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
‘時習’注，程子二説，新安陳氏以為上一條以知言，下一條以行言。
按：朱子曰‘伊川之説，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似偏了’[1]。據此，陳説似誤。蓋‘學者將以行之’云者，言學以致知者將欲行之於身也。既云‘將’，則其以學專歸之於知者，明矣。‘所學（者）在我’云者，言能時習之，則所知者浹洽端的，真為吾有，可以措諸行事而無所窒礙云爾。上説則正釋‘時習’之義，而下説則申發其餘意耳，非有異也。謝氏説則專以行言。蓋集注上面釋‘學’與‘時習’，雖以知行兼言，未及分條詳説，故下面乃引程謝之説以各發其歸趣，正所以相資互發，以明經意耳。
‘有朋自遠方來’，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按：‘以善及人’，以吾之善及於人，而人亦善也。此一句只是單句，下句則似接而實不接。讀者且置‘信從者衆’四字，只作‘以善及人，故可樂’，恁地思究，體出正義，然後乃著這一句看，則庶幾意味深長。余舊讀此，只以為吾之善能及於人，故信從者衆；信從者既衆，則可驗吾學之到，故可樂。自今思之，己真有得則當自知自信，何待人之信從然後始可驗也？亦何足樂哉？仍欲下語解之曰：‘自遠方來，則信從者衆矣；信從者衆，則善之及人者廣矣，故可樂。’然此特變幻句法以釋其文義而已，其深長之意味終不可畫出。朱子謂此無一字虚設，愚又以為一字不可移易，要非自體而默識，安能知其味哉？
‘不愠’，注：‘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按：平巖葉氏曰：‘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其語意猶曰‘雖以及人為樂，亦不以不知為悶，是乃所謂君子也’云爾。蓋君子自知明，自信篤，何干乎人之知不知。故信而從之，則樂與為善，非樂其知己也；苟或不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何愠之有？所樂者公而非私，故亦無私愠也。程子於此蓋就疑似處剖析之，以發明君子之心耳。讀者熟味而深玩之，則必當有自得處耳。
更詳經文之意，蓋人能樂於及人，則其心已大公至正，宜可信其為君子矣。然其事猶順而易，雖未至於成德，猶或能之。至於人不見知而能夷然，無纖毫不平之意，則其事逆而難，苟非査滓融化，德性渾然，決不能及也。故更發此一段，以為及人而樂者，猶未可遽信其為君子，必更須不知不愠，然後方可謂之成德矣。程子之説，意正如此。蓋曰‘雖樂於及人，猶未為至。又必不見無悶，然後乃可謂君子’云爾。然愚之前説亦可作一説。
‘為仁’，注：‘仁道自此而生。’
按：此雖汎言仁道，而其實指仁民、愛物之道，自孝弟流出來。蓋孝弟、仁愛皆是仁之事，而孝弟也者，本底事也；仁愛也者，末底事也。故行仁之序，自其本始。非謂孝弟之外别有所謂仁道，以孝弟為本而後始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按：‘以孝弟為本’之本，如‘不揣其本’之本；‘仁為孝弟之本’之本，如‘拔本塞源’之本。以木喻之，則仁為根，其出在外面最下著地處為孝弟，其中間處為仁民，其最末處為愛物。蓋以入地者與出地者論之，則入者為本；只以出地者論之，則其最下處亦謂之本也。
‘入孝出弟，餘力學文’，熊氏曰：‘此章是小學，故先行；“子以四教”是大學，故先文。’雲峯胡氏曰：‘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子者乎？’
按：雲峯説未然。蓋夫子既以‘弟子’起頭，而其説又不出乎孝弟、謹信，則其本意可知矣。朱子釋‘學文’之文曰‘詩書六藝’之文。又於小學題辭論‘小學之方’曰，‘灑掃應對，入孝出恭’，‘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據此數説，此章所言正小學之事也。蓋幼學始教，心知未定，必先導之以孝弟之實行，使有以固其筋骸之束，然後以其閒暇教詩書之文，使之逐事講習，以資其行，乃可以涵養純熟，根本深厚，為大學之基址矣。不然，則飄蕩解弛，流於口耳之末矣，此小學所以以行為主者也。孝弟之節，即行之小者也；學文，即知之淺者也。及夫成童，則其所以養於小學者已深固矣，於是據此不離，而更進於格物、致知之道。必使内外精粗之理無不畢貫于一，然後誠正修齊，乃可以盡其道，而收小學之成功矣。不然，則昏昧錯雜，陷於卑賤之域矣，此大學所以以知為始者也。格致即知之深者也，誠正即行之大者也。然其所以以知為始者，以其有小學本領之功夫故耳，非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亦非舍小學已習之事而别求新功也。此論語兩章所以言各有主，而意相融貫者也。今雲峯不詳究其本意所在，又無所證據，而直斷之曰‘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子者乎’。苟若其説，少儀、弟子職諸篇不可謂之小學之支流矣，可乎。
