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章】
首 章
此章‘怨慕’之釋難看。孟子論小弁之怨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集注曰：‘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若以小弁之怨為自怨，則凱風之曰‘我無令人’、‘莫慰母心’亦只是自怨，不可謂不怨；若以小弁之怨為怨親，則舜之‘怨慕’亦未可謂全無怨親之意。萬章以怨為疑，而孟子但引‘不若是恝’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無怨也。竊想舜號泣之際，自語于心曰：‘吾親昔至慈而今忽憎，當親而反疏者，此是孟子之所謂怨。必其我之誠孝淺薄，未有以順親之心故也。父母之恩罔極，而我乃不得於親，誠天地間無所容之罪人。’此朱子所謂自怨也。怨親之意極微，而自怨之意深重，故集注於此辨之以‘怨己’也。蓋作小弁者是常人，在常人則親有大過，怨之而不為不孝；舜，大聖人也，負罪引慝，自無怨親之念，則集注之以‘自怨’釋‘怨慕’，非以怨親為不孝而不敢加於舜也，特以舜之心自不暇於怨親也。輔氏謂‘深思’‘所以不得於親之故’，亦恐非所以語聖人。○‘於我何哉’之釋以‘自責不知有何罪’，恐或未然。此乃恝然者之辭也。我但竭力耕田，恭為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爱，我當如之何哉？此乃無可奈何而自寬之意。此乃孟子所謂愈疏。舜之心，豈若是恝哉？自怨其為子不孝，不得使親而底豫，罪莫大焉，恐未必以不知罪自怨也。苟不知罪，則必有怨親之念萌之矣。小弁之曰‘我罪伊何’，畢竟是怨親之辭，恐自不同。
‘詩云娶妻’章
堯之妻舜，當先以禮聘，舜屢辭不獲，出之日，舜必往告其父。君有命，瞽不得禁之。既就召，帝命釐降，百官備往，脩治宫室，亦必宣，瞽瞍以帝命而已。舜亦以書告父，以帝命難逃，仍為親迎而歸，則堯未嘗議親於其舅，舜未嘗受命於其父，是為‘不告而娶’，非使之漠然不知，而遽定大倫也。瞽瞍雖欲沮遏，上畏帝命，下憚官司，所以不敢也。若不先召舜而遽告於瞽瞍，則瞽必禁舜，使不得娶帝女，舜必以死辭之，而不得妻之矣。此所謂告焉則不得妻也。○‘完廩’、‘浚井’，俚俗相傳，固未必有是事，而亦未可謂斷無是事，故孟子只論其道理如此。然就事論之，則當以程子之言為正。蓋瞽雖至頑，必知帝壻之不可擅殺；象雖至愚，必知帝女之不可勒奪；舜雖至仁，必不以帝臣而使象治，無理之甚者也。故孟子但答以兄弟至情。
‘象日以殺’章
此引舜典，文小異。三苗竄也，非殺也。集傳又謂‘殛，誅也’，此當以書集傳為定論。鯀既治水罔功，舜乃拘囚之於羽山之野，困苦之而已。鯀既罔功，禹便有嗣興之志，纔娶塗山，即往治水，則固已受帝之命，而代父之任，將欲脱其父於拘囚，而舜亦以‘治水有功，當貰爾父罪’語之矣。抑鯀之死，未及於告成功之日歟？若使鯀被誅，則禹雖不敢仇君，而亦安可立其朝、任其職乎？況舜既將用其子，何可遽誅其父？特恐阻撓於治水之役，而拘之一處耳。不幸而鯀先死，舜亦當懲其罪既往。而録其勞，致禮於存没之際耳。
‘與賢’章
