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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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伦理思想范畴。

理主要是封建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称，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理义还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战国中期孟子认为理义是人的道德本能的表现，是人心所同然的道德意识。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管子·心术篇》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用理来说明礼、义等道德规范符合规律，是普遍而合理的。

《易传·说卦》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荀子·议兵》说：“义者循理”，都表明理义的必然性。北宋程颢、程颐认为，“顺理而行是为义也。”(《二程集·遗书》卷十八)并认为理义与人性是统一的，“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同上)清戴震认为理义是指自然或社会的必然性。

他说：“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理义观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反对二程用“理”、“义”来说明人性善，说：“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

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道遂转之以言夫理。”(《孟子字义疏证》)并进一步认为，道德准则不是脱离客观事物和纯主观的，人们只有通过后天学习，才能掌握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是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己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

”“所照不谬，谓之理义。”(同上)这种对理义的理解含有较多的真理成分，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