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祖八年、十年、十一年講義
甲辰選李書九、韓商新，丙午選鄭晚錫、金祖淳，丁未選尹永僖、尹光顔、李羲觀等對。
孟子之書是孟子所著耶？抑門人所記耶？司馬遷、趙岐以為孟子所著，林思慎、韓愈以為萬章、公孫丑之徒所録，而朱子於序説則以史記為是，於滕文公篇首章集注則復謂‘門人不能盡記其辭’，二説不同，故後之論者或主前説，或主後説。今考此書每章以‘孟子曰’冠之，而當時所見之諸侯如齊宣、梁惠、梁襄、滕定、滕文、魯平之類，皆直書其謚，是列國諸侯之謚未必皆孟子之所見。據此，則其為門人所録果無疑耶？大抵此書兩漢以前不甚尊顯，視以諸子，不待壁中之藏，獨免秦炬之焰，故趙岐以為孟子‘篇籍得不泯絶’。然今以雜見於傳紀者考之：揚子法言引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諸侯有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朝暮也。’此皆今書之所不載，則其篇簡之散軼明矣。而趙氏乃謂‘得不泯絶’者，何也？其存廢之沿革、傳授之源流，果可得以歷陳耶？
晚錫對：此書之為孟子所作，為門人所録，即考證家聚訟之一端，而臣則獨以其文氣、筆法而斷知其為孟子所著。今觀七篇所言，其精粹圓活，首尾貫徹，必是陶鑄所成，有非掇緝可就，則其出於一人之手明矣。若夫孟子之稱諸侯之謚，則安知非門人追加，如繫辭‘子曰’、左傳趙襄之例也乎？孟子七篇之外有外篇四卷，至趙岐作注，以為非孟子真本而去之。凡傳紀所引孟子之不載於今書者，皆外篇之文也。
子之稱昉於何時？周禮之‘子男’，有位之稱也；國風之‘之子’，男子之稱也。有德者之稱子果肇於何人耶？公羊傳引沈子之言而稱之以子沈子何休注云：‘（以）子冠氏〔上〕者[10]，著其為師也’。此書之追加孟子，曰：苟出於其徒之手，則何不以子孟子稱之，而只稱孟子耶？
晚錫對：子之稱，周禮以前，他無可考。而蓋古之為此名者，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至于後世遂為男子之美稱。説者謂孔門諸弟子以子稱其師，而始為有德之稱。然當時老子、關尹子之徒，莫不以子稱之，則其非始自孔門明矣。論語、家語皆出於孔門，而未嘗有以子冠氏之例，又何必以公羊之例例是書哉？
朱子之注釋四書也，論孟曰‘集注’，庸學曰‘章句’。其或稱集注、或稱章句之義，可得言歟？説者皆謂，論孟則集衆説而為注，故曰‘集注’；庸學則不徒為注，又從而分章，故曰‘章句’。然論孟每篇篇名之下必書章句二字，則論孟未始不分章句也。庸學有程張吕侯之説，則庸學未始不集衆説也。義例無異而命名殊義者，何也？
晚錫對：論孟分章皆因王趙之舊本，至於庸學分章則實是朱子之所創為。故‘章句’之稱在庸學，而不在論孟也。以上總論。
開卷第一義，從古著書家之所致慎也。歷觀經傳，莫不以一部宗旨托始于篇首。易之乾坤書之二典詩之二南論語之學，中庸之性，大學之明德，皆是例也。若就此章之中求其包括一部之宗旨，則當於何處見得耶？
晩錫對：恐當以仁義二字為一部宗旨矣。
孟子之至梁，蓋因惠王之卑辭厚幣而為答其禮耳，非孟子之自往見也。記其事者苟欲示孟子之自重、梁王之尊禮，則必當先敍惠王招賢之禮，後言孟子往見之事。而此章乃直稱之曰‘孟子見梁惠王’，有若孟子之先往見之者，何也？且孟子至梁之歲，人各異説，或謂先游梁繼至齊，或謂去齊而至梁。當以何説為是耶？
晩錫對：古文簡浄，有以一字含數意者。一篇之首鄭重稱孟子見梁惠王云爾，則其必有可見之義，讀者自可領會矣。竹書紀年:慎靚王二年，魏惠王卒。其後四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史記: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二書所紀年數雖有不同，而其先梁後齊則同，恐當以前説為正。
叟之稱見於何書？古之尊敬賢者，必稱以夫子。故齊宣之對孟子，亦以夫子稱之，而梁惠則乃獨稱之以叟者，何也？
祖淳對，劉熙釋名云：‘叟者，長老之稱。’據此，則叟之稱未始不為尊敬之辭。而惠王之見孟子，感幸其不遠千里而來，故必以叟稱之，所以見憫老之意也。
孟子之歷聘始于梁惠，則其至梁之時，必當自鄒而往。鄒之距大梁，果止於千里耶？且惠王之初見孟子，必先敍平日景仰之誠，榮幸其來之意，而此不概見者，何也？將欲删煩就簡，撮其肯綮，故他辭則略之，而特將‘利吾國’之問揭之篇首耶？抑初無他辭，而直説出‘利吾國’之言耶？
