以前，来浙江省访问、考察、参观的外国政府农业部门官员、农业专家等主要由中央有关部门邀请和安排。从1985年开始，省农业部门开始自行接待、安排外国政府官员、农业专家、贸易界人士等来浙江省参观、访问、考察或从事农产品贸易。先后接待了日本、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荷兰、巴西、澳大利亚、泰国、埃及、瑞士等20多个国家的外宾约260批、1 040人次；共组派21个综合和专业团组、103人次赴日本、西德、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等国；派出实习生、进修生130名，学习国外农业先进技术和农牧业企业管理经验；浙江省还分别与日本静冈县、加拿大不列颠和哥伦比亚省、澳大利亚西澳州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人员、品种、技术资料等方面开展了合作与交流，取得一定成效。
一、发展历程
浙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前后经历5年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浙江的村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条件的变化，时兴时衰，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程
河北种植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房屋残迹、粟窖和炭化粟粒等物，表明7300年前河北先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河北种植业有了长足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河北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农业科技传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在日本侵占河北之后，种植业遭受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河北种植业迅速发展，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大步向小康迈进。新中国成立后的河北种植业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 1949—1957年。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种植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种植制度由传统的一年一熟制稳步向二年三熟制发展，重点增加以小麦为主的夏粮作物，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
(2) 1958—1965年。开展“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种植业大幅度下降，导致国民经济 “三年困难”。为增加粮食生产，解决饱腹问题，盲目扩种甘薯、多穗高粱、水稻等高产作物，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压缩。1963—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人民公社所有制结构，以及社员与集体的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3) 1966—1978年。开展 “农业学大寨” 运动，大搞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活动，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1978年水浇地面积达到366.02万公顷，比1965年增长1倍多； 化肥施用量达到11万吨，平均每公顷465.9千克，比1965年增长13倍；农机总动力达到1084.13万千瓦，比1965年增长8.4倍。还重点推广了品种更新、合理施肥、间作套种、防治病虫害等先进技术。这些为种植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 “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为解决粮食短缺，扭转 “南粮北调”，推行 “全部粮田全部麦，全部麦田全部带 （带田种植）” 的种植模式。结果是粮食增产，棉、油徘徊和减产，种植结构失调。
(4) 1979—1996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根据国家计划指导和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扩大棉花、油料、瓜菜种植，实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同步大幅度增长。进入90年代，河北种植业开始向区域化种植、现代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方向前进。
一、发展历程
河北省在历史上曾是森林繁茂，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富庶之地。但是，随着人类的繁衍，社会的进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规模的垦殖和工业的兴起，特别是频繁战争的破坏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对森林资源进行大规模掠夺式的采伐，从夏商以后，河北省的原始森林群落逐渐消亡，森林资源迅速减少。据史料记载，到明代末 (公元1643年)河北省的原始森林绝大部分演替为次生林，森林覆盖率下降到15%左右。到清代末 (公元1911年)河北省已变为森林面积最少的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河北省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森林覆盖率仅剩2.8% (包括灌木林为3.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林业的恢复和发展，河北省的林业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到1995年我省森林覆盖率达到17%，比建国时增长了14.2个百分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的林业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河北省水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以捕捞业为主和以养殖业为主两个不同时期。捕捞渔业在河北省经历了风船前渔业、风船渔业和机船渔业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河北渔业进入恢复时期，风船渔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1952年开始，河北省沿海海区推行渔业合作社，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海洋捕捞产量上升。
60年代海洋捕捞业进入机船渔业时期，捕捞能力有较大发展，但经济鱼类资源开始衰退，捕捞产量回落，是河北海洋捕捞的低落阶段。
70年代河北省海洋捕捞实现渔船机械化，发展了机船，主要是拖对虾和拉毛虾，捕捞产量得到回升，但质量下降，形成历史上 “两毛一杂” (毛蚶、毛虾、小杂鱼)的局面。河北省海洋捕捞业发展机械化，开始于50年代初，发展于70年代初。在发展渔船机械化中，一方面是对原有作业的渔船，发展机械化，另一方面是发展大马力的拖网与流围网船，开展新的对虾，青鱼、鲅鱼作业，1962年春捕对虾改为秋捕，机动船拖网比风船发挥出巨大的优越性，渤海湾外的拖网船数量多发展快，河北省捕捞量由产量的半数以上退到不足10%，出现“捧着金碗没饭吃” 的局面。发展大马力的对虾拖网船在60、70年代成为河北省海洋捕捞的中心目标。
从1976年开始，河北省毛蚶过量捕捞而资源衰落，全省捕捞产量到1979年又回落到8万～9万吨，产品结构出现了 “一毛一杂” (毛蚶、小杂鱼)。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渔区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体制，以致普遍实行以船核算，促使渔业机械化进一步发展。
1985年以后，水产品价格全面放开，调动了沿海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沿海一些地区的渔民开始大量增船，渤海资源逐年下降，毛蚶基本绝产，梭子蟹不过几千吨，形不成汛期。80年代初开始，建立渔政管理监督机构，以便控制捕捞能力和保护水产资源，但由于资源公有与捕捞单位受益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此引起的竞相发展捕捞能力的势头也没有得到控制。河北沿海与沿海邻省一样，船网工具与70年代末相比较，不仅没减少，而且成倍增加。渤海资源衰退不仅没能得到控制，而且进一步加剧。增殖资源始于80年代初，因为走的是捕捞渔业的旧路子，国家投资增殖，各单位争捞，增殖既缺少活力，竞争捕捞也难以解决，历经10载，成效不大。捕捞渔业长期徘徊不前。
在捕捞渔业衰退的同时，养殖渔业逐步兴起。以管理养殖天然水产资源为特征的渔业，在河北省有100～200年历史，由于资源、地域等因素的限制，产量很低，一直发展缓慢。以人工生产资源为特征的养殖业，是高技术、高产优质高效的水产行业。它的产生与发展，首先需要生产技术上的积累与突破。淡水鱼养殖技术的突破是在60年代初随着人工育苗的解决而实现的，海水对虾人工育苗的研究始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投入生产。养殖业的发展，也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60年代初内陆养殖取得育苗技术突破后，长期徘徊停滞，几起几落。其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生产领域，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制度，养殖、农业、社办工副业等不同行业的劳动报酬“一拉平”，在养殖单位内部干好干坏“一拉平”； 在流通领域实行水产品统购统销，排斥市场调剂，收购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和养殖成本，形成养殖赔钱。这两方面的因素致使生产者失去了发展养殖业的动力。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生产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成分搞养殖，除国营渔场和乡村办渔场外，还有新经济联合体渔场和家庭渔场。在渔场中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从1979年到1985年，进行了水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水产品逐步放开，改变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经营，鱼价随行就市，解决了养鱼效益低问题，使养殖业成为渔民迅速致富的行业，从而使淡水养殖业迅速兴起。从1978年至1988年，养殖面积虽然增加不多，总产量却增加5倍多； 作为内陆养殖主体的池塘养鱼，单产水平增加近4倍。作为海水养殖主体的对虾养殖业，在80年代初工厂化育苗成功后，由于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营、集体、联营联户和个体经营一起上的新格局。沿海各级政府都组建了滩涂开发指挥机构，采取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渔民群众相结合，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相结合，试验、示范和推广相结合，并大力组织和推广横向经济联合，组织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进行技术服务、技术承包。在养殖生产内部建立统分结合的生产责任制，在产中产前产后，建立养虾苗种、水电、饵料、冷藏加工、交通运输等服务体系，使对虾养殖呈现跳跃式发展。
河北省国营企业的水产品加工经历了从无到有，由腌干加工向冷冻、加工综合利用及熟食加工的发展过程。70年代以前，国营企业的加工方法、品种和群众渔业加工基本相同，只是规模大些。70年代初，滦南、黄骅、秦皇岛等地陆续兴建冷藏库，开始了冷冻加工，直到80年代初，全省兴建了国营水产冷冻厂 （库）7个。同时加强了海上鱼货的保鲜工作。80年代中期开始，冷库的数量急剧增加，水产系统外的单位如农场、盐场、供销社商业部门也建立了冷藏库，加工水产品。80年代末，全省已有水产冷冻厂（库） 100多个。70年代，国营单位的水产加工向冷冻加工转变的同时，加工综合利用也有所发展。秦皇岛市水产品加工厂首先进行了河豚鱼加工综合利用的试验，至80年代，取得了利用河豚卵巢、肝脏提取出河豚毒素和肝油制剂等制品的成果。80年代末，秦皇岛市水产供销公司冷冻加工厂开发了稣鱼加工新产品。黄骅县渔业公司进行了对虾头加工综合利用。至此，国营企业的水产品加工开始步入综合加工的轨道。1994年在全国水产品展示交易会上，河北省有4项加工产品获奖。其中，河豚鱼毒素的提取工艺和纯化技术居国际先进水平。河北的水产品加工已由简单的盐干、冻块形成逐渐向深加工、小包装的方向发展，方便食品、保健品、熟食品、调味品等产品日益增多，水产品加工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程度加深，营运、销售网络健全，鲜活产品出口比较活跃，水产品市场购销两旺。
