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 上】
【一 章】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後義而先利，則流以為欲，而無復義之和矣。故‘夫子罕言利’，而未嘗不言利。利者，天地間元有此道，君子雖急於喻人，豈宜絶然斷絶而廢當理之言乎？其或矯枉之過，語涉偏重，則人未必悦繹而從之矣。殆朱子所謂‘使世人並與正理而疑之’也。今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者，亦‘夫子罕言’之意也。如將截然斷絶，則當云‘不可曰利，只有仁義而已’可矣。今乃不曰‘不可’而曰‘何必’，不曰‘只有’而曰‘亦有’，其旨可見。如烏喙，食則必殺人，謂‘不可食’則可，謂之‘何必食’，可乎？又如天，至大之物，論至大而謂之‘只有天’則可，謂之‘亦有天’，可乎？程子、朱子之説，則宛轉發明盡矣。蔡氏謂‘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説仁義，更不向利上去’，抑恐未安。又按朱子答劉季章書曰：‘孟子説“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説“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也。’此説亦可以旁證。而蔡氏所謂董氏‘得其傳者’，説欠該備，故特附見焉。
按刑法志:‘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所謂一乘即地方十里，一成之地也。成十為終，終出十乘，其地長滿百里而廣實十里，故開方算之，則為三十有餘里之地矣。終十為同，同出百乘，其地恰滿方百里矣。同十為封，封出千乘，其地長滿千里而廣實百里。故開方算之，則為三百一十六里，餘冪一百四十四里。封十為畿，畿出萬乘，其地恰滿方千里矣。集注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若方百里而千乘，則畿内方千里當出十萬乘也。又按朱子井田類説，其説亦如此，然則集注特一時未及照勘者也。惜乎胡廣之徒考不及此，不能以此説附見於大全中，使讀者有所徵信也。
世言孟子生而周室益削，愚以為不然。維天無私，眷于有德；聖人無心，篤于修德。德者，實民彝之所當然，而王政之基本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又理勢之必然，故曰：‘聖人亦何心哉？’然周本天子之國也，梁乃受封於周者也，使梁王行王政，德孚而民歸之，則亦梁王之所不得辭也。若德有未孚，民猶未歸，則君臣之分自在而不可僭而犯者，明矣。孟子他日論子噲事，其旨可見。孟子於齊梁之君雖勸以行聖王之政，豈忍先勸其不尊周也？其‘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句，已包下文‘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之義而言也。因王之言利，提出大夫、士、庶人，節節推去，其意似若只明梁國之危者，然下文又自天子之國一直説來，首明諸侯之亦不可僭亂，因而申結之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後其君’之目，豈獨梁之臣庶當之哉？魏侯瑩僭稱王，專征伐，已懷不奪不厭之心。當時宗周雖曰天命之已去，孟子必不為助桀之行也。故因好利之弊，陰折僭竊之萌，語若宛轉，而意實截然嚴正，孰謂孟子勸諸侯以不臣乎？按戰國策:惠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天下莫敢抗。後受欺於衛鞅，僭天子之位，諸侯叛，於是齊伐魏。魏王大恐，跣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孟子之之魏，適在此時。前轍既明，後戒方申，合而觀之，灼然可見言外之意矣。夫欲行王政，必也先正名，然後言可順而事可成。使時君不去僭號，不廢專征，則王道終非假而有者也。君子縱以天下為急，寧肯苟然而行哉！使時君只守臣節，務昭敏德，不敢先有覬覦之心，則其王天下與否在天下也，非時君之得與也。今若不待丘民之歸而遽自有無君之圖，是亂臣賊子而已，如之何勸之哉？以君子觀，則無不可為之世，亦無不可教之人，故因其禮幣而至，庶幾斯道之行。而其僭王專征等事，乃孟子之所深惡而欲去之者也，故其言曰‘王亦曰仁義而已’。孟子之勸王，實以不後君為首，其尊周之義未嘗不並行於其中，此不可不察與！‘勿毁明堂’説參看。