注：‘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
按：此比程尹諸説文字似重，然細究其語意，亦不過就詩書禮樂上以知之淺者言之耳，非大學格物致知之事也。其所謂‘聖賢之成法’者，亦以明白易曉，有迹可見處言之耳。
‘父在觀志’，注：‘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按：‘此’字指志與行也，蓋總上兩句而言之耳。
禮之用，和為貴。
按：用，以人之行處言之，非‘本然體用’之用也。蓋以未發與已發對言，則未發為體，已發為用；以天理人事對言，則人事，指‘人事儀則’之句。天理為體，人事為用也；即所謂‘本然之體用’。以在物與處物對言，則在物為體，處物為用。如此‘用’字，天理人事皆為體，而人之行之者為用也，隨語而意各異也。‘禮之用，和為貴’者，猶言禮之行也，須從容而不迫乃可貴也。和，只是行禮從容不迫處，非禮之外别有所謂和也。斯者，指禮之和而言也。‘先王之道’云云者，其語意猶曰：‘先王所行之道，小事大事無不由此，所以為美也。’
注：‘節文。’
非指外面可見處，只是以理言之。如朱子論禮處，有曰‘仁之節文’，又曰‘仁之著’，此皆以理言之，而與此注合焉者也。蓋渾然未發之時，仁義禮智之理雖未形見，亦非儱侗都無分别，其氣象體段自有界限之可言。仁者，生之理也，而生理之正方不紊處為義，即朱子所謂‘心之制’，所謂‘仁之斷制’也。生理之粲然不嗇處為禮，即所謂節文，所謂著。生理之明通不眛處為智。即朱子所謂‘仁之分别’。如是分釋，則庶可以不惑乎體用之分，而‘天理節文’之説亦可以知所解矣。且或問於朱子曰：‘義者，理之宜是否？’答曰：‘若然，則便以義為本體之發矣。’今若以節文二字為外面可見底事，則其語勢正與‘理之宜’之説同矣。而禮只是有形象、有方所底物事，朱子豈為是哉？或謂‘天理之節文’者，由體而達用；‘人事之儀則’者，由用而原體。此等説皆不可曉。故愚則以為‘天理之節文’，以性言，禮之體也；‘人事之儀’，則以道言，儀則即當然之理。禮之用也，即所謂‘本然之體用’也。‘禮之為體’之體，是兼包‘天理’、‘人事’兩句而言之。蓋對下面‘其為用’之用，故其義然也。嚴，嚴截也。禮之為體，等級界限截然不可亂，而所主則又在乎敬，所謂嚴也，非禮之外别有所謂嚴也。然所謂‘等級界限’，所謂敬，亦莫非理之自然，非有人之安排作為也，故曰‘出於自然’。‘其為用從容不迫’者，猶言行此嚴截底道理，必須從容而不迫切，然後乃可貴也，非嚴之外别有所謂和也。蓋用不離體，體嚴則用亦當嚴，可知體出於自然，故用亦必從容不迫為貴。和在嚴中，雖嚴而出於自然，體之和也；雖嚴而從容不迫，用之和也。禮之本然即嚴也，若一於和而不復節之以禮，則所謂和者不過為流蕩忘反，而非復禮本來嚴截底體面矣，故曰‘非復禮之本然’。此則只正説有子之意耳。范氏説猶曰：‘禮之體主於敬，而其行之也，則又須和，然後為貴，不可徒嚴而已也。’‘主於敬’下無出於自然之意，故卻難看。然深體之，與集注無異也。愚謂‘以’下至‘禮之全體’是説體也，‘其’下則以人之行處言之，所謂用也。試以冠禮言之，其再加、三加、升降、揖讓之節文截然不可亂，是冠禮之體也，然是皆出於自然之理，是體之和也；人之行此，截然不可亂之節文，是冠禮之用也，行此節文，雍容閒暇，是用之和也。有子此語，蓋只以下一截言之，上一截則朱子推本而發明之耳。如是看得，安得差。今人或以用為本然之用，夫若是本然之用，則曰禮曰和，是皆理之自然，非待人而有也，亦非人所得為也。有子何以曰為貴，集注又何以曰‘必從容不迫’云云也？若以嚴為禮之體，和為禮之用，是則體用二者判不相入，而半上落下，不成道理矣。此則惟深體者知其味，亦未可專以文字求也。後從農巖、陶庵説，以‘節文’、‘儀則’謂訓禮樂之禮，見李任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