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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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安阳殷墟出土了三颗铜质玺印，并著录于《邺中片羽》(初集，1935年；二集，1937年)中，徐中舒首先感叹这是“惊人之发现”，“由字体论之，皆当爲殷物”(《考古社刊》第二期)。容庚断言：“《邺中片羽》书中各器……除“蟠螭纽”形制较晚乃周器外，其它皆可信据爲商器也。”(《商代彝器通考》上30—31，1941年)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1940)、胡厚宣《殷墟发掘》(图版捌拾)、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84页、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傅抱石《中国篆刻史述略》等著作中都引录爲商代玺印。

考古学家是根据殷墟出土及古奥的氏族徽号文字定爲商器的。笔者积数年的研究心得，在徐中舒、于省吾两前辈考释的基础上，根据甲骨卜辞及铜铭族徽文字资料，认爲它们是商代武丁至祖庚朝的诸侯(或曰氏族首领)“禽”、“亘”、“瞿”的佩印，即权力信物。

图一，上著鸟形(与佳同字，此爲飞翔时的侧视形)，从(读爲毕，捕鸟器，爲异变)，以捕鸟，或曰鸟入中，应释爲“禽”(“擒”字的初文)。甲骨卜辞及商金文中有此字，作人名(或氏族名)用，爲商王族宗室。在古文字及商史研究中常被提及，称其爲“武丁时著名的贵族臣僚”(于省吾《甲骨文释林》318)，“王族军队的主帅之一”(陈梦家《甲骨卜辞综述》497)，“武丁至祖庚长达数十年对方作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殷商史·小臣辨正》)。他长期参与国家大事，除祭祀、征伐外，立吏，视察，贞卜，甲骨档案的管理，参加田猎，训练军队，从事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几乎无所不爲。总之，“位尊地要”是十分明显的，“其地位等于后世的大臣”(《甲骨文字释林》308)。此印作亚字边，左右从，即“示”字，甲骨文中多有此形。“示是氏之本字，在古代是音同字通的”(丁山《氏族》4)此印应释爲“亚禽氏”。“亚是一种武职官名，担任这种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凡担任这一职官的诸侯往往在其国名或其私名前加‘亚’字或框以‘亚’形；此种诸侯之地位在一般诸侯之上。”据此，可知此印爲商王族诸侯“禽”的权力象徵或凭信之物。

图二，田字格印，腐蚀漶漫，前人无释，或称其爲“奇字印”。左上可见“子”字，爲爵称；左下爲回，像亘回之形，即古“亘”字，甲骨文可证。此爲搨本，故作左行排列；如钤记则“子亘”两字在右侧，作右行排字。余两字锈蚀太甚，不可辨认。亘在卜辞中爲人名(或方国名)，是武丁时期强宗大族的代表或方国的首领。其地望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汉志称垣县。武丁时亘人常侵扰商王朝雀、鼓、我等地，商王曾派重要将领雀、犬、戈等征伐。后亘战败入质于商王朝做贞人。卜辞归档署名者甚衆。据岛邦男统计，亘贞卜署名者凡三百八十四见，(《殷虚卜辞综类》562页)。

图三爲两字，上爲两目(下部有残缺)：中间一竪，隷定爲，之古字，即今“瞿”字。“”是商代氏族族徽，在商金文中屡见不鲜。字下的“十”，即“甲”字，当释爲“瞿甲”二字。“以日爲名”，且爲族徽文字，是殷商的社会特徵。此印长方形，据印面照片可辨无边框。搨片所具边框仅示意印面大小矩度耳。

商玺印文多爲图形文字，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这类文字是氏族名(《考古图》4.36)。郭沫若对此作过科学的解释：“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係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殷周靑铜器铭文研究》11—20)。禽氏及瞿氏族徽(或曰徽号)是氏族的标识，也是氏族首领的私名。

三颗商玺已具备了后世玺印的基本特徵：印面(印文)、印体、印钮。“印钮自定时代”，商代的平板印体和鼻钮之制显得十分古朴，实开秦汉鼻钮之先河，爲战国佩印之雏形。而且三方商玺的钮式形同无别，有统一铸造、颁发的可能。

《后汉书·祭祀志》下：“至于三王(指夏、商、周)，俗化彫文，诈僞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姦萌。”《逸周书》及《尙书大传》俱载：“(商)汤放(夏)桀而归于毫，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座……”以先秦古籍与出土商玺相验证，殷商(武丁)时代已有玺印之制是无庸置疑的了。这样，就把我国玺印的起源比传统的旧说提早了五、六百年。