【二 章】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非但著文王得民心之效，亦可觀文王不侈於遊觀、興作之功也。若如後王九層雕鏤之為，則雖盡天下力，竭心而為之，豈有倏然神靈之稱哉？
聖人仁民愛物，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恥之，故聖人以物物皆樂為樂。‘庶民子來’，則億兆樂也；‘麀鹿濯濯’，則走獸樂也；‘白鳥鶴鶴’，則飛禽樂也；‘於牣魚躍’，則魚鼈樂也。然後聖人樂之，非樂耳目之娱也，樂萬物之並遂而皆得其所也。然未有不仁民而能愛物者也，文王之臺池鳥獸，豈是後之人辟縱欲、窮奢求、為玩好之比也？是以有囿七十里，任雉兔之往焉者，非不愛物，仁民為重也。至若殺麋鹿如殺人之罪者，非愛民也，愛耳目之玩也。與民同之，則民惟恐其不樂；獨專己樂，則民欲與之偕亡。以一人之耳目獨樂於一國愁怨之間，豈不孤且危乎？然則梁王之鴻雁與文王之鳥獸相去不翅天淵，而孟子乃舉彼以證此，亦豈不知而妄言也哉？誠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使梁王革心改慮，惟孟子是從，思與百姓同之，則彼臺池鳥獸不輟，而依舊是文王之樂矣。古之善喻君者，言不咈而意實正，孟子有是夫！
【三 章】
尊經者，必須事事都著己親切看。讀孟子‘戰喻’，世之為學亦可以知戒矣。夫兩鋒厮殺，不進則退，彼進則我退，其退也雖或有遠近之殊，其機在彼之緩急，非我之所得由意也，何别於百步五十步乎？此可以喻學者義利消長之驗，義長則利消，利長則義消，未有一長而一不消也。苟義之長也，雖或有不中節者，是事事都實；苟利之長也，雖或有偶中節者，是事事都虚。以偶中之虚望實力之效，不既遠乎？古之君子固有處心行事一出於正，則阨窮終身不得施措於世者，是果非其人之罪也。其或掇拾章句，妄加標榜，而聽其言，觀其行，日靡靡乎百步五十步之間，居則曰‘不吾知也’，未顯則愁歎汩其心，已顯則顛踣亡其身。然而一切怨尤之曰：‘我説周公、仲尼之道，而將於世何哉？’此何異於梁王之求多於鄰國也乎！
豚與彘非一物也。曲禮曰：‘豕曰剛鬣，豚曰腯肥。’莊子曰：‘豚子食於其死母。’然則豚非豕子之名也。荀子云：‘多蓄雞狗猪彘。’猪與豚恐是一物。古者必有兩種皆為人所畜，而大曰彘，小曰豚，以其小，故後人因轉為豕子，則誤矣。
【四 章】
凡人之知覺，各於其所欲而深喻。此有物，不害己則害人，不害人則害己，但喻其害己而不喻其害人；此有物，利己則不利人，不利己則利人，但喻其利己而不喻其不利人。凡可以利己不害己者，為必伶俐，當此時，其心誠喻於此而昧於彼矣。以梃敺人則未必皆死，其殺之也緩；以刃刺人則必死之道，其殺之也急。急則知其為所殺，而緩則或有時乎未覺也。政之殘民，其迹最緩。上無裂眦之怒，下無致命之痕，而其殺之也愈酷。為人君者初豈有必殺之心，只是迹緩未覺，而偏喻於窮奢逸樂之欲故也。經曰：‘若保赤子。’父母之於赤子，寧有未覺之患？其子有疾，可以死，可以無死，父母之心則惟恐其可死之重，故‘心誠求之’，凡可以防可死者，無所不至，其果有死於吾手而緩未覺之理乎？養狗馬之資未必活兆民之命，而兆民之死必由於貴畜賤人之一念，猶作俑者未必欲用殉，而用殉之害隱然已萌於作俑之一念也。何以言之？仁者重民命，故見俑則必先喻用殉之為害；不仁者忽民命，故作俑而猶不覺其流之至於用殉也。聖人特惡其忽民命而開大患，故斥之以‘無後’。若始無忽人之念，而轉為後弊，則聖人‘無後’之目無乃責人太刻之歸歟？且夫作俑實由於芻靈。芻靈，古之制，又可以追咎歟？殆朱子所謂‘村民争田争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不可追咎神農、后稷也’，要當於一念上善惡論之耳。是以或貴畜賤人，或率獸食人，或人將食者，莫非從人主一念上萌出而緩不覺者也。故孟子以‘率獸食人’厲之，以為民父母喻導之，以作俑警動之，莫非親切也。