祖淳對：鄒梁相距里數之為幾何，臣未及詳考，而大抵鄒與魯壤地相接，則其去大梁要當在千里左右。經文所謂‘千里’云者，概稱之辭也。梁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未免太遽之失，故直以此揭之篇首，而他辭則皆略之，亦可見其微意之所在矣。
聖賢之書，字字有味，無一字無下落。此章‘亦將有以’之亦字，其果脱卻不得者耶？若曰‘不遠千里而來，將有以利吾國’云爾，則又何不可之有，而必以‘亦’之一字插之兩句之間者，抑别有意義耶？
祖淳對：梁王平日只欲得功利之徒以利其國，既見孟子，便認孟子亦如彼功利之徒而望其利國，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也。
非然也。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任道守義，不見諸侯。當時列國之君得接其顔色者，蓋幾希矣。今乃千里而來，此固可謂一國之利；而既見之後，又欲聞利國之術，故曰‘亦將利吾國’。如是看，則語尤有味矣。
諸講員皆對 聖教極為渾圓矣。
利有義理之利，有利欲之利。易所謂‘利物和義’之利、‘利用安身’之利，皆以義理言者也；論語所謂‘放於利’之利、‘小人喻於利’之利，皆以利欲言者也。梁王‘利國’之問，安知其全出於利欲，而必如是深斥耶？説者謂：梁王之失全在‘吾國’二字，祇求自己一身之利，並抛大夫士庶之利，故下文以大夫之‘吾家’、士庶之‘吾身’對他‘吾國’二字，而言其交征利之失。此説果如何？假使梁王不曰‘利吾國’，而曰‘利吾民’云爾，則孟子將許之耶？
晩錫對：一吾字已形物我之私，而全昧同天下之心，所指甚狹，所欲非公。雖以民字换他國字，而猶不足謂出於義理之正也。
若專以吾字謂有物我之形，而歸之利欲之心，則亦有所不可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以及疏，近以推遠，由吾民而至於鄰國之民，由鄰國而至於天下之民，則亦何不可之有？且孟子之誨人，必因其勢而利導之，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之對，莫不委曲婉誘，深得納約自牖之義。而獨於梁王之問必以‘何必曰利’逆折而嚴斥之者，何也？
晩錫對：齊宣好貨色之問在於論王政之後，故委曲婉誘，毋使自沮。梁惠‘利吾國’之問在於見賢者之初，故逆折嚴斥，先格其心。此所以前後所言之不同也。
此云‘亦有仁義’，‘亦有’之亦字無乃説得太輕耶？夫仁義二字乃孟子平日自任之宗旨。存天理，遏人欲，不外于是；尊王道，黜霸術，不外于是，捨此則皆曲徑僻路也。將欲説出‘仁義’，宜下斷然不可易之辭。而今乃以一亦字輕輕引起，有若仁義之外更有他道者。然律以孟子斬釘截鐵之文法，恐不宜如是婉曲。此豈非可疑者耶？
祖淳對：‘亦有’之亦字是對利字而言者，蓋惠王只知有利，不知更有仁義，故曰‘亦有仁義而已’。觀於‘而已’二字，則可知仁義之外更無他歧矣。
五常之在人，如五行之水火金木〔土〕[11]，四德之元亨利貞，闕一不可，則何不並舉該論，而只拈出仁義二者耶？解之者曰：舉仁義則禮智自包於其中，如舉陰陽而包五行也。然則禮智之於仁義必有分屬處，將謂禮屬仁而智屬義耶？抑將謂智屬仁而禮屬義耶？
晩錫對，朱子云：‘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觀於此，則其所分屬可知矣。
義者，裁制之心，而書云‘以禮制心’，則禮未始不屬於義矣；智者，是非之心，而傳稱‘唯仁者能好人惡人’，則智未始不屬於仁矣。朱子所謂仁之著、義之藏祇是適然分屬者，而其實則本無一定之則。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觀乎此，則其不可截然分屬，不亦大暢較明耶？
晩錫對：禮智之分屬，果不可過為界限也。
五常之仁，偏言則為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而仁無不統；已發之後，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孔門教人要不外乎仁之一字，未嘗兼舉義字。而至于孟子則開口便説仁義，無一不並指而對舉者，何也？或謂孟子之時人心漸晦，只説仁字則未易曉得，故必並舉仁義。此又有不然者。今以論語考之，凡於諸子問仁，苟其中人以下，則必從淺近易曉處告之，而亦未有以義對言者。若以孟子之兼言仁義為由於世之漸降，人之易曉，則孔子之答中人以下之問，又何不兼言仁義使之易曉，而終無一言及之耶？
