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令褒贬，导扬讽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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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

他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异扬讽谕而已。”柳宗元认为，文章的作用是分清是非善恶，有褒有贬，有所讽谏、劝戒。这是儒家关于文章社会作用的传统观点，来源于《春秋》“一字寓褒贬”，从文论看，是《诗经》的美刺说和《毛诗序》的讽谕说的继续。

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还包含著另一层内容，就是对于经、史、学术著作与诗歌的不同特点的描述。

柳宗元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平著作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前者指学术著作，来源于《尚书》、《周易》，其特点是“词正而理备”；后者指诗歌，其来源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风格特点是“言畅而意美”。他说，这两种文体，“考其旨义，乖离不合”，因此作者往往偏胜一种，兼善者少。他的这些意见显然受到六朝关于文、笔、诗、笔之分的影响。在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的发展，文与非文的区别已不甚受到重视，所以柳宗元重新强调文学的特点，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明李东阳说：“诗之体与文异，故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沧州诗集序》)。徐文长说：“古者儒与诗一，……今者儒与诗二，是故谈理者未必谐声，谐声者未必得于理”《草玄堂稿序》。这些意见，和柳宗元所作的区分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