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

“三国演义”以其最多的篇幅描写战争，这是“三国演义”艺术精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着重写参加战争的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最显著的艺术特点。人，人的性格，性格之间的冲突，是罗贯中的着眼点。我们且不谈有名的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中的各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它们之间的性格冲突，是多么地鲜明凸出，就拿“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一个比较小的战役来说，作者也不是以主要的精力写战争的过程，而是着重写了未来的战争的胜利者张辽、乐进、李典三人不同的性格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性格冲突。好在这段文字字数不多，摘引如下：
张辽为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闷。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上有操封，傍书云： “贼来乃发。”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来收合淝。张辽便开匣观之。内书云： “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张辽将教帖与李典、乐进观之。乐进曰： “将军之意若何？”张辽曰： “主公远征在外，吴兵以为破我必矣。今可发兵出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李典素与张辽不睦，闻辽此言，默然不答。乐进见李典不语，便道：“贼众我寡，难以迎敌，不如坚守。”张辽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顾公事。吾今自出迎敌，决一死战。”便教左右备马。李典慨然而起曰： “将军如此，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愿听指挥。”张辽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 待吴兵杀过来，可先断小师桥，吾与乐文谦击之。”李典领命，自去点军埋伏。
这一段，总共不过三百五十字，可是就把张辽、李典、乐进三人的性格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冲突的解决，都生动地写出来了：张辽豪迈勇敢，李典公而忘私，乐进明哲保身、不得罪人； 开始由于不同的性格，发生了冲突； 最后则由于对曹操的共同的忠诚，冲突得到了解决。
在战争中，人是战争的主宰。只有写好了在战争中活动的人，也才能更好地表现战争。三国演义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使得它同后来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等等同样以战争作为题材的通俗小说比较起来，有着显著不同的艺术成就。“薛仁贵征东”等小说，战争的过程是写得很热闹的，很紧张的，一刀一枪，大战三百回合，初看时也未尝不吸引人，但是看过一遍以后，就再也提不起重读一遍的兴趣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小说着重写的是战争的过程，至于参加战争的人在战前、战中、战后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除了打仗以外又做了些什么，彼此之间又曾经发生过什么问题，有过什么争论，冲突，后来这些争论、冲突又是怎样解决的，都没有得到很深刻的表现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表现） 。或者，虽然在某些场合是有过一些深刻的表现的，但是却不能如 “三国演义”那样从头到尾始终贯彻到底。因此，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就不能留给我们比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更鲜明深刻的印象。
但是，如果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不注意写战争的过程，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三国演义”上的大小战争，莫不写得有声有色，给人印象很深。因此，“三国演义”怎样着重描写战争中的人而又同时把战争过程写得很好这一经验，也值得加以研究。
试以众所周知的赤壁之战为例。