祖淳對，程子嘗云：‘仲尼只説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説仁義，其功甚多。’蓋孟子所言性善、養氣之説，皆前聖所未發。朱子所謂‘前聖不言而不為少，後聖言之而不為多’者，正謂是也。
仁義二者，專言之則仁與義各具體用，而兩相對待，朱子所謂‘仁自有仁之體用，義（自）〔又〕有義之體用’是也；合言之則仁與義互為體用，而交須並貫，朱子所謂‘仁義對為體用’是也。此章所言之仁義，當以對待者看耶？抑當以貫通者看耶？
晩錫對：臣意則恐當以對待者看矣。
集注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則言理、義則言事者，何也？夫在天曰理，在人曰性，仁義禮智之性，安往非理之所在？而朱子之以事理分屬仁義者，得不幾於二之之嫌耶？且朱子以‘愛’訓‘仁’，而韓子亦曰‘博愛之謂仁’；朱子以‘宜’訓‘義’，而韓子亦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均是愛也，均是宜也，而在朱子則瓚享譜承，莫之異辭；在韓子則必羣起而訾之者，何也？
祖淳對：集注‘心之德’、‘心之制’二句言仁義之體；‘愛之理’、‘事之宜’二句言仁義之用。而若統觀仁義，則仁為體而義為用。故仁則言理，義則言事，此可見朱子分金秤出之妙矣。至若韓子之言，舉用而遺體，捨内而求外，則其稱荀揚之語焉不備者，正所以自道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此處單言義，何也？如欲省文，則何不曰‘後仁’？而必曰‘後義’也，仁固包義，義亦包仁耶？人有恒言，必曰義利，不曰仁利。義則可與利對言，仁則不可與利對言耶？朱子嘗釋仁字曰：‘當理而無私心。’私心即利心也，仁是利之反也，仁豈不可與利對言耶？孟子論舜蹠之分曰：‘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善與利既可對言，則仁是善之長也，仁豈不可與利對言歟？執此以究孟子，此節之不以仁對利言之，何歟？
光顔對：以仁對利固無不可。然仁是體而義是用，學者所以裁制得失度量可否者，其用莫切於義。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皆以義對利。此章之始則兼言仁義者，該體用之全也；既而單言義者，取功用之切也，非為省文而然也。
後義而先利者，先義而後利之反也。苟其後義先利，則臧否紕繆，理欲倒置，固當災害並至。而若有人焉先義而後利，則其於先此後彼之際煞有輕重之分，似得本末之序。若是者，雖使聖人見之，固不必深斥耶？
晩錫對：義利二者，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合。無論後義先利、先義後利，一涉於利，則便非義理之正也。
此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則言‘遺’，君則言‘後’，亦果有分言之意義耶？且上文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則此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也。此節集注云‘仁義未嘗不利’，則此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也。注所以釋經，而乃如是徑庭，何也？
晩錫對：‘何必曰利’之利即‘以利為利’之利，‘未嘗不利’之利即‘以義為利’之利。然則集注所言，政所以發明經旨。而至於遺、後二字，恐當以互文看矣。
尊王黜霸，孟子之道也；繼孔聖、明春秋孟子之事也。則梁惠僭王之號，又何遽從而稱之耶？或據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之文，以為孟子至梁之時惠王未及僭號，而此章所稱之王即後人之追加。此又不然。今考史記惠王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改元十六年卒。二説不同。故杜預左傳集解後序是紀年而不從史記，以為史遷誤以改元之年屬之後王。據此則‘會徐州相王’即惠王之事，而固無待於襄王之追尊也明矣，又豈可謂孟子至梁之時惠王未及僭號耶？