一、发展历程
河北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初始阶段、异军突起阶段、迅速发展阶段、发展提高阶段。
一、发展历程
古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农业技术，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加以总结。而以专门机构对农业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则始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在保定建立了直属农事试验场。1939年日本人在石家庄设立了华北农事试验场石门支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场成为北平农业试验场石家庄工作站。全省各地也成立了部分农场从事农业科研工作。1947年石家庄解放，先后改建为晋察冀边区农场、华北农事试验场、河北省科学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农业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农业生产掀起了空前的高潮，党中央发出了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为了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经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在原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和有关单位的基础上，1958年9月1日在保定成立了河北省农业科学院。全院共建立小麦、第一杂粮、第二杂粮、棉花、果树、蔬菜、土壤肥料、植物保护、机电化、园田化、林业、中兽医、海洋水产等农林牧渔各专业研究所13个。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承德、张家口、张家口坝上等专区也在原有农场、试验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农科所，当时全省共有科技干部500名。从此，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有了专门管理机构，进入了统一管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61年9月一1962年，省地两级农业科研所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的指示和《国家科委对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14条意见 （草案）》，并结合本单位情况，制定了具体的贯彻执行意见。省农业科学院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和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纠正了 “大跃进”、“反右倾”带来的问题，从而大大调动了科技干部的积极性，科研秩序恢复正常，科研工作不断深入，学术气氛日益活跃。开辟了作物栽培生理、示踪原子在农业科研工作中的应用等新领域的研究，坚持开展农村科研基点工作，创办了 《河北农学报》； 调整了研究机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保定、唐山、承德、张家口、张家口坝上等9个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业务工作属省农业科学院领导。到1965年，全省共有农林牧渔专业研究所27个，职工2 300余人，其中科技干部1 300余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全省农业科研单位的党政组织瘫痪，科研工作中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干部受到冲击，进“五七”干校，到农村插队落户，科研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1969年，各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划归各地区领导。
从1970年开始，部分研究所的科技干部先后从“五七”干校返回研究所。1971年，在原粮食作物研究所和耕作灌溉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河北省农业局农业科学研究所，科研工作开始恢复。1972年，大批科技干部从农村返回研究所，河北省农业局农业科学研究所改成河北省农作物研究所。同时，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果树、蚕桑、林业、畜牧兽医和各地区研究所也相继恢复工作。1974年1月，河北省农业科学院机关在石家庄恢复工作，院名改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1974年10月，石家庄地区成立石家庄农业科学研究所。到1976年，全省共有省地两级农业科学研究所22个，职工2000余人，其中，科技干部1000余名。科研工作已全面恢复，工作逐步展开。
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推进了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河北省委、省政府及时对省地两级科研所进行了调整，新建了一批专业研究所。1984年，在河北省农科院建立了河北省农作物遗传育种中心、农业物理生理生化研究所。1985年，国家农牧渔业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合建了河北省谷子研究所。新建研究机构，增加科技干部，增添试验设施，更新仪器设备，农业科研事业蓬勃发展，省地两级农业科研单位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在农业部“七五”综合评估中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土壤肥料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和邯郸市农科所进入全国百强研究所行列。进入90年代以后，河北省农业科研工作按 “依靠、面向” 的工作总方针，努力实现 “科教兴农” 战略，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科技开发等工作共同发展。1995年，国家、河北省相继召开了科学技术大会，1995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发了 《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农业科研工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河北省省地两级专业研究所，认真贯彻 《决定》精神，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为河北省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省地两级农业科研单位在逐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科研、开发实力日益增强，在1996年结束的 “八五”全国独立农业科研单位科研、开发综合评估中，河北省有省农科院粮油作物、谷子、农业物理生理生化、植物保护、棉花、农业机械化等6个研究所进入全国 “百强研究所”行列，整体科研实力进入全国前列。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1996年底，全省共有省地两级农业专业研究所42个，拥有职工3 960余人，其中科技干部2600余人，有高级职称的500余人，中级1000余人； 拥有8名博士、117名硕士。固定资产原值1 1652.7万元，馆藏图书资料价值107.6万元。同时，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等12所农业大中专院校，有450余名教职工，结合教学开展科研工作。
一、发展历程
河北省是中国北方农业大省和传统农业技术较发达的重要农区。由于历史上战乱频繁，农业生产屡遭严重破坏。到1949年，全省耕地726.58万公顷，粮食总产469.51万吨，平均亩产粮食53.15千克； 棉花总产10.82万吨，平均亩产11.55千克； 油料总产26.36万吨，平均亩产54.45千克。农业总产值15.74亿元 (1952年不变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一、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教育十分落后，农民90%以上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怀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增长，农村各级各类教育都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效。截止1996年，全省县 （镇）以下 (含县城，下同)农村幼儿园 （班） 43 817所 （个），入园（班）幼儿124万人，其中幼儿专任教师40 034人，学前6周岁儿童入园 （班）率达80%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小学44 792所，在校小学生793万余人，每年适龄儿童入学逾百万人，7～11周岁学龄儿童入学率年巩固率均为98%，小学毕业生升学率90%，普及了小学教育。每万人口中在校小学生1 374名，居全国第5位。小学教职工251 565人，其中专任小学教师（不含代课教师）235 017人。在专任教师中，学历达到国家要求的95%以上，居全国首位。农村初级中学4 118所，在校初中生260余万人，每年入学、毕业60万～70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近40%，另有乡 （镇）职业初中在校生5万余人。普通高中 （含完全中学）377所，在校高中生30万人，每年招生、毕业8万人左右，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约5%。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含县办职教中心） 182所，其中规模较大的县 （区）办职业技术教育中心139所，在校学生14万余人，每年招生、毕业4万～5万余人，招生人数占整个高中阶段 (普高、中专、职高)招生人数的比例达到53.6%。
全省有正规高等农林院校3所，即河北农业大学、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其中河北农业大学为综合性农业大学，历史悠久，规模较大，办学有特色，省内外知名，是河北省重点高等学校之一。3所院校在校本专科生9 714人，每年入学、毕业3 000人左右。农业中等专业学校22所，在校生28万余人，每年招收、毕业2.6万人，主要培养、培训中等农业技术人才。成人教育是农业农村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全省有农村初等专业学校18所，在校生0.3万余人，农民中学112所，在校学员1.4万余人，农民初等学校11 205所，扫盲教学点10950个，参加扫盲识字学员12万人，每年扫除文盲8万余人，1994年全省已达到国家无盲省标准。农村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共有41 597所。其中，县办农技培训学校99所，乡 （镇）办3 289所，村办38 149所，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培训网络，有学员387万余人。此外，尚有各级各类农业短期培训班，每年有500万～600万人接受各种农技培训。
从1949年到1996年，近半个世纪里，河北省农村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河北仅存留6个气候测站，气象事业未形成规模。1952年8月，河北省军区司令部设立气象科，此为河北省气象事业的第一个管理机构。1953年8月，气象部门从军队建制转为政府建制。1954年12月，河北省气象科改建为河北省气象局，地址设在保定市。至1957年，在全省很快建立了一批气象台站。1958年春，全省气象台站管理体制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将专、县气象台站收归省气象局统一管理。1966年，全省气象台站网基本建成，新建各类气象台站122个。1968年省气象局随省会迁到石家庄市。“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中，气象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由于气象部门的良好传统和职工的良好素质，基本保持了气象资料的完整和连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北气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卫星、雷达等先进设备的应用，使气象探测和监测形成了立体化的探测系统；气象台站布局的完善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气象资料的收集和传递更加迅速，实现了网络化； 计算机的普及及软件的开发，使以数值预报为代表的预报方法和手段更加科学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各行业及人民群众对气象科学要求的日益提高，气象服务由过去单一的公众服务和公益服务向多层次、多行业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专业化。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四）“文化大革命”时期／（五）改革开放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至开设口岸前／（三）开设口岸后／1. 自营农副产品出口商品不断扩大／2.农副产品出口加快增长／3.农副产品出口徘徊／4.农副产品出口低速增长