太丁曰‘未立’，則外丙、仲壬之立可知。立適以長，國之常典。假使湯有四子，太丁先卒，湯崩之後，太甲以次適年長，則外丙、仲壬之年幼與否不須言也。況外丙四歲而仲壬二歲，則孟子立言之際，不應倒其次序。趙氏説，以文勢推之決然無疑，故朱子晩年亦從之。竊疑外丙是湯子之長庶，而賢，故先立之；仲壬是湯子之次正，而少，故次立之；曰外，曰仲，可知。太甲是湯孫之正適，而尤幼，故又次立之耳。通鑑纂要便書‘湯崩，孫太甲立’，若果如此，太甲之適孫當立，萬世之常經也，仲壬、外丙之幼與否，又何足言也？此只以經世編年斷之。然朱子嘗謂‘怎生信得他’，蓋已論定矣。○天以理之全體言，命以理之妙用言，朱子嘗論‘無極而太極’，以‘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證之。蓋太極之動静乃天命之流行故也。○‘其義一’之義不可輕看。蓋或禪或繼，非出於私意，而一循乎天理，其為義而不為利則一也。
‘割烹’章
知有此事，然後覺得此理。知有此事者，智之德專一心也；覺得此理者，智之端首衆情也。所覺者，心之理；其理者，事之理。貫通是一理，有内外本末之别。
‘孔子於衛’章
司城是宋官，非陳臣也。按史記，陳懷公柳、湣公越正當孔子之世，而無名周而侯者。‘貞子’之下，疑有闕誤。且將言‘所主’，何必言為臣於陳也？
‘夷惠’章
伊尹事業著於一世，孔子事業垂於萬世，故皆不言‘風’。若所謂‘觀夫子遺風’者，非出於聖人之言，又不過偏指一處，則何足分疏乎？○欲知伊孔之别，當先以伊夷較看。伯夷一於清，倚於不可；伊尹一於任，倚於可。孔子則當任而任，當清而清，無可無不可。伊尹之就桀，非清也；而孔子之不渡趙河，清也。伯夷之横政不居，非任也；而孔子之久於衛靈，任也。蓋伊尹、孔子皆有志於行道，而伊尹不免有固必意思，孔子則雖若皇皇汲汲，只是從容中道。○金聲、玉振，不可以言三子。三子就八音之中獨奏一音，而終於小成者也；孔子則並奏八音，而集其大成者也。縱使終始之皆金聲、皆玉聲，不害為獨奏一音，此乃聲音之聲、金聲玉振之聲聲之也。苟非並奏八音，不可謂金聲之也。但三子之或匏或竹，皆未可知，疑其不專出於金玉而聲。朱子所論金聲之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處，恐與集注不同。○伯夷偏於秋，柳惠偏於春。伊尹行時偏於夏，藏時偏於冬，譬夷惠則較完，譬孔子則猶偏。
‘班爵禄’章
方千里，方百里，皆以方里為井。成方十里同方百里之法，推之以田而計其里，其間山川之大小，道路之遠近，不在此限，只是提封百萬井之地，謂之千里；提封十萬井之地，謂之百里。卿士之禄田錯綜其間者，不可以道里揣度。故齊魯受國之初，其所有土田之禄恰占百里；而通言其地，則或曰曲阜之地七百里，或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朱子‘不止百里’之説，是以地界之道里言；孟子百里之説，以禄田之方里言，恐不可執此而疑彼。且觀周初，雍、梁、豫三州未有諸侯，其地豈止千里？天子之田外，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之田，皆在焉。以田里計之，定未知幾個千里；則以地里計之，又當幾何哉？○周初雖有千八百國，而其所占地皆不及齊魯之大。故春秋時所存之國，多是周初所封；而為大國之所吞併者，多是千八百國之舊，可見新立之國大似舊國故也。朱子‘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恐非定論。○周禮，起草而未行；王制，漢儒所述。愚則依南軒説，謂當信孟子。
‘問友’章
‘館甥’則堯為主，‘饗舜’則舜為主，此其‘迭為賓主’。
‘交際’章
衛既無孝公，而孔子初未嘗仕於出公，當闕之。
‘仕非為貧’章
孔子少時親老而家貧，故為貧而仕。孟子少承賢母之教，雖貧而不命仕。故道既通，方游齊梁，便得賓師之位，又何可以乘田委吏，自托於貧乎？朱子只論孔孟之地位，非咎孟子未嘗為貧而仕也。如今且當守孟子之義，不可以孔子之所嘗為，自辱於賤者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