晩錫對：孟子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其改元稱王乃在三十六年，則此章所稱之王為後人追加也無疑。故史記引此章皆稱君而不稱王也。
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後儒多非之者。蓋以孟子去梁在襄王初年，泝計惠王三十五年，則前後在梁總為十八年，不應如是之淹留也。且史記魏世家云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與此書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相合，特史記誤繫之襄王五年，而其實則惠王四十一年也。據此則孟子之見梁王必在四十一年之後，而其距改元稱王不知其幾歷年矣。此章所稱之王字，豈非當日之據實直書者耶？
祖淳對：聖教誠然矣。梁惠之謚則容或有後人追加，而至於章内所稱之王字，則必是當日據實之書。蓋既入其國，則不得不因其俗而稱之也。
‘五畝之宅’，集注據漢書之文解作‘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然滕文公篇所謂‘井九百畝’者，必指成田之實數，而二畝半廬舍之地在於其中，則私田過百畝，公田未滿百畝矣。此豈非可疑者耶？
書九對：聖教誠然矣。大抵民居之分在田邑，其説可疑。春出冬入，則搬運往來，必多煩費。且管子云‘農夫野處而不暱’，則田事雖畢，似無入居國中之理。故詩甫田孔疏以漢書所謂‘二十畝為廬舍’之説為誤。據此則民當就其近田可居之地，另占五畝矣。
‘對曰有’之有字答王問，‘亦有’之有則單指賢者也。集注則曰‘人皆有此樂’，何也？
光顔對：集注‘人君能與（人）〔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以下數句，蓋釋下文‘人不得，則非其上’之意。宋儒輔廣誤以集注此句為釋經文有字之義，殊失朱子本旨，恐不可從。以上梁惠王。
孟子論性不論氣，而於‘不動心’特説出浩然之氣，何歟？是氣何氣？非氣質之氣，非血氣之氣，自是别樣氣歟？夫氣，體之充也，人身之本有而與生俱生者也。而今曰‘集義所生者’，何也？生者，自無而有之謂。則是未集義之前無是氣，而集義生出之後始有之歟？集義所以養氣，而曰‘集義而氣生’，則凡物生而後養，而是氣養而後生，何歟？道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凡氣與理渾融無間，元不相離，故程子曰：‘道亦器，器亦道。’今是氣配義與道，則配之為言合也，有若氣與理各在一處，到養成後始合焉者，何也？夫有體而後有用，而曰‘配義與道’，則配義是用，配道是體。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何也？是氣也，塞乎天地，則無限量矣。無限量者，心也。而是氣亦無限量，何也？抑氣與心有相通之妙歟？朱子釋此氣字曰：‘天地之正氣，〔而〕人（之所）得（而）〔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本如是者，言其本自浩然也，是指氣之一源處，最初未分清濁時而言。然人於有生之初，氣質便分清濁，意或清者是氣無虧欠，濁者是氣有虧欠，不待於養與不養，而已有聖凡之别歟？抑既分清濁之後，是氣超乎清濁之外，而浩然自在，初無聖凡之别歟？若曰無聖凡之别，則是浩然之氣與性善無異歟？仲尼之元氣與孟子之浩氣，無分數歟？或曰浩然之氣可言於亞聖以下，生知之大聖不可以浩然名。此説何如？若然，則浩然之上有極層，而浩然不足以盡氣之本體也，其可乎？或曰浩然之氣是養成以後之稱，本初之氣不容得浩然二字。此説又何如？若然，則氣本不浩然，而人養之而後浩然，是人之用工增益於本體之外也，此又説不去處。左右窒礙如此，不知如何看方為通透無疑也。是氣孟子自有之而猶曰‘難言’，則終是形容不得者歟？抑有可以明言者歟？願聞之。