一、发展历程
河北省1992年提出 “积极引导各级各类服务组织向系列化、实体化、产业化方向发展”，1993年提出 “群龙创高效计划”，1994年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式提上重要工作日程，到1996年层层制订农业产业化发展 “九五”规划和年度计划，全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处于规划起步阶段。
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目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渐突出：
❶农业生产主体分散、势单力薄，无法抵御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风险；
❷单一农户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造成生产大起大落；
❸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提篮小卖，交易方式陈旧，流通费用大，造成利益大量流失；
❹农户小而全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滞留，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广大农民急于寻找恰当的市场进入方式，以期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需要，河北省委、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上工作日程，积极引导，大力推动。1992年1月，河北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在全省农工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 “积极引导各级各类服务组织向系列化、实体化、产业化方向发展”。1992年7月，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率各地、市委书记到山东省诸城市专题考察学习 “农村商品生产大合唱” 的经验。学习山东经验，在全省各级涉农部门展开轰轰烈烈的 “农业发展我发展，我与农业共兴衰的农村商品生产大合唱”。同年10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在三河县召开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重点总结推广了三河县供销社养鸡一条龙，产供销全程服务的经验。1993年9月，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新的农业发展战略，简称农业发展“七字工程” (即水、白、绿、种、牛、鱼、龙)，制定了 《河北省农业群龙创高效计划》 (简称 “龙创计划”)，在全省规划发展1000条龙型经济。
1994年河北省委、省政府在辛集市召开首次农业产业化经营现场会，正式提出 《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意见》 (冀发 〔1994〕 11号)，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两大拉动工程 (乡镇企业拉动、产业化拉动)之一。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大力推动。
1995年底河北省召开全省县域特色产业工作会议，分南北两片参观了霸州、河间、辛集、清河等县（市）的特色产业，省委书记程维高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工作思路。这次会议后，各级加大了工作力度，在全省突出抓了蔬菜、葡萄、马铃薯、蛋鸡、草莓等一批新兴特色产业，同时，中药材、皮革等一批传统特色产业也迅速壮大，出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发展的好势头。
1996年初，省委、省政府抓住有利时机，要求省、市、县层层制订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 “九五”规划和年度计划。省计委牵头，组织各市规划了100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初步形成了 “百龙腾飞计划”。同年7月底，河北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计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国农科院、水产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省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戴河召开 “河北省农业增长方式座谈会”。10月24日下发了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 “九五”期间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若干意见的通知》 (冀政〔1996〕 78号)，再次强调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把产业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实施农业产业化工程规划。到2000年各县（市）要形成3～5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主导产业，其增加值达到全县 （市）农业增加值的50%以上，主导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95%以上、外销率80%以上。各市要组织跨县的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力争形成10～30条 ‘龙’ 型经济组织，其中3～5条 ‘龙’ 型经济的年经营额达到10亿元以上。继续实施 ‘群龙创高效计划’，省直农口和涉农部门要组织跨市的 ‘龙’型经济100条。‘九五’ 期间重点抓好绿色食品、蔬菜、肉牛肉羊、饲料、猪肉、林产品、饮料等10个农业产业化工程，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加工率、增值率、出口率和产业化率”。为了把这一规划落实好，同年底河北省委、省政府又在唐山市召开了全省农业产业化现场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提出用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各级各有关部门都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措施，选准工作着力点，建立专门班子，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全省上下初步形成了一个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热潮。据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分析，河北省到1996年底有30%的县 （市）形成了特色主导产业，有50%左右的县 （市）主导产业比较明确，涌现出231个年销售额超千万元的龙头企业。
一、发展历程
河北省经过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发展，到90年代初，80%以上的农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出现了一批率先致富奔小康的典型乡、村。对全省大多数农民来讲，主要任务已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致富奔小康。根据中央战略部署和河北省实际，不失时机地引导并推动农村小康建设，河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探索。
1991年11月，中共十一届八中全会明确提出9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总的目标是： “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会后，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小康建设活动。在随后召开的省委会上，省委书记邢崇智明确提出了全省抓小康的要求。会后，省委、省政府制订下发了《加强农业农村工作三十条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小康建设的目的和要求，同时，组织35个县 (市、区)开展了农村奔小康大讨论。
1992年初，省长程维高等领导同志，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新乐县，就如何组织农民奔小康问题，深入乡村、企业、农户进行座谈，广泛听取基层同志的意见，就县、乡、村、户的规划，小康涵义、标准、途径和措施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深入研究，拟定了一个 “八达标、八配套” 的小康建设指标体系。“八达标”，即：
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达标；
❷人均收入达标；
❸人均消费水平和恩格尔系数达标；
❹人均集体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达标；
❺农民生产劳动条件改善达标；
❻反映劳动者素质的义务教育程度达标；
❼人均居住面积、质量达标；
❽社会治安状况达标。“八配套”，即：
❶生产服务配套；
❷科技教育配套；
❸文化、体育设施配套；
❹社会福利配套；
❺生活服务配套；
❻基础设施配套；
❼环境建设配套；
❽居住条件配套。并将此印发全省，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结合社教开展了翻番致富奔小康的大讨论。省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小康研讨会，各地市都抓了一批小康示范点，使农村干部群众对小康的含义和标准有了初步认识，为小康建设全面开展打下了基础，一部分县、乡、村还制订了小康建设规划，从而拉开了全省小康建设的序幕。
中共十四大和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省委、省政府用很大精力来研究如何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决心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集中力量加快小康建设步伐，建设经济强省。1993年上半年，省委、省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河北经济振兴大纲》。
1993年1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认真传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农村工作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加快农村小康建设步伐问题。省委制订了 《河北省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纲要》不仅明确了小康建设的指导思想，客观分析了建设小康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小康县、小康乡、小康村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措施，而且对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发动，对全省各县 （市）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时间要求。
1994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同志分别作了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必须坚持以小康建设总揽全局》、《用小康建设统揽农村工作全局，努力开创农村小康建设新局面》 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 “以小康建设总揽农村工作全局” 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讨论通过了 《河北省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这次会议的召开和 《纲要》 的通过，是对全省全面开展小康建设进行的总动员、总部署。1994年4月12日，省委、省政府正式颁布了1994—2000年《河北省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
