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李嘉图的货币信用学说

D·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其代表作为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具有科学论点的杰作。此外，他的经济著作主要还有：《金块的高价》(1809～1810年)，《答波桑葵先生对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1811年)，《关于一种经济的和稳定的通货的建议》(1816年)等。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虽不具有他的价值论与地租论那样的光辉成就，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仍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的庸俗的货币数量说，还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引出的一系列科学见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关于货币的价值 李嘉图对货币的研究，绕开了货币起源问题，一开始便进入到货币价值的探讨。他肯定货币是商品，并且认为不仅应当承认货币是商品，而且应当进而承认货币这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肯定了这一点后，李嘉图便进而明确了货币商品的价值的决定，他正确指出，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他对货币金属价值规定的阐述，是对斯密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坚持货币的商品性质的继续和完成。在此基础上，李嘉图看出了黄金内在价值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针对一盎斯黄金所换得的商品数量减少的现象，他的解释是，黄金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它的生产已经比较便利，所需要的劳动量已经减少。他的这一认识事实上已为说明16和17世纪的贵金属增加和物价上涨的现象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同他自己的货币数量理论相对立的。李嘉图虽然从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明确地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然而他从来没有象研究交换价值、利润、地租那样，研究过货币的本质，没有去分析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本来不应得出货币数量理论的李嘉图，最终还是陷入了数量理论的迷网。
关于货币的职能 李嘉图论述最多的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他说，金银普遍用作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李嘉图看出，货币所以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是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长度只能用长度来计量，容积只能用容积计量，价值只能用价值计量。”但是，当李嘉图在展开自己的货币理论时，往往只把流通手段或交换媒介看作是货币的基本职能，从而把货币看成为不过是一种交换的技术工具。对于货币的其他职能，他或是论及甚少，或是并未真正理解。李嘉图在货币职能上的片面认识，尤其是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外的一切其他职能，是他得出货币数量说错误结论的原因之一。
关于货币需要量 在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中，他把研究支配通货数量和价值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当他沿着劳动价值论的正路前进时，他作出一些比较正确的分析，而当他离开劳动价值理论的正路时，便作出许多完全错误的分析，得出了货币数量论十分错误的结论。
按照他的正确思路，李嘉图认为，在使用金属货币的任何一个国家中，流通手段的数量首先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降低货币的价值，其数量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提高货币的价值，其数量就会相应地减少。其次，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商品价值总额越大，所需的货币数量愈多，反之，所需的货币数量就愈少。最后，流通手段的数量还决定于流通手段的节约程度，即同一货币的流通速度，节约程度愈高、所需的货币数量就愈少，两者成反比。
李嘉图的正确思路使他在纸币流通的分析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他指出，一国过剩的金币和银币会散布到全世界去，但如果所流通的是纸币，则它只会散布在发行这种纸币的国家以内，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贬值。他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通货贬值持反对的态度，指出英国当时通货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银行纸币的发行过多。他说通货贬值使英格兰银行可以随意减低每一有钱者的财产价值，通过粮食和每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使受领国家年金的人以及所有因收入固定不能从他们自己的肩上转嫁其任何部分负担的人都受到损害。李嘉图赞成使用纸币，认为纸币有许多优点，不仅节约了昂贵的货币金属材料，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其数量，但是，只有以贵金属为通货本位的纸币，也即是只有可以随时兑换贵金属的纸币，才是理想的货币。他对可以随时兑换硬币的纸币和不能兑换硬币的纸币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一种纸币的增加不会引起通货贬值，因为几乎会有相同数量的硬币从流通中收回并输出，而后一种纸币的增加则都会按其过剩的比例贬低流通媒介的价值。