光顔對：程子言孟子不論氣，蓋指其不論氣質之性也。至於浩然之氣與氣質之氣，煞有間焉。蓋是氣也，不囿於氣質，不流於血氣，亦非捨氣質血氣之氣，而别有所謂氣也。人自有生便有是氣，但不能擴充則餒而不充，必待集義之工，然後乃復流行，故曰‘集義所生’，非謂本無是氣，而必待養然後始生也。理與氣本自無間，故集義而氣生，氣又配夫道義。於此愈見其理氣之不相離，豈可謂各在一處，始分終合乎？至於不曰‘配道與義’而必曰‘配義與道’者，蓋欲其自用而達體也。朱子曰：‘心者，氣之精英。’氣之靈爽為心，心之充塞為氣，心之體無限量，氣之體亦無限量，此所以養氣不外於養心也，又何疑於氣與心之相關乎？程子曰，‘天人一也’，‘浩然之氣，乃吾氣也’。人得是氣以生，則雖氣質之稟有清濁粹駁之不同，而本體則未嘗不浩然也。但由其養與不養，而有聖凡之别：其清而粹者固鮮虧欠，而苟不得其養，則反不免昏塞；其濁而駁者雖有虧欠，而苟得其養，則亦可以擴充。若曰是氣也超然自在於氣質清濁之外，初無聖凡之别，則恐無是理。豈可謂與性善無異乎？仲尼之元氣，渾然天成；孟子之浩氣，由於養成，聖賢氣象於此可見。然若謂聖人分上不可言浩然二字，而直歸之第二層以下，則惡乎可哉？又若謂氣本不浩然，而養成而後始能浩然，則經文曰‘至大至剛’，此言氣之本體也。氣之本體既至大至剛，則獨不能浩然乎？大抵浩氣之説自孟子已‘難言’，則後儒之聽瑩無怪。古人有言曰：‘浩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此正學者之所當勉也。
此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下篇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端與實之同異可詳言歟？先儒之言性者，或以五行分配，或以五色分屬，然則此性之體段果如金木水火土之各一其氣、青黄赤白黑之各一其色，一個是仁，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一個是信，而位置較有區别，界限截不相通耶？
晩錫對：先儒有謂，‘四端’如繭之有緒，‘四實’如果之有實。觀乎此，則端與實之同異斯可辨矣。性只是渾然一理而已，及夫已發之後，因其著見之端，而知其性之固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目，豈於未發之中有位置界限之可分耶？
‘王如改諸’，集注曰：‘所改（者），必指一事而言。’然或曰：改是改功利之習，若指一事説則小了。此説似然。未知如何？
光顔對：經文既曰‘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是明指一事之諫，非汎言功利之習。集注所釋恐不可易。以上公孫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皆有均田之制矣。唐虞之時，田無定制歟？或言井田之法自黄帝始，唐虞之時亦為井田如殷周歟？此不可考歟？
光顔對：井牧之始於黄帝，自漢儒有此説。然孟子生於周末，其距夏商不遠，若周制，則是時王之典而猶不能詳，止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三代已如此，況唐虞以上乎？此等處，只當以傳疑之例處之矣。
集注以井田之制為始於商人，然周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12]。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據此則周之疆理即夏之遺法也。左氏傳云：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據此則井牧之制自少康時已有也。周禮‘匠人’為溝洫，‘遂人’治野。亦有夫遂溝洫涂澮道川之别。而論語稱禹‘盡力乎溝洫’，虞書稱‘濬畎澮距川’，據此則溝洫之制自大禹時已有也。集注所謂始於商人者，果何據而知其然耶？
商新對：井田之始於何代，考之經傳，並無的據。集注云云，似因孟子‘七十助’之文而意其始自商人也。
圭田之五十畝，餘夫之二十五畝，或謂當在公田之中，或謂以井田之未有所屬者充之，或謂當取鄉遂之閒田為之。三説之中當以何説為正耶？
商新對：圭田及餘夫之田皆在公田之内，則其所餘者無幾矣。恐當以後二説為優。
孔子轍環天下，則可見其心之汲汲於行道，而去就之際亦多權宜，如欲往公山佛肸之召是也。雖不可以枉尺言之，然律之以孟子不見諸侯之義，或不能無異，何也？
書九對：孔子之事，權也；孟子之言，經也。然權只是經，若以枉尺為權，孔子亦豈有終身不遇之理也哉？