为确保 《纲要》的实施，省委决定成立小康建设领导小组，由省委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任组长，吸收省直十几个涉农部门主要领导参加，同时决定农工部作为省小康建设办公室，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具体指导全省农村小康建设。各市、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各乡镇也有专人负责，各部门也根据自身的职责和工作范围，积极支持服务小康建设，形成了小康建设的强大合力和打总体战的战略格局。
为检查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会议落实情况，1994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北戴河召开农村小康建设汇报会。会议邀请了13名长期做农村工作的老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评议组，对汇报结果进行现场评议。对规划措施搞得好的，当场加以肯定； 对需要改进的，当场指出方向，提出意见； 对底数不清、思路不明、措施不力的，当场提出批评。专家组随即对汇报的县(市、区)进行综合评议和分类排队，并将结果予以通报。省委随后又于1994年9月、1994年底和1995年初相继召开了全省第二批小康县 (市、区)汇报会和第三批小康县分片汇报会。
为促进农村小康建设工作的开展，省委还建立了省级领导同志和省直部门小康联系县制度。同时，在全省上下组建小康工作队到乡村组织推动小康建设工作，具体帮助制订小康建设规划，寻找致富门路。
为保障目标责任制的有效落实，防止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现象，研究部署激励约束机制和小康建设中的统计监测问题，省委组织部、农工部、省统计局，1994年11月联合召开了全省监测考核统计工作会议，省委书记程维高同志以《反对假报浮夸、坚持实事求是》为题的重要讲话，对小康建设中的统计监测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会议的召开，有效地保证了农村小康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为确保小康建设规划落到实处，省委、省政府不断强化督促检查力度。1994年，责成省小康办对首批拟实现小康的24个县 (市、区)和二批45个县(市、区)进行了巡视督查，现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在农村小康建设过程中，既要坚持狠抓实干不松劲，又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妄言，严防浮夸拔高和压低隐报两种倾向。特别是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要严格审查，防止弄虚作假。为此，省小康办专门印发了《关于农村小康建设考核验收的试行意见》、《河北省小康县 (市、区)考核验收办法》，省统计局制定了《关于农村小康建设经济指标统计监测考核的试行方案》。规定小康村由县 (市、区)负责验收，小康乡镇由市负责验收，小康县 (市、区)由省、市联合考核验收。
1995年，全省首批实现小康的县 (市、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抓好典型，确保规划的如期实现，省委、省政府把1995年确定为“小康落实年”。5月，石家庄市郊区，唐山市开平区率先通过考核验收。
1996年5月6—20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由省领导同志带队，组成7个省市联合考核验收组，对首批县 (市、区)的小康建设进行了综合考核验收。验收组本着 “严格标准、实事求是、公正评价、简便易行”的原则，首先听取县委、县政府小康建设工作汇报，召开县直涉康部门座谈会，逐项查看县级小康建设必备设施和兴县富民项目，然后随机抽查3个乡、6个村，每村访问10农户，对乡村小康建设指标逐项进行实地核查，最后逐项认定，综合评估，写出考核验收报告。1996年7月1日，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石家庄市郊区、唐山市开平区到1994年底，沧州市郊区、廊坊市安次区和迁安、玉田、遵化、丰润、丰南、滦南、唐海、辛集、晋州、藁城、正定、鹿泉、新乐、三河、香河、大厂、文安、霸州、任丘、黄骅等22个县 (市、区) 1995年底实现小康，并颁发牌匾。
首批县如期、优质、全面、配套地实现小康，有效地促进了全省农村小康建设进程。1996年，二批小康县中又有13个县顺利通过省小康办的考核验收，提前一年跨入小康行列，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小康县 (市、区)。它们是： 乐亭、滦县、迁西、昌黎、涿州、安国、赵县、无极、冀州、枣强、桃城、清河、柏乡。截止1996年底，全省已有37个县 (市、区)、826个乡镇、26 360个村通过了小康验收，达到《纲要》规定的小康建设初级标准，进入了小康行列。
为了引导全省农村小康建设不停顿地向前发展，在首批县、乡、村实现小康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于1996年1月又及时制订了 《河北省 “宽裕”小康县主要经济指标》，要求已达到小康初级标准的县，要继续努力，争取到2010年以前，达到宽裕型小康标准：
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 000元 (1990年不变价);
❷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3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 000元 (1990年价格);
❸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42%以下；
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33%以上；
❺农业主要生产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增产、增收中科技贡献率60%以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提高，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0%以上，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
❻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人均财政收入500元 （当年价）;
❼95%以上的乡 （镇）、村达到小康最低标准。省计委编制了《关于制订河北省“宽裕”小康县主要经济指标)的说明》。根据这个总的要求，省委农工部和省小康办随即又制订了 《河北省建设宽裕型小康乡（镇）、村参考目标》。明确提出，宽裕型小康是介于小康到富裕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已达到小康初级标准的乡 （镇）、村，要乘胜前进，努力向宽裕目标迈进。为了确保宽裕小康规划目标的实现，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全省实施了小康建设 “百点示范工程”，共筛选出186个先进乡 （镇）、村，作为小康建设的示范点。其中有22个点被推选加入全国农村小康建设示范网络，对全省小康建设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村镇建设／（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村镇建设／（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村镇建设
一、发展历程
青海省农牧业机械化事业起步于50年代初，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青海省的电力工业十分薄弱，1949年，全省仅有1座小型水力发电厂，容量为198千瓦，6千伏配电线路22公里，配电变压器16台，总容量555千伏安。
新中国成立后，全省的农村电力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1953年湟源县安装60千瓦柴油发电机1台，建成了全省第一座州县小电厂；1956年青海省第一批州县小水电站(总容量132千瓦)在东部农业区建成；1957年大通县桥头电厂2台240千瓦锅驮机投产发电。青海省的农村电力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
“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对电力的需求，各农业县和许多牧业县都因地制宜兴建小水电站及小火电厂。1970年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为了解决农田基本建设的用电问题，各州县的小水电和小火电建设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进入80年代，在重点建设龙羊峡、李家峡等大型水电站的同时，还在河流综合利用、梯级开发以及建设单机1 000千瓦以上的州县骨干水电站（厂）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使全省的农村电气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90年代是青海电网覆盖下的农村电网飞跃发展阶段。随着33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的建成和龙羊峡、李家峡水电厂的投产发电，使青海电网的供电能力较1979年提高12倍以上。同时，在加大城网改造力度，提高输配电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州县35千伏和110千伏送变电工程的建设步伐，扩大了电网的供电范围。1990—1997年的8年间，电网覆盖面由原来的12个县（郊区）扩大至20个县（郊区）。
1958年以后，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为满足 座，
到1997年，全省建成小水、火电站（厂） 140余
总装机20万千瓦以上。建成总容量20千瓦以上的小型太阳能电站7座。农村电网拥有110千伏变电所20座， 总容量70多万千伏安； 35千伏变电所61座， 总容量近25万千伏安； 配电变压器总容量73万千伏安以上； 35～110千伏安高压线路0.3万公里；10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2万余公里。 建成4个农村初级电气化县。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恢复和稳步发展阶段(1949—1957年)／2.曲折前进阶段 (1958—1978年)／3.健康发展阶段 (1979—1997年)／二、水利建设水平／（一）水库工程／（二）渠道工程／（三）电灌工程／（四）河防工程／（五）机井工程／（六）小型水利／（七）饮水工程／（八）排水工程／（九）雨水集流工程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起步阶段／2.曲折发展阶段／3.稳步发展阶段／4.新的发展阶段／二、水土流失及分布特征／（一）黄河流域／（二）长江流域／（三）内陆河流域／三、治理成果
一、发展历程
青海农业的发展历史就是资源不断开发利用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提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并举”的方针。从50—80年代，坚持外延开发和内涵提高并举，农业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开垦宜农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和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全省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45.44万公顷，增加到1998年的60.5万公顷，其中水浇地面积由4.99万公顷增加到18.74万公顷。进入90年代以后，农业综合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地采用项目管理的办法，实行山、水、林、田综合治理，种、养、加结合，对提高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丰富农产品供应，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3-1-1)。
表3-1-1 青海省1949—1998年主要年份耕地面积及水浇地面积
单位：万公顷
| 年 份 | 耕地面积 | 其中： 水浇地面积 | 年 份 | 耕地面积 | 其中： 水浇地面积 |
| 1949 1952 1957 1960 1962 1964 1965 1970 1975 | 45.44 46.46 50.2 83.11 58.75 58.84 57.86 59.27 58.92 | 4.99 6.46 11.51 17.92 12.68 13.35 14.14 16.12 16.58 | 1978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1995 1997 1998 | 60.3 58.73 56.51 56.83 57.2 57.76 58.99 59 60.5 | 16.43 15.96 16.02 16.32 17.16 17.15 17.73 17.61 18.74 |