‘率’字之義，見離婁上篇十四章，又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參考。
【五 章】 以養其父母為也。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伊□]。彼陷溺其民[為尼里]。
聖人之喻人入道也，至矣！昔子張學干禄，子曰‘禄在其中’。蓋學非為干禄，而夫子云然，豈非因其志而導掖之者乎？夫子他日言，則曰：‘三年學，〔而〕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夫子之欲得者，乃學而不志於穀也，豈許其干禄哉？孟子於齊梁之君皆勸行王政，至其言功效，則每舉强國勝敗之利以實之，此亦夫子之志而聖賢之所不得已也。惠王所問，欲强晉國孟子所對，專行王政，公私兩絶，意未接續。若但以法語而不思所以導掖之，則以惠王之昏，欲如水投石也必矣。當時天下塗炭極矣，孟子以被髮纓冠之志，豈合一語句斷，任其從不從而莫之卹乎？其亦在所委曲商量而裨補於事也。故始曰施仁政，終曰仁者無敵，中間略涉功效，使人信而聽之。非王者本志如此，否者，只是利而假之也。然則扶仁斥利不復可為七篇中第一義，而孟子他日尊王賤伯之辨只為架虚之談矣。學者要須識得。
王曰：‘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洗之。’‘恥之’，即王之實心；而‘比死’，特其餘事也。孟子知其然，故他日有曰‘不仁哉，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然則長子之死不惟不當報於鄰國，驅以殉之之辜，惠王當之耳。是以孟子之對不在復讎快意，而專本於忠信孝悌，兹乃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之道也。方是時，秦用商鞅楚用吴起齊用孫臏、田忌，皆足以富國强兵。而惠王方且摧沮陷没於三國之間，自度無以洗東敗西喪之恥，顛倒思予，於是焉有卑禮之招。孟子乃樂而就之者，將欲因其反本之機，而庶幾吾道之行也。故先敍功害，後‘請勿疑’。‘勿疑’云者，以王有欲行之志而猶疑貳不決，故請其斷行也。堅甲利兵既無術而加三國，則親上死長之談得以概於王心，而天下治亂之機在此。故終惠王之世，孟子濡滯不去者，此也。其後襄王立，一見便浩然而行。二君優劣於是可見。而賢者處其國，一無所施為，則惠王乎亦何誅乎？
孟子之時，諸侯强大者七。孟子惓惓於齊梁之間，而深鄙秦楚。説者曰：‘秦楚乃戎狄之裔，其得志非生民之福，故孟子欲得志行乎中國也正矣。’夫為此説者然，猶欠其小也。孔子曰：‘有教無類。’君子之於天下無可棄之人，故孔子嘗之楚，而不見用。聖人之不鄙楚也久矣，向無子西之沮，則聖人亦將得志行乎南方而已矣。孟子於華夷之辨固嚴矣，然秦楚苟有好賢之實，以幣來，則孟子豈不欲樂而就之？顧彼無意進於中國，禮士之儀尚有未及於齊梁者，此孟子所以重有戎狄之膺也。孔子生於五百鳴世之運，不得行文武之道，然没而有章，傳道有寄，洙泗之間焕然有餘風。當時近魯者，惟齊梁是也，猶知尊奉儒教，干旄之使交於道路，天下興衰之機庶幾在此，故於焉濡滯有不易釋者。及夫齊梁昏暴，畢竟不可以有為，則退而興歎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可見惓惓齊梁之本旨矣。
按六國年表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至襄王十二年，與楚將昭陽戰敗，則襄陵之役非惠王事明矣。集注不過據史記摭載，若出於他傳記，非常人所知，則朱子必著其書名，使人考信也。然則偶失照管者乎？按戰國策甘茂説秦武王曰：‘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梁）〔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1]又蘇秦説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而朝天子。〔衞鞅謀於秦王曰〕：“其與必衆，故以一秦敵大魏，恐不如。”