赤壁之战中的人物，自然是写得好的，孔明、周瑜、孙权、曹操、蒋干、黄盖、阚泽、庞统等等人物，个个形象鲜明，就象一座座浮雕似的。但赤壁之战的过程，也是写得非常清晰的。先是诸葛亮舌战群儒，击败了投降派，以后便是“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三江口曹操初败”“群英会”“草船借箭”“黄盖行苦肉计” “阚泽献诈降书” “连环计” “曹操长江夜宴” “借东风”“周瑜纵火”“华容道”等等一连串的故事。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不仅写得很清晰，而且也写得很热闹，很紧张。罗贯中成功的秘密何在呢？据我看来，就在于他巧妙地处理了人物和故事之间的关系：从人物性格的冲突中导出故事；又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渲染人物；人物在故事中一面解决旧冲突，一面又产生新冲突，于是又导出新故事；新故事在其发展中，一方面发展人物的原有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给人物赋予某些新的性格特征；如此循环往复，就不仅着重写好了人物，而且也同时写好了战争的过程。例如从孔明的多智、周瑜的量窄不同性格的冲突中，导引出周瑜要孔明监造十万枝箭，借故谋害孔明，而孔明又想出草船借箭的办法，完成了这一战争任务；而从草船借箭中，又渲染了孔明的多智，周瑜的量窄。草船借箭以后，孔明、周瑜之间的旧冲突(周瑜要借故杀人，孔明偏不让他杀)得到了解决，可是新冲突又接着产生(周瑜想在破曹以后再杀孔明，孔明准备从东吴脱身回夏口)，于是又导出借东风的故事。在借东风的故事中，罗贯中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孔明多智、周瑜量窄的原有性格特征，而且也给孔明和周瑜赋予了某些新的性格特征(孔明的装神作怪——这在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中又得到了发展；周瑜的少年气盛——这在三气周瑜中也得到了发展)。我们如果更仔细地阅读“三国演义”，那么就可发现罗贯中这样地处理人物和故事的关系，正是他既写好了战争中的人物，又同时写好了战争过程的基本原因。如“空城计”前后的描写，邓艾偷渡阴平前后的描写，都是这样地来表现人物和战争过程的。
战争不是单方面的事，总是由彼此敌对的两方面同时进行着的。既要写这一方，也要写另一方。那么何者应该详写，何者应该略写呢？不解决这一问题，必然会头绪纷繁，枝节众多，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
在我多次阅读了三国演义以后，发现“三国演义”对于战争双方的描写，遵循着这么一条准则：对于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掌握着主动权的详写，处于被动的一方略写；对于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胜利者的一方面详写。而对于失败者的一面，却只给予陪衬性质的描写。这种写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就是能够使读者对整个战争的全貌有一个有条不紊的认识，对于整个战争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使阅读作品时神清目爽，没有糊涂一片的感觉。
关于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找更多例证来说明，因为全部“三国演义”确实是这样来描写战争的双方面的。只举“三国演义”中关于吴蜀彝陵之战的描写为例。
那次战争，开始主动权显然掌握在刘备一方面，因此“三国演义”作者对于刘备这一方面就作了详细地描写。写关兴、张苞斩李异、谢旌，写张南、冯习、吴班赢孙桓、朱然，写刘备得猇亭，而对于东吴方面则写得很简略。后来，东吴派陆逊为将，形势起了变化；刘备因连营七百里，兵力分散，加之兵疲意阻，反处于被动地位；东吴则由于兵力集中，养精蓄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三国演义”作者也就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东吴一方面，写陆逊如何用兵，如何营烧七百里，如何追袭至鱼腹浦。而对刘备这方面则又采用略写的手法，作些照应。于是，吴蜀彝陵之战的整个发展过程，读者就都能够了然于胸，而觉得“三国演义”作者结构布局，井然有序，以致拍案惊奇，连声称妙。“三国演义”这种对于战争双方或详或略的描写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揣摸学习的。
“三国演义”作者常是详写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略写处于被动位的另一方，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把在战争中处于被动的一方写得十分愚蠢、无能，不堪一击；相反，作者总是把对方写得也是非常狡猾、能干，只是由于对手的更加高明，这才遭受了失败。这样写，也是符合于当时生活的真实情况的。高明的艺术家，为了更真实地表现战争，决不回避创作上的困难，把一方写得很脓包，而是恰当地表现这一方也有一定的指挥才能和料敌决胜的本领。我们看了“三国演义”以后，就会觉察到作者正是这样巧妙地来描写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强弱双方的。当然，这种描写必须以现实为根据。