（一）50年代／（二）60年代／（三）70年代／（四）80年代／（五）90年代／二、综合农业分区／（一）东部黄土高原农林牧副区／（二）青海湖环湖牧农林渔区／（三）柴达木盆地牧农林工矿副食区／（四）青南高原牧林区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恢复发展阶段 (1949—1956年)／2.曲折前进阶段(1957—1965年)／3.徘徊阶段(1966—1976年)／4.改革发展阶段(1976—1997年)／二、生产水平／（一）粮食作物／1.小麦／2.青稞／3.蚕豆／4.豌豆／5.马铃薯／6.小杂粮／（二）经济作物／1.油料作物／2.甜菜／3.果品／4.瓜类／（三）其他农作物／1.蔬菜／2.青饲料作物和绿肥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恢复发展阶段(1950—1957年)／2.曲折前进阶段(1958—1965年)／3.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年)／4.改革振兴阶段(1977—1997年)／二、生产水平／（一）产值产量／1.绵羊及绵羊产品／2.山羊及山羊产品／3.牛及牛产品／4.猪及猪产品／5.鸡及鸡产品／6.马匹及马产品／7.驴及驴产品／8.驼及驼产品／9.兔及兔产品／10.蜂及蜂产品／（二）草原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改善／（三）科学养畜水平逐年提高／（四）畜牧兽医和草原服务体系建设／（五）农业区养殖业
一、发展历程
青海省的渔业以捕捞渔业为主，青海湖盛产裸鲤俗称湟鱼，是主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其次是扎陵湖、鄂陵湖。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青海湖周围的蒙古人和东部农业区的农民用钩钓青海湖裸鲤，年捕捞大约20万千克，售于商贩，运至西宁、兰州等地销售。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青海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青海乡镇企业萌芽于50年代，复苏于70年代，发展壮大于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起步阶段(1949—1965年)／2.停滞徘徊时期(1966—1976年)／3.稳定发展时期(1977—1997年)／二、科研成果／（一）种植业／1.品种选育／2.栽培技术／3.土壤肥料／4.植物保护／5.果树蔬菜／（二）林业／1.林木种子／2.干旱浅山造林技术／3.农田防护林营造技术／4.沙漠化防治技术／5.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6.速生丰产林和经济林建设／（三）畜牧业／1.品种改良培育／2.牲畜疫病防治及兽药疫苗的研制／3.饲草饲料／4.饲养管理及草原管理／5.实用牧业新技术／6.畜产品加工／7.基础研究及软科学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发展历程
秦、汉、隋、唐时代，陕西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利有过几千年辉煌。秦始皇修建郑国渠，灌田四万多顷 (合今110万亩), 于是“关中为沃野， 无凶年， 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以后历代均有建树。汉代兴建白渠、六辅渠、龙首渠、山河堰等，水利开发遍及泾、洛、渭、褒诸水。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 水利兴废交替， 但仍保持了相当规模。唐代水利有新的发展， 新建了延化渠、升原渠、龙门渠等一批水利工程， 同时推广了水车灌溉， 颁布了《水部式法典》。宋、元、明、清时期， 小型水利虽有发展， 但无大的举措， 而且原有工程日渐衰落，陕西水利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时期。
1928—1930年， 全省绝大部分地方三年不雨， 六料未收， 灾情惨绝人寰。在杨虎成将军的支持下， 李仪祉先生于1930年开工修建泾惠渠， 同时筹划了“关中八惠”和陕南陕北诸惠。这些工程在1949年基本建成， 全省灌溉面积达到22.4万公顷， 居全国领先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全省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陕西水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
50年代以恢复和改造旧有工程为主， 各地坚持“以蓄为主， 小型为主， 社办为主” 的方针， 掀起了第一次群众性建设高潮。陕南建库修塘， 关中修渠打井， 陕北打坝修地。同时对“关中八惠”等工程进行了改造扩建， 群众性水利建设活动遍地开花。强家湾、黑松林水库和渭高抽等工程相继建成， 新开了宝鸡峡引渭、大佛寺、永宁山、羊毛湾、冯家山、新桥水库、交口抽渭和石泉电站等工程项目， 完成了三门峡库区的大规模移民， 涌现了韭园沟、猫儿沟等水土保持示范典型。到1960年， 全省灌溉面积达到75万公顷， 比新中国成立前的22.4万公顷增加两倍多。
第二次建设高潮是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大规模的骨干工程建设。在北方农业会议和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 恢复了在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年)停建的一批项目， 又新上了一批工程， 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项目达30多项。1966年10月羊毛湾水库复工， 1968年宝鸡峡引渭、冯家山水库、石泉电站等工程复工。同时， 新开的工程有石堡川、桃曲坡、石门、石头河、王瑶、石砭峪、二龙山、八一、薛峰、引酉等水库和东雷抽黄工程、天生桥和安康电站等。同时还兴起了群众性的打配机井、“一平三端”(地平， 路端、渠端、树端) 和改土治山的热潮。这一时期，全省每年投入的农田水利建设劳力均在400万人以上。到1980年， 全省建成各类水利工程20多万处， 累计建成水库1 479座， 配套机井14.54万眼.建成小水电站1 325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32.13万公顷， 农村人均水浇地达到0.6亩， 关中达到1亩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第三次水利建设高潮。80年代初期， 农业连续几年获得丰收， 人们在思想上忽视了水利， 加之核减了过去统计中的 “水分”， 灌溉面积统计数字骤减。80年代后期， 以贯彻国务院《关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为契机， 水利建设得到加强， 开始走出低谷。随着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城乡人民生活对水利的需求日益增长， 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 “八五” 计划时， 把水利提到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地位， 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 随着这些精神的贯彻落实， 出现了水利为社会， 社会办水利的趋势， 并促使水利开始由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农民投劳建设向国家、集体和群众个人一起上的转变， 由单纯为农业服务向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服务的转变； 由只注重社会效益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转变。在这一时期， 关中5地、市和延安北部的夏季农田基本建设不断掀起高潮， 全省性的冬春水利建设一年好于一年， 渭河、汉江治理规模空前，羊毛湾、王瑶、石砭峪等一批病险水库得到加固处理，泾惠渠、宝鸡峡、交口抽渭、桃曲坡、冯家山、洛惠渠等许多重点灌区初步的更新改造、挖潜配套和“方田”建设成效显著。东雷二期抽黄工程、定边供水工程、汉中大米工程、石头河西安供水工程、马栏河引水经桃曲坡水库向铜川市的工程、渭北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和榆林风沙滩区井灌工程等新建项目先后上马。大荔、黄陵、彬县等7县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先后建成。无定河、黄甫川、嘉陵江、丹江、延河、佳芦河等流域和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成果十分显著。进入90年代以来， 全省各地还掀起了农民个人或联户投资自办水利的热潮。由于社会办水利的兴起， 省委、省政府提出到2000年建成两个2 000万亩(2 000万亩水地和2 000万亩无水利设施基本农田)基本农田_的目标提前于1995年实现。
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 到1995年， 全省累计投入各类资金73.28亿元，建成各类水利工程20多万处， 其中灌溉工程17万处， 发展设施灌溉面积146.28万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134.03万公顷。各类水利工程中， 有水库1 070座， 设计库容41亿立方米， 保存的有效库容22.8亿立方米， 灌溉面积31.54万公顷； 建成引水渠道1.5万多处， 灌溉面积48.5万公顷； 建成抽水站1 738处， 总装机39.18万千瓦，灌溉面积38万公顷。喷灌站555处， 灌溉面积0.55万公顷。机井14.9万眼， 已经配套的13.7万眼， 灌溉面积29.17万公顷。建成水电站2 521处， 总装机2 836台、24.57万千瓦， 年发电48 849万千瓦时。
这些水利工程， 在全省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 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成为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❶促进了农业的持续稳步增长。50年代后期， 全省水地面积超过66.67万公顷， 粮食总产首次突破50亿千克大关， 并稳定在70亿～80亿千克之间； 70年代末， 水地面积达到126.67万公顷时， 粮食总产登上了100亿千克的新台阶， 并基本稳定在100～110千克之间。80年代以来，水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3, 所产粮食占全省粮食总产的2/3, 生产的棉花、油料、蔬菜占到总产的90%左右， 特别是干旱年份占的比重更大。
❷改善了城乡群众生活和生产用水条件。城乡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占的比例已由50年代的5%增加到90年代的16%。改革开放以来， 水利部门已在西安、铜川、延安等市在内的许多城镇建设了水源工程， 为缓解城镇缺水危机作出了贡献。在农村建成了包括人畜饮水工程在内的供水厂 （站）6 000多处， 累计解决了977.66万人、160.25万头大家畜的饮水困难。其中建成的自来水工程1 445处， 使300多万人用上了符合卫生标准的自来水。全省建有小水电站的县达到65个， 其中有19个县、767个乡镇主要依靠小水电供电， 促进了边远贫困山区的两个文明建设。
❸改善了生态环境， 减少了洪涝灾害损失， 修建的堤防工程保护着164座城镇、388.9万人、25万公顷耕地和沿河的工矿企业以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 累计减少直接经济损失27亿多元。修建的排水设施， 使31.3万公顷耕地免遭渍涝灾害， 使2.67万公顷盐碱地得到改造。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陕西的电力工业十分薄弱。从1935年陕西开始建设发电厂以来， 到1949年共形成的发电能力只有1.3万千瓦， 年发电量仅0.28亿千瓦时。农村用电量几乎为零。
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陕西的电力工业得到加强， 农村电气化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引进、试办单一国营阶段／（二）国家、集体两级经营阶段／（三）国家、集体四级经营阶段／（四）稳步发展阶段／二、农机总动力及装备水平／三、农业机械化水平／（一）机耕面积／（二）机播面积／（三）机收面积／（四）机电灌溉面积／（五）机械植保、铺膜面积／（六）其他机械作业水平／四、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一）替代作用／（二）载体作用／（三）抗灾作用／（四）增收作用／五、制约与困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之前／（三）改革开放时期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陕西省农村市场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价格为主时期／（二）多种价格并存时期／（三）市场价格为主时期／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和分类指数／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一、发展历程
陕西农村对外交往与开放的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城固县人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东汉时扶风县人班超又维护和沟通了这条中西陆路交通贸易商路。此后汉唐1 000多年间， 东西方使者和商队频繁往返于长安和中亚、西亚各国， 开展以 “绢马”为中心的国际贸易， 相互传播多种农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古长安在国际贸易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发展历程
