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对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辽宁工业基地的建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认识不足，认为工业大省农产品不能自给、依靠外调理所当然。然而农业在客观上作为基础地位的规律从正反两方面对全省经济发挥着直接影响。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说，什么时期农业的情况比较好，工业的发展也就比较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既快又好； 而什么时期农业遭受了挫折，就要制约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1949年到1957年，是辽宁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年全省农业总产值10.6亿元，仅为历史最高年 (1943年)的73.4%，到1952年，由于通过土地改革和发展互助合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总产值达到17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下同)，超过1943年14.3亿元的18.9%，到1956年，农业总产值达20.2亿元，比1952年增长19.3%。粮食产量为743.2万吨，比1952年增长36.3%，比1949年增长83.4%。肉畜、棉花、蔬菜、油料都有大幅增长。而这一时期正是辽宁工业基地初步建成、国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五” (1953—1957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0.9%、16.3%、15.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到 “二五” (1958—1962年)期间，由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过短暂的“发高烧”增长后严重逆转。1960年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一下子跌到16.0亿元、360.0万吨，比 “一五” 时期的1956年分别减少20.8%、51.5%。到1961年，农业生产降到1951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其年农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比1956年下降30.7%，粮食产量下降45.6%。与此相随的是，这期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均出现-5.4%的负增长，工业总产值仅增长0.4%，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1963年到1965年，由于贯彻了调整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实现21.2亿元、670.7万吨，比1961年分别增长51.4%、66.0%，恢复到 “一五”时期的上线水平。与此相随，这三年的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也分别增长18.3%、9.3%、15.7%。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集中集体力量修建了一批农田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加上优良品种如高粱、玉米杂交品种的推广及农业技术的运用，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增长。1977年粮食产量达到1 037.8万吨，比三年调整时期的1965年增长54.7%，比“一五”期间最高年产量 (也是“文革”前的最高年产量)的1956年增长39.7%。农业总产值实现44.8亿元，扣除物价上涨等不可比因素，比1956、1965年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与此相应，全省国民经济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例如从1971年到1975年的 “四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分别增长8.4%、8.6%、8.4%。但由于这一时期受到人民公社体制束缚和极“左”政策的干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加上单打一发展粮食、严重的剪刀差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就出现如下问题： 农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调，粮食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经济作物为代价的，1976年棉花、油料、柞蚕茧产量仅为1.1万吨、6.0万吨、1.5万吨，分别比20年前的1956年减少83.6%、73.3%、67.4%; 1976年全省总人口和农业人口比1956年分别增长43.5%、47.1%，均快于粮食增长幅度，所以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和 “一五”、三年调整时期相比，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致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说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以严重牺牲农民利益、农村经济利益为代价的，辽宁的农业和工业相比趋向萎缩，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问题更为严重。
改革以来，辽宁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体经过1981—1984年、1985—1989年、1990—1996年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可进一步看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1981—1984年为第一阶段。经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极大地发挥了生产积极性，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产量从1981年的1 160.6万吨迅速提高到1983年的1 485.2万吨，1984年略有下降，仍然为1 425.8万吨，无论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阶段，农业内部结构得到重大调整，一些重要经济作物如油料、甜菜、烤烟、柞蚕茧以及各种副食品都获得历史上的最高或较高产量。大体和这一阶段对应的“六五”时期(从1981—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9.3%、9.0%、8.1%，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比较好。
1985—1989年为第二阶段。由于自然灾害、政策因素、改革深化和投入减少等多种原因的影响，辽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急剧下降而后是连年徘徊的局面。1985年粮食产量由上年的1 425.8万吨一下子降为976.0万吨，下降31.6%,1986、1987、1988、1989年分别为1 222.2万吨、1 276.3万吨、1 307.2万吨、1 175.0万吨，基本是围绕1 200万吨左右徘徊。这一阶段的棉花产量跌到历史最低点，油料生产比前一阶段下降幅度也较大，水果也有所下降。而蔬菜、肉类等重要副食品虽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大体和这一阶段相对应的“七五”时期(从1986—1990年)的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实现9.3%、6.7%、5.8%。这一方面说明显然受到粮食生产及一些重要经济作物下降徘徊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使农业生产机制得到重大更新，生产受市场引导的力度在加强，一些主要产品下降和徘徊中也伴随着另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上升，所以对全局经济没有构成重大影响。
从1990年开始，进入改革以来辽宁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从徘徊中走出，1990年粮食产量达1 494.7万吨，比改革以来也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1983年增长近10万吨，到1996年粮食产量达到1 660.1万吨，比1990年增长11.1%，期间除1994、1995两年因洪涝灾害发生波动外，粮食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其他重要农产品如蔬菜、肉类、水产、水果都大幅上升，特产农业发展很快，一些传统经济作物受市场影响则有升有降。这一阶段的农业呈现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从总体看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稳定发展时期。二是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格局得到根本改变，以粮食为代表的主要农产品实现了自给有余。三是农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在向大农业转变，产业链条不断拉长。与此相适应，整个国民经济也进入最快、最活跃的发展时期。1996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379.1亿元、3 157.7亿元，比1990年分别增长185.6%、197.1%,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13.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