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甘肃原始森林的沧桑变迁

甘肃各族人民的祖先在长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由于对天然森林采伐利用过多，植树造林很少，致使甘肃的大部地区逐渐变得少林或无林。到秦汉时期，因向北地郡、陇西郡以及河西等地多次移民屯垦， 除开垦了大面积的草原、灌丛外，还砍伐了不少森林，对六盘山和子午岭北段的森林破坏比较严重。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已严重到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地步(《汉书沟洫志》)。北宋时，到秦陇采运木材的人络绎不绝，砍伐了秦州（治今天水）西北夕阳镇 （今新阳镇）、武山大洛、小洛门砦和伏羌县（治今甘谷县）北散渡河流域的大片森林；元代，林业政策失误严重，历时不到百年，约有7次“诏天下弛山泽之禁”，“一任民众之樵采”(《中国森林史料》)；明代， 屯田遍于天下， 曾 “西至甘肃” (《明史·食货志》)，对森林的变迁影响很大。明《庆阳府志》记载：“昔吾乡合抱参天之大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獐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虽去旧志才五十余年耳，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到清同治五年(1860年)子午岭已经“没有森林存在”(陈昌笃《黄土高原上的绿洲》)。北秦岭因长期大量砍伐，大部森林由大片变为小片，由小片变成了点。甘南高原的森林，同治、光绪年间，“河州洮西人民避难迁居藏区，毁林开荒，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于是烈山泽而毁之”(《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南秦岭的森林，因为“阶州民皆烧柴，斧斤伐之无虚岁，近山林木难言不可胜用矣”(《阶州直隶州续志》)。祁连山的森林，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对古浪县黑松堡森林的记载是“昔则松柏丸丸， 于今牛山濯濯”(《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乾隆五十年(1785年)时，焉支山的永昌部分“林壑茂美”，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时“樵采迨尽”(《永昌县志》)。民国时期的森林变迁，《甘肃乡土志稿》记载：“小陇山林区自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经木商典购采伐，历时三载，部分林区已变成满山荒凉；”“大夏河一带林区，惜因临夏一带木商砍伐，林木大都参差不齐；”“文县东部昔日全系广阔的原始森林，因历代焚毁砍伐，现存者概为残断小块。”1953年《西南西北森林航空视察报告》记载：“因洮河水运方便，甘肃木材缺乏，故军阀土豪无不以伐木运材为谋取暴利之手段。四五十年来，采伐已进入支沟四五十里，沿主流稍为方便之处的林木，皆采伐净尽。目前，森林仅存在于交通运输不便之处”。因此，民国末年森林的分布地区，如和商代以前的本底面貌来比，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已基本上没有天然森林，仅在老虎山、崛𡷤山、马啣山等处残存着小片次生林；各天然林区的范围都在不断缩小。清代末年子午岭林区的总面积约有800万亩(合53.3万公顷)，以后人口猛增，农业生产活动广泛，许多林地垦为农田，因此到了民国末年时，森林面积减到400多万亩(合26.6万公顷)。全省天然森林面积， 到1948年时为224万公顷(《甘肃乡土志稿》)。在森林逐渐减少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沙漠的逐渐扩大，河流的逐渐淤塞，水旱灾害的更加频繁等。这是古、近代封建王朝林业政策有误， 天然森林开发利用过度， 长期忽视营林，以及古气候在暖湿、干冷变化过程中渐趋干冷等带来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