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文学weirensheng de wenxue

这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由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一种文学主张。
《文学研究会宣言》明确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他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强调“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到来呢？》)。因此，文学研究会在现代文学史上又称为“为人生”派。
“为人生”这种文学主张的涵盖面是很宽阔的。在如何“为人生”的具体问题上，文学研究会成员就不尽一致：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的早期作品较多抽象地追求“爱”、“美”、“真”或宗教哲理，因而他们的部分作品就不可能深入触及社会的本质、反映人生的真实面；叶绍钧能够“冷静地谛视人生”（茅盾语），表现社会底层里的被侮辱被损害者，他的许多小说在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方面，就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深度；有些成员只满足于“人生的低吟浅唱”，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不能满腔热情地去抗争，只有柔弱地抒写人生的哀歌，更有象周作人那样的成员，在“五四”退潮后就沉醉于“草木虫鱼”之中，忘记了现实人生的存在；沈雁冰等人却能从“为人生”的主张出发，更进一步地提出“革命的人，一定要做革命文学”的主张，走向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实践。
尽管鲁迅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他也赞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谈到自己早年创作小说就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创作动机的(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的小说堪称“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最完美的实践成果。
应该承认，“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对未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