言語入於聖門四科，聖人非不能辭命也。然至於辯之為言，是戰國之士掉三寸遊説者之謂，則人何曾比孟子於是歟？孟子之言，是有德者必有言之言，其於王伯義利之辯，如江漢秋陽，十分痛快，與縱横捭闔之辯絶不同。而惟其善設譬喻處，或有近似於辯者，故外人不知，而稱為好辯歟？温公之大儒猶疑孟子以儀秦之雄，則當時之人固無足説也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之云，有若未免於好辯者。孟子直受‘好辯’之目而不辭，何歟？
光顔對：孟子之時邪説肆行，充塞仁義，苟不雄辯明言，距詖斥邪，則將何以障其頽、援其溺乎？然則‘好辯’之目，孟子不但受而不辭，將惟恐其辯之不多。而曲儒俗士乃以縱横之習病之，雖以温公之賢猶不免此，知德者其鮮矣。以上滕文公。
道一也，而此曰‘道二’者，何也？仁固可以稱道，而不仁亦可以道稱之耶？
書九對：譬如大路小路。雖是小路，亦不可不謂之道矣。
纓，冠系也。孺子，未冠者，何以曰‘濯我纓’歟？
羲觀對：凡歌詩中我字率多托喻，未必作者之自我，恐無可疑。
書曰‘子惠困窮’，又曰‘惠鮮鰥寡’。則惠豈非政歟？湯文之惠，惠是政；子産之惠，惠非政。其故何歟？
光顔對：湯文之惠，為惠於政法之中；子産之惠，為惠於政法之外。惠則一也，而自有大小公私之分矣。以上離婁。
‘就湯而説’之説字可疑。説者，如游説之謂，是談利害也。如湯之伐夏，正大之舉，伊尹勸之，而亦謂之説，何歟？且湯初無伐夏之心，而伊尹勸行之歟？若曰湯初無伐夏之心，則書何以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之語？若曰湯先有伐夏之心，則何以進伊尹於桀而有五就之事歟？願聞其説。
晩錫對：此説字只是陳義理經權之言，恐不可以游説之説看矣。蓋伐夏之舉只是奉天行討而已。天命未改，則湯無伐夏之心，而五進伊尹；天命已改，則始有伐夏之舉，而‘聿求元聖’。事夏乃湯尹之本心，而伐夏乃湯尹之不幸也。且‘聿求元聖’與武成‘既獲仁人’語意相似，只語其得人之故，非謂預有意於征伐而求之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是知，聖是行。孟子以二事分始終言，而語類以為本是一件事者，何歟？知行二者如車輪鳥翼，一時齊進，故為一件事歟？孟子於下文以射為喻，而智譬巧，聖譬力，則至與中即一時事矣。朱子之以始終條理為一件事者，其亦以此歟？
晩錫對：智之事，聖之事，雖有始終之别，而交修相成，去一不可。如中庸之學問、思辨，大學之格致、誠正，先後不同，而亦只是一件道理。朱子之意蓋以此也。以上萬章。
犬牛人之性，是本然之性歟？是氣質之性歟？以率性之性論之，犬率犬之性，牛率牛之性，人率人之性，各率其性之自然，則犬牛人之性似是本然之性；以猶字與歟字觀之，是言不同也，犬不能為牛之性，牛不能為犬之性，犬牛不能為人之性，則犬牛人之性似是氣質之性。此當作何邊看歟？説者曰：‘孟子論性不論氣，未嘗言氣質之性，何獨於此言氣質之性？’此則恐未然。孟子言性善雖不兼氣説，如云‘動心忍性’之性、‘四肢之於安（逸）〔佚也〕，性也’之類，何嘗不言氣質之性歟？或曰：‘孟子只道性善，況方斥告子之認氣為性，當以本然之性言之，不當又以氣質之性告之。以是知犬牛人之性非氣質之性。’此説何如？
光顔對：觀乎猶字歟字，則孟子之意蓋謂人物之性不同也。夫知覺運動，人與物同；而仁義禮智，人與物異。則孟子此言固指本然之性，而非氣質之性。然人物之性所以不同者，亦由於氣質之通塞，則雖以此章為兼言氣質，亦可矣。
華周妻事，左傳、禮記皆無之，而此與杞梁妻並稱，何歟？抑其事别有出處歟？
光顔對：先儒謂：髡因言杞梁而帶説華周，猶前篇並稱禹稷之例。此説得之。蓋禹稷同功，故孟子並稱之，然三過其門乃禹也，非稷也。華周、杞梁同時死事，故齊人並稱之，然哭夫變俗乃杞妻也，非華妻也。以上告子。
此章首節集注曰：‘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此以窮理功效言也。孟子之言盡心，不言工夫，而只言功效，何歟？胡雲峯以為盡心無工夫，知性有工夫；知是積累用工，盡是大段見功，是以知性、盡心為兩時事。蒙引非之，是矣，然未有無工夫而有功效。知字盡字皆主功效説，而包工夫在其中。如是看似好，未知如何？
永僖對：盡心知性皆主功效，而包工夫在中。誠如聖教，臣無容更達矣。
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書字是指書經一書歟？抑統指載事之書歟？
光顔對：此章本意專為武成言，而章首二句則統指載事之書。蓋先以汎言引起乃説出本意者，立言之通例也。以上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