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1]
‘性善’章
此集注不言氣稟，而言‘私欲’，人多謂孟子不論氣之故，而非朱子本意。蓋人之不能為堯舜，固由於氣稟之拘，而苟能遏絶私欲，擴充善性，則氣稟之汙自至消磨，不日而變化矣。人之患在不能窒欲耳，若於此並論氣稟，則人將謂堯舜之不可及，而不信孟子之言矣。○七篇之辭非不出於門人所記，而孟子歸鄒，手自修润，所以同於自著。而此等處因而不改，非朱子之誤也。○孟子言性善，性學之真詮也。明道少時見人之生下來便有惡者，而古經中‘習與性成’、‘惟日’‘節性’等性字亦多兼善惡説者，究其原本，知得惡之本在氣，而理不離氣，氣外無性，故便自立言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言殊甚骨突，決非聖人之言。蓋古人用字□相通，性之發處亦借用性字，故非徒伊尹、召公之言性如此，孔子有‘性相近’一語，孟子亦有‘忍性’底一句。然謂之性，而實非性。惟所謂‘若有恒性’、‘各正性命’、‘天命謂性’、‘性善’等字，乃性之真體也。蓋嘗推之，性者心之未發之名。心之未發，氣不用事，只可以理言。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性之纔發，便與做情。情是已發之理，亦未有不善，只緣所乘者氣，氣始用事，反情而為惡。惡者氣也，理為氣掩，不免為惡之理，然已落在意欲界頭，去性遠矣。心騖於氣，常動而不静，則念念皆惡，無一刻反本復體。然天性之真，猶有時劈坼出來，非氣之所能掩。故雖至惡之人，見孺子入井，鮮不惻隱，一日十見，皆能急救，此即性善之致也。氣雖濁，而理自善，下愚之不能無道心者，此也。纔説性善，則惡之從氣生者明矣。指説惡之根株，何補於導人為善之方乎？況言氣之詳，亦莫如孟子。曰‘無暴其氣’、‘反動其心’，則節制其氣，俾不得為惡也；曰‘善養吾浩然之氣’，則氣之不善養者便不浩然，而不足以配道也。不足以配道者，果非惡乎？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朝晝之氣多騖於惡，而惟夜氣虚明，稍可以存此理。苟其濁氣填塞，無有清氣之生，則不得以存此仁義之心。此果非氣之惡乎？後人懲於性惡之餘論，而追咎孟子，以為不備，不善看者因此而疑貳於性善之宗旨。故愚於明道説亦不敢依阿，反□而為之説曰：生之謂氣，生之理為性，性非氣，氣非性，氣有惡，而性純善，善乃性也，惡不可謂之性。蓋理雖不離於氣，而亦不雜於氣故也。陳潛室以惡無所歸，欲和氣質作性。而惡歸於孟子之所謂氣足矣，何可滓穢太清，延累本原哉？性氣無别，氣亦可謂之性，則人之索性作惡者，不害為率性矣。要之，氣質之性四字，只可以通古人言性之差異，而終非性字正名，反生出後世主氣之弊。○此章重在善字，言為善不已，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所謂善者，非由外得，所性而有者也。‘道一而已’，言其為善之外，無他道也。大則為聖賢，小則猶可以善國，惟在篤志而力行之耳。
‘喪禮’章
當時諸侯皆不行三年喪，而文公獨能疑其當行，故使見孟子而質之。若其節文間事，禮籍俱存，自可按例，故孟子之答亦止此。
‘經界’章
三代田制，孟子已不得其詳，而秦火以後，尤難考據。大概夏初洪水纔平，地不盡闢，故只得以五十畝均授。民之力有餘，而科外墾闢者亦所不禁，而皆在餘田之數，隨其生殖而分之餘夫，或别處墾作□。夏之季，地利寢廣，民之占田必不止五十畝，故殷初大均民田，始以七十畝為定。本朝韓久庵箕田遺制説曰：‘平壤箕子田在含毬、正陽兩門外，區畫最分明，其制皆為田字形。田有四區，皆七十畝，界區之路，其廣一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外，又有九畝之路。大路之内，横而見之有四田八區，竪而見之亦有四田八區，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正類先天方圖云，而其址至今見在。箕子是殷人，必用殷制，而畫田必以七十畝，則孟子之言尤無可疑。’