鞅見魏王曰：“十二諸侯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悦，身廣公宅，制丹衣，柱建九旒，〔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2]升庵楊慎曰：‘孟子所謂‘天下莫强’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西喪地七百里者，秦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從跣而次于齊，布冠而拘於秦史記及通鑑皆不載，今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愚謂晉國莫强，不特於惠王之身言也。自春秋晉（轉）〔傳〕[3]七世百餘年，主盟諸侯。至三卿分裂，魏最强，其國都絳、曲沃皆入魏。及惠王驅十二諸侯朝王，亦伯者遺習也，故不曰梁而曰晉。下文乃云‘及寡人之身則東敗西喪’，始乃是惠王事也。齊楚怒而諸侯背魏，則南辱之事，亦何必舉某事為證而後明乎？蓋梁王朝天子於盟津而天下畏之，不使有九旒、七星之僭，則天下不敢屈其强，是天下猶知有王者，豈僭亂所可力圖乎？天下之勢如水在平地，惟下是就，漫漫然向一邊去，若有甌臾坎虚，則水安得不就？苟無可聚之實，水自熟於古道，必不肯舍此而就彼，此輕重先後之勢然也。孟子因王之所大欲而説之，其言不過修忠孝以事長上父兄，汎聽雖若不逆乎王旨，而欲行則實與王所欲背馳。讀孟子者，須於體行規模上求焉。
【六 章】 由水之就下沛然[為里尼]。
或謂三代建正，時月易名，愚以為不然。四時之名起於古昔，制字各有義意。記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揫[4]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此而可易，殆所謂‘觚不觚’也，聖人其肯乎此哉？金天氏之有天下也，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春分來秋分去也。伯趙氏司至，夏至鳴冬至止也。青鳥氏司啓，立春鳴立夏止也。丹鳥氏司閉，立秋來立冬去也。天分四方，氣行四時，始有啓閉，中有分至，非人之意造，實財成輔相之道，於斯為至。假使周建天統，一切易其名，則分至啓閉，名位離析，皆不成説，豈非可疑之甚乎？孔子亟稱夏時，非夏時也。‘欽若昊天’，而堯有羲和之命；‘協時正日’，而舜有巡守之期，禹特遵之而守之。故大戴記曰：‘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曆，建正孟春（也）。’然而必曰夏，蓋制度文為至三代始備，如夏小正之屬，可見其加密，故聖人欲行之。如曰指其時月之名，則何必斷斷乎夏哉？三正之名已具於當時，其詳不可考，然三才肇生，奉若自有其道，候時之官所以列也。夫豈時有異名，月有殊稱，並行錯施而無不可乎？殷周受命，因而損益，釋者曰：‘三正之類也。’何謂因？時月是也。何謂損益？建正是也。損益雖變，所因則存，故曰‘百世可知也’。殷因於夏，其例已見；周監二代，而遂剗（草）〔革〕[5]軌轍，則一世之後皆非睿知所及也。前乎周而有殷，其元祀十有二月為可引也；後乎周而有秦，其元年冬十月可推也。秦又近周而效周周之禮斷可知矣。然春秋春無冰則書，秋無麥則書。左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周為五月’。家語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上〕[6]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類分明非夏時。愚謂此特周之末造，非西周之制也。何以知其然也？古書之出於春秋以前者，可以考信。按，周禮天官曰：春有痟首，夏有痒疴，秋有瘧寒，冬有嗽氣；地官曰‘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春官曰‘致日’，夏官曰‘季春出火，季秋内火’，秋官曰‘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是四時之名未嘗易也。