就拿有名的袁曹官渡之战来说吧。这次战役的结局是曹操得到了胜利，而袁绍则遭到了彻底的惨败。但是“三国演义”作者并没有把袁绍一方写得百无一能，屡战屡败，相反，作者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出发，开始写出了袁方的优势，并且详写了袁方的两次进攻。其后，也屡屡写到袁方智谋之士的众多和这些智谋之士所出主意的高明。例如许攸在搜得曹操使者身上催粮书信以后，向袁绍献计： “曹操屯军宫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这条计策确实是很高明的，如果袁绍采纳了这条计策，曹操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了。可是好谋而无断的袁绍却没有听许攸的话，以致失去了致胜的机会。即使是后来曹操冒着很大的危险，前往乌巢劫粮，官渡之战到了决定性的关头，袁绍一方也还是有人预先估计到了这一点。当时聪明多智的沮授就曾向袁绍警告过： “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曹操所算。”如果袁绍在当时能够接受沮授这一警告，及时采取措施，那么官渡之战孰胜孰败，前途犹未可预料；可是刚愎自用的袁绍又只当耳边风放过去了，还反而把沮授叱责了一顿。只是在袁绍屡次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袁军才被曹操所击破。这里，“三国演义”作者并没有把袁绍一方写得蠢笨无能，倒是多次描写了袁方聪明多谋之士大有人在，只是主将袁绍过分主观、武断、不纳人言，才使战争遭受了失败罢了。同时，也正是从这些对袁绍一方的描写中，更显得曹操一方的和衷共济，上下一心，曹操本人的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以及曹军胜利的来得不易。
诸葛亮这个人物，所以在读者心目中被看作智慧的化身，也只是因为诸葛亮在历次战争中的对手也几乎每一个都是神机妙算的能手，但结果他们在诸葛亮的面前总是一次次地栽跟头、出丑，于是读者才深深感觉到诸葛亮确是天下奇才和智慧的化身。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的对手是曹操和周瑜，在六出祁山中，诸葛亮的对手是司马懿，这几个人物在和别的对手用兵时，常常是无敌将军，可是一同诸葛亮较量，尽管他们比以往用了更多的心计，但总是不免失败。“三国演义”作者这样写，不仅写好了人物，而且也写好了战争。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常常会感到这些战争的发展，由于指挥人员的随机应变，是多么地瞬息万变；而对于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的某些人物，又常常会感到他们个人的品质和才能又是多么地使人钦佩！
“薛仁贵征东”这一类小说的艺术性所以不如“三国演义”远甚，其另一原因，就是这些小说把“番邦”常常是写得过分愚蠢无能了，“番邦”中的将官除了有些蛮力气以外，几乎大半是低能的。这样，看起来也就不那么吸引人。
现在，我们继续探讨“三国演义”战争描写中另一个艺术特点，即是“三国演义”作者是怎样描写战争所借以进行的自然条件的。我认为，正因为“三国演义”作者重视了对于战争中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描写，才使得“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更加真实魅人。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这样，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就必然会遇到一些险峻莫测的地形地势，也就必然会碰上某些变化无常的气候。这些自然条件是中立的，它本身并不偏向于战争的那一方面，问题在于战争中的人们如何利用这些自然条件为战争服务，或者想办法克服它给自己造成的困难。因此，为要多方面地表现战争中的人物，为要相当真实地描写战争，那就必须很好地描写战争过程中所出现的自然条件，描写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或战胜自然条件的人。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作者又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匠师。
“七擒孟获”的各次战斗，也是常常为人们乐道的。但这次战争的双方，在指挥能力上是相差很大的。虽然孟获也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和通晓一切军事斗争形式的诸葛亮比较起来，显然是不如远甚。那么，“三国演义”作者又是怎样来描写这次战争而使它仍然能够深入人心的呢？又是怎样来表现诸葛亮在这次战争中的智慧的呢？又是怎样来描写“七擒孟获”之战胜利的来得不易呢？又是怎样地描写“七擒”的各不相同呢？一句话，作者是用着重渲染战争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看来是无法克服的自然困难来完成这一任务的。
在“七擒孟获”之战中，我们看到了马岱三千兵渡泸水全部“口鼻出血而死”的惨况，我们也看到了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四个毒泉的描写；我们看到了“六月炎天，其热如火”的描写，我们也看到了蜀兵掘地无泉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三面傍江，一面通旱”、险峻非凡的“三江城”的描写，我们也看这了为木鹿大王所驱的虎豹豺狼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藤甲军的描写，我们也看到了“形如长蛇，皆危峭石壁，并无树木，中间一条大路”的“盘蛇谷”的描写；……这些自然条件，看来几乎都是不可克服的，而且蜀军的确在这样的自难条件下面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聪明的诸葛亮，忠勇的赵云，好胜的魏延，以及其它一些蜀将，却想出了各种各样办法(有的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有的是诸葛亮在以前早已作了充分准备，找到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手段；有的是经过实地勘查后，利用了这些自然条件为自己服务)，克服了这些困难。这样，本来很难写好的“七擒孟获”之战，就成了一首英雄的战争史诗； 战争中的各个人物性格，也更加丰富凸出了。
