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邦额

文言小说集。清和邦额撰。和邦额(1736—1795以后)，满洲镶黄旗人。祖上姓氏不详。生于乾隆元年，卒于乾隆六十年以后(据本书自序及和氏自绘《文姬归汉图》)。字睦州，有愉园、霁园(主人)、蛾术斋主人等别署。十五岁前，祖父和明官甘肃永昌副将等职，他随宦于西北各地。乾隆十五年(1750)，和明调任福建汀州镇总兵等职，他又随宦至东南各地。乾隆十七年(1752)初，和明卒于任上，他随父扶榇回京。此后，曾就学于咸安宫八旗子弟官学。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熙朝雅颂集》小传说他曾官山西乐平(今昔阳)知县，但地方志未见记载。和邦额多才多艺，书画均有佳誉。年十九，即写成《湘山月一江风》传奇(剧本)，有多人为之作序。另有《蛾术斋诗稿》。乾隆五十一年(1786)，宗室诗人永忠写有《书和霁园邦额蛾术斋诗稿后》一诗，盛赞他的才华，最后两句为“词源自是如泉涌，想见齐谐衮衮来”。由诗而说到他的文言小说。

《夜谭随录》 初刊于乾隆已酉(1789)。书前依次有乾隆己酉雨窗氏(阿林保)刊序，乾隆己亥(1779)作者自序。雨窗序略谓：“回忆十年前，春怡斋中与霁园、兰岩(恭泰)诸君子昕夕过从，各出新奇，以广见闻。而霁园汇志其所述以成编，颜曰《夜谭随录》。”又谓：“因念霁园之录，兰岩之评，向止缮成卷帙，未付梨枣。余独以枕秘密私之，何如公诸同好，爰付诸剞劂氏”云云。于此可知，此书约写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前后，乾隆五十四年初刊于山东济南(此时阿林保正在山东盐运使任上，内封有“本衙藏板”字样)。此本共十二卷，一百四十一篇。卷首上署霁园主人闲斋氏著，下并列署松阴山房雨窗氏、葵园主人兰岩氏评阅，用拙道人兰泉氏(福庆)参订。此三人均为满族著名文人，达官。各篇后有兰岩氏、恩茂先等五六人的评语，篇中有雨窗氏的眉批和行间批。又有一种坊间翻刻本(如纬文堂本)，自序改署乾隆辛亥(1791)，无雨窗氏序，其他均予保留。以上两种均为繁本、完本。这一个版本曾多次印行，各次印本间，篇数常有不同(当因版本残损)、文字亦时有歧异(当因回避而挖改)，评语也渐渐减少。又有一种据辛亥本的删改本(如光绪十三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对正文和评语均作了大量的删改变动，此本成为后来的通行本，大多合并为四卷。

