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

《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读者从《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看到： 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已经达到了极点。作品的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经历，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里的典型事件。
西门庆是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凭借钱财，勾结官府，用毒药害死武大，娶了他的妻子潘金莲为妾。官府明知西门庆的罪行，不但不予惩办，反而将那个想为武大报仇的武松刺配远恶军州。后来，他的靠山杨提督倒台了，他本应拿问，却因送了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五百石白米、右相李邦彦 “五百两金银”就安然无事，继续作恶： 先是为娶李瓶儿，陷害了医生蒋竹山； 又为霸占宋蕙莲，陷害来旺，迫使蕙莲自缢而死； 蕙莲的父亲宋仁想为女儿报仇，又被西门庆勾结官府害死。接着，因送了蔡京一分重礼，这个素无一官半职的白身人突然被任为“金吾卫左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成为 “本处提刑所理刑”（三十回）。于是，他一面加紧与蔡京的管家翟谦勾结，认为亲家； 一面利用其提刑官的职务，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仅卖放杀人凶犯苗青一事，就得赃银五百两。他的这种行为虽遭到巡按御史曾孝序的弹劾，但由于翟谦、蔡京的包庇，结果是曾孝序倒霉，最后被“窜于岭表” （四十九回），西门庆却丝毫无损。不久，他又送重礼与蔡京，成了蔡京的干儿子，在地方上更其炙手可热。在这过程中，他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跟蔡状元、安主事、宋巡按等来往甚密，倚仗他们的势力，兼为盐商，还偷漏税金，大肆贩运，开起了绸缎铺等，生意越做越兴旺。蔡京又为他冒功，升了正千户。由于他跟蔡京的关系和雄厚的财力，地方大僚诸如知府、都监等都要仰承他的鼻息，依靠他的门路来升官。正在他十分兴头的时候，因纵欲过度，得病身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在《金瓶梅词话》 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武大被毒死了，首犯西门庆却逍遥法外，虽英雄如武松，也只不过杀死了两个从犯——王婆与潘金莲； 宋蕙莲被害死了，她的父亲想给她报仇，于是也被迫害而死；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冯淮被孙文相等打成重伤身死，但凶犯只出了十两烧埋银完事（六十七回）；来旺被西门庆霸占了妻子，自己还遭受酷刑，押回原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深深感到那个社会的暗无天日。尤其令人感到压抑的是：这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在荣华富贵中度过了一生，享尽了福，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虽然死时只有三十三岁，但那是因他纵欲过度，也即享受了过多的兽性的快乐，而并非“恶有恶报”的惨死。而且，他连在阴间也没有受到什么报应。在作品的最后一回，写他的鬼魂跟武大等人的鬼魂一起去投胎，同时说明他来世依旧做富户，被他害死的那些人也不会再对他报复，——因为普静禅师已经告诫过这些鬼魂：“汝当各托生，再勿将冤结”，“改头换面轮回去，来世机缘莫再攀。” （一百回）王国维氏所谓“诗歌的正义”，在这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封建社会里常见的、能够反映本质的现象：凶狠残忍的剥削者、压迫者终身受用不尽，善良的人们一辈子在苦难中煎熬、悲惨地死亡。从这点来说，《金瓶梅词话》所显示的，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并未涂上理想色彩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真实。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小说领域中，现实主义向前跨进了一步。
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金瓶梅词话》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即使是象《水浒》这样的优秀作品，其人物性格也是单一的：在坏人身上，除了恶德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在好人身上，纵有缺点，都无损于其作为好人的基本品质，如鲁达的性急、好酒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草莽英雄的本色。但实际生活当然并不如此简单。在阶级社会里，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虽是劳动人民中的英雄人物，也难免或多或少地染上剥削阶级的坏思想、坏作风，何况古代小说中的所谓好人，许多都是剥削阶级中的人物，岂能如此单纯、完美？