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問對】
光武丁酉式。
孟子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竊看斯語，有若幸鄰國之不幸者。然王者之師，仁人之征，固如是乎？
征者，正也。固所以正己，而正人之不正者也。昔夏桀不正，而陷溺其民，故殷湯往而征之；商受不正，而陷溺其民，故周武往而征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不由於人欲之私，則豈有一毫幸人不幸之心哉？梁王以晉國之强見挫於鄰國，而問洒恥之策，孟子引古聖王之施仁於民而先正其國者以告之，若鄰國之君虐厲其政，陷溺其民，則王乃往征，所向無敵云。此乃仁人之政，而湯武之師也，曷嘗有幸災樂禍、乘勞伺釁，而行詭譎、不正謀哉？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霸功，則是乃孫吴之末策，儀衍之私智，而曾謂孟子為王誦之耶？若能畫為井地經界，使之厚生安業，設為庠序學校，導之孝弟忠信，澤流百姓，化溢四表，鄰國之民仰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古今天下寧有理乎？梁王内無善政，自侮自伐，而東敗西喪，欲興忿兵以燕伐燕，則豈王者之師而仁人之征乎？學者於此，不可以辭害義而疑孟子。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氣，體之充也’。所謂浩然之氣，即血氣之氣歟？朱子謂‘天地之正氣，人得而生者’，然則浩氣是人人共得，非孟子之所可私，而必曰‘吾浩然’者，何歟？
浩氣之為氣也，天以之而運四時，地以之而載萬物，日月得之而為光，風雷得之而為聲，山岳得之而峙，河海得之而流。蘇子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然則是豈血氣之氣所可能耶？此是參造化、配道義者也。蓋自上古宓犧、神農、黄帝、堯、舜之為聖，先得是氣而建其極；禹、湯、文、武之為君，導是氣而率天下；至於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之臣，亦得是氣從而輔之。自是五百年之後，孔子乃生，全得是氣之正。三千之徒，莫不涵泳於是氣之中，而顔氏、曾氏獨得是氣之宗，以傳之孟子。當此之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元氣閉塞，邪氣横流，儀秦之儔、楊墨之徒，接迹於天下，甚於洪水猛獸之害，而孟子卓立不動，日月乎長夜，撑柱乎宇宙，非他人人之所能與焉。則告子亦未免濁氣所蔽矣，敢窺其涯涘耶？然則孟子自以為己有，而必曰‘吾浩然’者，豈欺我哉？
齊宣王以羊易牛，而謂‘是心足以王’，此所以示擴充而推及也；梁惠王移粟救民，而謂‘無望民之多’，此所以警惠小望大也。然則隱牛則是心可以推，救民則是心不足為歟？
解網祝禽而天下歸仁，乘輿濟人而不知為政，則義利之辨、王霸之功，斯可見矣。夫見觳觫之牛而以羊易之，惻隱之心甚微，而推之則可至於博施濟衆之域矣；見凍餒之民而移粟救焉，則周急之惠雖切，而究焉則不過乎朝三暮四之術也。齊王之心，則自天理上流出來，故如大寒之後，春風方暢，草木羣生，皆有自得底意思，仁不可勝用也；梁王之政，自人欲上做將去，故如淫雨之際，日月乍出，靄霧氣祲，忽復昏翳底光景，政無足可觀矣。孟子不仕於梁，而仕於齊，久於卿位，則惠王之不足與有為可知，而宣王之與民同樂，其庶幾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仁義禮智，固性之所具也；心者，乃性之所發。而今謂‘根於心’者，何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於其間最靈者，以其心也。心則虚明，而未發之為性，已發之為仁義禮智。心从火，於五行為君；性从心从生，於心具生理者也。蓋天有元亨利貞之道，而乃統於天；君有春夏秋冬之官，而咸聽於君。天也、君也，即心也。元亨利貞與春夏秋冬，即四端也。道也、官也，即性也。五岳並峙，而其本則崑岡之脈也；百川同流，而其始則源泉之水也。心如田地，性如春風，仁為幹，義為枝，禮為華，智為葉，同根乎丹田，而都是春風之生理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盡心所以知性，存心所以養性者，何歟？其盡之、存之、知之、養之之術，果可詳言歟？又曰：‘動心忍性。’其或盡、或存、或動、或知、或養、或忍，果有工夫之先後、緩急、淺深、同異之可辨歟？加之卿相，則不動其心；處之困窮，則竦動其心，何歟？
