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宓妃之所在：霍克斯的思考》

本文载于英国期刊《大亚细亚》第8卷(1960)。霍克斯在文中为楚辞规定了原型： 即“巡游”(itineraria)和“忧伤”(tristia)。这一理论不仅为讨论这些古代诗歌本身的总体意义提供了线索，而且还为探究后来的汉赋和更晚时代的诗歌提供线索。属于“忧伤”的楚辞，抒发诗人的忧愁、牢骚和表达一位被欺骗的臣子对残酷命运的悲愤控诉； 而“巡游”范畴的楚辞，通常描述宗教仪式的旅行，路线往往是一次环游。旅行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超自然的、幻想的；旅行者可能是一个男巫，一个术士，但也可能是一个国王。
流传至今的楚辞的最早形态是公元2世纪的评注家王逸所撰的17卷本《楚辞章句》。在汉宣帝的宫廷里，刘向和王褒为楚辞作过贡献，但不能忽视被宣帝徵召来的“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霍克斯不相信“辞”在早期被当作一种类型。“辞”的真意应是“艺术构成的词”。楚辞作为一个模糊的集合名词，可以与Matiere deBretagne (法文：布列塔尼题材)相比较。在中世纪的欧洲，布列塔尼题材是围绕亚瑟王和他的剑客们为探求圣杯的传奇而编写的诗文全集。相形之下，楚辞就是“楚国题材”了。而楚国题材实际上正是“屈原题材”。楚辞的不同部分之间并无形式上的一致性，但在意义上却是共通的。楚辞可界定为“屈原和他的学派的作品”。霍克斯提出了楚辞从宗教到世俗的进展，例如，从巫师“招魂”的世界到《离骚》诗人的进展。在《九歌》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宗教因素，却在《离骚》中被转化，使它人格化和世俗化。他首先解析《湘君》篇，认为应该接受王逸的论点：此篇是一种文学上的改良：它不是为表演而写的，而是为阅读或朗诵而写的。其次，他提出《离骚》、《湘君》中出现“下女”一词的独到见解：应解释为“居于水下的女神”，而不是一般评论家所想的是“某神的侍女”。第三，他注意到“邅吾道”、“弥节”等惯常的措词；“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朝与夕”的公式，以及“此灵琐兮”、“此春宫兮”等戏剧语言。第四，他发现巫师对女神的求索极适合于诗人的讽喻主题，因此，讽喻“需要”诗人对伴侣的寻找不会成功，同样巫师对女神的求索也注定要失败。
大多数评论家引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来印证《湘君》篇的传说。始皇的“封禅”巡游东岳、南岳和九疑，性质是帝王巡行活动，为政治一体化服务，在宇宙论理论中有它的对应学说，并在统治阶级的宗教行为上得到映射。霍克斯观察到《远游》与《离骚》之间的不同：《离骚》中的宇宙所取的地方不受限制，路线是不确定的；《远游》则准确地画出了一个对称的曼荼罗式的宇宙，这种宇宙在人的意识上有一个生理基础。他又将佚名诗人写的《惜誓》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作了对比：两者都写空中飞行，都提到了“伟大的统一”和各方位的守护神；只是两者的飞行目的有异。而《哀时命》是另一组后期楚辞，几乎完全用“巡游”类型写成，其中诗人把自己喻为一个“大人”，很象《大人赋》中的“大人”。如以主题的发展来看，从《离骚》到《大人赋》的发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因为《离骚》倒比《大人赋》更为复杂和深奥玄妙。飞行主题的最高发展要算张衡的《思玄赋》；它的主题是《离骚》的“镜象”。霍克斯最后指出，楚辞中“巡游”的原型决定性地影响了汉赋的发展。它并非在叙事，而应视为“按次序地列举”。“列举”的提法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阐明的： 汉赋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中“铺陈”的提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