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拟古九首》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拟古九首》拟古九首
(其八)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再难得，吾行欲何求？ 在陶诗《拟古》九首之中，本篇比较特殊，内容风格与其他八首略有不同。它通过对古代高人义士的追慕以表达诗人忧国伤时的情怀。自钟嵘的《诗品》始，陶渊明即被说成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虽也不失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陶诗并非都是隐逸之作，抒写政治情怀的诗歌占有相当多数。本篇就表现出他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远大抱负与建功立业的追求，只是这种抱负与追求在现实中化成泡影，才促使他归隐田园。通过此一类型作品，可以进一步了解陶诗的丰富内涵、鲜明的艺术个性与多样化风格。 因为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之作，所以开篇以回忆手法入题：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两句起点很高，并由此而为全诗奠定了基调。 “少时”，在这里并不单指少年，同时也包括青年时期在内。在此一时期内，诗中突出了两大特点：一是“壮”， 一是“厉”。“壮”者，体魄强壮之谓也，但又指理想远大，壮志凌云。 “厉”者，猛烈刚强，同时也指少壮时期“踔厉风发”的精神状态。正因为具有这种体魄和精神，所以诗人才有抚剑远行之想。在此，还应注意下一句中的“独”字。 “独”，在结构上有前后照应，领起全篇，贯串始终的作用。它说明诗人“独行”出游，远至边地，寻访相知的高人。但结果却大失所望，不得不悽悽而归。陶诗中用“独”字之处较多(至少有十六七处)，它在较深的心灵层次上反映出诗人出世独立的高尚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见《咏贫士》之六)可以看出，这种独立的人格与坚强的个性在“少时”就已经形成了。诗人晚年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固穷守节、躬耕田园，均与此密切相关。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上句用设问句法，使文气略加顿挫。张掖在今甘肃西部，古称甘州，距长城西端之嘉峪关不远。幽州，今河北东北部，距东端之山海关甚近。这两个地名把长城一线的万里空间联系起来。这不是对“谁言行游近”的最好的回答么？实际上，诗人并没有沿长城一线“行游”，这里只不过表达他心怀壮志，有意于事功而已。诗人晚年正值晋宋交替，北方人民正在遭受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屠戮与蹂躏。这里也反映了诗人对北方人民苦难的生活，对祖国统一的关心。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就字面而言，这两句似乎是“行游”者饮食起居的叙写，实际却是对高人义士的追访。首阳，山名，一称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伯夷、叔齐为商时孤竹君二子，商亡，他们耻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易水，在今河北，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皆送至易水之上，荆轲作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皆落泪。但斯人已逝， 不可复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表示对夷齐、荆轲等节义之士的仰慕并慨叹相知之难得。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承此作进一步发挥、补充。伯牙，春秋时善于鼓琴的琴师，与钟子期相友善，子期死，伯牙绝弦破琴，痛感世无知音。庄周，即庄子，与惠施友善，惠施死，庄子即不再谈说，因世无相知者。 “古时丘”、 “两高坟”、“丘”、“坟”均指墓地，即诗人仰慕的高人义士的最后归宿。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最后感慨万端： “此士再难得，吾行欲何求？”这两句与开篇“独行游”中的“独”字，上下辉映，结束全篇。 这首诗是通过想象来抒写自己少年怀抱的。诗人并没有到过北方，他是通过幻想与虚构来实现抚剑远游的幻想。诗以高人节士为核心把叙事、写景与抒情巧妙结合起来，使人有如临其境，如历其事的亲切之感。由于通篇虚构，章法也较离奇，与陶诗中那些平实而次序井然的结构有所不同。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中所说： “此篇无伦无次，章法奇奥。始而张掖、幽州，悲壮游也；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奇奥的章法，正好表现出诗人感情的波澜起伏，使读者通过表面宁静莹澈的平波，看到在深处回荡的激流与盘转的漩涡。 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是豪放。”(《朱子语类》)辛弃疾说：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龚自珍说： “陶潜诗喜说荆轲”， “陶潜酷似卧龙豪”(《杂诗三首》)。本篇与《咏荆轲》这类诗歌一样，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具有远大抱负与崇高理想，一方面也反映出诗人理想破灭与精神上的苦闷，寄托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但是，就风格而言，本篇既不同于恬静的“悠然见南山”式的作品，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也明显差异。这是一首别具风采的佳篇。 《拟古九首》拟古九首