在村镇的长期发展中，历经不断的筛选、淘汰、分离和组合， 已形成了错落有致、不同层次的村镇格局， 即城镇——集镇——中心村——基层村 （自然村）。从陕西情况看， 广大农民为了便于耕作， 村镇规模普遍较小， 布局分散。基层村是乡村中从事农业和家庭副业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居民点， 没有或者只有简单的生活福利设施。中心村是乡村中从事农业、家庭副业和工副业生产活动的较大居民点， 有为本村庄和附近村庄服务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福利设施。集镇绝大多数是乡村基层政府的所在地。商品交换、集市贸易、交通运输的枢扭；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邮电各个事业单位的设施场所。
从土地改革至1957年， 陕西各地在村镇建设和农户住宅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当时建设标准都较低， 许多农户只是由于分家另起炉灶多数盖的是土坯房， 它表明当时多数农民生活除穿衣吃饭和添置少量小农具外， 一般无力建大房。
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住宅建设，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8年春—1958年底， 各地农村新建和改建了一批住宅。这批住宅， 大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提出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号召建造的， 有些地方住宅和集体宿舍差不多。
第二阶段， 大体上是从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开始的。要求在“15～20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1959年春天起， 各地农村按照这个决议的新精神， 建造了一些住宅。大都是“排排房”， 关中农村仍为传统建造的厦子房， 但有厨房设施。
第三阶段， 是在三年经济困难的后期， 1962年初，建筑工程部号召全国建筑设计工作者到农村调查研究， 做好支援农村的有关设计， 允许农民自筹款料， 自建住宅， 提倡自建公助， 有力地调动了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村镇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势， 1984年全省共有28.49万户建房户， 占总户数513万户的5.5%，共建房2 138万平方米， 为1983年建房面积1 297万平方米的1.64倍。在总建房量中， 农民住宅占80%, 公共建筑占11%, 生产建筑占9%, 完成建设投资81 765万元， 平均每平方米造价38.2元。其中，住宅投资53 728万元， 平均每平方米造价31.5元； 公共建筑投资16 486万元， 平均每平方米造价70元； 生产建筑投资11 550万元， 平均每平方米造价58元。
1980—1990年10年间， 陕西省村镇建设事业发展的过程， 本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农房建设阶段。1980年10月，陕西省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农房建设工作会议， 认真贯彻“全面规划， 正确引导， 依靠群众， 自力更生， 因地制宜， 逐步建设” 的方针， 纠正了多年来， 在政策上的失误，明确了 “农民住房产权归农民所有” 的原则。在实施工作中， 省、地 （市）、县在建设部门都成立了农房建设管理机构， 认真抓了村镇建设的试点工作，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二是村镇规划阶段。1982年10月，陕西省召开了第二次农房建设工作会议。当时， 针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生活服务条件， 以及一些地方出现乱占滥建的问题， 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了 《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作的意见》和《陕西省村镇规划与建设安排意见》两个文件， 就全省村镇规划编制工作作了具体部署。随后， 通过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大专院校、城市规划部门等专业人员，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村镇规划工作。从1962—1964年，各地建筑设计工作者为农民作出了大量住宅设计方案。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村镇建设。1964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 从1964—1977年的13年中， 陕西农村有不少地方按照大寨做法， 建起了一批新村。如礼泉县烽火村， 社员住宅采用行列式布置， 两排房屋之间是各家的家务院子和猪圈。充分利用当地的黄土烧砖， 建成砖拱的两层楼房。在新村建设中， 由大队统筹资金， 统一备料， 统一施工。住宅按社员人口多少分配， 产权归集体所有。除住宅外， 还建起了医疗站、文化馆、体育场、中小学、幼儿园等生活福利设施。
这一时期， 村镇建设普遍有了新的进展， 涌现了一批新村镇。如宝鸡县姬家店村、岐山县五星村、礼泉县袁家村等， 采取自建公助， 按统一规划建造了一批新村。但有些地方强行推广大寨经验， 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其表现有：
❶片面推行大寨“先治坡、后治窝” 的经验， 很多地区农村的居住紧张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住房建设上欠了账。
❷片面强调集体建房，住宅产权归集体所有， 限制和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自力更生改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
❸机械地推广大寨新村的规划格局， 使得在这一时期建成的村镇，缺乏当地乡土特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村镇建设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村镇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 1979年12月原国家建委、国家农委等五个部委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即全国第一次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 提出了 “全面规划， 正确引导， 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因地制宜， 逐步建设” 的方针， 还采取了省、地（市）、县层层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训人员，进行村镇规划。到1985年底， 完成了101580个村庄和1102个集镇的初步规划。1986年开始， 全省又重点对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集镇规划作了调整完善。1990年底， 已有193个建制镇、589个集镇和3231个村庄的初步规划得到了调整。这一阶段， 是全省村镇建设从长期自发的发展状态， 开始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按规划进行建设的阶段。
三是集镇建设阶段。1985年11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经验交流会议， 提出重点抓好集镇建设， 使村镇建设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陕西上下抓了综合试点工作。到1989年， 全省开展的试点村镇有430个 (含集镇288个)。1989年4月12日， 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 转发省委研究室 《关于小城镇建设情况和建议的报告》的通知。同年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村小城镇建设工作会议， 对小城镇建设工作作了部署。1989年， 三原县鲁桥镇、澄城县韦庄镇、汉中市武乡镇、长安县引镇、礼泉县烽火村、袁家村、渭城区边方村、小居安村、刘南村、风翔县水沟村等10个村镇被国家建设部评为 “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镇”。这些村镇在各地都起到了示范作用， 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2—1989年， 全省省、地 （市）、县三级城乡建设部门， 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 共培训20 731人次， 其中， 中专人员389人， 大专人员30人， 从事村镇建设人数1 841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村镇建设的初级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在编制村镇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渭北旱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是：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农村使用的都是老式木制手工农具和畜力农具，虽然也开始引进了半机械化农具和5台拖拉机及配套农具，但数量极少，未用于农业生产，仅在农业试验场用于试验。新中国成立后，宁夏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才开始发展，其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二）大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栽培的农作物有80多种，其中粮食作物近20种，经济作物20多种，蔬菜、瓜果等其他作物40多种。
宁夏境内有川有山，山川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差距很大。川区位于宁夏的北部，是古老的引黄自流灌溉地区，条件优越，土质肥沃，盛产小麦、水稻、玉米、枸杞、甜菜、瓜果等，是自治区的商品粮、糖生产基地。山区位于宁夏南部，自然条件严酷，土地贫瘠，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主产小麦、各种豆类和马铃薯等，盛产胡麻、芸芥，是自治区的商品油料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宁夏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经营粗放，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而不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党和政府采取大力发展农业的政策，宁夏的种植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人民公社化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农业几经挫折，种植业生产时起时伏，发展缓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种植业生产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就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宁夏粮食生产历程看，全自治区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主要依靠灌区。60年代中期以前，川区和山区两大不同区域的粮食产量基本各占一半，以后逐步拉大。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山区以占全自治区2/3的耕地，生产1/4的粮食，灌区以占全自治区1/3的耕地，生产3/4的粮食的格局，且多年来山区粮食生产水平低而不稳，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种植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古代，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森林、灌丛和草原广覆的地区。后经历代战乱和砍伐，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清末，贺兰山出现了专门以伐木为业的“砍手”，一直延续到1949年。民国时期，林区不断遭到乱砍滥伐，乱垦滥牧，至1949年，宁夏仅存残败的天然次生林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3%，引黄灌区的人工林也只有493公顷，在干旱严重、风沙频繁的盐池、同心等7个县甚至1亩人工林都没有。当时，宁夏仅有3个林业单位，职工30人，其中林业技术人员6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宁夏各族人民和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林业建设逐步发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据考证，春秋时代，宁夏为羌戎居地，以游牧为主。秦统一全国后，实行耕战、屯垦、移民实边的政策。经秦、汉、唐等历代的垦辟和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沿黄河两岸先后修建了秦渠、汉延渠、汉渠、唐徕渠、美利渠、七星渠等渠系，宁夏平原成为一个引黄自流灌溉、肥沃富饶的农业区。但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滩羊就是贺兰山东麓一带的回汉劳动人民长期精心选育而形成的。据有关县志记载，宁夏南部山区在公元前3世纪至5世纪是 “水甘草丰”、“牛马衔尾，羊群塞道”的游牧地区；“自汉唐已于前清向为一重要之畜牧区域，尤以养羊最为适宜，出产皮毛为数亦钷”，西吉一带原为封建诸侯、贵族的牧地，200多年前，清雍正中叶才“听民开荒”，说明南部山区的垦殖历史比宁夏平原晚得多。由于宁夏过去是一个重要的畜牧地区，因此，汉、唐和西夏都在此设有群牧史、群牧司等掌管畜牧业的机构。