凌人之職‘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即詩所謂‘三之日，納于凌陰’也，是十二月之名未嘗易也。按：詩谷風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葛生曰‘夏之日，冬之夜’，七月曰‘春日載陽’，出車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四月曰‘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臣工曰‘維暮之春’，‘於皇來牟’，四時之名未嘗易也。七月曰‘七月流火’，十月之交曰‘十月之交’，‘燁燁震電’，小明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四月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十二月之名未嘗易也。臣工、七月作於成王之世乎？十月之交作於幽王之世乎？或作於朝廷之上，或出於閭巷歌謡，莫不可徵。周若移時易月，則寧有以一代之成憲，而無聞於君子、不行於小人若是哉？又按，七月詩，以建寅則曰‘七月、九月’也，以建子則曰‘一之日、二之日’也。月則一也，數起有二，而或稱月，或不稱月也；十月則曰‘改歲’，‘二之日’則曰‘卒歲’，歲則一也。既改於建亥，終卒於建丑，顯揭不易月，而改正之義，其規模上準殷、下方秦，一而已。按，書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7]日，癸巳，王朝步自周。’蔡氏依朱子考定武成日月譜，以為建寅一月，春是也。然則康誥之三月，召誥之二月之類，必無異例也。金縢曰‘秋大熟’，君牙曰‘夏暑雨，冬祈寒’，周之史氏所録固如此。周公之作儀禮，亦曰‘夏葛屨，冬白屨’，舉皆不易之旁證也。典籍雖缺，遺簡尚夥，斑斑可考。幽王失德，十月之交作，自周興至此十四王之間，時未移，月未易矣。有能於幽王以前許多文字得移易四時十二月之名者乎？平王東遷，黍離降而春秋作，自平王至周亡二十五王之間，時已移，月已易矣。如左傳、家語、孟子、雜記諸書，一例可驗，何周家移易歲月，寂然於幽王以上，頓新於平王以下哉？此其故可迹而究也。按：太史公曆書幽厲之後，周室微，故疇人子弟分散，禨祥廢而不書。然則曆象之道馴至乖亂，或當閏而否，不當亦閏，史不絶書，先王授時之美蕩然久矣。故曰司曆之過也，乃謬因天統之説並與時月而换之，非禮也。自是告朔之政多不行於諸侯，雜見於傳記者亦紛紛異説。於是聖人因魯史修潤之，以著大一統，其亦託於改紀之始乎？雖然，春秋之紀時月，豈聖人之無間然者哉？生乎今之世，雖故道不可反，故因時令而筆之，所以辜時君不奉朔也。子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又之杞，無徵，而只得夏時。’嘗於郯子得古者分職授時之制，既而歎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天子之失其官，聖人已明言而嗟歎之矣。夫然，故王風下同列國，不定于一。戰國間載事之書，無怪其多歧也。而説者曰：‘三正並行，紀載自别。’噫！兹豈然？天下有道，車同軌，書同文。授時，王政之大也。聖人受命，必慎始終，改正朔，易服色，惟本天元，順承厥意，苟可以不改，不苟改也，寧容似革似因、非陰非陽、混淪而迭售乎？春秋列國之事，亦可一二舉矣。按，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獻將伐虢，問卜偃曰：“何時？”對曰：“九月、十月之交乎？”十二月朔，滅虢。’十二月朔即九月、十月之交也。卜偃晉人，以晉俗言；左傳魯史，以時制書，數行之間語習不同，是豈偶然云爾？其亦國風自别，有不可儳錯，故晉語亦但云‘九月、十月之交’也。蓋晉之不奉朔久矣，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偃之對直其如此。後至魯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晉悼公即位，晉語亦云‘二月乙酉，公即位’，不知晉之奉周朔始於何世，而至是則周而已。