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汪士铎人口论的评价

汪士铎应该是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只有几本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和少数几篇论文重点说到他的人口论，全面剖析汪士铎整个思想的文章尚不多见。人口思想可以说是汪士铎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究竟如何分析和评价汪士铎的人口思想，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对汪士铎人口论持否定态度。理由是： (1) 从汪士铎人口思想的产生来看，由于当时太平军尚处于军事进攻阶段，在各主要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汪士铎的地主阶级的立场使他一方面更加仇恨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对儒学、程朱理学深表失望和不满。他力主以严刑峻法大量杀人，使中国人口减少十之七、八，他的人口理论正是为清廷大规模屠杀政策奠立理论基础。(2) 从汪士铎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来看，他认为人口多，增殖快是人民大众贫困的原因，力言中国存在绝对人口过剩，他不是从社会制度去找原因，而把劳动人民贫困饥饿的原因归结于自然界和劳动人民本身，这是为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开脱责任； 汪士铎认为人口“质量”和数量成反比，人多则“愚”，“愚”则“作乱”，在他眼里，“愚”，“气薄”、“赋禀薄”跟拥护太平天国革命是等同的； 汪士铎认为人多则贫，少则富，人多则乱，少则治，这是撇开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人多人少，其目的不过是要掩盖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对农民的剥削、压迫的真象，歪曲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为反革命屠杀政策制造理论根据； 汪士铎极端仇视农民和妇女，表明他的人口论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他晚年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辩护的言论，又表明他的人口论开始具有买办的色彩。(3) 从汪士铎的减民措施来看，他主张强制溺婴，特别是溺杀女婴，禁止鳏夫寡妇再婚，鼓励人民出家作僧尼，强制堕胎； 他提出“多疫为瑞”，主张以严刑峻法和大屠杀来大量消灭人口，这些充满血腥气的减民手段只会使千百万劳动人民的人头落地，造成社会劳动力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
另一种观点对汪士铎人口论持不完全否定态度。理由是：(1) 汪士铎人口论的提出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也有企图解决乾隆以来人口急剧增加同生产、消费的矛盾的意图。(2) 汪士铎一方面夸大人口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定技术进步和耕地面积有扩大的可能。他认为即使竭“天地之力”，“尽人事之权”，犹不足养，根本无法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这种绝对人口过剩的谬论表明汪士铎人口论的基本点是错误的。但其中个别观点如关于人多人少不可一概而论，要看“时势”，要联系当时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主要的生活资料 （土地上生产的粮食） 进行分析的观点，有可取之处。(3) 汪士铎根本无意从发展生产、从封建制度本身来探讨人口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他的减民措施把杀人、瘟疫、溺婴作为主要手段，这是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十分反动的措施。但是，他对我国传统的早婚、多生、多育的社会风气予以揭露批判，并提出一些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如提倡晚婚，降低出生率，药物避孕，利用赋税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等，这些观点和主张有一定积极意义。
第三种观点主张对汪士铎人口论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理由是： (1) 对汪士铎的一生不能以反动一贯到底，就政治地位来说，汪士铎一生只是一位失意潦倒的封建文人，他也曾诚心肯定过太平天国的一些优点，对清朝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表示不满，还曾在19世纪中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和主张变法维新。(2) 汪士铎人口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乾隆嘉庆以来全国人口激增和太平天国攻克江苏、安徽等省两大事件密切联系的，前者促成了汪士铎控制人口增长的进步思想的产生，后者促成了汪士铎人口思想中充满反革命偏见的反动糟粕的产生。其糟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甲、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完全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 乙、认为人口过多是因为女人太多造成的，因此特别仇恨妇女，主张溺杀女婴； 丙、主张严刑峻法，大量斩决人民，主张发动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以减少人口等等。其精华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甲、多次长期尖锐地批判中国传统的“喜欢人多”的错误思想，认为避免贫困，就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乙、认为早婚加速了人口的增长，他第一个从全国人口太多出发，多次批判中国根深蒂固的早婚陋习，主张晚婚； 丙、反对多生多育，主张药物避孕； 丁、主张实行结婚限制条件，还主张全国人口应控制在一个适合的数字范围内，应当深谋远虑地加以研究安置； 戊、为坚持自己在人口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不惜孤军奋战数十年，其坚持正确反对错误的斗争精神，为中国人口思想发展史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