又謂：‘尖斜欹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為之，鄉人傳稱為餘田云。其公田廬舍之制雖不得考，然其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徑庭矣。意者殷時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傍，或皆聚居村落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之地，未必介在私田之中。其糞耕耘穫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為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令則出，在於野廬，冬令則入，聚於城宅，其制始大備。分田以井，實自周人始。’此説深為得之。今按集注：‘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又謂‘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此特以周制推之，而非有經據，恐不若箕田之昭布人目，而韓説之出於親見者也。朱子嘗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溝洫畎澮之類，大段費人力，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又謂易代更制，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竊思之，亦恐未然。蓋洪水以後，田野皆失其舊，而禹始敷土，則其前不須論。夏制，通天下行貢法，隨其所墾而計畝均分，因收其税，其田形則無以異於今，而溝澮亦因其地勢之所宜，非有限定。及殷之初，始畫田字形。平衍之處皆以四區七十畝為限，然欹側之地，溝澮之間，因地順民，不以一田字局定，或作餘田，或止授一二家。先疇所在之地，則民各仍前占受，而加東減西，不煩予奪。況田間水道，每年濬治，常患淫怠，則畫區之際，何患乎移政哉？且均田之際，如欲減給，則難也煩擾。而前之五十畝者今得七十畝，前之七十畝者今得百畝，則雖使遠棄先疇，民且樂從。況周制一井之地，乃商田十二夫所受之區，其中八夫皆仍其先業，而四夫則别受他田，從其自願加給而饒之，則舍舊之少而從新之多，豈有騷擾之患？今之説者，乃謂三代尺法不同，而其地則皆同。此乃後世朝四暮三之術，名為加畝，而實減其尺，果何意也？王制言‘古以周尺八尺為步，而今則六尺四寸’云，雖用此法，夏之五十畝不得為周之百畝，此不通之論也。且周制百畝，常法之外，有再易三易、乘田加倍之法，則商之七十畝亦其大略，隨地品燥濕肥瘠，而豈無所别為區劃，俾無獨值歉荒之憂者乎？若乃溝川難變之處，雖周制，未必一用常法，其間有不必皆井者矣。饒氏乃謂‘井田之法，黄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之所能成’。噫！八年洪水，田疇蕩析，或窪或堆，大而江河變遷，則溝洫豈能如舊？小而陵谷懷襄，則阡陌豈可復認？橧靈遺民，僅得耕治於水平之處，東零西星，草草起墾，則雖欲畫井，民力已疲於治水矣。僅能順水性，因地形，濬治溝洫，使之通利而已。則于斯時也，只可用貢法，而不可行井制也。若商初，則地利廣闢，自可區畫，故始以田字形畫成，而名之曰田。若周之立國，本在戎狄之間，占地空曠，多是大殷田制之所未及。故自公劉時，量地授民，已行徹法，隨其所占之地而次第畫井。至武王時，疆理之政始遍於天下，豈一朝一夕之所就哉？溝洫塗畛，隨便濬治，大倣井法而已。雖中原平曠之地，原隰異宜，豈可盡畫井字？八家所耕，東犯西落，要皆百畝，則雖不畫井而井法在是矣。饒氏又謂‘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噫！周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江南之地亦豈獨用貢法？若論地勢高低，則冀州之北，梁州之西，亦豈盡平衍哉？