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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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识论的重要命题。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谓深知道德修养对人事吉凶的影响，则可增强道德修养的自觉精神。

宋以后儒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颇多分歧。北宋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1)认为“格物”即穷尽理，而“理”之“知”，是人所“固有之”的。南宋朱熹解“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而“理”存在于人心中，因此，“格物”“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语类》卷15)。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二者“只是一事”，是用万物之“天理”来印证吾心固有之理的过程。朱熹承认接触事物(格物)是获得知识(致知)的方法，但仅把这看作是启发内心直觉达到“一旦豁然贯通”的手段。

明代王守仁则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主张“合心与理为一”(《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清代颜元则解释“格物”为“犯手(动手)实做其事”，“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卷1)，肯定行先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