经过历代的垦殖，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毁林毁草开荒渐多，种植业迅速扩大，牧业比重相对缩小，使宁夏由以牧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农为主。封建统治者对西北少数民族残酷镇压，加之牲畜疫病流行，畜牧捐税繁重，使畜牧业生产日益衰落。据民国时期 《宁夏资源志》记载，1943—1949年，马减少75%，驼减少72%，牛减少35%，绵羊减少31%，猪减少18%，羊只死亡率一般高达20%—25%。当时，宁夏的畜牧兽医机构除八里桥林牧场和设于镇北堡的畜牧总场 （军马场）外，只有1948年设立的西北兽医防治处宁夏防治站和西北羊毛改进处中宁工作站两个单位，人员编制寥寥，设备极为简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先后成立了省（自治区）、地（市）、县（市）畜牧行政管理机构以及自治区的畜牧兽医科研机构。在技术推广方面，自治区和各县都设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家畜改良站和草原工作站，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畜牧兽医站。在培养畜牧兽医人员方面，宁夏农学院设有牧医系，宁夏农业学校和固原地区农业学校设有畜牧兽医班、组；建立了宁夏盐池草原试验站和各种类型的国营种畜（禽）场，以及以畜产品为原料，或为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各类加工厂。在草原建设、畜禽繁育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新技术推广和科研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早在50年代就消灭了牛瘟、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基本上控制了口蹄疫、炭疽、牛肺疫、羊疥癣等危害严重的家畜疫病。在草原建设方面，截至1993年，全自治区累计补播改良天然草场6. 67余万公顷，围建草库伦4. 67万公顷，灭除毒草1.33余万公顷，草原灭鼠66. 67万公顷次。1981—1983年，对全自治区草场资源进行了全面深入勘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固定草原使用权和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的工作，解决了在草原建设上有人使用无人管理的局面。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开展各种家畜的杂交改良和人工授精技术推广，1979年又在全自治区范围内逐步推广了牛的冷冻精液配种技术。据1993年业务部门统计，全自治区共有良种及改良牛21.86万头，占总牛数的65.2%；细毛羊及细毛改良羊16万只，占应改良羊数的40%；出栏肉猪68. 9万头，其中瘦肉型猪45万头，占65. 3%；饲养配套系良种鸡已占总鸡数的90%以上。
1993年末，全自治区牲畜总头数从1949年底的131.32万头发展到405.06万头，增长2倍多。其中，大牲畜由 33.42万头发展到76. 34万头，增长128. 4%; 羊由88. 92万只发展到249.30万只，增长180.4%；猪由8.9万头，发展到79.42万头，增长7.8倍。
1993年，全自治区共生产猪牛羊肉7.318万吨，牛奶7.09万吨，禽蛋2. 61万吨，绵羊毛300万公斤，羊绒143.86吨，皮张15万张，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轻工业原料和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宁夏畜牧业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总的发展趋势是三起两落，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平原湖泊较多，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等市县的大小湖泊毗连贯通，曾有“七十二连湖”之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尚有百万亩湖泊成为天然野生鱼类良好的栖息场所。鱼类蕴藏量375万公斤，主要鱼类有鲤、鲫、鲶鱼、雅罗鱼、赤眼鳟和甲鱼等，年最高捕捞量达42万公斤，最低10万公斤。鱼类产量主要来自湖沼，约占70%；黄河鱼产量约占30%。
一、发展历程
宁夏乡镇企业的前身称社队企业，是在农村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时期，作为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中的副业；人民公社时期，作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兴办的集体工副业，这期间称为社队企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来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已不复存在，因而“社队企业”这一名称已名不符实。为此，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并且规定，乡镇企业除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外，还包括部分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回顾宁夏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进行过四次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方面的工作。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三）改革开放时期／二、农产品收购的主要政策
一、发展历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晚，早婚、早育、盲目生育状况十分严重。1949—1970年的20年间，平均出生率为37. 25‰，其中在40‰以上的就有14年；在30‰以上的有3年；仅在1959—1961年3年困难时期出生率较低。全自治区人口由1949年的119万人增长到1970年的277万人，增长2.3倍。
进入70年代，人口问题开始引起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1972年起，为响应国家号召，全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村镇建设／（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村镇建设／（三）村镇建设在改革中迅猛发展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农业区划工作经历由简明到详细、由分散到综合、由典型到全面深入的发展过程。50—90年代初，全省农业区划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江苏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资源不断开发利用的历史，特别是在沿海地区，随着滩涂向外淤长，匡围垦殖活动从未停止过。本世纪以前，范公堤（今通榆公路）一线还都是晒盐场；及至本世纪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地区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垦殖，先后组建了40多个垦殖公司，围垦滩涂286.67千公顷，植棉80千公顷，同时还鼓励农民自己投资垦殖。滩涂所产棉花为轻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足的原料，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起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农业资源开发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
一、发展历程
江苏是我国最早提倡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地区，本世纪20年代，太湖地区农民首先使用机械抽水灌溉农田，常州、苏州等地区开始进行农用动力和农机具的生产。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江苏农业机械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全省仅有4.46万千瓦排灌动力，排灌面积仅150千公顷。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到90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40多年来，江苏农电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全国一样，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 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结构缓动期 (1949—1978年)。这一时期农村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农村以单一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生产为主，非农产业比重虽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但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上形成的农业=种植业=粮食的单一结构虽有一定的变化，但“一头沉”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部分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2) 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标志的结构速动期(1979年—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84年农村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所占份额排序由“一、二、三”变为“二、一、三”新格局。根据人多地少和资源贫乏特点，苏南等地在全国率先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推动江苏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单一的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实现了三个层次的转变： 即从农村只搞农业，开始向农、工、商、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 多部门结构转变； 从只注重种植业生产，开始向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转变；从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开始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变。