意者五霸桓文為盛，仗義討罪，摟諸侯而尊王室，其勢必將用周朔，故左傳昭公九年叔向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晉之易月，其必自文公始乎？其他百家語亦豈無證成者，而既非仲尼之徒，所道或多有無忌憚之所杜撰，愚不欲言之。今只以晉事觀之，餘可以推知之矣。至於四時之名，又合商量。有能於春秋一書外許多文字得移易四時之名者乎？易曰‘兑，正秋也’，魯論曰‘暮春服成’，他不能盡舉。由此推之，月之名因數起例，雖易之，疑若無妨。時之名則指事命物，初非可易者，故雖著之於史，而不能盡變乎俗。若説卦之類，是明道言語也，兑屬於酉，建酉為秋，自是説兑為冬不得，故雖聖人不嫌其與史書異同。餘何必一一辨哉！此論雖若無徵，求之信筆，不得不如是句斷。其或我謂之冬而人謂之春，朝謂之正月而夕謂之三月，則政令靡統，言語無章，寧有是理？胡氏春秋傳謂‘以夏時冠周月’，然時月終始，兩不停匀，殆不成文勢。至曰‘春無冰、秋無麥’，不曾書（書）[8]月，而以為災，其他只著四時之名而繫之以事者不可勝記，是果夏時而然乎？胡氏又謂‘改正朔，孔子為之也’。然據春秋左傳等書，分時有事，實非聖人之託言也。故春秋以前之書者，咸從不改之論而忘其後也；讀春秋以後之書者，咸從改之之論而忘其前也。朱子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朱子的見，二説畢竟混並不得故也。然此何等大節目、易見者，而求之六藝之書，寧有終不得之理？蓋歷數百年，經許多儒賢，迄未有歸一公案者，徒以春秋以後文字混淆不一故也。愚謂在春秋以前，文字既昭晰脗合無可疑者，則昭晰脗合者宜以昭晰脗合為斷，混淆不一者宜以混淆不一為斷，兩不可合一，則乃以不合為斷。比如三人以舊物争訟，甲曰此物始終名玉，乙曰此物始終或名玉、或名珉，咸有證券。聽訟者當該考文字，斷之曰：從某年以前未嘗謂珉，則其始玉而已；從某年以後或謂玉、或謂珉，則其終玉珉混也。然則後之謂玉者，守舊也；謂珉者，改新也。若問緣何而有是，則非聽訟者所知。或臆之云何由，則鑿矣。
汲冢周書云，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黄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月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與[9]周正歲道[10]，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歲[11]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12]。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13]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降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14]為正，易民之眡[15]。若天時天[16]變，亦一代之時[17]。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18]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汲書雖出近世所僞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無悖理者。
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夫堯舜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行夏之時’。出孔叢子雜訓。
【七 章】 觳觫若為也。儀禮:羊二十一體，其蹄曰觳。
聖人之徒志在濟物，故縱不得行于時，亦且立言垂後，或冀後人之需。今道喪千載之下，尚燦燦不泯。霸者之徒志在濟己，故志遂而止，身殁而事堙。當宣王之時，去桓文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桓文之居若此其甚也，天下方尊其道、仰其烈不衰，而仲尼之徒無道其事，故便無所傳。王霸異路，其公私真假之心迹於是見矣。