心如鏡之本體，性如鏡之光輝。鏡之初發於型也，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金烟以薰之，玉水以洗之，邪僻者無以逃其情，疵陋者不敢隱其形，虚以容物，靈以觸理，此所謂心之盡之者也。鏡之寶者，飾以盤龍，綉以芙蓉，貯之瑶匣，置之蘭室，珍為百鍊，保如三鑑，奉水執玉，惟恐失墜者，所謂心之存之者也。對鏡則昏者以熒，幽者以顯，藏之泥沙而不涅，揭之日月而有光，識乎盈虚，通乎今古，此所謂性之知之者也。鏡之為物，不修則易昏，必塗之以金膏，拭之以珠淮，去其塵垢，復其光彩，所謂性之養之者也。其曰‘動心忍性’者，亦當以存養為歸宿處也。曰盡、曰存、曰動，三者從心上做工夫，則當先、當急、當深處也；曰知、曰養、曰忍，三者從性上做工夫，則可後、可緩、可淺者也。故盡心養性之工夫雖有不同，而知天、事天之道未嘗有異也。至於‘大人素富貴，行乎富貴’，則‘富貴不能淫’矣，固不可以卿相動其心矣；‘素貧賤、患難，行乎貧賤、患難’，則烏可以困窮竦動其心耶？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夫堯舜之道揖讓傳授，而乃尹相湯不以揖讓，遂教征伐。尹之平日所樂堯舜之道，果何事？而究竟至於放桀、放甲歟？且出處去就，人臣大節，而五就于湯，五就于桀，何其屑屑而不憚煩歟？
有人於此，山居則採玉，而水居則採珠，其業雖殊，其寶則一也；冬日則衣裘，而夏日則衣葛，其事雖别，其智則一也。夫世有理亂，道有經權，則其夷險一致而時措合義者，惟聖者能之。方伊尹之處畎畝也，所講者堯舜之典也。若夫舉舜於耕稼之中，而巽之以天位；薦禹於治水之餘，而推之以曆數，是乃仁者之事。而惟仁者為能愛人惡人，故放驩兜而征三苗，廢胤朱而黜商均堯舜之道不越乎誅不仁、退不肖也，此尹之所習聞而若親見者也。逮夫聘幣之日，幡然釋耒而起，以堯舜君民為己任。而夏桀不德，遂有升陑之師，是則誅兜苗之舊典也；太甲不明，又有徂桐之放，是則廢朱均之遺意也。使尹不幸出於夏商之交，故爰及干戈之謀；若幸而出於唐虞之際，則揖遜之禮躬必贊襄，而功不在皋夔之下矣。湯之事桀也，庶幾改之，惟日望之，而幸得一德之良弼，遂薦之瓊宫之下。伊尹之心，惟以拯溺為急務，以為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事之主，故五就而不憚煩者，庶乎夏王與入於堯舜之域，而期令蒼生共免乎塗炭之坑矣，豈容毫私於其間哉？若律之以時中之義，則終有自任底意思。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者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見其川流而發嘆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夫子之觀水，觀其流行不息；孟子之觀水，觀其波浄照物。所觀似若不同，何歟？
天則一也，而觀象則有異，或論其太極動静之理，或論其七曜六氣之候。二説不同，而其原則同是天也。水則一也，而夫子觀其流行不息，而識天理之本然；孟子觀其波浄照物，而喻人性之本善。二聖之觀雖若不同，一則源也，一則流也，未有源潔而流濁，流溢而源竭者也。流行不息，故波浄照物，皆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應乎人者，則孟子之道，得乎夫子‘一貫’處也。嗚呼！安得虚舟獨汎，乘學海之波瀾，而上泝洙泗之淵源乎？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下只言二個去就，而其終云‘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此是就耶，去耶？
仕者將以得君而行道也，苟不明乎去就之義，而徒慕苟禄，則不幾於患失鄙夫，而可與事君行道哉？君子有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而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有樂賢之容也，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悦也。既有二個去就，而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禄，則周之免死。其曰‘周之亦可受’，則可謂之就也。而較乎三去之道，則實有愧焉，便是嗟來之食，而犬馬畜之也。當此之時，有可去之義，無可就之道。鮦之貪者耶，鳳之蹲者耶？三就三去，士固擇善之地，而‘亦可受也’四字尤宜玩味。
