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自有書以來，天下之書至衆也，其中求其至正至粹而能使人善，未有如四書者也。故愚竊以為四書，書之至者也，此聖人之書也。聖人，人之至者也，其書宜為書之至者也。聖人，人之至，則人而可不學聖人乎？學聖人則可不由乎聖人之書乎？然則此書尤人之所宜務也。夫五經皆聖人之書也，皆書之至者也，以學者用力言之，則未有切於此者也。蓋易伏羲、文王、周公之書，而孔子赞之。書，記堯舜以來四代聖人言論政事。詩，正風詠文王之德，正雅及頌詠商周之聖德。春秋孔子所作。禮記，多記孔門所論，蓋周末儒者所記，而多出於孔門也。衆書之中，其出於聖人者，唯此五經與四書也。然易本卜筮之書也，雖天下之理無所不備，非專論為學之方也。詩書所載固有聖人格言，論修德致治之道，可以為萬世法者矣，然其言不盡然也，書多是一時命令，詩皆當時歌詠，皆非專論為學之方也。至於春秋書列國是非，禮記記行禮節文。故其專論為學用功，所以致知力行、治心修身、應事接物之法，及為國治民之道，則唯四書為然也。
蓋上世聖人由周公以上，皆得位在上，致力於世，故自不得詳於講論。唯聖賢窮而在下，不用於世，乃有學者從之，於是有講論之詳，此四書所以作，而周公以前所以未有是書也。孔孟之後更無孔孟，則又不復有是書矣。然則是書也，乃宇宙一有之書也。夫五經、四書俱是聖人之書也，則俱是為學者之恒業也，然其專論學者用功，唯四書為然也，則此在學者尤為切也。
蓋論其淵源所自，則易、詩、書其本也。而至論學者目下用功，則專在於此也，故學者於聖人之書須無所不讀，其學乃全也。然其間自有緩急如是，若精力不足，或時過，而後學者雖只讀四書可也。蓋所以通其知識，正其心術，成其德行，為賢人君子，則不在他求，只於四書可得之而有餘矣。故程子曰：‘讀得論孟，切己，平[1]生儘多也。’又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又曰：‘中庸孔門傳授心法。’朱子曰：‘學者於四書果然下工夫，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其平生教人為學，專以四書為要。至於當時公卿名人所相愛者，亦勸讀此書。許魯齋亦云：‘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然則先賢論學皆以此為當務之急，以入德成德必於此得之也。昔安昌王劉盛曰：‘只誦孝經、論語而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夫盛，胡人也，乃能信服聖訓如此，其亦奇哉。若為士者於聖人之訓不能信服如是，則豈不可愧哉？趙普將斷事必讀論語，觀其行事未有法論語者，亦多有相反者矣。然則其所據以斷事者，不過得其淺近者耳。然亦能成一時之治，可見聖人之言，苟能倣而行之，則雖其淺近者亦自有效也，況内外本末專以此為法者乎？
就是四書而論之，其體亦不同也。論孟記聖賢言行之全，其所言非一事，所答問非一人，於遠近、大小、精粗、隱見所及博矣。庸學，聖人所論為學之方者也，其言約而要。譬之，論孟如大全，庸學於大全中抄其要語者也。故學者所以義理通貫，則得之論孟，而所以持守簡約，則在於庸學也。程子於衆書中裒取此四種書合為一類，為學者常業，而朱子因之以此為教，自是乃大行於世，此程朱夫子所以有功於萬世者也。夫無孔孟，則無此書矣；無程朱，則此書不得為法於世矣！若無此書，及有而不知為法，則後之人何由以入德而成德也？然天之生聖人，所以為斯人立極，則此書之行於世也，實天也，非人也。見今家家有之，為士者人皆讀之。天下之至寶，為天下之至多，宜入德成德之至易也，乃未見有由是而用力者，可勝嘆哉！
翼之愚陋最在人下，唯幸賴天之靈，自少喜讀此書，讀而味之者，今五十年矣。反覆之久，不無解曉處，曾粗發其意義，今復論其為切於學者，冀以曉後之人也。以先儒論讀書法，以中庸為四書最後工夫，故書于所説中庸之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