李嘉图在沿着正确思路研究支配通货数量和价值的一般规律时，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而当他从商品价格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表面现象关系出发时，却又在洛克和休谟的基础上，把货币数量论推进到了一个极端。在货币价值的决定上，李嘉图一下反过来认为它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说只限制铸币的数量，它的价值就可以被提高到任何可能的程度。他并且把这种怪论离奇地同正确的见解揉在一起而不识其矛盾，说“货币的需求完全由货币的价值确定，而货币的价值又由货币的数量规定”。在他看来，金矿与纸币印制厂又具有着同等的意义，他说，假如某一个国家没有发现金矿，而是创设如英格兰银行那样具有发行纸币权限的银行，那么就可以通过贷款给商人和政府的方法，以发行巨额的纸币，这样，全国的通货就得到显著的增加，而与发现金矿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他同时又认为，流通中所需要的通货是不存在限度的，商业的需求很难达到饱和，同一规模的商业，既可使用1000万流通媒介，也可使用一亿流通媒介。在商品价格同货币量的关系上，他更是武断和明确地指出：商品价格之随货币的增减而同比例地涨跌，实为不可争辩的事实。
关于通货的国际平衡 李嘉图在提出自己的货币数量理论时，为其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从规模宏大的通货的国际平衡来说明问题。他认为，全世界的贵金属是根据流通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于各个国家的，当分配的贵金属在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一价值时，这就是通货的国际平衡。如果某个国家发现了金矿，那么这个国家的通货价值就会由于贵金属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从而使通货原有的国际平衡被打破，金银就会离开市价较低的国家而流入市价较高的国家，直到金银在各国的价值均相等。李嘉图在这里绕了一个复杂的国际圈子，然而脱去那件国际外衣，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教条：一国中贵金属数量的增加，会引起贵金属价值下降，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这也就是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核心。李嘉图之所以会得出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去深刻研究货币的本质，而引导他犯错误的内在逻辑是：贵金属之所以是货币，只因为它是流通手段，从而就象强制发行的单纯价值符号的货币一样，它非留在流通中不可。贵金属连同纸币的数量无论增加或减少，都会通过商品价格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同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保持原有的比例关系。在这一逻辑中，李嘉图把金币与纸币混为一谈，把金属货币流通规律与纸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从而得出了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都由货币数量决定的结论。
关于利息理论 李嘉图论述不多，基本上是重复马西、斯密的观点。他明确认为，利息率的高低是由利润率决定，但同时也进一步地指出说，利息率虽然由利润率规定，但也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暂时的变动。在这里，他把利润率的变动看作是利息率变动的最后的原因和长期的原因，而把货币资本供求状况的变动看作是利息率变动的暂时的原因。李嘉图认为，银行利息率不应当低于市场利息率，而主张同市场利息率保持一致。其理由是，如果银行索取的利息率低于市场利息率，那么货币无论有多少都可借得出去，这样即会增大货币流通量，降低货币的价值；并且银行索取的利息过低，不利于鼓励商业的发展，因为价格是由处在最不利的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还有，如果银行低于市场利息率索息，则银行将得不到公平的利润。李嘉图继承了配第以来的利息自由的传统主张，反对国家强制规定利息率，认为这种法定利息率是没有用的，人们对它很可能是阳奉阴违。
政策主张 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中，包括着他对建立什么样的货币制度的主张：
❶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纸币构成。但有一个原则，这就是它的发行量必须等于流通中金属货币的需要量。在他看来，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要代表的黄金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况。
❷国家应确定金属本位。他认为作为本位货币的金属可以是金，可以是银，也可以是铜，但究竟以何种金属作为本位货币，国家应通过法律规定下来，不要随意变动。李嘉图是提倡用银的，认为用白银作为本位货币优于黄金，应长期采用。因为白银的供给和需求都比较有规律，其价值也就稳定得多。
❸纸币应由政府来发行，不应让纸币的发行权控制在私人银行手里。他认为发行纸币的收益应由银行转移给政府，不能让私人银行由于谋私而滥发纸币，使纸币贬值。但他同时又对政府是否更加会滥用货币发行权表示了担忧。
❹发行人要保证发行的纸币兑现。他的这一主张，是为了保证币值的稳定。李嘉图对货币制度的这一套主张，是很有科学成分的。
在李嘉图看来，银行承担着两种业务：
❶发行纸币，用以代替金属货币。
❷向商人和其他方面进行贷放资金。他认为这两种业务没有必然联系，主张把它们分开。其指导思想依然是想把货币发行权划归政府（国家银行），由政府来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