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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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载于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第2期。作者先从一般文艺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谈起，认为“比”只是修辞学的局部事体，而象征却应用于作品的整体，与“兴”颇近似，超于两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的特性有二：一是融洽，“指一首诗的情与景，意与象的惝恍迷离，融成一片”；二是含蓄，“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的丰富与隽永”。作者认为象征之道即是“契合”。他引用波特莱尔《契合》一诗，称之为“近代美学底福音”，认为这诗表达了象征主义的基本原理：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不过是一座“象征底森林”，只有陶然忘机的人们才能瞥见这一切都沉浸在“幽暗与深沉”的大和谐中的境界。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幻觉或错觉，而是“形神两意的无我底境界”，是自我的内在的真与外界的真的调协，“宇宙和我们底自我只合成一体，反映著同一的荫影和反应著同一的回声”。而这时候的心灵，“是更大的清明而不是迷惘”。所以一切最上乘的诗都应该唤起两重感应：“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当我们用理性去分析外界事物时，它们只是无生气的物品。而“当我们放弃了理性与意志底权威，把我们完全委托给事物底本性”时，便构成一个深切的物我交流。日常的价值判断在那里消失，“那里唯一的度量是用情，唯一的权衡是爱”。文章认为这就是《神曲》与《恶之华》那样的诗篇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