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按，戴記孔子閒居篇内悉稱‘孔子曰’，則篇首亦稱‘孔子’；仲尼燕居篇内悉稱‘子曰’，則篇首特稱‘仲尼’。孝經亦然。然則只稱‘子曰’者，尊而親之也，而不可以無别，故必以‘仲尼’冠之。蓋字者，古人之所不諱也。若但曰子孫親之之辭，則如戴記、孝經及論孟中亦或稱‘仲尼’，是豈皆子孫之所録乎？於此尤可見第二章為孔子中庸之首篇，而‘費隱’以下非孔子之言，則亦其初無有也。朱子又謂子思不當稱夫子，故為然，則亦未必然也。檀弓曾元稱曾子以夫子，可以見矣。
‘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以庸字屬之行，故朱子曰‘庸是見於事’。此於事上指其平常之理也，非以行事為庸也，故朱子又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比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頭路，則謂之嶺，非（一）〔二〕[1]物也’。故章句合以言曰理也。
自第二以下十章，皆孔子之言，而反復丁寧，惟中庸是道。蓋夫子平日教導門人，重言複言，尤所致意者在此，故合以為書，即孔子之中庸也。不然，十章内何無一句是他人言？又何句句是中庸之義，而與上下文不同例也？此則分明是完成孔子之中庸，而為此篇之綱領者也。上焉而源其理，則有首章而子思也；下焉而演其義，則有‘費隱’以下而子思也，皆從此十章推起，故子思遂舉以名篇，而中和不與焉，其義當然也。今觀孔子中庸，則只以時中為要，而能擇能守，莫非見諸行事之實。然彼時中亦必有所以然，若無未發之中為之本，則如何能成此時中？是則夫子雖不言未發，而其未發者自包在其中。故子思推夫子之意作為首章，特揭中和以明之，所以行事之必本於性情也。故時中之有中和，猶大學修齊之有誠正也。和是發於心，庸是見於事，則喜怒之類雖中節，而猶未説到事之中否。如父子君臣之義，非但喜怒中節之所可盡也，必須父慈、子孝、君義、臣忠方是得其理，是為時中之庸也。然事之中否，亦只是心之所發者為之機括，故喜怒之不中，則雖欲慈孝之得其理，其勢無由，則和者又是時中之要也。其意如堯只有‘允執（其）〔厥〕中’一句，而舜復益三句於其上，以發其所以然。是以朱子曰：‘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未發之中為時中之中而為體用也。’可謂盡之矣。
夫子言中之用，子思言中之體，舉用而體不外，是故章句合而言之。
處物為義，時中是也；在物為理，庸是也。庸非外於中，故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理’。程子曰：‘中者正道，庸者定理。’
第一章如下十章之標題，自‘費隱’以下至二十九章如上十章之演義，其‘極高明而道中庸’方是破題語。三十章則從文、武、周公説下來，而復言仲尼之事，以明道統之有在，最後乃收拾標題語。
中庸之理，元初是性分中本具者，故章句自天命之性説下來。
‘君子之中庸’者為時中，故也此主已發而言。然用未嘗離乎體，故章句兼不偏不倚言，非仲尼已兼説未發也。
以和為時中則可，以時中為和則不可，和不可諧時中也。喜怒之中節亦可謂時中，而如日用事為之中其節者，與情之和不同，故曰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理言則曰中庸。禹之過門，顔之在巷，非和所可包矣。君子小人以心言，中庸反中庸以事言，或有君子而未必皆由於中庸，又或有小人而未必皆反於中庸。君子之稱，非己有之不可，故章句下德字。
中字兼中和之義，而中庸，德行也，中和，性情也，則德乃性情之德也。中庸雖主時中而言，亦未嘗不本於未發之體。且性情之中節，便只是時中，故曰‘兼中和之義’。
此下十章，章句皆作夫子之言。注家或以‘君子之中庸’為子思之言，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