程子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只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張子曰：‘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方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又曰：‘其田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朱子亦曰：‘不可執畫方之圖而定之。’如無執一之制，則非徒江南，雖我國之多山多水，地形欹仄，焉有不可行井法之理？苟如饒説，則不行井法處，畫到不成井，皆可棄地而不用乎？但患兼并勢大，猝難予奪，故朱子以為非大難之役不可行。○孟子之語滕文公，不曾説便可以王者，蓋其勢不得興王業也。夫滕國之小，只如今一鄉，而介在齊楚間，欲行王政，則齊楚必惡而伐之，雖使湯文處之，亦無奈何。朱子嘗曰：‘湯文之興，皆在空閒地，無人來覰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地。’此乃定論。孟子雖不若孔子，能大而不能小，然孔子而處此時，得文公而輔之，謹事大國，挨到十許年，撞着齊湣之亂，則庸有可為之勢？而苟其未然，則齊民歸而不能受，楚民歸而亦不敢受，一受其民，則歸者日衆，而齊楚之師朝發夕至，若泰山之於鳥卵耳。想孟子至滕，觀其形勢必亡，無可為，故早是去了。不久滕果為宋所滅。蓋文公天姿仁弱，規模卑狹，不足與有為，兼又不年致得，都不濟事。○孟子之於滕，若是父母之邦，則雖有危亡之機，而固當眷戀不忍去。而非吾國也，其君又無英氣，做事不了，辛苦輔導，僅能支吾，區區虚禮不足以稽大賢，故孟子決然舍去，乃‘危邦不入’之義也。先儒以孔子乘田委吏之事律孟子，以不能小用。然齊宣之授室萬鍾，孟子猶辭，則何苦於滕甘做禄仕之計耶？
‘許行’章
南軒言：‘滕文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此謂滕君未必因許行之説，而有君民並耕之事。孟子所以分别君子、野人者甚明，而許行陰□之，經界之議同於道傍之舍，不久文公卒、滕國亡，□致‘無聞於後’耳。春秋滕若有文公，史記只有考公、定公，而無文公，想是一二年便休，而後人不考，誤為其謚歟？○家語有子貢居墓六年之説，抑伯魚早卒，而子思尚幼，故子貢留居墓下，為之經理其家事，以卒聞道之恩歟。或謂‘三年之外’，謂當服三年者之外也，語甚硬。但他門人皆有家累，而子貢可任後事故耳。小注所引‘喪欲速貧’以下，恐亦作檀弓者誕妄之辭，兩欲字非聖人語意，況以曾子之賢，豈不知此言之真□。
‘景春問’章
‘廣居’為仁，‘正位’為禮，‘大道’為義，而獨不及智。竊疑‘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善其道’，正是智者事。○處富貴易，而處貧賤難；處貧賤易，而處死生難，故立言之序如此。閔子辭宰，顔子處巷，夫子在匡是也。
‘好辨’章
孟子之時，有莊列焉，有申韓焉，有儀秦焉，有悝鞅焉，而獨舉楊墨為言，蓋莊列，虚誕人，必不信；申韓，苛刻人，必不從；悝鞅之盡地力，君子或不屑焉；儀秦之詭詐反覆，時人亦能嫉之；而惟楊墨之學□於仁義，最為聖道之害，故深惡而痛絶之。然楊氏之學承於老子，而莊列宗其虚無，申韓宗其慘刻，此皆為我之學也。儀秦之縱横，悝鞅之功利，皆從墨氏學中粧變音節而已，但楊墨已經孟子痛闢，漸次衰熄，而老莊之説盛於魏晉，及至佛教出，而楊墨合而為一。其慈悲舍施，墨也；出家獨善，自私自利，楊也。無父無君，其禍尤酷。近世西洋之學，又集千古異端之所以害正者而並有之，窮極人欲而滅絶天常，費盡人巧而偷弄天機，高者出入有無，卑者切近利害，可以溺高明之士，以為其道雖誤，其術可用。可以陷傭奴爨婢，其禍卻甚於佛，人類皆為禽獸。吁！其可畏也。今之君子曰‘崇正學則異端自熄’，此固似好議論，而其實則自無衛道之具，而虚作遮蓋之言，駸駸然入於朱子所謂賊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