在一种已酉本上，有满人诺津的一段题识：“《夜谭随录》一书，为长白霁园先生游戏之笔。其叙事艳丽，章法谨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盖公抱不世之才，遭际不偶，故假管城子以抒其块垒耳。”扼要地说明了本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本书是成书较早的优秀的聊斋型作品之一。作者在自序中说：“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曰用广见闻，抑曰谈虚无胜于言时事也。”可与上引题识参读。表面上看，作者是不想言“时事”的，而实际上本书却是一部以神怪情节为骨架，以国事民情、世俗生活为血肉的世情小说。作者主要是围绕着财货、势力、饮食、男女等人生大事展开描述的，对于作者所熟悉的京师、西北等地着墨尤多，对于满族生活习俗的描写比任何一部文言小说都要多得多。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分成富贵利达者与平民百姓两大群体。而其善善恶恶、爱爱仇仇的思想感情又明显地倾向于平民百姓。遭到作者批判和抨击的大多是富贵利达者。全书首篇《崔秀才》较全面反映荟集于京师的有财有势者的利欲薰心、翻云覆雨的丑恶面目。篇中写先达刘公经受了由富而穷、由穷而富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既看穿了富贵利达者的真面目，也体味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境遇。因而提出“疏财”的主张和“ 毁方瓦全”的交朋处世之道。前者是为平民百姓及穷儒着想的，后者则是针对富贵利达者而言的。所谓“毁方瓦合”，即是面朋口友，迹合神违之意。同这些人打交道，只能是“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阳秋”，否则便会“尽化同人为异物”，也就是说自己就会完全孤立。雨窗氏对本篇的评语是：“描写世情，淋漓尽致。” 可见，作者的抨击面虽然较实，却并非是挟怨诬妄之词。书中有许多对于满人的宗室王公、汉人的朝野大员及为富不仁者的暴露性的描写。《王塾师》 篇写某宗室枉杀无辜，将遭“冥报”而走“通天” 的关节得免事。《某太守》篇写甲弟连云，富拟卓郑的某首辅，贪赃纳贿，卖官鬻爵，而某太守为了投靠这位首辅，竟甘心先为其奴仆服役，不但自以为得计，还被“众人”所羡慕。《倩霞》篇写耿精忠残暴不仁、穷奢极欲、生活糜烂的种种罪行。《姚慎之》篇写某提督草菅人命，嗜杀成性，家中白骨堆积，断头残体之鬼四处活动，以致成为“凶宅”。《新安富人》、《铁公鸡》等篇则写为富不仁者悭吝刻薄、鱼肉平民、奸杀妇人等恶德恶行。《猫怪》篇写某公子要杀一只会说话的猫，猫大骂道：“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为乎？生具螾蚁之材，夤缘得禄。初仕刑部，以钩钜得上官心。出知二州，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几。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极矣。所谓兽心人面汝实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为怪，真怪事也。”《杂记》篇也以为狐辨冤的名义，说“妖由人兴”，人之妖更多，不过是“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则以昼”而已。总之，“德不称服” (服是官爵的标志)，“官品高而人品低”、“兽心人面”、“人中妖孽”，这就是作者对某些富贵利达者的总看法。《陆水部》篇是写一次著名的文字冤狱的，受害者为陆生楠。雍正皇帝为他定的罪名是“大逆不道”，论以斩罪。而作者只说他“不谨有罪”，并让他吟出“碧血丹心迁客恨，云鬟玉臂故园情”之句，以明心迹。最后评论说：“可不凛三缄之戒哉！”《戆子》篇是据谢济世的一篇寓言改写而成的。谢有黠、朴、戆三仆，平素因戆仆直言敢谏，便怀恨在心。后谢也因言获罪，在陆生楠被斩时，还曾“陪斩”。此时，只有戆仆相随，被赦后，并劝他“勇退”，至此，他才看出，只有戆仆才是“忠仆”。《冯勰》篇写一个想以贿求官的人说：“行贿累万矣，终无成就。”另一个人却说：“贿赂行而无门可入，非世路之难，正皇朝景运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这实际上是正话反说。宗室昭梿曾认为《陆水部》篇是“悖逆之词”。以上这些，即使不是“悖逆之词”，也是一种“微词”。在这种世道下，平民百姓的境况可想而知。举几个较为平常的例子。《香云》篇写狐分天狐、山主、一般狐狸三个等级。一般狐狸连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嫁娶的自由都没有，必须听命于山主，否则便要受到严惩，这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主奴关系。《谭九》篇写一个满汉通婚的家庭，穷得连年轻媳妇都衣不遮体。《某马甲》篇写满人某马甲衣食无着，妻子被迫悬梁自尽。这些都是某些平民百姓在没有遭到横逆和迫害时的情况。通过作者的以上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窥见，所谓“乾隆盛世”并不是什么“隆德”之世，也并不是一片“升平”景象。