(其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向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为后人所称道的陶渊明，越到晚年，诗歌越慷慨激昂，风格也越清峻遒劲。尤其当晋宋易代之际，他那久郁心中的强烈感情象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他用诗歌愤怒诅咒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刘裕的篡弑行为，猛烈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出不屈的抗争精神，闪耀着“金刚怒目”式的光辉。 “陶潜酷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清人龚自珍这首《舟中读陶诗》正是对陶渊明这种精神的高度赞赏。 “种桑长江边”就是这样一首寓意深刻、锋芒毕露之作，虽通篇采用比兴的手法，诗歌讽喻的效果却并不因此而有所稍减，反而更耐人寻味。诗人通过种桑江边、桑树摧折不幸遭遇的描述，抒发了自己对晋宋易代的深沉感慨。 一起说：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一用种桑比喻刘裕立恭帝一事，意义甚明。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十二月，刘裕立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即逼恭帝禅位以自立，改元永初，其间恰好跨越了三个年度。所谓“望当采”者，据黄文焕《陶诗析义》阐释，意思是： “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其中曰“望”、曰“当”，可见这只是一种意愿，一种推理，而非既成事实，接下来诗人果然将笔锋一转，引出三、四句。 “枝条始欲茂”承上，这是种桑三年的结果，也是“当采”的原因； “忽值山河改”一转，揭示了当采而未能采的缘由。 “山河改”，显然喻指政权的变祚。一个“忽”字，强调了政变的突然，也表达了诗人和时人对刘裕篡权的真实感受。这一句同时有着启下的作用。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具体描写“山河改”使桑树遭受的祸害。那“始欲茂”的桑树，突然遭此变故，不但枝叶摧折，生意全无，连根株都在沧海里随波逐流。如同历史上一切政治事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屠杀和流血，这一幅桑树被毁的惨景，正是对刘裕篡晋过程中杀戮之惨烈恐怖的贴切比喻和形象描绘。 桑树统统毁于一旦，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春蚕无以为食；蚕不能吐丝做茧，寒衣无着自不待言。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两句，仍紧扣桑树，揭示了事变给晋统治者和广大百姓带来的无食无衣的灾难。不仅描写生动，而且颇含理趣。 诗人用比兴手法反映这一场易代之变，当然不只是为了客观地描述它，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但它既不象《述酒》诗那样以“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表达对东晋王朝覆灭的深切哀悼，也不同于《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通过对荆轲、精卫、刑天的歌颂，寄托自己对强暴统治的反抗和不平。诗人写这首诗，意在从这场惨痛的祸变中总结教训，以戒后人。所以陈沅说： “此慨晋室之所以亡也……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诗比兴笺》卷二)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指出桑树的被毁根源于它种在“长江边”而“不植高原”。种非其地，自然依托不固，从而招致了这场惨祸。以此来比喻恭帝为刘裕所立，托身不慎，后患自来，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身受其害的晋统治者还流露出某些怜悯和同情的话，当他转入对事变原因的思考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得深沉，目光也变得冷隽了。他清醒地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晋统治者自身的昏庸无能，咎由自取，既然如此，又何悔之有，悔又有何益呢？诗人强烈的不满和辛辣的讽刺溢于言表。从中也可见陶渊明虽归隐田园，蛰居乡村，却如鲁迅先生所说， “对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不仅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且对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此诗虽全用比兴，字字隐语，却毫无晦涩之嫌；文气自然流畅，一气呵成，而章法十分严谨。黄文焕评此诗曰： “曰 ‘望’ 曰‘始’，所愿何长；曰‘忽值’，所逢何短。曰‘柯叶摧折’、 ‘根株浮海’，所受之祸，又何太酷！如此孤愤，胸中火发，大地山崩矣。 ‘既无’之后，又曰‘欲待’，与‘欲茂’相应，绝望仍一回望，惨不可言。然后推寻祸基曰： ‘本不植高原。’误国之人，误国之政，所繇来已久，所初行实谬，咎岂在今哉？”这一段话对此诗内在结构的分析颇有见地，援引于此，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本诗作更深入一层的理解。 《拟古九首》拟古九首
