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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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穆斯(Muth，1961，p．315－335)首次提出理性预期思想之后，逐渐从现代货币主义者分离出一批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在7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人们通常把新古典经济学的显著特征说成是“理性预期假说”，但还有另外三个假设在新古典分析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出清市场、自然率假说以及总供给曲线的性质。

1．主要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由始终追求某种明确的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者组成的，这些经济行为者在组织结构有序的市场中彼此进行交易；交易发生在市场出清的价格上，从而所有希望以现行价格交易的人都能交易。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把这些经济行为者置于静态的世界中而是置于一种随机的环境中。换言之，经济行为者虽然试图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理性反应，但这些信号是“噪声”(noisy)。从信息完全和调整无成本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世界常常具有“完美的”特征，但信息是不完全的、有些调整成本很高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新古典解释的最重要部分。

一个人不会等到发现价格的完备集，然后按这些实际价格做出全部供求决策。

相反，有些决策在影响它的价格被实际决定之前就得做出。例如，工资合同在开始工作之前就要签订，工厂在能够生产之前就要建成。做出这些承诺依据的是对相关价格情况的预期，但要强调的是这些预期可能并不正确，因为实际结果受到当时的扰动因素的影响。

理性预期假说可以说等同于这样的假设，即经济行为者在形成其价格预期时，尽了最大努力。这意思是说，在预测的、当时可利用的信息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同样的信息不可能再做出更好的预测。诚然，这并不意味著理性预期就是正确的，也不意味著对特定事件没有更好的其他猜测，只是说“理性的”预测“一般”是正确的。

倘若理性预测一般不正确，那么，这种系统性误差表明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又与理性观念相矛盾。新古典经济学家因使用要求经济行为者知道太多的理性预期而一直受到错误的批评，但大部分新古典文献通过限制经济行为者在做出决策当时可获得的信息而免遭抨击。例如，卢卡斯(Lucas，1973)就假定经济行为者知道他们出售商品的市场上的现行价格，但只知道具有时滞的一般价格水平。

上述这些讨论虽然很抽象，但正是这些抽象思想对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帮助很大。

我们考察这样一种经济，从劳动市场在某一既定的实际工资上出清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资本存量保持不变。

我们知道，如果所有价格和收入的名义价值都增加一倍，实际上什么都没变化。假定政府当局公布货币存量增加一倍，理性经济行为者就会认为他们的价格增加一倍，所以，没有实际影响。

然而，倘若政府当局使货币存量增加一倍，但没有告诉任何人，企业和工人可能认为对他们的服务实际需求增加，从而会增加其供给。

因此，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关键取决于这种政策变化是可预测的还是不可预测的。

只有不可预测的总需求政策才有实际影响。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的政策主张的区别关键在于：凯恩斯主义把决策者看作外生于经济，所以，所有政策都是不可预测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从决策者对经济状态做出系统反应的意义上说，经济行为者得知将要发生什么并据此改变其自身的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货币主义的形成起始于简单的凯恩斯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脱胎于货币主义经济学，但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决裂了，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and Sargent，1981)在1981年发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后》标志著这种彻底决裂。诚然，在此之前，卢卡斯(Lucas，1976)就曾发表文章批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他的这些批评现在通称为“卢卡斯评论”(Lucas critique)。简言之，卢卡斯批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的政策分析没有适当地考虑到政策变化对人们的预期的影响(Mankiw，1994，p．327)。

在解释这些批评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

在“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辞条中，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支出模型的构建过程，根据这种简单的支出模型可以推导出“乘数”方程式：

在这种框架中，改变总需求的任何系统性政策反应不会有实际影响，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反应有一定时滞，而且他们的信息不如行为者。

我们再看一下方程式(7)，只是这里增加一个随机供给扰动：

(9)

假定随机误差的平均值(或预期值)取零且连续不相关。用公式来表述，即E(e_t)=0，E(e_te_s)=0(t＞s)。

假定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Mt成正比，加上随机需求扰动：

(10)

除非货币当局对上一时期的产出偏离自然率做出反应，试图通过改变货币存量以稳定经济，否则就假定货币当局保持货币存量不变。货币当局可用一个随机误差来实现这一目的：

(11)

在理性预期情况下，行为者将预期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的系统成分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了E(e_t)=0这种假设)。

(12)

实际价格水平也将取决于(11)式中的误差和需求扰动。

(13)

所以，价格预期中的误差恰好取决于这些扰动——(13)式减去(12)式：

(14)

把(14)式代入(9)式得到：

(15)

这说明，现行实际收入偏离自然率取决于这些随机扰动(random disturbances)，但一点也不取决于系统性政策成分。这实质上是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 and Wallace，1975)的分析，这种分析导致如下结论：只有不可预测的政策才重要。

这种结论的一个明显解释是：如若偏离(产出或失业的)自然率真的是随机的，那么，稳定性政策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

可是，正是这种持续存在的偏离必须予以解释。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持续性，他们的主张就难以令人置信。卢卡斯(Lucas，1973)就曾把他的总供给曲线写成：

(16)

