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和“第三种人”ziyouren he disanzhongren

以胡秋原、苏汶（杜衡）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反对派。胡秋原是前者的代表，苏汶是后者的代表。1931年底，《文化评论》（和胡秋原等有关的一个刊物）创刊号的社评《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与乌烟瘴气，再也没有如今日之甚了”，因此他们这群“自由的智识阶级”决心担负起思想批判的天职。胡秋原在《阿狗论文艺》中，叫嚷“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不久，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扬言艺术只能表现生活，不能对生活发生任何作用；后来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中，肆意谩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以《文艺新闻》为阵地，给予回击，由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学运动》，着重批判了胡秋原艺术至上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他们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正当革命作家开始反击胡秋原的观点时，苏汶以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自居，出来为后者声援。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文坛；后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把革命的政治与艺术的真实对立起来，危言耸听地硬说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人”，硬给革命作家栽上迫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动笔”的罪。苏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对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的关系大施挑拨离间的伎俩，他与胡秋原的一唱一和，证明二者原是一丘之貉。“第三种人”和“自由人”与“左联”有过交往，有的曾是“左联”成员，因此，胡秋原、苏汶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大革命失败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于为数不少的，尤其是一批正徬徨悲观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相当大的欺骗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为必要。瞿秋白、鲁迅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三种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团体，缺少严密的组织，主要是一些经常在《现代》杂志上撰写作品的作家，后来，他们随着阶级斗争和文艺运动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