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努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大学会”中，毛传郑笺便被采用为教材，《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录有郑玄《毛诗谱》、孔颖达《毛诗正文》、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等《诗经》研究著述共十部。就古抄本来说，郑笺正义等书至今保存着唐风残卷（岩崎文库）、第十五、十八两卷(旧九条家藏，东山御文库)、二南残卷（大念佛寺）、正义第十一卷，这些都是平安时期至室町时代初期的抄本。古抄本多有训点，且为复制。宋版《诗经》很早便传入日本。南北朝时代的五山版，庆长年间(1596—1615)的古活字本均有郑笺的古注。五山僧侣为传授汉学而编写的讲义即“抄物”中，有关《诗经》的著述以景徐周麟的《毛诗闻书》 (注：闻书是所写的记录的意思)以及清原宣传的讲义《毛诗听尘》、《毛诗抄》为代表。新注本是随宋学的传入而受到学者们注意的。林罗山庆长年间编纂的《读书目录》中录有《诗经集注大全》一书。江户时代，朱熹的《诗集传》以《诗经集注》、《诗经集传》为题，在学者间流传，出刊了松永昌易的头注本(日本宽文四年，即1664年刊)与松下见林的校本(日本元禄六年，即1693年刊)。不仅注疏本不断翻刻，唐人成伯瑜的《毛诗指说》，宋人欧阳修的《诗本义》乃至明清人的各种注本都有刻本。日本人撰写的注本也多达数种。江户后期，引人注目的著述颇多，如皆川淇园的《毛诗绎解》(又名《诗经绎解》，有安永九年即1780的序)、仁井田南阳的《毛诗外传》(有天保五年即1834的跋)等。抄本中有伊藤兰阳的《诗古言》 (安永末年，未完稿)、龟井昭阳的《毛诗考》(成书于天保四年即1833)等。《诗经》以及围绕《诗经》建立的诗歌理论在日本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投影。日本流传至今最古的文章，即用汉字写的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致刘宋顺帝的表(载《宋书·蛮夷传》)，几处引用《诗经》的诗句。《诗大序》、《毛诗正义》有关诗歌社会作用的论述，被日本和歌理论的创立者多次借用。《古今和歌序》汉文序开头便谈到和歌言志抒情的特征，进而肯定和歌的鼓舞、感化作用，并归纳了和歌的类型和手法，其主要提法，显然是引用、融汇和改造了《诗大序》的观点，其序文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吟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思神，化人佗，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从《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到汉文序的“感生于志，咏形于言”；从《诗大序》的“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汉文序的“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 从《诗大序》的“诗有六义”到汉文序的“和歌有六义”，以及从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释，可以怨”到汉文序的“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尽管不难找出它们在内容和强调之点上的微妙差异，但总的来说，汉文序是用儒家对其奉为经典的《诗经》的评价和概括，来说明和歌的价值和特点的。直到江户时代，一些和歌研究者仍然借鉴《毛诗正义》等著述的诗歌本质论来论述文学本质论的问题。在失子学劝惩文学论衰微之势已成之时，古义学派提出人情说(伊藤东涯《读诗要领》等)，萱园学派提出风雅论(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等，都是试图以《诗经》的某一侧面来纠正衰颓的诗风，甚至本居宣长的日本学派的文学论，也借《诗经》来宣扬日本文学的独特传统。日本还出现过大田锦城《九经谈》一类的考证书。《诗经》给日本诗人实际创作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万叶时代。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虽云天地广，何以于我却狭偏；虽云日月明，何以照我无光焰，”使人想到“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小雅·正月》)的悲愤呐喊。后世的《闲吟集》，收录三一一首室町民谣，也是模仿《诗经》而编撰的。参阅王晓平《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 (《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