与抨击富贵利达者相反，在写到平民百姓时，作者描写了许多善良的人物和美好的事情，赞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表现了作者对各族人民的关切和热爱，在作者心目中是没有什么满汉蒙回的界域的。《某倅》篇说：“世儒眼大如豆，又乌知村翁野老，因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行仁行义之事，“士夫所未逮者，彼则行所无事焉”。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平民百姓的一个基本认识。《米芗老》篇写西北人民在遭遇兵乱、四处流亡时所发生的一桩悲喜剧，表现了当地人民舍己为人、助人为乐、深明大义的精神。《三李明》篇写的是三个都叫李明的人，赞美了他们救困扶危，舍己为人，施恩而不望报的美好品德。《谭九》篇写花匠之子谭九帮助一家穷人解决生计困难的故事。《红姑娘》是一篇写狐女认有恩于己的老兵为义父，孝顺、体贴得无微不至。《某倅》篇中的穷秀才，因住在江边，便以捞救溺水者为己任，并想尽办法把溺尸送归其乡里，直到死后对一些异乡之鬼仍念念不忘，让他的儿子办完自己的未竟之事。《铁公鸡》篇写狐女疏悭吝者之财，以帮助穷人，其事有些像《聊斋志异》中的《霍女》篇。像这样的故事，书中很多，在一些爱情故事中，也往往含有这方面内容。

写性爱，特别是写平民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的作品，在本书中占有较大比重。其写法基本上接近于《聊斋志异》，其总的思想倾向则接近于明末的新思潮或某些写得较好的话本小说，有时甚至显得更为“开明”。作者所强调的并不是什么“礼法”、“贞烈”等陈旧观念，而是正当的人之大欲。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所谓“情种”，而不是“淫夫”、“荡女”。作者既不理睬道学家，也较少迎合庸俗的欣赏趣味。先举几个内容较为特别的例子。《闵预》篇是写尼庵变为“淫窟”的，情节内容较为接近《僧尼孽海》等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题材不是被写成淫秽作品，便是对尼姑大事谴责。而本篇却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提出来的，描写的分寸也较适当。在篇后还写一篇很长的骈体“赞语”，作者认为，这些尼姑本来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的，后因遭遇种种不幸，才被迫出家的。“旷夫怨女，仁政最怜失偶；孤鸾寡凤，诗人致慨离群。”因而，主张让她们改头换面，返本还原，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来。而这“岂非正风俗之一端乎？亦是顺人情之大道也”。显然，这是一篇立意严肃的作品，对“被变成妖的人”是深表同情的。《小怜》篇写一个聪明活泼，伶牙俐齿的狐女同一书生结为伴侣，同时又与这个书生的好友关系很好，三人时常在一起嬉戏。但夫妻有夫妻之道，朋友有朋友之义，狐女对此二者并没有混淆。开始书生还颇有“妒意”，经狐女剖白，也便坦然了。这是一个颇为新颖独特的少女形象，在她身上似乎体现了某种新的人伦道德的萌芽。在一些写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纯洁可爱的平民青年男女的形象，特别是以狐媛鬼女身份出现的少女，写得尤为出色。她们天然艳丽、心地善良；一事当前，敢做敢当；横逆之来，毫不退让。她们不仅是“情种”，而且是正义、仁爱、反抗的化身，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本书在描写性行为时，个别作品的个别段落，也有格调不高之处，但通篇还是好的，不能视为所谓“艳情小说”。

综上所述，说本书具有较为鲜明的平民性和反封建倾向，似乎并不过分。有的论者认为，本书缺乏进步的思想内容，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

