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观八司马^①，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勿与世俯仰以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于彼哉！

(《王荆公诗文集》)

注释①八司马——指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人。他们参加了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革新失败，八人均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司马”，史称“八司马冤狱”。

赏析唐德宗贞元末年，江苏王叔文、王伾二人以棋书入侍东宫太子李诵。二王来自民间，经常与太子讲古论今，晓以民间疾苦。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去世，李诵继位为顺宗皇帝，改元“永贞”，遂任用王叔文、王伾进行政治革新。由于二王出身低微，所以援引朝中大名士柳宗元、刘禹锡参政，组成所谓“二王柳刘集团”。“永贞革新”虽仅仅存活一百五十余天，然而所施行的种种措施，有利于国计民生，已为史学家所论定。由于朝中以宦官头子为首的保守派与地方藩镇势力勾结，逼顺宗禅让，太子李纯监国。同年八月，李纯登继，即唐宪宗。革新失败，王叔文赐死，以柳宗元为首的八位革新派中坚人物皆被贬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王安石读《新唐书·柳宗元传》，有感于此，写下了这篇议论恢闳、包蕴丰富的精悍小品。

开篇一语，警醒陡峭，为全篇定势，也为柳宗元等人定格。曾巩说：“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孔子不见非也。”王安石对八司马以“天下之奇材”称誉，实则难能可贵！然而，下文陡然一个转折：“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文章乍起即伏，刚刚赞誉而又似有贬抑，究属何意？细研此句，并非彻底否定八司马的为人，而是渗透了无限惋惜之情。一则王叔文以弈术仕进，资微望轻，不是可以依托的有为之士；二则顺宗临朝，中风疾失音，深宫置措，嫌疑丛生，非有为之君；三则天步艰难，奸庸满朝，非有为之时势。柳宗元追随王叔文锐意革新，遭致失败，引来朝中保守派官僚的诽谤非议，遂被指责为“不义”。如此“奇材”岂不可惜！这里感叹“奇材”遭际的非人非时，与上文赞誉“奇材”正脉络一贯，只不过在文气上有起伏转折，在手法上为下文“欲扬先抑”而已。“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如果说王安石对八司马采取了“欲扬先抑”，那么，对这些“欲为君子者”却采取了“欲抑先扬”的对比手法。他们纷纷攻击八司马的失误与“不义”，借以“欲为君子”，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需看后文分解。

“然此八人者”一转，强调了八司马在困厄逆境之中的“自强”精神。“自强”二字包蕴极为丰富。综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永贞革新”失败后的经历，作为，虽有感伤而没有气馁。他们“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刘禹锡晚年写的自传中还声称：“人或加讪，心无疵兮”，柳宗元晚年在柳州还孜孜于废除蓄奴的陋习，实际是他坚持革新思想的继续。对于八司马的“自强”精神与事迹，若展开论述可成长篇巨制，要而言之，王安石赞誉的“自强”，应包括政治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重压之下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与世俯仰”的坚贞品格，所以，“其名卒不废焉”，并有“别于后世”及当时的“欲为君子者”。这一段文气虽有转折而脉络仍“一以贯之”，由赞八司马的“奇材”，进而赞八司马的自强自立。

“而所谓”一转，转向了“欲为君子者”一方。他们空有其初的冠冕堂皇的高论而终不能“勿与世俯仰”;他们虽“欲为君子”而终不能“别于小人”，所以，他们有什么资格议论八司马的成败得失呢？“复何议于彼哉”，一语收煞而双意内含。既有对八司马的辩护，又有对“欲为君子者”的严正斥责！

综观全文，可谓层层转折，波澜起伏，既大开大阖，而又一气流注，浑然一体。这由“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到“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一转；由“既困矣”，到“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二转；由八司马的“名卒不废焉”，到“欲为君子者”与世俯仰的非议，三转；最后以驳论口吻骤然收煞：小人有何资格议论这样的“奇材”!四转。文章在层层转折中，完成了两个过渡：一是对八司马由抑到扬，由“为叔文所诱”到名显于后世，使人倾慕的“奇材”;一是对攻击八司马的人由扬到抑，由“欲为君子”而变成了“小人”。其间有赞誉，有惋惜，有辩护，有谴责，表现了王安石不同于流俗的精辟之见。

那么，文章的主旨是否仅及于此呢？王安石读史为什么要发如此的议论和感慨？论古是为了讽今。文章由“八司马”而论到“至今士大夫”;由八司马的“自强”而谈到后世“欲为君子者”的攻击，责难；以及对空有“其初”而鲜见“其终”的小人的斥责，都是紧扣现实，有所为而发的。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艰难，“以致天下怨谤”，是众所周知的。在当时守旧派强大舆论的攻势之下，甚至当初被王安石提拔、赞成新法的人也掉转头反对他，这不正是“吾多见其初而已”，其终不能自“别于小人者”么？王安石赞八司马的“奇材”与“自强”，他自己不也是“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大有为”么？八司马“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王安石“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不是也将名显于后世么？!而那些“至今”的士大夫们，既然没有资格议论八司马，对王安石又“复何议于彼哉！”总而言之，字里行间无不透出这位“廉而悍”的宰相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抗俗革新的积极进取精神；或者说，同时显示了反对党称为“拗相公”的一股“拗”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