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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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明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卷首，署“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明天启丁卯，即公元1627年。白下，古地名，故城在今南京北，故后亦称金陵为白下。可一居士，疑即冯梦龙。这是一篇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问题的专论，亦是关于三言编辑方针的最后说明。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这段文字中，暗含对于《汉书·艺文志》所表述的小说观的批驳。《汉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小说家不与焉。对于可观的九家，《汉志》的总评价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小说显然被视为与六经无涉的狂夫之议。此序大胆提出：“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三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也。此序所表述的小说观，与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小说观的对立，隐含于字里行间。小说何以具有如此重大的社会教育作用?此序认为这是由小说所特具的“导愚”、“适俗”、“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诸特性所决定的。这里强调小说的通俗性、趣味性，认为小说寓教于乐，不同于取快一时、贻秽百世的淫谈亵语。此序如此抬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表现了明末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