本书问世后，颇有好评。乾隆五十六年(1797)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自序中，就将本书与《聊斋志异》、《子不语》连类并举。次年，悔堂老人在为徐书写的跋语中，则称本书为“说部之奇书，为雅所共赏”。晚清的文学家，小说评论家邱炜萲说本书是“语妙一时，而名后世”之作。鲁迅说，此书“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钱钟书说，“此书摹拟《聊斋》处，每不失为唐临晋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在批评本书“涵养未纯，往往流于率易”的同时，也承认“其文笔亦颇流畅”，“其胜处亦自有不可埋没者”。凡此，都足以说明，对本书的艺术成就，也是不能低估的。本书受唐人小说和《聊斋志异》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借鉴了明代文言小说、通俗小说以及经史百家的艺术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融汇贯通，不拘一格。如《韩樾子》、《邱生》、《闵预》、《倩儿》、《秀姑》、《白萍》等篇，表面上看，都是“聊斋体”作品，但篇幅较长，有的接近中篇，在情节结构、人物关系、细节描写以及行文方式等方面，都有与明代文言小说，特别是明代文言话本(或称中篇传奇、长篇传奇)近似之处。作者对《金瓶梅》、《红楼梦》等书也较熟悉，也不能不受到它们的影响。至于经史百家、诗词歌赋，作者也是谙熟在胸的，往往信手拈来，为笔添彩。除用典用事外，如《双髻道人》篇就化用了《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细节描写。雨窗氏序说：“若其笔墨之妙，则非指非马，超乎无际，得漆园吏神髓。”本书的确喜用《庄子》式的语言，在说理处，还颇有辩证色彩(如《人同》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本书多用工笔来写。由于作者阅历丰富，体察入微，往往写得“传神阿堵”，“气韵生动”，确实达到了“特可观”的地步。对于自然景观，朔方景物、园林风光等，多通过作者或书中人物的感受或遭遇而加以描写，因而令人感到亲切逼真，如《蜃气》、《怪风》、《人同》、《邱生》等篇就是这样。至于对人情世态的描写，有不少篇章确实写得“细微曲折，摹绘如生”。如《三官保》篇写京师市井流氓比武斗狠的场面，令人惊心骇目。《赵媒婆》篇写媒婆善于揣摹他人心理，巧于辞令，也使人如见如闻。下面是写吸烟的一个例子：

会(江)澄以事早见王(江澄的舅母)，王尚未起。女(倩儿，江澄的表妹)乱头立栏畔，吸烟看花。澄觑便求哺，女他顾不理，澄突前捧其颈，强接其吻，不意为春兰(丫鬟)所见，潜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诘之，女不承，曰：“谁其见之？”王曰：“春兰亲见，无耻婢尚口辩耶？”女颈赤面赪，转背欲泪，骂春兰曷故妄传飞语。兰含笑而跪曰：“无事，奴敢妄言耶？姑扶栏吸烟，四郎至，求哺良久，姑乃三哺之。无事，奴敢妄言耶？”女羞愤至极，掩面大恸。王召澄，澄已逸去矣。萧(澄母)闻之，亦怒告江翁(澄父)，挞澄数十，不许复至舅家。女恚甚，哭一日，不食。王气平，爱女之心复炽，密令他婢，私往劝慰。女皆不应，是夜竟投缳。(《倩儿》)

吸烟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平常的事，但这里却写得颇具特色，并有丰富的艺术内涵。通过这一细节，不仅推进了情节的展开，而且把一些人物的情态、心理和性情也都写出来了。单就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说，则是步步绷紧，终于酿成巨变。倩儿并不是轻佻的、不懂分寸的女孩子，她的被责是冤枉的。了解了这一点，对于写到的一些人，特别是其母王氏、丫鬟春兰的性情，便会有更深的理解。通过这一细节的辐射性的描写，既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命运，也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大环境。这一小段并不是书中最精彩段落，但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本书在描写世情、人物方面的艺术特点。

本书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许奉恩的《里乘》、须方岳的《聊摄丛谈》等，无论在思想倾向方面，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都与本书十分相近。邹弢的《浇愁集》一书中的许多细节描写，都是摹拟本书的。《夜雨秋灯录》也受到本书的某些影响，如其《铁锁记》篇即是据本书《米芗老》篇改写的。袁枚《子不语》中有《喀雄》、《淘气》等十余篇是据本书缩写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多次提到本书，并连同《聊斋志异》等书一起，不指名的批评本书描写房帏之事“点缀敷衍，宛如目睹”，是一种罪业。这种指责，如果指的是那种猥亵的、污秽的描写，不能说毫无道理；如果指的是必要的、正当的艺术描写，那就未免显得迂腐了。就本书来说，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基本上属于后者，属于前者的只是个别的，极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