(其二)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拟古》九首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当时陶渊明57岁，已经归隐十几年了。由于多次自然灾害的打击，他的生活日益贫困，甚至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是坚持隐居，还是重新出仕以谋取温饱，诗人时时面临着考验。本篇即是他自明心志之作。 首四句概括地描写仲春景象：时雨濛濛，春雷震响，蛰虫惊起，草木欣欣向荣。与《礼记·月令》中关于仲春的描述“仲春之月，……始雨水，……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颇为相似，很可能受其启发而来。但在选词用字上渗透了作者的感情，与《礼记》平板客观的叙述大不相同。“遘”意即逢，传达出亲身参加农业劳动的诗人对及时的春雨的喜悦。 “潜骇”意为惊起，以描状蛰虫的复苏， “纵横舒”以描状草木的生长，具有鲜明的动感，更突出了仲春时节的盎然生机和诗人对春天的热爱之情。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写春燕重返诗人家中故巢的情景。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感士不遇赋序》)，很少有人理解他隐居不仕的志趣。甚至与他亲密往来的田父也劝说诗人“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饮酒》)因此“意眷眷而怀旧”(晋傅咸《燕赋》)的燕子归来，不仅给诗人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更使他感到无比亲切、欣慰，也引起了无限感触。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诗人何以没有把燕的归来和其他春日景物平列起来，而是从飞行姿态到返巢情状，作出如此生动而精细的刻画。 后四句是诗人对燕子说的话，口吻有如对知己故人倾吐肺腑。“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包含着诗人多少艰辛困苦，然而出语平淡，显示出诗人对此毫不在意，很自然地推出下一句： “我心固匪石。”用《诗经·鄘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典故，坚定地表明自己隐居的决心决不会因贫困而移易。最后问燕： “君情定何如？”春燕已经“相将还旧居”，诗人却偏要明知故问，实则是以燕为衬托，进一步突出了自己安贫守道的坚定操守。 清人邱嘉穗曾对此诗作如下的分析： “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惓惓晋室，如新燕之恋旧巢，虽门庭荒芜，而此心不可转也。末四句亦作燕语，方有味，通首纯是比体。”(《东山草堂陶诗笺》)把陶渊明的隐居与晋宋易代联系在一起，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批评， “文外悬谈，毫不切合，难以起信”(《陶诗的深度》)。但把末四句理解为春燕所语，却亦无不可。那样，诗人的决心没有直接说出，留给读者根据燕语去体味，不仅含蓄，而且多了一层“燕尚如此，何况于人”的意思。 这首诗语言浅近自然，而含蕴丰富，感情深厚，题为《拟古》，确乎学到了汉魏古诗的神髓。明陆时雍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对它也完全适合。此外，陶诗风格平淡，一般不以奇取胜，而这首诗托词问燕，构思颇为新颖，说明陶渊明非不能用奇，不过不刻意求奇罢了。 《拟古九首》拟古九首
(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陶渊明所生活的中古时代，是一个动荡黑暗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尖锐激烈。尤其当晋宋交接之际，刘裕为了篡晋自立，大肆诛杀异己，悲剧愈演愈烈。这一切，都使身居田园而始终未能忘情世事的陶渊明内心深感痛苦和愤慨。但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他要倾吐胸中的块垒和满腔的不平却不能畅所欲言，一泄无余，而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 《拟古九首》正是这一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与陶渊明那些平易自然、明白晓畅的诗歌迥异，闪耀着独特的思想和艺术光辉。这一组诗名为“拟古”，实为咏怀。其中并无摹拟前人的痕迹，而大多抒发了诗人的现实感慨。这第一首便是借游子结交新友，负约不归，慨叹时人交友之轻率和寡于信义。 开头两句说：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以草木起兴，本是《诗经》以来的习见手法，但这里的兰、柳却不只用于起兴，还另有一番意趣。熟悉陶诗的读者，不会不对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方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会忘记他宅中生意盎然的兰和柳：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饮酒》十七)“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兰和柳，在诗人心中和笔下，已不单纯是点缀环境的景物，而成为高洁品格和情操的象征。正因为如此，这两句中的荣兰、密柳，便不只是游子离家时的堂前景物，而且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接下来展开对游子的描写。通常这类游子诗多以抒发相思离别之情为主，此诗却另有作意，因此写法也别开生面。既不渲染气氛，也不抒写离情，而是写游子行前的许诺：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这就为写他负约作了伏笔。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这一节是说游子出门，万里为客， 中途遇到“嘉友”，一见如故。未曾交言已先倾心，不待相饮遂成莫逆。于是将离家时的诺言置诸脑后，辜负了兰、柳的期待。这六句运笔简洁，描写却很生动。