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夫‘不與惡人言’者，伯夷之隘也；‘不卑小官’者，柳惠之不恭也。孟子‘不與王驩言’，則有似伯夷之隘；孔子‘為乘田’、‘為委吏’，則有似柳惠之不恭，惡在其君子不由歟？
‘度，然後知長短’，‘權，然後知輕重’。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是乃無寸之尺，無星之秤也，豈敢與議於時中之域耶？蓋伯夷之於惡人，‘望望然去之’，若將浼己，疾惡已甚，不能含容，既失之於清，何其不廣也。若乃孟子之於王驩，則不可隨衆求媚，又不可歷位違禮，正色立朝，凝然不動，則易所謂‘不惡而嚴’者也。豈可以‘白羽之白’，比‘白玉之白’也？蓋柳惠則不羞濫汙之君，不辭卑下之官，合汙同流，玩世肆志，既失之於和，何其太傲也。至於夫子，則雖或禄仕而乘田委吏之職，亦不侵官犯分，仕遲久速，動中時宜，‘無可無不可’。則豈可以行潦之濁，擬於江漢之汪洋耶？大抵君子之道貴乎中庸，而夷近偏倚，惠違平常，則曾謂聖人由之乎！故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君子處身之所也。
孟子篇末歷序羣聖之統，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云云。夫禹、皋陶、萊朱、散宜生，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是湯文之所師，不必見而後知之，而謂之‘見而（後）知之’，何？湯、文、孔子又是生知之聖，不必聞而後知之，而謂之‘聞而知之’，何也？堯舜之世，只稱禹、皋陶，而不舉稷、契、夔、龍者，何也？文王之時，只稱太公、散宜生，而不言周召，何歟？孔子之門，顔、曾、冉、閔之徒，見而知之者，不為不多，且曾思之傳實為道統之宗，而不少概論，何也？先儒以五百年聖人出，為天道之常，而孔子後百年孟子出，孟子後至千有四百餘年，而始有程子出，何歟？
於戲！代繩以來，聰明睿知之學不傳，則禮樂刑政之典不舉。君子道消，治日常少；小人道長，亂日常多。天不欲使斯文興起耶？天不欲使斯民乂安耶？孟子所以憂之而作七篇也，篇將終歷序羣聖之統，蓋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自堯傳舜授，而精一執中之學，實為萬世道統之原。若大禹有祗台之行，皋陶有邁種之德，萊朱有建中之誥，散宜生有弊教之迪，伊尹為一德之輔，太公為丹書之箴，皆以心法傳之者也。夫禹、皋陶、萊朱、散宜生，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是湯文所師，則天資高明，不必見而後知，而此謂見知者，禹皋以堯舜為主而言，伊尹以湯為主而言，太公、萊朱、散宜生，皆以文王為主而言，故曰‘見而知之’。湯則建中建極，追乎堯舜執中之教；文王則敬止為範，繼乎成湯制心之學。至於孔子，則贊易正樂、删述詩書，‘金聲玉振’而‘集大成’，此雖生知之聖，而異世同心、異途同轍，自有心契神授之妙處也，故曰‘聞而知之’。且稱禹、皋陶，而不舉稷、契、夔、龍者，舉尊而該卑也；稱太公、散宜生，而不言周召者，舉疏而該親也。孔子之門，顔、曾、冉、閔之徒，見而知之者，而係乎夫子，則略而勿論可也；若乃曾思之傳，實是道統之宗，而不少概論者，亦係乎夫子，而直與武王見知，實為道統之序，而不少概論者相似矣。蓋五百年聖人一出，雖天道之常，而孟子以前，則或五百年，或一二百年，聖聖相承；孟子以後，千四百年之間，寥寥無聞，遲速相懸，則斯可謂天道之常乎？當此之時，於漢出一董廣川，於唐出一韓昌黎，則似可肩於萊朱、散宜生之列，而在於孔門，則升堂未入室矣。然則孟子之後，惟河南程氏兩夫子，而前乎濂溪，後乎晦庵朱夫子，亦皆聞而知之，實道統之嫡傳也。至於吾東，則自箕聖九疇八條之教，肇為道統之緒，而歷羅及麗，文風稍振。逮我聖朝五百餘年之間，奎躔降精，儒賢輩出，士多關西之夫子，俗成海東之鄒魯，聖賢之學幸不墜地。世級漸降，久廢不講，人欲炎熾，邪説陸沈，豈非斯文之不幸，而吾黨之深憂乎？兹惟執事先生有慨於是，欽奉詔綸，遹追三年大比之制，闡明二聖不易之言，唤醒儒苑，培養士氣，則鼓舞作新之下，庶見斯道之日復明於中天矣。嗚呼！休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