至于所谓坏人，也都有其发展过程，其思想感情中也不会毫无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因此，这种单一的人物性格至少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可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不真实的。而《金瓶梅词话》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却都克服了这样的缺点。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这部作品里的第一主角应该说是西门庆。他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这是每个读过《金瓶梅词话》的人都留有深刻印象的。但这些恶德的表现形式极为复杂，有时看起来甚至象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以他跟李瓶儿的关系来说，他先奸骗了李瓶儿，又得了李瓶儿的许多钱财，本已跟李瓶儿约好，“（五月）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四日准娶” （第十七回），后因其所投靠的杨提督倒台，他怕连累，在家避祸不出，对李瓶儿却连个信都不给。到了约定行礼之日，李瓶儿派人送头面来，他不见来人，只叫小厮对那人说： “教你上覆二娘（李瓶儿），再待几日儿，我爹出来往二娘那里说话。” （同上）但却根本不把李瓶儿放在心上，不但到了原定迎娶的六月初四日仍然不理不睬，甚至在他知道自己已经平安无事之后，也不立即跟李瓶儿联系。等到得知李瓶儿因他没有消息，染病将死，经蒋竹山治愈，已与竹山成婚，他不但不为自己对李瓶儿不负责任、害得她差点死去而内疚，却对瓶儿十分痛恨，用计陷害了蒋竹山，使李瓶儿成为他的第六个妾。李瓶儿一进门，他又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迫使李瓶儿上吊。救活后，他还把瓶儿毒骂一顿，并用马鞭抽打，瓶儿苦苦哀求才罢。在这些地方，充分显示了他的自私与狠毒。但到第二天，李瓶儿给他看了她所带来的许多金银财宝，他对李瓶儿就变得言听计从了，以致潘金莲取笑他说： “使的你狗油嘴里推磨，不怕你不走” （二十回） 。这就暴露了他的贪婪本性。第二年，李瓶儿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对瓶儿更加宠爱了，但实际上不过把李瓶儿作为泄欲的工具。即使在李瓶儿的经期，他也要满足自己的兽欲（见第五十回） 。李瓶儿就是被他和潘金莲共同害死的。第六十一回通过良医何老人交代李瓶儿得病致死的原因说： “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来（的病），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 “气恼” 是潘金莲给她的，作为起病主因的“精冲了血管”，则是西门庆的罪行。这又显示了他的自私与好色。然而，李瓶儿临终和死去之时，西门庆却表现了真诚的悲痛之情。瓶儿将死时，潘道士曾嘱咐西门庆： “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 ”但西门庆还是进瓶儿房里去了，他想的是： “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 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及至李瓶儿一死，他不顾污秽，不怕传染，抱着她，脸贴着脸哭： “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 ” （六十二回）拿出许多银子来给她办丧事。还在李瓶儿房中伴灵宿歇，于李瓶儿灵床对面搭铺睡眠。然而，这种悲痛的感情和惊人的慷慨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深知西门庆心腹的玳安说得好： “俺爹（西门庆）饶使了这些钱（指李瓶儿的丧葬费用），还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李瓶儿）嫁俺爹，瞒不过你老人家，不知道该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狄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六十四回）西门庆的悲痛感情，其实是李瓶儿用巨额财富买来的； 他慷慨地为李瓶儿使钱，是因为李瓶儿给了他更多的钱。而尤其有意思的是： 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李瓶儿灵床对面的床铺上，奸污了奶子如意儿，不但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好色，而且充分显示了他对李瓶儿的所谓深厚感情不过是一时冲动，那种“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之类的哭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要之，在跟李瓶儿的关系上，同样表现了西门庆的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这并不意味着西门庆对李瓶儿没有感情； 恰恰相反，这种感情有时甚至到了貌似忘我的地步，但归根到底是自私、狠毒、贪婪、好色者的感情。正因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形象并不是恶德的图解，而是一个在灵魂中渗透了恶德的、具有复杂思想感情（其中包含着某些好象与这些恶德矛盾的思想感情） 的活生生的人。