(3) 以农业份额下降，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为特点的结构优化期(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农业份额）稳定增长，但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迅速扩大，比重占绝对优势，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呈现协调发展趋势。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1.迅速恢复和发展阶段／2.严重受挫和缓慢发展阶段／3.快速发展阶段／4.稳定提高阶段／二、生产水平／（一） 粮食作物／1.水稻／2.“三麦”／3.玉米、甘薯、大豆／（二） 经济作物／1.棉花／2.油料作物／3.蚕桑／4.茶叶／5.果树生产／6.蔬菜／7.其他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1.护林、造林阶段／2.大力发展阶段／3.生产受挫阶段／4.全面发展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二） 新中国成立后／1.恢复发展阶段／2.曲折前进阶段／3.改革振兴阶段／二、生产水平
一、发展历程
江苏捕捞渔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古代经济生产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公元前400多年范蠡写成一部我国最早的《养鱼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淡水养鱼难得的传世之作。这说明江苏淡水养鱼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到了明清时期，江苏的淡水养鱼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太湖地区养鱼业已经由农村的副业生产发展成为农村一种独立的专业经营，突出的是桑基鱼塘和城市郊区连片鱼塘的大面积出现。苏州近郊吴县黄棣、黄桥、蠡口的成片鱼池大致产生于明末清初。举世闻名的无锡市郊区河埒口连片鱼池，则是明嘉靖初开始圈围梁溪河滩逐步形成的。此外，鱼畜禽等综合经营，水体中多品种混养，综合利用，外荡养鱼等，在明清时期的太湖地区也不鲜见。明代江苏沿海地区还开始了海水鱼的养殖，黄省曾《鱼经》中就有记载。可见，江苏海水养鱼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清末民国初年，现代渔业在江苏萌芽，一些民族资本家在沿海开办了用新法捕鱼的渔业公司。然而由于战祸连年，海盗猖獗，特别是日本渔轮霸占我国渔场，掠夺资源，捕获物直接在我国市场倾销，力量薄弱又不善于经营的民族资本家无力竞争，一蹶不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江苏渔业进一步遭到破坏，渔民生活十分贫困，渔村经济破产。至新中国成立时，全省勉强能生产的淡水渔船只有2万艘，海洋渔船只有1 500艘，养鱼水面只有2.33万公顷。1949年，全省水产品产量6.59万吨，其中海洋水产品3.91万吨，淡水水产品2.68万吨，比抗战前的1936年下降了48.5%。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水产业在十分衰败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水产业已成为江苏农村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6年来，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由1949年的6.59万吨增长到219.47万吨，净增32倍，年平均递增7.92%，渔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0年代初的4%左右，上升到13.1%。
当然，46年间江苏水产业发展的历程并不平坦，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纵观江苏水产业发展过程，大体可归纳为8年恢复发展、13年减产徘徊、8年回升、6年调整、11年高速发展五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江苏农垦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开垦创业、停顿受挫、改革发展三个阶段。
（一） 初始阶段／（二） 转折阶段／（三） 发展阶段／二、产业结构／（一） 农业企业／（二） 工业企业／1.机械工业／2.纺织工业／3.化学工业／4.建材工业／（三） 交通运输业／（四） 建筑业／（五） 商业、饮食及服务业／三、区域分布特点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苏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迂回曲折和新的发展三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统购统销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1.国营商业的建立／2.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建立／3.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和活跃／（二）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改造私商／2.国合商业分工／（三）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大跃进”与三年调整时期／2.“文化大革命”时期／（四） 改革开放时期／1.农产品流通／2.农村市场的恢复和繁荣
（一） 新中国成立前／1.民国时期／2.革命根据地时期／（二） 新中国成立后／1.50—60年代／2.“文化大革命”时期／3.改革开放时期／二、农村民间习俗及民俗节日文化／（一） “立春”喜迎春／（二） 春节欢庆／（三） 初五跳财神／（四） 元宵灯节／（五） 二月二“龙抬头”／（六） 花朝节为花祝寿／（七） 庖厨灭火寒食节／（八） 清明踏青扫墓／（九） “端午”龙舟竞赛／（十） 五月十三日／（十一） 六月六晒龙衣、洗牲畜／（十二） “立秋”吃瓜／（十三） “七夕”鹊桥会／（十四） 七月半“祭孤”放河灯／（十五） 中秋赏月吃月饼／（十六） 重阳登高插茱萸／（十七） “大冬”大如年／（十八）“腊八”吃／（十九） “送灶”、“接灶”保平安／（二十） “除夕”守岁乐融融
一、发展历程
40多年来，江苏农村卫生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87年前的农民体育／1.建立体育组织／2.比赛形成制度／3.建设体育设施／4.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二） 1987年后的农民体育／1.建立省、市、县、乡农民体育网络／2.体育活动日益普及和活跃／3.体育场地不断改善／4.竞技水平不断提高／5.“亿万农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
（一） 历史追溯／（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城镇建设
一、发展历程
在过去的40多年，江苏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前进、曲折、再前进，到全面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进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有秩序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由于“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再加上自然灾害，全省农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受了严重挫折。此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比较快地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战胜了困难，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农业仍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一） 准备阶段／（二） 试点深化推广阶段／二、主要成就／（一） 物质基础不断增强／（二） 技术体系明显改善／（三） 经营方式有所创新／三、主要措施／（一）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二） 深化改革农村经营体制／（三） 多渠道筹集现代化建设资金／（四） 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五） 提高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六） 严格执行基本国策／（七） 加强农村科技文化教育／四、发展趋势／第三节 农村经济发展展望／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创新高／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成为主导的经营方式／三、本世纪末全省农村可基本实现小康／四、苏南和沿江地区可望初步现代化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恢复阶段／2.发展阶段／3.改革提高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起步阶段／2.发展阶段／3.稳步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二）发展阶段／（三）蓬勃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农村副业阶段／（二）社队企业阶段／（三）乡镇企业阶段／二、行业分布／（一）赣中机电、食品、化工、轻纺工业区／（二）浙赣铁路西段煤炭、花炮、建材、机械工业区／（三）赣北陶瓷、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区／（四）赣东食品、化工、建筑、建材工业区／（五）京九铁路南段矿产、木竹、食品、建材工业区
（一）新中国成立前／（二）新中国成立后／1.创建、发展阶段／2.挫折与恢复阶段／3.蓬勃发展阶段
一、发展历程
1979年4月，国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了全国的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1979年秋，中国科学院南方综合考察队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受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委托，分别到江西的泰和、兴国两县进行农业资源考察和农业区划试点（兴国县以水土保护为重点），揭开了江西省大规模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的序幕。1980年3月，江西成立了省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1982年4月后改名为江西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4月，省农业区划委员会联合抚州地区在进贤县搞了第三个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同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全省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从此，农业区划工作在全省全面展开。全省的县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分三批铺开，1980年10月铺开第一批，共33个县（市） (包括原先3个试点县);1981年6月铺开第二批，共33个县（市）;1982年10月铺开第三批，共26个县（市）。与此同时，省直各有关业务厅局也相应开展了各自负责的农业专业（部门）区划。历时6年多的时间，基本查清了全省农业自然资源情况，相继完成了省、地、县三级综合农业区划报告和相应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树、黄红壤、绿肥、化肥、农机、水利、植被、自然保护区、气候等专业区划报告，至1986年底，全省大规模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阶段性工作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共形成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成果报告2 000余份，有关图件2 500余幅。1988年，又对1981年完成的《江西省简明农业区划》进行了补充修订，于1989年编写完成了《江西省综合农业区划》。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 江西的农业综合开发，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 江西省标准化工作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1960年， 省人民委员会将标准化工作交科委下属的省计量标准管理所办理。1980年3月， 省政府批准成立江西省标准局， 具体管理全省农业标准化工作。其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农副产品进出口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前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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