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记述上古到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专著。马端临撰。三百四十八卷。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书成于大德十一年(1307),历时二十余载。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徵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与地、四裔。每门再分子目。其中《田赋》等十九门，仿照唐代杜佑所著《通典》成规，加以补充、阐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马端临的创造。关于《文献通考》的命名，他申述了如下理由：“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自序》他的这种方法，开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河。马端临治史着眼于通。他认为司马迁很懂得通，后世史家，只学《史记》的形式，却把“会通因仍之道”丢掉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贯通古今的著作，可惜他选错了体裁，“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因此该通的未能通。历代典章制度实相因袭；后代典章制度不尽同于前代，而终不能全异于前代，因此，“其变通驰张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便说不清楚，如果连这些都说不清，自然不是通史。而《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使历史变化的由来，“粲然可考”。但《通典》毕竟是唐人的著作，站在宋末的时代，自然能看出其不足，且可续补。推动他写作《文献通考》的另一原因是：他作为宋代遗民，深刻地感受到两宋败亡的原因是政治腐败。他的父亲马廷鸾是在政坛上驰骋且败于贾似道的右丞相，对此感受益深，这从他对宋代统治者愤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宋代制度研究用力特深，所载宋制也最详备，不粉饰，多实相，是其它史书所不能比的。因此具有很高的价值。他在治史上注重史论结合，面对历史进行思考，在通的基础上着眼于变，提出自己对变革的各阶段见解。《文献通考》中表现出深刻的史识，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