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监督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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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斯德歌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前，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采取一些污染治理的技术措施去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并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限制排污，虽然也进行环境管理工作，但还没有明确提出环境管理的概念。人类环境会议之后，197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墨西哥联合召开了资源利用、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针专题讨论会，提出了三点见解：第一，全人类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得到满足；第二，既要发展以满足需要，但又不能超过生物圈的允许极限；第三，协调这两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加强环境管理。

70年代初期，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的污染治理工程和研究工作，例如1972年开始的官厅水库水资源的保护工作，1973年开始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等，虽然缓解或解决了部分地区的污染问题，但总体的环境质量仍在不断恶化。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人们认识到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单纯放在污染治理上，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污染问题的。1979年3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全面环境管理，以管促治”的口号，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对于“管”和“治”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80年3月在太原召开了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要把环境管理放在环境保护工作的首位”、“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观点。1982年12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南京召开的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并指出环境管理应当是从客观上、整体上和规划上研究解决环境问题。在1983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李鹏指出：“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当前还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环境治理，同时，我们国家的许多环境问题确实是由于管理太差造成的，只要加强管理，许多问题可以解决”。从此，环境管理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环节，在1989年4月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李鹏提出“在治理整顿中建立环境保护工作的新秩序。”并认为其中心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在这次会议上，总结出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等五项管理制度，这些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