其实，“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其它历次重大战争，也都是对战争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然条件作了出色的表现的。如赤壁之战中的雾(“草船借箭”)和风(“借东风”) ，刘曹争夺汉中之战的天荡山、瓦口隘的地形地势，关羽水淹七军的襄江大水，诸葛亮乘雪破羌兵的大雪等等。“三国演义”作者常常用数十个字甚至十数个字就勾划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使我们读着如身临其境，从而加深了对这些战争中的人物和战争过程的印象。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三国演义”写了这么多次战争，为什么能够写得各各不同，富有变化，各具特点而不显得一般化呢？
“三国演义”上的各次战争，所以写得不落窠臼，各具特色，其主要原因是在于作者从来没有忽视战争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偶然因素，并且他总是把这些偶然因素和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交织起来进行描写。而战争中的偶然因素，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各不相同的，每一个战争由于时间、空间、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的各不相同，就会出现各不相同的偶然因素，因而使每一个战争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作家如果抓住了这些偶然因素，并把它和战争的必然发展趋势交织起来进行描写，也就能够做到他所描写的战争各具特色，不相雷同。
请看“三国演义”中的以下几个战争描写：
袁曹官渡之战，从袁曹双方的指挥能力来看，从内部的团结情形来看，从军队的战斗力来看，曹军的胜利是有着必然性的。但这次战争曹军之终于获得胜利，还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如许攸的来降，淳于琼的酒醉，张郃、高览的倒戈。三国演义作者抓住了这些在袁曹官渡之战中出现的偶然因素，着力作了描写，而这些描写，又和关于袁曹官渡之战曹军胜利的必然趋势的描写紧密结合，于是就给袁曹官渡之战赋予了特色。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从关羽的武勇来看，从关羽的寻兄心切、哪怕前途千难万险也要寻得兄长的决心来看，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但在过五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偶然因素，如胡华之信，普净之救，使过五关竟然实现。作者同样没有忽视这些偶然因素，并且和关羽的武勇、关羽的寻兄心切等交织起来作了描写，于是使得过五关、斩六将这场连续性的战斗又获得了它所特有的色彩。
马超和许褚在潼关前的战斗与马超和张飞在葭萌关前的战斗，同一个马超，同一种类型的许褚和张飞，但这两次战斗，却又写来各不相同，作者的成功的秘密又在哪里呢？据我看来，也还是因为罗贯中抓住了这两次战斗中各不相同的偶然因素(在潼关之战中、是许褚裸衣，许、马两人在马上夺枪； 而在葭萌关之战中，是马、张夜战，马超暗放张飞) ，作了各不相同的描写，因此才使这两次很容易写来雷同的战斗，竟然写得同样出色但又大不相同。
由于“三国演义”作者充分重视战争中经常出现的又是各不相同的偶然因素，并且能够把它与每一次战争的必然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进行描写，因而才能够使读者加深对各次战役和战斗中的人物的印象，才能使读者很容易区别各个不同的战役和战斗，才能使读者牢记各次战役和战斗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如数家珍似的讲述“三国演义”上的各次战争而不会彼此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对于“三国演义”是怎样描写战争这一论题作了上面的一些探讨以后，必须指出，罗贯中所以能够把战争写得这样好，除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天才创造以外，和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以及对三国史料的刻苦研究是分不开的。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三国演义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关于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一本最好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许多农民革命起义领袖，都曾把三国演义当作用兵指南，片刻不离军帐。如果罗贯中本人没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显然不能把三国时代的各次战争写得如此真实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