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御製條問曰：發育、峻極，大德之敦化也，而祇以‘洋洋’引起；禮儀、威儀，小德之川流也，而卻以‘優優大哉’發之者，何也？且禮儀、威儀之别可詳言歟？章句據禮記之文以禮儀為經禮，威儀為曲禮。然漢藝文志及晉陳寵疏引用此語，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後儒或疑‘禮儀’之儀或是經字之誤。此似有據，未知何如。
臣對曰：發育、峻極，就天地間説；禮儀、威儀，就事目上説。道之極於至大，而指其流動充滿之妙，則不得不以洋洋稱之；道之入於至小，而指其許多頭項而言，則不得不以優優贊之，非洋洋不如優優，而小德優於大德也。且如冠昏喪祭是為禮儀，就其中條件節目是謂威儀，則章句‘經禮、曲禮’之訓似是不易之論。而至若晉漢‘禮經’之文，後儒經字之疑，臣未有考據，不敢强解，然而又安知其引用者之不倒錯字句耶？使其説如有理，則章句必取之而傳疑矣。
御製條問曰：‘達德’所以行道，‘至德’所以凝道。‘行’與‘凝’固有淺深，而‘達’與‘至’亦不無同異耶？
臣對曰：自其聚合處言，曰凝；自其運用處言，曰行。須是凝後方行，行後能凝，而譬如五穀之味，食而嗜之者是行，嗜而飽之者是凝，則‘行’與‘凝’固有淺深。且以人所共由而曰‘達道’，以道之大小各極其至而曰‘至道’，則達道天下古今之所通行，而至道非聖人不凝也。‘達’與‘至’，亦豈無異同耶？
御製條問曰：章句以‘尊德性’為‘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屬焉；‘道問學’為‘致知’，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屬焉。然祇言存心、致知而不及於力行，故後之論者競相立説以補其缺，而紛紜之論不可更僕數。試舉其最著者，則有謂存心雖不可分知行，致知則卻帶力行，而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者；有謂存心與致知皆兼知行，而分‘致廣大、温故’屬知，‘極高明、敦厚’屬行者。是數説者果孰得而孰失，抑亦有捨是而别有所正法眼藏者耶？
臣對曰：章句以‘存心、致知’分屬‘尊德性、道問學’，而存心二字已包得力行在内，後儒所謂闕卻力行者，已不識章句本旨。蓋存心不專是虚静工夫，便包了克治涵養，而煞有用力做去底意。觀於章句所謂‘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之知字、能字，便可見力行底意在這裏面。而且以語類引‘博文、約禮’以分配‘尊德性、道問學’之義推之，則朱子之以上一截屬之行一邊明矣。然而若以力行、致知二者分屬上下二句而已，則不惟缺卻涵養一段，且無以見其省察克治之意。故必以‘（存）〔尊〕德性’屬之存心，而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屬之致知，而統四句下半截，以為全動静合内外之工夫，則非不言力行之為遺漏，而所以言存心之為完備。後之論者都不理會，胡氏則以‘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訓為據，而乃謂‘存心不可分知行，致知則卻帶知行’；史氏則以‘知行相須’之説為證，而乃謂‘存心與致知皆兼知行’。其所謂補缺底兩説，皆未免穿鑿囫圇之病。而陸（家）〔稼〕書所謂‘存心包得力行’，‘致知帶有力行’意，‘只是舉此包彼’云者，最為近之。然若求其正法眼藏，則固當以章句‘存心’、‘致知’兩句參看於語録所載，以上五節屬之知，然後庶可以無滲漏矣。
御製條問曰：‘尊德性、道問學’，孰輕孰重，孰先孰後？蓋自陸象山以尊德性三字别立門户，盡廢講學，而一轉再轉，去之愈遠，馴致乎江西一派，反覆沉溺於頓悟之説，而朱陸之學幾乎平分天下矣。於是為調停之論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夫朱子之教，固以窮理為務，而每謂窮理之前必先涵養本源，則何嘗闕略於尊德性之工？彼陸氏所謂居敬者，又未免專尚簡易，懸空冥索，則曾是以為存養，可乎？雖然，口是而貌從，非朱子之所望於後學者也。亦嘗有的見王陸之學不及朱門之旨訣，如横渠之於老佛者乎？試各極言之。
臣對曰：‘尊德性、道問學’只是存心、致知之方，而存心者固不可以不致知，致知者亦不可以不存心，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今若欲分排先後，辨别輕重，則恐不免一邊偏重之患，而大小上下之間更無着手處矣。吾儒之學，蓋不外乎居敬、窮理二者，知行相須，齊頭用力。而彼象山陸氏者，乃反專主乎‘尊德性’一句，闕卻致知一段，而來後許多頭面又不知落在何地，則無惑乎轉入葱嶺氣味，而馴致頓悟之法也。今若只就經文照管，則陸氏之失自見。蓋其‘致廣大’者，易致忽略細故、空疏無物之病，故以‘盡精微’補之，而陸氏之學已無盡精微處；‘極高明’者，或有過於高遠、空闊無實之患，故以‘道中庸’補之，而陸氏之學已無道中庸處。温故而不知新，則所知有限，故必曰‘温故而知新’，而彼無所謂知新；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故必曰‘敦厚以崇禮’，而彼無所謂崇禮。則不但其闕了‘道問學’一句語，其謂‘尊德性’者，亦只是虚静一路上走，而與吾儒所謂居敬者異矣。朱子所以極力論覈、辨其真僞者，已無餘藴。而如吴草廬之以‘居多’二字欲為調停於朱陸之間者，是何異於雜薰蕕於一器也？夫以讀書窮理為務，而以涵養本源為先，則斯所為敬義夾持，博約兩全。‘尊德性、道問學’，即是車輪、鳥翼不可偏廢者，朱夫子一生用工只在於是，而所以開眎者尤深至，則後之學者，豈可不服膺於斯乎？
御製條問曰：章句釋‘致廣大’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釋‘極高明’曰‘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私意’與‘私欲’果有辨耶？且‘不以自蔽’一句似襯於‘高明’，而卻言之於‘廣大’；‘不以自累’一句似襯於‘廣大’，而卻言之於‘高明’，又何義也？
臣對曰：朱子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口鼻[1]之欲’。蓋人心本自大公，而私意從中起，廣大處已窒塞了；人心本自高明，而私欲接物而動，高明處便昏濁了。則以私意為之蔽而屬之‘廣大’，以私欲為之累而屬之‘高明’，各有襯合。
御製條問曰：此章首句即説‘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復以‘洋洋’、‘發育’、‘優優大哉’等語發揮鋪揚，極其鄭重。惟‘尊德性’一節，雖言學者之事，而然亦兼體用、貫本末，為修德凝道之端，則其言固未始不大也。及觀最後結鎖之語，則不過以明哲保身之事數句點綴而已。引起則甚大，收尾則甚小，何也？
臣對曰：明哲保身，正是天理爛熟處。上面言發育、峻極之大，禮儀、威儀之多，至此而始收尊德性、道問學、德修道凝之功效在身上。理會貫徹，見得分明，而日用之間依乎中庸，居上而為下，足容而足興者，都是位育經綸之道。則這一節所包之義便闊大，豈可曰頭大而尾小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