作为女主角之一的李瓶儿，可以说是善良到多少有些懦弱的、富于同情心的女子，但也具有泼辣、凶狠的一面，以封建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则堪称淫妇。她本是花子虚的妻子，子虚在外嫖妓，“整三五夜不归家” （第十回），她劝告无效，为此“气了一身病痛” （三十回）。但她仍然希望花子虚回心转意，哀求花子虚的朋友西门庆劝子虚改变行为。西门庆假装同情她，答应给予帮助，博得了她的好感，同时却要他的狐群狗党经常把花子虚留在妓院过夜，以便他勾引李瓶儿。这当然使李瓶儿对花子虚更加失望，终于被西门庆勾引上了。后来，子虚因故入狱，李瓶儿把子虚的三千两银子都交给西门庆，要他给子虚托人情。西门庆说： “只消一半足矣。”她却说： “多的大官人收去”（十四回）。及至子虚出狱，产业和住宅都由官府“估价变卖”。花子虚穷了，“因问李瓶儿查算西门庆那边使用银两下落”，反被李瓶儿“整骂了四五日”。西门庆本“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花子虚，李瓶儿却不同意，要西门庆开一篇花帐与花子虚，“只说银子上下打点都使没了”。花子虚由此而气成重病。李瓶儿开始还请太医给他看病，“后来怕使钱，只挨着。一日两、两日三，挨到三十头，呜呼哀哉” （十四回）。其实，这时李瓶儿还是相当有钱的。子虚死后，由于西门庆没有准时履行婚娶之约，害得李瓶儿染病将危，她嫁给了蒋竹山。但竹山在性欲上不能满足她，“渐渐颇生憎恶”，“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不许他（竹山）进房中来” （十九回）。及至竹山被陷害入狱，她虽用钱搭救了他，但误以为他真的在外面借了很多钱，就把竹山赶出去了。接着，自动向西门庆提出，要嫁到他家去。到了那里，先受西门庆折磨，后被潘金莲欺侮，连儿子都被金莲害死。但她只是默默忍受，对全家大小都照顾体贴，用玳安的话来说： “说起俺这过世的六娘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谦让，又和气，见了人只是一面儿笑。俺每下人，自来也不曾呵俺每一呵，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没赌一个。使俺每买东西，只拈块儿。俺每但说： ‘娘，拿等子你称称，俺每好使。’他便笑道： ‘拿去罢，称甚么？你不图落，图甚么来？只要替我买值着。’” （六十四回）尽管潘金莲这样欺凌她，但她对金莲的母亲却十分关怀。在临死之前，为冯妈妈、如意儿、迎春、绣春的未来，都尽可能作了安排。她跟这些人诀别时说的那些洋溢着感情的话，使得她们全都哭了（六十二回）；那些话也确实催人泪下。综观她的一生，她是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还有些懦弱；她之与西门庆通奸，也是一个被丈夫所冷落的善良少妇的上当受骗；但在与西门庆热恋后，她对花子虚是十分狠毒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花子虚的命断送在她手里；她对蒋竹山的态度也称得上泼辣，而促使她采取这种态度的动机，在当时更应受到强烈谴责。这是一个性格多么复杂的人！而这种复杂性格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高度真实的。在《金瓶梅词话》之前，我国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象李瓶儿这样的典型形象。
再看一看作为配角的宋蕙莲。她本是厨役蒋聪的妻子，却与西门庆的家人来旺通奸。蒋聪死后，她嫁了来旺，却又贪图钱财，与西门庆通奸。于是打扮得妖妖娆娆，装腔作势，跟另外一些男人打情骂俏；西门庆女婿陈经济，见她如此，“两个言语来去，都有意了” （二十四回） 。为了便于跟西门庆来往，她希望西门庆把来旺派出去，说是： “休放他在家里，使的他马不停蹄才好”（二十五回） 。但当她发现来旺遭到西门庆陷害，她就当面斥责西门庆： “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 害死人，还看出殡的！ ” （二十六回）西门庆想再跟她和好，派人百般劝她，她坚决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美丽的外貌下，隐藏着轻浮、淫荡的灵魂，但在这个灵魂深处，却又蕴含着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不但在 《金瓶梅词话》 以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形象，就是在 《金瓶梅词话》 以后的我国古代小说中，也很难看到。鲁迅说： 陀思妥夫斯基对其作品中的人物，“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 《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金瓶梅词话》之写宋蕙莲，虽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上述的三个形象，代表了 《金瓶梅词话》 中人物的三种类型。这种对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揭示，打破了在这以前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格局，为塑造内涵更丰富的艺术形象开辟了道路。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世界观中所出现的新的因素（具体说明见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把描写人物性格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情节放在第一位的创作原则。