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御製條問曰：章句以尊德性為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屬焉；道問學為致知，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屬焉。然祇言存心致知，而不及於力行，故後之論者競相立説以補其缺，而紛紜不可更僕數。試舉其最著者：有謂存心雖不可分知行，致知卻帶力行，而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者；有謂存心與致知皆兼知行，而分致廣大、温故屬知，極高明、敦厚屬行者。是數説果孰得孰失？抑亦舍是而别有所謂正法眼藏者耶？
臣熙洛對曰：存心上便包力行意思，蓋存心不是只管虚静，乃是制外養中，克己復禮之意。先儒曰‘尊德性’，大學之誠意正心；‘道問學’，大學之致知格物也。誠正是力行事，則存心之包力行明矣。或曰力行不可先於致知，然大學以知行分先後，故先致知而後誠正；中庸以大小分先後，故先存心於道體之大，而後致知於道體之細也。語類亦以上截存心屬力行，所謂力行無别般道理，祇是心存於中而恭敬奉持之耳。終古講家鮮能識此個義，强把五句片片分屬，只得牽合之病，未見補缺之功。章句不言力行致知，而必言存心致知者，可見涵養工夫之無遺漏，而正是力行之完備也。
御製條問曰：‘尊德性’、‘道問學’，孰重孰輕？孰先孰後？蓋自陸象山以尊德性别立門户，盡廢講學，而一轉再轉，馴致江西一派沈溺頓悟之説，朱陸之學幾乎平分天下。調停者有為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之教固以窮理為務，而每謂窮理之前必先涵養本源，則何嘗闕略尊德性之工？彼陸氏所謂居敬者，又未免專尚簡易，懸空冥索，則曾是以為涵養可乎？雖然口是貌從，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亦嘗有的見。王陸之學不及朱門旨訣，如横渠之於老佛者乎？試各極言之。
臣熙洛對曰：‘尊德性’、‘道問學’本無輕重先後。若主‘道問學’，則程允夫名齋，朱子改焉[1]。若主‘尊德性’，則朱陸分界在焉。吾儒之學，必兼存心致知，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致知者又不可不存心，車輪鳥翼，闕一不可。遠而天地古今，近而彝倫日用，無非性分中物事，必博學之，明辨之，使體段分明，而後德性可尊，豈可以道問學諉於支離而廢之哉？鵝湖一席言以責之，詩以警之，而彼陸氏一生病痛，簡易為祟，所謂尊德性者，闕卻事物，轉向空寂去。陽明輩以象山為祖，江西一派汎濫揚益之半，至於道一編而極矣。朱子之教，博約兩至，何嘗偏主窮理而闕卻尊性耶？惜乎江西不能如横渠之逃佛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