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篇】
‘齊景公待孔子’章
君子之道,貴在先其行而後其言。待賢之心,寧其禮不足而誠有餘。使景公而真有待孔子之誠,則必當行在言前,誠在禮先。而今也則不然,未及行而先大其言,不以誠而先議其禮,此所謂徒言虚禮。待賢猶不可,況待夫子乎?臣故曰:雖無不能用之言,夫子固不留矣。
人君‘待賢之心,寧其禮不足而誠有餘’者,此子之創説也。易曰戔戔‘束帛’,‘賁于丘園’。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誠以將之,禮以待之。誠與禮,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殊耶?故莘野三聘,傅巖旁求,只聞其致誠而盡禮,未聞其禮不足而誠有餘。誠既有餘,禮何以不足?此説姑置之。程子曰:‘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繋於待之輕重。’此訓明白,深得夫子之心。而子以為雖無不用之言,夫子固不留,何其與程子之言相反耶?
‘楚狂接輿’章
觀語意氣象,則荷蓧優於沮溺接輿優於荷蓧。蓋接輿之言,高潔之中帶得忠厚懇摯底意。
皆是鳥獸同羣,不知聖人之大道者也。
‘逸民’章
夫子之論‘逸民’,作三層説。雖然夷齊固高於惠連,而惠連未必優於仲逸。特以制行之相類,類分之耳,非謂其人之有等級而為先後也。小注輔氏曰:‘慮亦人之正思慮’,‘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或(者)以為中我之思慮〔者〕,(則)誤矣’[6]。臣則以為未必然。凡人之思慮有萬不同,而吾心安處即正思慮,吾心不安處即妄思慮。行己處事,中於思慮之正而得吾心之所安,這便是中慮,固未有思慮不中於正,而所行能合人心者也。集注‘合人心’上特下‘有意義’三字,此可見朱子之旨矣。然則中慮當合人己看,輔説未免太偏歟。七人之中,朱張之獨不及;二連之中,大連之不並舉,抑有其説歟?
夫子既舉逸民七人,論其制行之高,繼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可見七人之各守其一節。而夫子則異於是,‘仕止久速’,‘莫非時中之道’。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觀乎此,則夫子之所論七人,或略或詳,可見其意歸重於夷惠。若如子説,則孟子亦當並舉此七人,悉論七人之制行,然後始以孔子斷之,奚獨以伯夷、柳下惠為言耶?夫子之先論伯夷、叔齊、柳下惠,次及於少連、虞仲、夷逸。而虞仲、夷逸言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則雖稱之,非取之也。朱張、大連之不復論者,亦略之之意耳。子以其不並舉,必欲求其説,得非泥乎?作者七人只論隱去之迹,而不言姓名。周有八士,只言姓名,而不論言行之實,子又於此而疑之耶?至於‘中慮’云云,若如子言,而得於吾心者,亦可以當人心,則與輔氏之説足以互相發明,或者之説亦可謂為子準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