游子与“嘉友”结交的情景写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对兰、柳的刻画尤其含蓄蕴藉，耐人涵咏。随着时间的流逝，兰、柳枯萎衰败了，这本来是一切自然景物都无法抗拒的新陈代谢的规律使然，但在这里，还有更深的寓意。仿佛“兰枯”、 “柳衰”是因为游子无端爽约，久盼不归所致。这一来，无情无知的兰、柳便变得有情有义。这样写，也与发端的起兴相呼应。 有了这一节描写作铺垫，作者的议论便水到渠成。“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诗人劝戒游子：快辞谢那些少年“嘉友”，如此轻率的结交是有悖于忠厚的。一时意气相投似乎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旦分离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从诗人这一忠告不难看出，他的交友之道是以忠厚为怀，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而不是那种徒矜意气，相交而不相知。这便是此诗的主旨。但诗人的用意还不止于此，这首诗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借对友情不终的交友之道的批评，批判了晋宋易代之际那种中道改节、反复无常的处世之道，而后者正是处于末世的人们常有的一种社会心态。联系陶渊明的立身为人和《拟古》诗写作的背景，或许唯有这样的理解，才更能得作者的用心。 《拟古九首》拟古九首
(其七)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这是一首怨情诗。作者借佳人对花月的嗟叹，抒发了华年易逝、好景不常的感慨。全诗既平淡自然又情味隽永，并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因而极富魅力。 此诗发端便展现出诗情浓郁的风景图画：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这是一个春天的傍晚，天际无云，微风和煦，融融春意，沁人心脾。如此良辰美景，自然令人陶醉，一个“美”字传达出“佳人”在这云静风和的清夜里的感受。她因心旷神怡而酣饮欢歌，自夕达曙。这里，诗人虽未作具体描绘，但读者透过“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十字，眼前自不难浮现这样一幅美妙动人的图景：一个高雅脱俗的丽人在这优美恬静的清夜里引吭而歌，既怀着微醺的快意，也带着对夜景的沉醉。月光勾画出她飘逸清丽的倩影，春风将她曼妙的清歌洒向广阔的夜空，给这迷人的春夜又平添了几分诗意。 然而，这彻夜的酣歌却并没有给佳人带来她所想象的满足和快乐，一夜歌罢，袭上心头的竟是莫可名状的惆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佳人因爱此清夜，故尔既酣且歌，以为如此方不负眼前这良辰美景。及至歌竟长思，在这无边的夜色里，只自己孑然一身，终不过是自酣自歌而已。这岂不是空负了此酣此歌，又岂不是仍然空负了这美妙的清夜？如此一想，不唯意兴阑珊，而且兴尽忧来，不禁发出悠长的叹息。佳人的孤寂、幽怨以及由“酣且歌”而发为“长叹息”的心理变化，又怎不令人感慨良多。 “持此感人多”，正可见佳人怨之深矣！ 诗人并不就此止笔，接下来描绘了自然界最动人的两种景物——月和花：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皎皎明月， 灼灼春花，何等令人赏心悦目，真是丹青难绘的美景！然而这两句诗，与其说诗人是在写景，不如说他是在借物起兴。诗人笔下之月，虽然光明皎洁，却很快会被云层遮没；而那叶中之花，尽管明媚鲜艳，终究不免凋零。月有盈亏，花有开落，花好月圆的美景只能存在于一时。世间万事万物，莫不象这“云间月”、 “叶中华”，它们都曾有美丽辉煌的瞬间，但都不能长久。明乎此，诗人怎能不发出“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的慨叹，又怎能不为空负良时而悲叹！ 感叹盛衰有时、荣乐不常，是魏晋诗歌中的重要主题，它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觉醒，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美的历程》)。正因为如此，这种感慨就不完全是消极的及时行乐的同义语，而是蕴含着积极的人生意义。这首陶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诉诸读者的不只是好景不常的感伤，更有着对美好事物的留恋、执着和珍惜。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比兴手法的的大量运用，全诗除“持此感人多”和“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直抒情志外，其余均为比兴。“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为因时起兴；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为即物起兴；借佳人兴叹以喻已志，又是一重比兴。这一连串比兴重迭交错，互相映衬，将诗人的情志抒发得淋漓尽致，而且比体和喻体结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运用得如此巧妙，又如此自然，这的确是陶渊明对《诗经》以来比兴手法的发展。 情景交融，是此诗的另一鲜明特色。如诗人写春天的傍晚，既不精雕细刻，也不涂抹色彩，只以白描手法淡淡勾勒几笔，便形象鲜明，意境自呈，同时于平淡中富有浓郁的诗味。不以技巧取胜，只以情真景真动人，这既是陶诗的艺术特色，也是“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两句屡为后人称引的原因。这一手法对唐人有很大影响，所以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诗说： “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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