其中，项反映的就是持续性，尽管这种持续性没有得到明确的证实，因此，它必须被看作是特定的。然而，即使随机冲击导致持续的产出变化，但这也不会恢复系统性稳定政策的作用。

至少部分恢复政策有效性的一种思路就是长期交叠工资合同观点(Gray，1976；Fischer，1977；Taylor，1979，1980)。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工资具有一定程度的黏性，因而实际工资有一些临时变化，政府当局可以利用。

例如，假定货币工资合同鉴定两个时期，政府当局不断地按(11)式的规则操作。工资合同大概反映以后两个时期的价格预期，但他们不能预期政府当局在第二时期的系统反应，因为这取决于第一时期尚未发生的结果。

因此，总需求政策将对短期总供给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合同期限很长的情况下，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效应将消失，货币工资将赶上价格。

然而，即使工资是完全灵活的，我们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萨金特和华莱士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无论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描述方法哪怕有很小的变化，就会以新的方式再次提出有效的政策。例如，如果模型是非线性的，或者，供给是有预见的因而下一时期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政策的有效性就会恢复(Minford，1991；Pesaran，1987)。

5．政策游戏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最深邃的见解或许就是行为主体将试图预测政府的行为。核心问题是行为一般受到一个行为主体对另一行为主体将做什么的猜想的影响。

在这类模型中，行为主体基于他们对另一方行为的猜想而做出反应，这种情形通称为“游戏”。这种见解不仅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深刻，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关键经济机制的运行与形成。

为了理解这种见解的实质，我们首先考察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一时期游戏，这是有关通货膨胀的游戏。政府在对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判断既定情况下，选定通货膨胀水平；反过来，公众在对政府的行为的判断既定情况下，选定他们的预期。

假定双方都有理性预期，所以，只有双方对另一方的预期都是正确的，才存在均衡。

图2显示出短期和长期的总供给。图2与图1的惟一区别在于横轴表明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价格水平。正如方程式(8)所揭示的那样，该图示的两种画法是完全等价的。所画的短期供给曲线因通货膨胀水平预期的不同而不同，只有在它们与长期供给曲线S_n相交之处的预期才是正确的，因此，所有理性预期均衡必须是在产出Y^*上。

假定公众厌恶通货膨胀。

倘若如此，最可能的均衡是在A点，这时的通货膨胀为零，产出为长期水平。倘若政府和公众具有相同的偏好，那么，该游戏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假定政府在厌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偏好比Y^*高的产出。使这种假设形式化的一种方法就是界定政府成本函数C：

k＞1 (17)

也就是说，政府的成本函数C等于a乘以通货膨胀的平方，加上b乘以产出Y与kY^*离差的平方。

为了简化起见，C是一种二次函数。该函数估计了偏离零通货膨胀或目标产出水平kY^*的特定成本。当k＞1时，该目标高于长期率。当通货膨胀为零以及产出等于kY^*(即在B点)时，该函数最小(实际上是零)。从图2可以看出，为了达到B点，公众不得不预期通货膨胀是负的(从而处于S_a上)。问题是：假定公众知道政府的偏好是什么［即方程式(17)］，因而如果通货膨胀预期是，他们就会预期政府设定的通货膨胀为零；但这高于，所以，在B点的均衡与理性预期不一致。

诚然，政府也许承诺把通货膨胀固定在，但没有人会相信，也就是说，这种承诺是不可信的。B点是政府的最优状态，但是无法实现的状态。

次优状态也许是A点，在该点，政府实现了其通货膨胀目标，产出也是长期水平。可是，这也不可能实现。假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为零，我们处于图3中的S₀上。我们现在把方程式(17)所包含的政府“无差异曲线”画入此图中。这时，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出现抵换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低的无差异曲线受到偏好。显然，如果是零(所以我们处于S₀上)，那么，政府就想把通货膨胀置于与图中C点相应的水平上，在该点，无差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切。

通货膨胀又比预期的水平高。C点可称为“欺骗性”均衡，因为它要求政府愚弄公众，使公众认为通货膨胀比其实际水平低。

在公共的预期既定的前提下，这类使该成本函数最小化的点有很多；这正是政府的反应函数，尽管政府的最优通货膨胀选择(公众的预期既定)等同于实际预期的状态只有一个。该点就是政府的无差异曲线与短期供给的切点，且位于长期供给曲线上——这时，该反应函数与长期供给相交于E点。所以，这种以高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惟一的点E是惟一可能的理性预期均衡。

可见，这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点。

如果政府和公众从某种角度上说都同意零通货膨胀点A，那么，二者都会偏好该结果而不是高通货膨胀结果E。但不知怎的，这种显然是理想的结果却不能实现。

这是为什么?

根本性问题出在时间选择上。

实际上，公众在政府设定通货膨胀之前选择其预期。政府总是有某种动机采取欺骗行为，而公众总是推断政府不会这样做。倘若公众和政府同时改变行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遍存在著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参考文献】：

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Basic Macroeconomic Models)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Traditional Keynesian Economics)

货币主义经济学(Monetarist Economics)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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