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庆历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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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历代采取了一系列“重文”政策。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但在科举和教育之间，仍然重科举而轻学校。宋初80年间，官学状况基本上与唐代没有多大的差别。由于不重视学校教育，结果人才匮乏。改革科举，振兴学校教育已势在必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不久即条奏10项改革案，要求兴学育才，改革科举。他认为只考试而不教育的科举制度，犹如“不务耕而求获”，建议“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才”。庆历四年(1044)三月，仁宗因范仲淹“数言兴学校，本行实”，下诏大臣们讨论。宋祁、张方平、欧阳修等人深表赞同，并联合上奏称：“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在范仲淹主持下，由欧阳修起草了《须贡举条制勒》，经仁宗批准，实行兴学。

庆历兴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项：
❶ 州县立学，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诸路府州军必须立学，县有士子200人以上亦设学；教官选本地宿学硕儒充任；士子须在学300日，方得参加科举考试。
❷ 改革科举，规定科举考试，先策，次论，再诗赋、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
❸ 创建太学。因原国子监规模太小，不足以容学者，即以原锡庆院为校址，修建讲堂，创建太学，并下令太学的教学模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这体现了对当时教育中的空疏和形式主义教学的批判和“明体达用”的主张。

兴学诏颁布以后，太学、国子学进行了扩充、整顿。尤其是在对太学及国子学的整顿中，一批名师硕儒受聘至太学任教，这对太学质量和声誉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范仲淹被排斥出朝廷，兴学之举遂告失败。庆历兴学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对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乃至对后来的几次兴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