曉人之道，導之掖之，使自覺之，上也。待其憤悱而後啓之，次也。不然，覺之不深，行之不力，何益於事哉？如驅禽獸様，使之三面去不得，惟通一方去路，使之尋向這路去也。孟子豈不知一言破的哉？然故為之設數層難疑，待王之自能察識，但欠一個脱機括耳。王果曰‘是誠何心哉’，此憤悱之境也，然後委曲解説，於百姓使之充廣其端，王之□豈不沛然而善端之直顯乎？是聖賢教人之術也。
特牲饋食禮‘主婦俎觳’，蓋牲足也。觳觫，恐是運足竦恐之狀也。今俗諺有‘之庖羊行’之説，意相類。按：管輅以蜘蛛射覆，‘觳觫長足，吐絲成羅’，亦足貌，可考。若，如‘惕若’、‘炳若’之若，當屬上句讀，諺釋屬下句讀，非是。
‘舉斯心加諸彼’一句與‘是心足以王’、‘此心之合於王’二句相應，言舉王此心加諸寡妻，則為‘刑于寡妻’；加諸兄弟，則為‘至于兄弟’；加諸家邦，則為‘御于家邦’也。然但以本心之正為言，非為推愛禽獸之心及於親親仁民也。‘舉斯心加諸彼’，推其心也；‘善推其所為’，推其事也。
‘王之所大欲’，孟子初豈不知？‘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與其所大欲者，非有二事也。特其所欲之害有如此，故‘構怨〔於〕諸侯’一句已包下文‘後必有災’而言。王不察孟子之旨，而謂别有所欲云，故孟子又申明之。末乃結之曰‘後必有災’，而不復言其災之如何，蓋上下既言之故也。夫‘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人之所不願，孟子豈真以王為快於此乎？猶且如此者，欲使王知其利害之必爾也。然只舉其災，故即有‘何快’之答，王若求其欲而不止，則其終未必不快此也。此一節本指不推恩之事，故‘危士臣’與舍觳觫相反，快於心與不忍心相反。心一也，或舍禽獸而不忍，或殘民命而猶快，為人上者知所懼矣。
此章之要在於‘反本’二字，自下推上，莫非反本之事，如大學八條目以此為本也。其所謂發政施恩，使天下之民皆欲赴愬，則欲平天下者反本於國也。其所謂‘老老幼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欲治國者反本於修齊也。其所謂仁術，則欲修齊者反本於誠正也。至於因其善端，詰其難疑，必使王自得，則欲誠正者反本於格致也。王之欲只在於‘闢土地、朝秦楚’，故但舉治國之政為反本之要。蓋民在天下，如水之在平地，反本之道不在治其端流也，則反掘其中間，作汙坎，水自就下，四方八面，其勢莫不環中内嚮，‘闢土地、朝秦楚’不待求而得矣。
‘緣木’，猶言猱善緣木也，謂升木也。求魚而升木，與魚益遠矣。四海之内，九州是也。九州之大，或至於方二三千里，小不下方千里，大約方千里者九也。齊之所集，即有九州之一也。陳氏以七國及宋、中山實之，何其謬也！賈誼過秦論云，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常）〔嘗〕‘以十倍之地’‘仰關而攻秦’，然則當時大國不但至於九也。衛之地方何獨不得與宋、中山比並乎？‘無恒産’，故救死不（瞻）〔贍〕；‘無恒心’，故不治禮義；‘放辟，邪侈’，即不治禮義之事。放，約之反；辟，中之反；邪，正之反；侈，儉之反。民有此四者，則不覺辜之重而陷之輕。然則民之辜即上之使之也，比如漁者迫逐衆魚，令不得便尋生路，即以細罟截其常行之路，魚不得不受其欺而罹之易，故曰‘罔民’。集注所謂‘欺其不見而取之’者是也。
孟子以王政勸齊梁之君，莫不以制田宅、樹桑畜養為本。一則曰‘可以’，二則曰‘可以’，‘可以’豈非僅足之意乎？‘莅中國，撫四夷’，其事極大；而制田宅、樹桑畜養，則其本不過平平不難底道也。五十者纔衣帛，七十者纔食肉，八口之家纔不飢寒，則王道之始也。及其論功效，則曰‘是心足以王，推恩足以保四海’，‘足以’者，豈非綽有餘之意乎？蓋謂為之不難，而效之必然如此也。由王之欲，則其難如‘緣木求魚’，而‘後必有災’；由此之道，則其易如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顧王何憚而不為也？蓋所以深勸之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