以 《水浒传》来说，潘金莲的性格是单一的： 淫荡、残忍。但他在大户人家做使女时，“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 （二十四回） ，可见她原是很重视自己贞操的人，而且颇有点不受威胁利诱的气慨。但在嫁了武大以后，为什么会很快变成 “爱偷汉子” 的 “婆娘” （同上）了呢？这必然有个思想过程。揆以通常的情理，当是对她这种屈辱、悲惨的遭遇的反拨。如把这个思想过程加以描述，潘金莲的性格就不会这样单一，除了可恨的一面以外，也还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的吧！但如上所述，《水浒传》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安排事件的，描述潘金莲的这种思想过程并非情节发展的需要，自然不会在作品中出现。因此，《水浒传》 里的潘金莲的性格，单一到近于不真实。而《金瓶梅词话》既以描写人物性格为主，那就可以不受限制了。如上述道长老募缘、西门庆施银五百两的事，显非情节发展的需要。此事表明自私、贪婪的西门庆还有慷慨的一面，但其所以慷慨，乃是因为听和尚说，“以金钱喜舍壮丽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 （五十七回） 。骨子里仍是自私和贪婪。这跟他在对李瓶儿的关系中的那种自私、贪婪与慷慨相结合的特点，彼此呼应，进一步突出了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又如李瓶儿关怀潘金莲母亲的事，同样不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却深刻表现了李瓶儿的善良与富于同情心； 跟其狠毒泼辣的一面相对照，也就更突出了她的性格的复杂。
最后，简单地谈一谈《金瓶梅词话》 中的那些关于性行为的描写。由于这些描写，此书被有的研究者目为自然主义； 也就是说，不承认它为现实主义的作品。
首先必须指出，在今天的创作中完全不应该作这样的描写。但同时也要看到：此类描写在当时出现，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有一种意见：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荒淫无耻，方士、文臣竟有以进房中术而得宠的，以致士大夫渐不以纵谈闺帏为耻，在文学创作中也带来了这样的风气。然而，哪个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不荒淫无耻呢？南朝的皇帝在这方面即使不超过明朝，至少也不相上下；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着好几种房中术的书，可见它们在南朝是公开流行的，并未被认为下流东西。那么，为什么在南朝的文学创作中就没有这样的风气呢？我们虽然骂宫体诗荒淫无耻，宫体诗中却并没有性行为的描写。所以，我想，这种文学风气恐怕并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反映，而应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详见拙作《试论凌蒙初的“两拍”》，载《文艺论丛》第十七辑)。正因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的自然要求，所以，就不会用封建教条，把人一棍子打死，也才能显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例如，按照“万恶淫为首”的封建教条，李瓶儿这个人自然坏透了，应该彻底否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良善等等？但如把“好色”——男女之欲——作为人的正常要求，那么，李瓶儿的某些行为就是可以理解的，就不会因这些问题而对她全盘否定了。然后，也正因把这作为自然要求来肯定，所以，在作品中描写性行为也就被认为无可厚非了。金圣叹在《西厢记·酬简》总批中说： “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指《酬简》写及的性行为)，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这很能代表晚明接受这种思潮的人的一般看法。文学作品中的此一风气也就由此而形成。不但《金瓶梅词话》，“三言”、“两拍”、《牡丹亭》中都有这类描写，仅程度有别而已。可以说，这其实是那个进步思潮本身带来的历史局限。
还应该看到，《金瓶梅词话》之写这些，虽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但其中却也包含暴露的成分。有些描写显然是为了揭示西门庆等人的自私、丑恶。如上文提到的使李瓶儿“精冲血管”的那一幕，实际上揭露了西门庆是杀害李瓶儿的凶手。
那么，这是否妨碍《金瓶梅词话》成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呢？第一，这类描写在作品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它们是自然主义的，也并不妨碍整部书的现实主义性质。第二，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就曾指出： “法国的现实主义不但朝过去看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线，朝未来看，也没有和自然主义划清界线。”在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有些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